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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的历史，多是根据传说而记载于史籍的，记载这段历史的是《史记》。司马迁是一位态度严谨、辛勤切实的史学家，近乎神话式的材料，他大都摒除未采用，故对三皇的神话只字未提。《史记》有《五帝本纪》，“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人。《五帝本纪》叙述十分简略，难免掺杂一些浮夸和附会之辞，但大体上是可信的。后来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发掘出殷墟的各种遗址、遗物，特别是甲骨文，证明《史记》所载殷商史都相当正确，因此我们更加珍视司马迁的记载。先秦诸子，包括孔、孟都提到过五帝。孔、孟都不失为很有理性的哲人，对于他们的话，我们不能忽视，但这一类的记载，连《史记》在内，均显含糊笼统。所以我们虽据古史叙述五帝的历史，还要辅以地下发掘而得的考古成果，才能对当时的史实获致一些概略的了解。
五帝的年代，根据专家的推算：黄帝“即位”于公元前2674年，至夏禹即位 （前2070） ，共六百余年。关于五帝的年代，各家说法并不一致，不过出入不太大。
黄帝生活于大约距今4600余年前，当时的共主神农氏的后裔已衰，诸侯互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的后裔不能征，于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 （动作快速） ，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公孙轩辕乘势而勃兴。他领导了两次生存大战，一次是与炎帝战于阪泉，一次是与蚩尤战于涿鹿。两次胜利，为公孙轩辕赢得了无比的威望，诸侯遂尊公孙轩辕为天子，以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司马迁说是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是“五德终始说”兴起以后的观念，不足信。能够使黄土大沃原的农业发达，也许是“黄帝”称号的解释之一，喜着黄色丝织的衣服，也可能是原因。
黄帝时代是农业文化有长足进步的时期，农业文化发展的许多必要条件，当时大概都已具备，因此后世将这一切农业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都归功于黄帝一个人。我们不必去讨论“黄帝”有无此能力的可能性，不妨将他当作距今四千多年前中国历史文化的概况去了解。
物质生活条件的改进是先民的主要愿望，历法是农业发展的必需条件。黄帝时代人们对天文已有相当的了解，观察日月星辰与气候变幻的关系与规律，故有历法，因历法而知道顺四时之所宜而播种各类粮食。当时的五谷是黍、稷、菽、麦、稻，农具的改良与杵、臼的发明，均显示黄帝时代较神农氏时代原始的农业文化有长足进步。
此外，汇集于黄帝一身的创制很多。黄帝的史官仓颉观鸟兽之迹而造字，所造之字即原始的象形文字。黄帝命大挠作甲子，以为纪年的准绳。黄帝始作宫室明堂，当时先民进步到农业定居后，所谓房屋，是掘土坑，深约两三米不等，四角有柱，高出地面，上盖茅草，坑内黑黝黝的；黄帝将宫室建在地上，光线充足，是为明堂，平民仍住在土坑中。黄帝还改进了交通运输工具，刳空巨木作舟；另发明车，用牛或马拖曳。
黄帝的正妃嫘祖教民植桑育蚕缫丝，将蚕丝染成各种颜色，制成衣裳 （麻的发明似乎较丝早） 。黄帝另制成各式冠冕，用衣服和冠冕的式样与颜色来区分尊卑贵贱。黄帝还有许多发明，如金属货币、指南车、各式乐器、弓矢、棺椁等，不一而足。黄帝集多种发明于一身，其真正的含义是中华历史文化新阶段的肇端，“黄帝”是这一新时代的代表名称。
帝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关于此二帝的记载，除风调雨顺，“莫不服从”外，其余极简略。大概颛顼战胜过另一强大的诸侯共工氏。据说共工氏居住在河畔，常用壅塞或溃决百川的方法取胜。
帝喾死后，子挚继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九年后，唐侯放勋立，是为帝尧，又称唐尧。唐尧如何取得其兄的帝位，说法颇多。有谓唐侯德盛，挚自动让位，《史记》只说：“帝挚立，不善。”“不善”作何解，“不善”之后发生了何事，一概从略。按帝挚即位时尧七岁，尧从七岁到十六岁如何能“德盛，而诸侯归之， （挚） 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这显然是三代以后，美化五帝的结果。特别是尧、舜既成为后世君主的模范，如何能夺兄长的帝位？司马迁含糊其辞，足见其严谨。
据说唐尧活了一百一十六岁，真正在位一百年，值得记的大事有：
一、历法的改进，每岁为三百六十五日，并设置闰月。
二、陶器技术的进步。
三、洪水为患。
四、“禅让政治”。
孟子曾经提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两段话，将唐尧时天下的情况描述得很清楚，即农业文化已到了被毁灭的边缘。洪水的故事，每个民族都有传说，且多近似神话，中国历史上的洪水故事很逼真，神话成分极少。
有人向帝尧推荐用共工治水，帝尧发现共工无能。四岳复举鲧治水 （鲧是帝颛顼的儿子，是帝尧的叔伯辈） ，尧初不同意，后命试治之，“试而无功”，并未施处罚。到舜摄天子位，亲自视察，“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杀鲧于羽山，命鲧子禹治水。孟子说是尧“使禹治之”，与《史记》记载略异。
禹汲取他父亲失败的教训，改防堵为疏导。他登山涉水去观测，并立木为标记，确定工作方针。他领着各地的民工，带着工具，不分寒暑晴雨，辛勤地工作。因为辛劳过度，他的指甲竟被磨秃，腿上的汗毛也被磨光，手脚都是厚茧。禹终因劳动过度，而成为跛子。与他一起工作的两位重要助手，一位名契 （商的始祖） ，他的工作是在治水之前，纵火焚烧畅茂的草木，以驱走逼人的毒蛇猛兽。另一位是弃 （后稷，周的祖先） ，在尧时即以精于农耕著名，他追随禹工作，洪水平后，教导人民稼穑，新得的沃地，即可以生产。禹治水十三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令人感佩。人民从苦难绝望之中 （洪水成灾已百余年） 重得安居乐业，油然而尊称他为“伟大的禹”。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论世界各民族于发展过程中均遭受挑战，有的能克服而继续进步，有的不能克服便停滞下来，不再进步。洪水是各民族遭受到的最普遍、最严重的挑战，有许多民族不能克服洪水所加诸的灾难，其文化便停止发展，停留在洪水前的状态。如非洲、南洋群岛、澳洲等地的土著或民族，在与现代文明接触以前，几千年毫无进步，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大禹是对中华民族最有功绩的伟人，孟子仅将大禹与后稷同誉为很富同情心的人，何见之陋也。
“禅让”是历史上相传下来的最为人所赞美与钦羡的帝王美德。据《史记》记载，尧年老，便询问大臣关于继位人选的事。大家说：“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再推共工，尧仍不同意；再推鲧，尧仍“不可”。大臣说，不妨一试。试之九年，“功用不成”。次年，尧知道舜很孝顺，有才能，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一齐嫁与舜，以便就近观察。然后尧委以各种大政，舜均应付裕如，如是者二十年，尧乃命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受命后出巡，平服了四方强项诸侯，如三苗与共工，并杀掉鲧 （势在必杀） ，天下咸服。八年后，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而到南方，但“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于是舜曰：“天也！”乃回来就天子位。这便是成为千古美谈的“禅让”。从尧舜到春秋时期，有一千四五百年，“禅让”的可信度如何，自然值得商榷。如将之当作春秋时代一般人对政治的愿望与理想的寄托去理解，也就无须深究了。
舜居于虞，故称虞舜。舜在位五十年，值得一书的大事有二：
第一是政府扩大，职官的分工专责较细致。从黄帝到帝尧，“中央政府”的职官，似多只与授时 （历法） 和稼穑有关。所谓“羲”，是天官，掌授时；“和”是地官，掌农事。另有“四岳”，地位很高，天子有大事，常与其商议。《史记》中常见“岳曰”“岳应曰”。“共工”，是专司治水。虞舜起用当时有名的贤人“八恺”“八元”，共十六族。八恺主后土，是地官司土，后世的司徒、大司徒即由此得名，禹即属八恺之一。“八元”主布五教于四方，所谓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由于舜的“父顽、母嚣、弟傲”，他身受其苦，所以他特别注重调理家庭关系，这便是后世的教化工作。举凡农事、水利、渔猎、音乐、赏罚、祭祀、四裔等均设官分职，各有专责。舜一共任命二十二人，并订三年一考功绩，三考定黜陟。于是“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皆”字很重要。
第二是“禅让政治”。一切经过，与尧将天子位禅让与舜大致相似，禹依样画葫芦，即天子位。
以上是根据史籍而对五帝史事所做的扼要叙述，举凡古代地名、人名以及专有名词，均尽量省略，因为它们对现代国人已无多大意义。史籍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疑难的考核，是专家们的事，我们不用浪费心神。
我们再参证地下史料来看这一段历史。自发现北京猿人遗址以后，考古学家陆续发掘了其他遗址、遗物，最有名的是周口店山顶洞的考古发现。洞中有男女老幼头骨化石七个，体骨数十件，动物化石及遗物甚多。据专家们的叙释，他们大概是一家人，男性老者约六十岁，身高一百七十四厘米，脑容量一千五百毫升，体形与现代的华北人并不相似。似是一妻一妾的两位女性亦非同种，一个近黑人，一个近白人。所以考古学家说山顶洞老人的家庭是由黄、白、黑三种人所组成。另有一成人、一青年、一五岁孩童及一新生婴 （可能还是胎儿） ，他们大约生活在两万五千年到十万年前之间。
他们的生活方式，已不十分简单。他们知道缝纫，装饰他们的身体；他们大概从事渔业，能够生火，烧煮食物；他们也知道贸易，从远处取蚌贝，采赭石，做装饰衣服及身体用，他们大概也习惯于埋葬死去的眷属。 （李济《中国民族之始》，《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专家们认定他们没有原始中国人的任何痕迹，他们“原属外来的、流动的部落，攻击他们以及最后消灭他们的人实为周口店的土著，这些周口店的本地人却是真正的原始中国人的代表” （引同前） 。那么有没有“真正的原始中国人”的遗址被发现呢？
考古发现的河南“裴李岗文化”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之一 （精制的石器同粗制的陶器时代） 。考古学家用碳十四科学方法测定，断代测定其距今约七八千年。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种石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手制的陶器器形也相当多，有纹饰，甚至有少许彩绘，烧窑的温度已可达到摄氏九百多度。此外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猪和狗的骨骼以及植物种子，另有大量的谷物，可能是粟类。因此有人推断裴李岗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驱，似是神话中的神农氏演进到黄帝时代的过渡期。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文化遗址，遗址面积很大，东西近五百米，南北超过六百米，文化层的堆积平均在三米左右。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遗物甚多，而以彩色陶器为主，故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以后数十年，考古学家在中国各地包括香港在内，陆续发现仰韶型的遗址很多，据发现报告统计在一千个以上。据碳十四测定，仰韶文化存在于公元前5150至前2960年间，比国史所载的黄帝时代还早。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研究，我们得到的肯定的认识有下列数点：
一、以农耕生活为主。所种植者最初有粟，并有蔬菜，后又有稻，家畜有猪、狗。居住遗址中有的并留存若干野兽，如豹、犀牛、野牛，间或杂有马、兔等。
二、聚居村落者颇多，另有埋葬死人的坟地。一个遗址可以包括廿座以上的房屋，不过不一定是同时建筑的。
三、居住的房屋有时作圆形，有时作方形或长方形。有的在上建筑，有的掘入地下而一半在地面上。另外又在地下深掘窖穴，以备储粮食或其他用品。
四、小儿以瓮罐埋葬，成人另有葬地，以单人仰身直肢者为多。
五、工业内容有制石、制骨、纺织、陶业等各种不同的专业；建筑和木器的制作也需要专业的训练。
六、埋葬中常有殉葬物，大概已有鬼神的信仰。
七、彩陶的存在也可证明艺术已经有所表现了，有若干发掘品似乎是为装饰人身的。
八、有一房数屋，并有数人合葬的坟墓，可见这时的社会已经有家族的组织，并有村落聚居的习惯，同时这也可以证明，群居组织可能有大于家族社会团体。 ［李济《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
上引李济对仰韶文化分析后的肯定说明，使我们对四千九百余年前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有了初步认识。据推断，黄帝约晚于仰韶文化的末期三百年，但三百年对人类文化进展而言，差别极小。李济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些记载，“恰与史前考古所得的结论相符。……传说的黄帝的年代为公元前2700年上下，正是现代的史前考古所列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涿鹿及阪泉的所在地，研究历史地理的人都把它们放在现在河北省的北界边缘地带，可能在野生的小米之区，并接近草原地带的邻近民族。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大概是华北区各农村部落初次的联邦结合，借以防御蒙古草原的各部落的南侵而形成的” （引同前） 。考古学家用考古学的成果去印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至足珍视。这里关于涿鹿与阪泉所在地的说法，史学家并不完全同意，此处不作进一步讨论，但五帝时代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农业文化的初期，是大致可以确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