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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第三节里，我们已经对周公及其同时的政治家们如何制礼作乐，如何用礼乐来治理天下的经过概略叙述。从此以后，在封建社会之下，天下贵族都遵循一定不易的规范，过着其特有的生活。
贵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祭祀与战争，因此凡是贵族，自幼便得学习可担负起这两大任务的知识。这些贵族必须学习的知识，归纳起来，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称为“六艺”，所以六艺是封建时期唯一的学问，贵族是封建社会“学术”的垄断者。
六艺之中，以礼最为复杂，包罗万象。特别是“祭礼”，仪节繁多，规范最严，祭祀时祝祷的祭文，更是类别繁多，决非一般贵族所能全部了然而不陨越。于是负责保存历年各项祭文以备参考并熟习祭典仪文的史官，还有在宗庙主持各种祭典的“宰”与“相”，便成为封建时期最有“学问”的人物。
周天子的主要职务在于维持礼法的正常运行，对于不遵守礼法的诸侯，天子有权惩处；诸侯在其封疆内，也负有监督国内大小封君遵守礼法的责任。因此，无论在共主或诸侯的政府中，各种职掌都与礼法有关；共主或诸侯的政府都负有维持贵族特有生活方式的职责。运行贵族生活方式既然是当时唯一的学问，各级政府又负有维系和解释这种生活方式的职责，则封建时期的所谓学术，自然尽在政府之中。周天子政府的地位最高，所以我们称封建时期的学术为“王官之学”。换言之，王官之学是贵族文化，也是自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以来，所累积而成的我国古代文化之总称。
犬戎之乱 （前771） 将丰、镐一带彻底破坏，封建文化的重心所在遭此浩劫，文物荡然无存，继之以平王东迁，王命不行于天下，无人再能负责维持礼制的正常运行。各国贵族遂逐渐遗忘传统礼制，礼法由是大乱。在封建社会逐渐崩溃的过程中，贵族文化也随之动摇。春秋初年，礼法既乱，非礼的现象虽常发生，但尚无人敢于反对礼制，各国贵族在表面上仍然要遵守他们内心所不愿遵守，而事实上亦无法了解的礼，自然只有求助于他人。于是各国贵族门下遂有了一批“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专家，这一类受贵族豢养的专家顾问，当时称为“儒”。换言之，所谓儒，仅是春秋时期因为时势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兴行业的称呼。
最初的儒者，大抵是由破落的贵族担任，此后战争日益频繁，各国贵族对于无裨益于实际的礼法越来越不熟习，儒者的需要遂随之增加，于是平民中亦有人开始学习从前为贵族所专有的知识，准备投身在贵族门下谋生，由是遂有民间“讲学”的兴起。民间讲学是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极重要的关键点，从此学术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而普及于大众，从此个人思想从一固定不易的准绳中脱颖而出，有了自由发挥的机会。
初期民间自由讲学所讲的内容，并未超出贵族文化六艺的范畴，所讲的也仅限于应用技术方面。一般学者只要能“通一艺”，求得贵族的垂青，能当一个儒 （顾问） 便满足了。对于礼法蕴含的精义，当时讲学的人并不感兴趣。这种现象，要到孔子之时才有所改变。
孔子的先世本宋人，他的十世祖弗父何是宋国的嗣子，是鄙弃君位的贤人。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官至上卿，为宋国名臣。其后世子孙因国家发生内乱，家族残破，遗支避难迁居鲁国。始迁鲁的祖先，大概是正考父的玄孙防叔。防叔的孙子孔纥孔武有力，曾为鲁国立下不少战功，晚年续弦娶颜氏女而生子丘，即孔子。
孔子 （前551—前479） 降生于鲁国曲阜 （降生的月日，其说不一，颇有争论，后将9月28日作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由于父母早丧，家境贫寒，为了谋生，他只得在贵族家中担任卑微的职务，做管理仓库、饲养牛羊之类的事。生活清苦的孔子仍然好学不倦，只要知道他人有一技之长，便向之请教，所以三十余岁时便已精通六艺，成为当时鲁国有名的“学者”，门下拥有许多贵族和平民弟子。孔子的抱负并不仅限于讲授六艺，他更进一步阐发礼制所蕴含的宗教、政治及伦理等各方面的精义，批评当时的人因不了解礼之义理而做出许多虚伪、靡费的非礼行为。为了这个目的，孔子便特别强调礼制的历史源流，深邃探讨礼制所蕴含的哲理。孔子研究阐述的结果，使正在崩溃中的封建社会与贵族文化，在为一般人所误解和轻视的情况下，得到有力的维护。孔子自然笃信他自己的理论，所以他一面讲学以宣扬他的理论，训练理想的实行者 （弟子） ，一面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希望得到明君的信任，能将他的理想实现。
最适合孔子施展政治抱负的环境是鲁国。除去鲁国是他的祖国之外，鲁国又是周公后裔所建的国家，在丰、镐被毁，文物佚散后，各国中以鲁国所保存的古文化最多。孔子曾说：“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韩宣子至鲁，始看到《易象》与《春秋》，亦承认周礼尽在鲁，足见鲁是当时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家，应该是最易接受孔子理论的地域。但鲁国的政情也与春秋末年其他各国相似，巨室大夫擅权，国君成为傀儡，大夫又受制于家臣，并无实权。各巨室之间，复互相争权夺利，内乱不已。孔子十余岁时，鲁国的巨室是鲁桓公的后裔“三桓” （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 把持国政，当时大家所重视的是现实的利害，谁也不理会孔子那一套迂阔的理想。何况在孔子的心目中，鲁国的礼法也有问题，他入太庙每事必问的原因，并非不知各种礼制而不耻下问，实因鲁太庙的礼器与礼事有很多不合于礼，多有僭越之处，所以故意提问以讽示而已。他看到季孙氏僭用天子礼乐，不禁愤然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鲁国的情势如此，孔子自是一筹莫展。
周敬王二年 （前518） ，鲁内乱，昭公被逐，孔子见事势已不可为，乃率领一群学生出游到齐国，时年三十四岁。齐景公对这位来自鲁国的“礼学”权威十分敬重，听到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综核名实的政治哲理，也能似懂非懂地连称“善哉”！但他所希望听到的，并不是这类迂阔的哲理，而是如何使齐国立致富强的捷径。至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观念，更非当时任何国君都能接受。所以孔子在齐国住了八年，生活虽然过得优裕，却没有一展所怀的机会。
周敬王十一年 （前509） ，鲁定公即位，孔子自齐归鲁。数年后，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作乱，制服三桓，挟持定公，成为鲁国的独裁者。阳虎知道孔子在社会上的声誉甚隆，很有借重他以增加自己声势的意思。同家臣合作，自与孔子平素的政治主张矛盾，所以他很委婉地谢绝了阳虎邀请他出仕的暗示。三年后，阳虎被驱，季孙氏也想借重孔子以收揽人心，便请他出仕为司寇。
孔子三年司寇任内所做的最重要的大事是“隳三都”，就是拆毁三桓都城的城郭。虽然费了很大的气力，仍未竟其功。孔子其他的政治主张，也因为没有实权的缘故，而不能被贯彻。孔子只得辞职，再度出游，希望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
此次出游，孔子访问了卫、宋、陈、楚、曹、郑诸国，历时十四年。但这次出游不但没有遇到明君，反而遭受了许多灾难：在宋时，他差一点儿被人杀害；过匡时，曾遭到阳虎荼毒的匡人将他误认为阳虎，使他饱受一场虚惊；在陈、蔡边境时，粮食断绝，他和学生们饿到站不起来。种种厄运并未使孔子气馁，他仍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心。但是岁月不居，六十八岁时，孔子只得放弃追求行道于天下的工作，归返鲁国。
这时的孔子已成为鲁国的元老，在国政上有极高的发言权，但他已无意仕途，转而整理文化典籍。他每日孜孜不倦地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教授学生。数年后孔子逝世，享寿七十三岁。
孔子被葬于其降生地曲阜，其族人及弟子依孔墓而居，世代奉祀不绝。孔子的故居，被辟为庙堂，内藏他的遗物，孔门弟子继续在其中学习礼乐。
孔子想实现他的理想以匡救时代的宏愿失败了，但他的理想并未随着他的生命的终结而消逝。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深邃悠久的影响，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至于儒家的思想，真是包罗万象，经纬万端。后世哲人据而推衍出的各种解释，更是汗牛充栋。试一观宋代理学兴起后的四朝学案 （即宋、元、明、清八九百年间学者对儒家学理的阐释） ，便知笔者所说绝非虚言。因此我们这里只能就孔子对后世的贡献略陈端倪，聊供参考。
一、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平民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在孔子以前，只有贵族能受“王官之学”的陶冶，平民的工作是耕牧与当兵打仗，即使传说中周公的“小学”，也不外学习洒扫应对等训练，谈不上“教育”二字。孔子则是不分贫富贵贱，一律施教。学费是按各人的具体情况量力缴纳，有时只要意思一下便可以了。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在当时实是一大革命。从此，贵族世代为贵族，平民世代为平民的传统被打破，“士之子恒为士”的职业世袭制也起变动，此后布衣便有机会为卿相而傲王侯了。
所谓“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人”的说法，并不是说孔子一直教授着如此众多的学生。孔子三十余岁便开始传授六艺，到七十三岁逝世，授徒生涯将近四十年。有的学生从学时间很短暂，大概学得一二“艺”可以谋生便离开了；有的孜孜不倦，长久追随孔子研习，后者人数不多，史称“孔门七十二贤”，但这些人也不是全部同时在孔子门下受教。《论语》所载向孔子提问题的学生人数并不多，两次出国周游时 （约有二十四年） ，两马一车，相随的弟子也不会很多。无论如何，一个人在四十年间，独自教授约三千名学生，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也能震古烁今了。
二、孔子将古代 （周公距孔子四百余年） 遗留下来的文献一律加以通盘的整理，去其糟粕而存其精华。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并据鲁史作《春秋》等工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六经”就是孔子编著的用以教育大众的教科书。“五经” （《乐经》失传） 也就成为此后中国治学门径的基础书籍，这种情况绵亘了两千多年，直到民国 （1912） 以后才开始转变。明清虽用八股文、四书取士，但对学者来说，治学仍宗“五经”。
删定工作犹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孔子为贵族文化的总汇“礼”阐发了其蕴含的哲理。他认为那些繁缛的仪节并不止于形式上死板的排场，每一种仪节都有其所以然的哲理，它们是维护社会秩序，使之融洽合理的工具，是人际关系自然流露的表征。真感情才是“礼之义”。无意义的礼，是虚伪的做作。“酒礼”的真实用意，上文已有叙述。以儒家最重视的“丧礼”而言，为人子者如与父母感情深厚，父母去世后一定会非常悲痛与怀念，自然不会对美食、华服、结婚、狂欢舞会等事感兴趣。这种心理状态，要用时间去弥补。孔子认为父母亡故后儿女的那种悲痛的心情，要花费三年的时间才能逐渐忘怀，如果儿女对父母有深厚的感情 （用来表征这种感情的字叫作“孝”） 的话，否则心里会感到不安。孔子有位学生很固执地说，不守丧礼的规定，他心里“安”。孔子的回答是，你如果“心安”，你便自为之。可见孔子心中的礼不是“规定”如此如此，而是“描述”人性是如此如此而已。后世很多人认为儒家是顽固迂腐的教条主义者，这实是误解，至少是对孔子的误解。
三、孔子主张遵从理性，反对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语，是最有力的说明。“祭如在”即是说明，祭典的原理是对祖先或鬼神的怀念与敬畏，事实上鬼神并没有真的来大吃一顿祭品。孔子从不讨论鬼神的有无问题，他认为鬼神之事渺茫，一个人最好专心人事，将人事做好便够了，所以他非常幽默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甚至对人死后的事也拒绝表示意见，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也一反历代讲“天道”如何如何的传统，只说“天道远，人道迩”。他偶尔也提到“天”，如“天厌之，天厌之”，这个“天”，是普通名词，有“大家都”之意。他也说“五十而知天命”，此处的“天”，意思是“大自然”。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应该知道他这一生所能有的作为了。孔子的这种思想，是当时的革命思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知识分子非宗教、非迷信、尊重理性的文化传统。西洋文化突破迷信传统要到17世纪中国文化传入后，启蒙运动发生，才开始突破宗教迷信而有理性主义；孔子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实很深远。
四、孔子教导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并重。与周公所创的国学、小学的内容不同，他教门下弟子以六艺，便涵盖德、智、体三大项目，但最终的目标是“仁”。何谓仁？孔子认为一个人最初与其他的人接触是在家庭，自然而然地对父母兄弟产生感情。对父母的那种感情叫作“孝”，对兄弟的感情叫作“悌”。人若能将对父母兄弟的那种感情扩而充之至对其他的一切人以及万事万物，便是“仁”。如何能达到仁人的境地呢？孔子认为只要心存忠恕即可，忠恕之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力助他人是忠；为他人着想时，能将自己假设成他人是恕；能行忠恕，便是仁。所以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说，夫子的思想很单纯，就是行忠恕之道而已。作为老师的孔子完全同意这一句话。
在《论语》里，“仁”字出现了一百〇九次，可见孔子对仁之重视。我们再仔细体会：“仁”字是会意二人，一人是你我个体的人，一人是理想的人，是人的概念；个体的人与理想的人合而为一，即仁，做到“仁人”，才是儒者的大目标，天下自然就太平了。所谓“儒”，到孔子之后，便逐渐成为教育家的称呼。在孔子时已有“小人儒”与“君子儒”的分别，前者是只学得一技之长，在政府中混饭吃的“儒者”；后者则是以教育他人的德、智、体为职业，以化育众人为鹄的的“儒者”。了解此一事实，便可对秦始皇“坑儒”与汉武帝的“尊崇儒术” （注意“术”字） 有较确切的了解。
上述四点，是我们仅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博大渊深的孔子的主要贡献，不及其他。
孔子也是史学家，他对《春秋》十分重视，认为后世对他的评价只凭《春秋》一书即可。《春秋》代表了孔子对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的看法，有褒有贬。叙述史事并不一定要根据事实，而是要符合孔子的律则，要为“尊者”和“亲者”隐瞒一些实情。东汉的王充和唐初的刘知几都对这种治史态度予以坦率的批评。刘知几提出“十二未谕”，即十二点质疑，例如周惠王十一年 （前666） ，晋献公召周惠王到河阳去见他，用见诸侯的礼而不用觐见天子的礼会见惠王，孔子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春秋》书为“天子狩于河阳”。周王跑大老远到晋国去打猎，史家如何解释？关于这一类问题，本书不拟做过多讨论，知孔子或罪孔子，各人自有所见。
孔子是一个人，他的言行自有许多可资讨论的地方。他的言论脱口而出，有时互相矛盾，如像可以去兵，可以去足食，而不能对民无信，因为“民无信不立”。不知道饥饿的人民会不会推想到政府的信用问题？“去足食”以后还有无人民？他又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前后自相矛盾。他对饮食的要求很苛细，“割不正不食”犹在其次，肉一定要切得很细，肉酱不合口味也不吃等，禁忌很多，不知他在陈绝粮时是如何度过的！宰予昼寝，他便用“朽木”“粪土”去责骂他。其实一个人昼寝的原因很多，如有晚上工作的习惯，或习于午睡，似乎不至于严重到引用“朽木”“粪土”等词去责骂，这算循循善诱吗？至于将所有的女子都当作小人，恐怕也难免有过分武断之讥。
总之，孔子自有他永恒的贡献，也有很难为人谅解的言行，推崇孔子是十全十美的圣人与贬低他，都不恰当。我们不要盲目崇拜两千多年前一位圣人的一切，也不能过分苛求一位禀赋极高的智者仁者。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虽然也掺有些许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