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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王代商到幽王为犬戎所杀，传十二君，共二百七十五年，史称西周。平王放弃他祖先凭借立国的根据地，迁到周的敌人麇集的洛邑，周逐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史称东周。从平王到赧王五十九年 （前256） ，计五百一十四年。东周名存实亡，治史者均以之列入春秋、战国时代。
殷人自契以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民族性很强，故武王封纣子禄父 （武庚） 于殷，以统治殷人，但他使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监视之，号曰“三监”。此外武王又分封了许多宗室、姻亲、功臣为诸侯。这些诸侯率领士兵，选择分封地区内地形良好的地方，筑城郭，修宗庙，建宫室，辟农田，筑成一个诸侯国。民众即士兵、庶民，也是农民，战时诸侯是将帅，很像一种武装殖民。新的诸侯国多半在东方，其目的亦在于加强周人对于东部的控制力。
武王灭殷后四年便逝世了，周朝随即遇到王位承继的难题。百年来周本实行父传子的承继法，但并不一定传长子，如太王传位少子王季 （季历） ，便是一例。文王有十子，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八子霍叔处。武王病笃时，鉴于天下初定，非才德俱隆之人不足以担此大任，所以想将王位传于周公，因武王诸弟中，以周公最贤，且一直在中央辅政，并未出封在外。周公主张父传子的办法，所以推辞再三，始传武王之子诵，即成王，而由周公辅政。管叔、蔡叔都是开国的功臣，对于成王的嗣位与周公的辅政均表不满。他们认为成王既不能震慑天下，王位承继便可援商朝兄终弟及的先例实行传弟，传弟的话首先轮到的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所以他们认为立成王而自居辅政，是周公的阴谋，遂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解释无效之后，周朝王室便因为王位承继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恶战。
管、蔡为了达到攫取王位的目的，竟煽动殷人及仍旧忠于殷的各部族，与禄父联合一致，反抗周朝。这一叛变使全国震动，周朝岌岌可危，周公不得不亲自东征。管叔及禄父不久即兵败被杀，而东方的奄国 （今山东境） 仍顽强抵抗。周公东征三年，大部分时间均耗费在攻克奄国上。东方反周的势力彻底被消灭后，周公为杜绝后患计，遂有新措施：
一、周公以镐京偏西，不易震慑东方，遂建东都洛邑 （今洛阳） ，将民族意识强烈的“殷顽民”强制迁徙到洛邑居住，使其“密迩王室”，无法作乱。周王每年赴洛邑一次，以防殷民叛乱。周王定镐京为“宗周”，新建的洛邑为“成周”。
二、将另一部分殷民予以分散隔离。封文王九子康叔统治殷人的根据地 （殷朝过去的王畿） ，国号卫；封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以治该地殷民，国号宋。
三、在东南北各方新封若干诸侯，以便与西方的王室遥相呼应。其中重要的诸侯有：
（一）封周公之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国号鲁，以震慑这个东方反抗最顽强的地区；
（二）封开国元勋太公望之子丁公于鲁国北境，国号齐；
（三）封功臣召公奭之子姬克于齐国北境，国号燕；
（四）封唐叔于夏墟 （今山西东南部） ，国号晋；
（五）封聃、随、申、息、蔡等国以屏障南服 （今河南南部及湖北） 。
周人的势力不止扩张到东方。从今天的地理疆域来看，西起陕西西部，东到山东，南到长江，北到河北，都星罗棋布地布满了周朝王室、功臣与亲戚及商朝归附的旧诸侯国。诸侯国的确切数目不得而知，可考者约有一百三十余个。各国诸侯每年亲自朝觐周王一次，并进贡各地的方物，周王对诸侯讲习分封的意义及使命。各国新君嗣位，要由周王正式册封后才能被视为诸侯。不听王命的，周王可征召其他诸侯的军队去讨伐。
武王与周公对周的政治组织有一个很大的兴革，即封建制度的创立。封建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扩张周人的势力，控制遥远的东方，并包围“殷顽民”；与此同时，解决嫡长承继制确立之后，其他各子的出路问题。
封建制度是以周朝王室为核心，向四方发展所组成的一种宝塔式的政制体系。周天子是塔尖顶，王室的兄弟、叔伯、姻亲、功臣及一部分归顺的旧部族等分封为诸侯，构成宝塔的次级；各诸侯国的君主，以土地分封其本支的骨肉为“大夫” （大夫在朝任职时称“卿”，卿不世袭） ；大夫复以土地分封其宗亲，称“贰宗”。卿大夫与贰宗为封建组织的基层，其最下一层是亦兵亦农的庶人；此外，尚有少数为贵族家所豢养的“士”及奴隶。士乃贵族禄养，专门用以作战，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奴隶是战争的俘虏或罪犯，为贵族服役或从事生产，这两类人的数目都不多。
在封建制度下，所有的贵族都是一个区域世袭的统治者兼地主，他们对封主有朝觐之仪、纳贡方物之义与出兵助征伐之责。天子在各诸侯国设有“命卿”以监督政事，但在王室的声威逐渐降低消逝后，命卿也就随之成为装饰品，一切大权都落入诸侯与“陪臣” （诸侯直接任命之臣僚） 手中了。天子直辖的领土称为王畿，周朝的王畿是指镐京或洛邑及其周围约莫一千里见方的地区，畿内亦有无数小诸侯，各自为政，真正属于王室的土地其实不多。王室的地位尽管很崇高，但是实力并不特别强大，它必须在诸侯能听号召的前提下，才能行使共主的权威。所以事实上，周天子不过是各部族 （以王室宗亲为主） 联盟的盟主而已。
与封建制度相辅而行的是“宗法”。宗法的产生盖托始于崇敬祖先的传统与嫡长承继制度的确立。“宗”即祖先之庙，天子、诸侯、大夫、贰宗都要祭祀祖先，但由于贵贱、亲疏有别，所祭的祖先亦不同，各人应祭何祖，周朝制定了一套极严格、统一的法规以资遵守，秩序俨然，史称宗法。简单言之，宗法便是周代贵族祭祀祖先的法规。
按照宗法，天子由嫡长子承继，子孙一系相传，为百世不迁之“宗统”，祭开国的始祖。此外的兄弟，均称“别子”，分封为诸侯，称“大宗”。大宗的嫡长子嗣位为诸侯，为“大宗宗子”，大宗宗子以始封之别子为祖，大宗之地位百世不迁。大宗宗子之其他兄弟亦称别子，受封于外为大夫，成立“小宗”，嗣立之嫡长为“小宗宗子”，其子孙以始封为大夫之别子为祖。小宗的旁支子孙传若干代后即变成庶人，丧失贵族地位。小宗宗子统辖小宗所繁衍的各宗人；大宗宗子统辖大宗宗子及小宗宗子所繁衍的各宗人；天子则统辖各大宗宗子而为天下“宗主”。所以，纯粹从宗法的观点去看周代的国体，我们可以说封建制度是将家族政治化后的一种政治组织，所谓天子，是支配同族群体的族长而已！
从周人始祖后稷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测周人是一个擅长农业的部族，精于农耕，居住在土地肥沃、物产丰盛的泾渭平原上，过着为其他部族所羡慕的富裕安适的生活。在武王克殷及周公东征后，大战已经过去，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慑于王室的声威已平息，游牧部族的侵略亦因农业部族的互助而被遏阻。于是一般人民都在封建和宗法的维系下，享受安居乐业、和平宁谧的生活，形成了后世羡称的“成康之治”。在物质生活得到适当满足之后，精力充沛的周人开拓进取，他们将前代流传下来的文物制度加以整理、消化，并进而发扬光大。古史上所说“周尚文”，便是周人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之谓。精神文化的总汇即周公的制礼作乐。
礼，是社会上一切公私人事活动的规范，人们生活的方式，社会国家组织的方法。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可纳入常轨，文化才可能更进步。周礼包罗万象，而内容琐细繁杂，因此颇受后人之批评，但其仪文度数中所蕴含的精义，确可让后世之人窥知周代文化进步的情形。就广义的礼而言，举凡中央政府组织及各级官吏的职掌，乡村地方自治的规章，田地授受及沟洫的划分，商贾关榷的稽征，城郭宫室、道路建筑的格式与方法，衣服冠冕的等级颜色，宴会饮食精粗数量的规定，人兽疾病求医治疗的历程，王室与诸侯及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关系，疆土的区分，人生各种活动的规范等，都属于礼的范畴。且针对这些，周礼中都有极详尽细密的仪文，自天子至庶人均须遵守。这些繁文缛礼，都寓有深意，并非毫无价值的死规则。譬如饮酒时有“酒礼”，每献酒一次，宾主之间便有许多礼节，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一杯酒才能下肚，所以日夜饮酒，亦不会酗醉。酒礼胜过严格的禁酒令，周朝以礼治天下而被后人歌颂的原因也在于此。
狭义的礼系指礼节。祭祀用的礼节为“吉礼”，丧葬用的礼节为“凶礼”，朝聘会同用的礼节为“宾礼”，军事上用的礼节为“军礼”，婚事及宗族姻亲宴会用的礼节为“嘉礼”。
配合各种礼节的音乐与舞蹈称为“乐”，乐代表人们在进行各种活动时的真情流露，所以乐不仅是声音而已，还配有表情。
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气质，去除生活中粗野放纵的行动，促进人类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发展。礼乐是人类文化转进到创造高级文化的基础。后世对周公推崇备至，将他与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人同尊为圣人，除了景仰他赫赫的勋业与高尚的道德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制礼作乐的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
当然，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周公一人是否能创制出如此精密完备的礼乐？《周礼》《仪礼》等书是否为周公的著作？礼乐在当时究竟推行到何种程度，是否仅为一纸具文而已？这些疑问都是值得郑重研讨的，不过，周代已经有文字记载，孔子距周公不过四百余年，以对历史态度相当严谨的孔子，决不致凭空臆造出一个伟大的圣人。孔子对周公可能有附会或夸张之处，这一点也曾被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博学多才的人所驳斥。诸子百家中不推崇周公的伟业，甚至反对他的人也有，但是没有否认周公史迹的言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即使礼乐之兴不是周公一人的功劳，但由周公启迪遂得集其大成，绝对是事实。
教育是以礼乐治天下的首要工作。周代的教育分“国学”与“乡学”两类，贵族子弟入国学，乡学是“小学”。国学即大学，教人修己律人的道理，主要的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小学教人洒扫应对，敬老事长等科目。平民子弟入乡学，六艺成了贵族专有的学问。
西周为青铜器极盛时代，遗留到后世的钟鼎甚多，冶铸精致，器上多刻有极富艺术价值的图画与文字，这些文字世称“金文”。金文的结构与殷商甲骨文的不同，笔画亦较甲骨文繁饰，“六书” （文字形成的六种方式：象形、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 均已具备。铭刻在钟鼎以外的文字，用笔墨书写在竹片上，竹片长约两尺四寸，每片只书一行，约二三十字。将竹片连缀起来，称为“方策”，策即“册”字，方策即书籍。负责将各种重要事迹加以记载并保存这些记载的人，统称“史官”。王室和各诸侯都有史官的设置，史官均世袭其职，积年之久，史官便成为最有学问的人。
关于周人的衣食住行的情形，我们也可有一概略的了解：
在周代，丝、帛、裘、葛等已普遍应用。贵族对于衣饰都很讲究，他们常设有专门为他们采集衣料、染织颜色和缝裁衣服的官吏。他们参加各种不同的仪式时，其服饰均须变换。衣服的式样及衣服上的色彩花纹，均按贵贱尊卑而有极严格的规定。平民的衣服则不分贫富，一律不得在衣履上饰有采章；质材则不限定，因为丝、帛等物，平民都可自己生产。
周人的食物，以五谷为主。政府对于粮食出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均有统计，常贮藏剩余粮食，以备凶荒之年。平民必须农耕，并豢养牲畜；不从事耕畜生产的人，祭祀时不得用牺牲与五谷。贵族的饮食十分精致，各种烹调食物的方法都已具备，食物的种类更是繁多，山珍海味、兽肉及瓜果等名称，见之记载者，不下四五十种。姜、桂等佐料，也用作调味去腥之用了。食前先盥手，然后将食物用匕首取出置于手中，再放进嘴里。吃饭时的规矩很严，啃肉骨的举动是被禁止的。
在居住方面，周人较殷商时代有显著的进步，平民的住宅已经建筑在地面上了，不似殷人的半穴居。他们的房舍通常有五个内室，每个内室约三平方米，有储藏室，有搁置祖先遗物与神主之室，有庭院与窗户，家畜则豢养于院庭中。每家均有井以备饮用。室内的空气与光线大抵良好，地面亦必相当清洁，因为他们皆是席地而坐。贵族居住的房舍都很广阔，因为妻妾子女很多，有事实上的需要。贵族除宫室外，尚有宗庙与奉祀“社稷”的庙宇。“社”是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均是与农耕部族生存最有关系的神主。
周朝王畿与散布在各地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之间都筑有大道，道旁植树，最窄的道路可容牛马通过，最广的可容三辆车同时并进。一辆车车宽约二米五，而最宽的道路达七米五。周代作战几乎以兵车为主，每车最多可载士兵二十余人，每一“军”有车五百辆，足见当时造车技术的精良与车辆的普遍。
周代妇女的地位相当低下，多妻制度很盛行，甚至庶人也常纳妾。至于贵族的女儿出嫁为王后或诸侯夫人时，她的年已及笄的姊妹与侄女都要一同陪嫁去做姬妾，称为“娣”。妇女的主要工作是家务与纺织，即使天子的嫔妃每年也要按规定制作若干布帛。婚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都不能自主。贞操的观念尚未树立，不过男女之防已经有了，按规定男女是不可以互相敬酒的。
在周代，全国的土地在理论上都是属于各个贵族所有的，贵族将一定量的土地分配给平民耕种，称为“私田”。平民除了耕种私田，还要帮助耕种贵族直属的土地——“公田”。常的惯例，是将土地分为等量的九份，呈“井”字形，中央一份为公田，四周八份为私田，各私田到公田的距离相等，助耕时很方便。公田的收获归贵族所有，等于纳税；贵族对于平民则负有指导农事的责任。这种制度史称“井田制”。战国时代的人，将井田制理想化，认为每井为九百亩，每份一百亩，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整齐划一。因为土地有肥瘠之分，地形也有畸零之别，没有办法做到普遍的规律化。这种纳田赋的方法，称为“助”。
成王、康王两朝四十余年，为西周极盛时代。昭王时，曾受成王册封的“荆蛮”楚国日益强大，逐渐有凌迫周人在汉水流域所建立诸国的趋势。昭王南巡，溺死于汉水，周人讳其事，传说系楚人所害。穆王曾向西方扩张，获得相当的成功，王室的声威为之一振。传至厉王，厉王暴虐无道，激起周人的反抗，人民发动叛变，厉王出奔彘，乱民更欲杀王太子静，太子静幸得召公保护得免于难。
王位虚悬期间 （十四年） ，周公与召公两人执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将以后每年发生的大事都加以记载，所以共和元年常常成为史家推算古史上年代的基点。
太子静即位为宣王，他饱经忧患，即位后颇欲有所作为，一面修明内政，一面征讨各地的游牧部族，都成效可观。到他在位的最后数年间，西戎日益猖獗，曾五败王师。幽王嗣立，犬戎之乱暴发，周室被迫东迁，西周封建帝国遂告解体。
幽王因为宠信褒姒，废王后与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并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废王后与太子出奔外家申国。申侯对于女儿及外孙的遭遇感到不满，乃联络犬戎攻幽王。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褒姒被俘。犬戎本是出没于王畿西南方的游牧部族，一旦占领镐京，极尽掳掠与烧杀之能事，于是周人三百余年所经营的都城悉遭破坏，王畿内的人民亦饱受蹂躏，宜臼只得在少数别具野心的诸侯的拥戴下，即位于洛邑，是为平王 （前770—前720在位） 。犬戎之乱是西周封建帝国解体的关键点，对此后的历史有极深远的影响：
一、平王引狼入室，周人身受其祸，均深恨之。各地诸侯亦不齿平王的行为。平王登宝位举行大典时，身为诸侯道义上的领袖鲁国不朝贺，便足以证明舆论对平王的不满。平王既失周人的根据地，而洛邑当地居住者即所谓“殷顽民”的后裔，他们对于周王室绝无好感。周王室失掉实力后盾，而又威信扫地，自然很难再担负起天下共主的重任。
二、周代的文物制度，主要保存在镐京。镐京既惨遭破坏，鲁国是周公后裔的封地，其所保存的文物较多，于是鲁国便成为当时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家。
三、平王将为犬戎所窃据的残破不堪的王畿之地，交付给拥戴有功的秦襄公，许秦若能驱逐犬戎，便可领有其地。秦人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终于达到目的，再经过两百多年的养精蓄锐，便凭借“关中”之地，进而问鼎中原，开始缔造其统一的伟业。
孔子以鲁隐公元年 （前722，平王东迁之后四十八年） 开始，至鲁哀公十四年 （前481） 止，据鲁史作《春秋》，兼及其他国家大事，共二百四十一年 （前722—前481） ；由平王元年 （前770） 到鲁隐公元年有四十八年，是从西周到春秋的过渡时期。所以我们仍将平王东迁后的历史列入春秋时代，故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有二百八十九年 （前770—前481） ，与《春秋》一书涵盖的年代有出入。 （关于春秋时期的结束时间，本书作者李定一没有采用现在我们通用的“前476年”，而采用了孔子所著的《春秋》终止的时间，即“前481年”。由于春秋战国的分界线有多种说法，我们对于作者的选择予以尊重和保留。——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