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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两百余年霸政的演进，对各方面的影响归纳起来，分叙如下：
首先，周初封建，农业文化本限于诸侯所建的“国”以内。所谓国，即筑土为城圈，城圈内有宫室、宗庙、山林川泽，还有平时耕稼、战时当兵的平民。诸侯之亲属亦以国为中心而建立类似的城圈。此外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上，尽是出没无常的游牧或渔猎部族。故当时中原的农业文化，只有据点的逐渐增加，没有面的发展。平王东迁后，蛮、夷、戎、狄四处侵扰，其攻破城圈大肆劫掠与蹂躏诸夏之余，亦开始了解农耕生活之富裕和稳定，自然萌生钦羡之意。且华、夷既时通婚媾，复有“国交”，蛮、夷、戎、狄易于受到农业文化的感染，进而放弃游牧、渔猎生活，接受农业生活，乃极自然之趋势。加之各国霸主以霸政创兴后，诸夏大体上团结一致，彼等既不能恃掠劫为生，乃逐渐定居于城圈之外从事耕稼。城圈内的人见“野”里已无威胁，而人口增加，城圈内容纳不了，遂也迁到城圈外开拓耕地，为数日益增多。于是戎狄被消灭于无形，农业反而由城圈之内转到城圈之外，城市和乡村由是形成，而农业文化也就有了面的发展。
其次，经过两百余年的争霸战争，各国内部亦发生变化，国家组织因之改观。原来各国贵族分封在外的都邑，按照规定，最大的不能超过“国”的三分之一，后来因为兼并的原因，诸侯常将新得的土地，分赐予同宗子弟或有勋业的异姓功臣。这些分封在外的氏族，常乘国君暗弱或内乱的机会，竭力扩充实力；彼此之间，为了利害冲突，亦常发生战争和兼并的事件，诸侯无力干涉。积久之后，国家的政权遂逐渐旁落于少数势力雄厚的贵族手中，各国诸侯变成有名无实的国君。
卿大夫擅权之事，春秋诸夏各国均有，而以齐、晋两国最显著。
齐国的田氏本陈国贵族，于春秋初年因避内乱逃奔齐。田氏五传至田乞，田乞出任齐景公大夫，施惠平民，收纳人心。田乞还私自交好晋大夫范中行氏，联络外援，并救济齐国的贫困公族。于是齐国的贵族、平民，无不交口歌颂田乞，田氏益强。景公去世后，田乞以武力废嗣君，另立亲于田氏之阳生为悼公。时为周敬王三十二年 （前488） ，吴王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之前六年。自后，齐国大权完全落入田氏手中，只待时机到来，田氏乃正式取齐君之地位而代之 （前386） 。
晋国自献公开始，为了防止内乱，用各种方法将同宗贵族全部消灭掉，留在国内的公族，只有献公的儿子们。献公晚年嬖宠骊姬，杀太子申生，其他各子人人自危，相率出亡外国。自此以后，除预定继位的嗣子外，其他各公子被遣送到各国居住，几乎成为晋国定例。在这种情形下，晋国自然没有公族攘权的危机，异姓的卿大夫却因之获得秉政的机会。在国君逝世而承继人未定，或新君幼弱的时候，卿大夫自然容易擅权。这些异姓贵族大多是历朝功臣的后裔，因为世代都建功立业 （晋因长期争霸，卿大夫之功业易见） ，家族地位日益巩固。春秋中叶，晋国有地位之世卿大族已有十家，彼此斗争兼并的结果，到“弭兵大会”时期只剩下六家，政出其门，即所谓“六卿专政，公室已弱”。六卿复党同伐异，争夺政权，无暇再顾及国际政治，此即自“弭兵大会”后，晋国退出争霸战争的原因。六卿剧烈争战，败者阖族被杀，如是者延续了百年。至周贞定王十六年 （前453） ，兼并结果，仅存赵、魏、韩三家，晋地除曲沃与绛两孤城外，均为三家分占，晋君反而到三家朝见，以求自保。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 ，王室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晋遂分裂为赵、魏、韩三国。有些史家亦以此年为战国时期开始之年。其后十七年，田和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齐侯。
由卿大夫而取得国君的地位，此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卿大夫们不知经历多少斗争，受到多少磨炼，才能生存，才有机会使本族坚强，进而凌驾他族，攫取君权。长时间的艰辛，使他们深切了解到组织松弛、层层分封的封建政体决不能适应新环境，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封疆之内竭力推行中央集权，不再将土地分封与臣属世袭领有，而是直接派人治理，地方主管的升降黜陟，全视其才能与政绩而定。如此一来，行政效率被提高，君主权力被加强，声势自然迥异于墨守封建传统的家族。卿大夫既然用人唯才，于是平民中的佼佼者纷纷被收揽，用以增加势力，这些人成为“家臣”。有才干的家臣，随着“主人”权势的扩张，逐渐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一般依赖宗法关系而拥有特权的贵族，自然遭受无情的淘汰。
依赖宗法血缘关系而保有特权的贵族一旦开始没落，阶级的藩篱遂被打破，人们遂得到职业的自由。按照三代以来的制度，职业是世袭的，即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到了春秋时期中叶，履亩而税之，代替井田制度下的助耕公田，是促使农民可以自由转业的一大动力。原来助耕公田的办法，到春秋末年已弊窦丛生，因为农民多数仅致力于私田，公田收成减少。至周定王十三年 （前594） 时，鲁国已有废去助耕，按农民私田收获而征收定额田赋之改革 （即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 。政府不管耕田者为谁，只要耕者纳税即可。于是土地可以自由转移。到中央集权形成后，农民正式脱离贵族羁绊，成为君主所委派的地方官治理下之人民，不再是贵族之私属，自然可任意转业。农人都能冲破“世守其业”的藩篱，其他工、商各界，更不问可知。还有许多没落贵族的子孙，也被迫不能再继续祖先的荣华，纷纷择业谋生糊口。于是封建制度下社会阶层的限制，终于被破坏无余。
除了上述各种演变之外，春秋末年，因为贵族阶级的崩溃，贵族文化亦随之没落，民间自由讲学应运崛兴，蔚成我国学术思想光辉灿烂时期，这一内容留待后面再讨论 （见第四章第三、四节） 。
各国到春秋末年即开始酝酿各种变化，在蜕变的过程中，自然蛰伏不动，所以自越王勾践去世后的国际大局平静无波，一旦变革完成，各国遂脱颖而出，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