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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前1046—前771)

自武王代商到幽王为犬戎所杀,传十二君,共二百七十五年,史称西周。平王放弃他祖先凭借立国的根据地,迁到周的敌人麇集的洛邑,周逐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史称东周。从平王到赧王五十九年 (前256) ,计五百一十四年。东周名存实亡,治史者均以之列入春秋、战国时代。

殷人自契以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民族性很强,故武王封纣子禄父 (武庚) 于殷,以统治殷人,但他使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监视之,号曰“三监”。此外武王又分封了许多宗室、姻亲、功臣为诸侯。这些诸侯率领士兵,选择分封地区内地形良好的地方,筑城郭,修宗庙,建宫室,辟农田,筑成一个诸侯国。民众即士兵、庶民,也是农民,战时诸侯是将帅,很像一种武装殖民。新的诸侯国多半在东方,其目的亦在于加强周人对于东部的控制力。

武王灭殷后四年便逝世了,周朝随即遇到王位承继的难题。百年来周本实行父传子的承继法,但并不一定传长子,如太王传位少子王季 (季历) ,便是一例。文王有十子,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八子霍叔处。武王病笃时,鉴于天下初定,非才德俱隆之人不足以担此大任,所以想将王位传于周公,因武王诸弟中,以周公最贤,且一直在中央辅政,并未出封在外。周公主张父传子的办法,所以推辞再三,始传武王之子诵,即成王,而由周公辅政。管叔、蔡叔都是开国的功臣,对于成王的嗣位与周公的辅政均表不满。他们认为成王既不能震慑天下,王位承继便可援商朝兄终弟及的先例实行传弟,传弟的话首先轮到的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所以他们认为立成王而自居辅政,是周公的阴谋,遂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解释无效之后,周朝王室便因为王位承继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恶战。

管、蔡为了达到攫取王位的目的,竟煽动殷人及仍旧忠于殷的各部族,与禄父联合一致,反抗周朝。这一叛变使全国震动,周朝岌岌可危,周公不得不亲自东征。管叔及禄父不久即兵败被杀,而东方的奄国 (今山东境) 仍顽强抵抗。周公东征三年,大部分时间均耗费在攻克奄国上。东方反周的势力彻底被消灭后,周公为杜绝后患计,遂有新措施:

一、周公以镐京偏西,不易震慑东方,遂建东都洛邑 (今洛阳) ,将民族意识强烈的“殷顽民”强制迁徙到洛邑居住,使其“密迩王室”,无法作乱。周王每年赴洛邑一次,以防殷民叛乱。周王定镐京为“宗周”,新建的洛邑为“成周”。

二、将另一部分殷民予以分散隔离。封文王九子康叔统治殷人的根据地 (殷朝过去的王畿) ,国号卫;封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以治该地殷民,国号宋。

三、在东南北各方新封若干诸侯,以便与西方的王室遥相呼应。其中重要的诸侯有:

(一)封周公之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国号鲁,以震慑这个东方反抗最顽强的地区;

(二)封开国元勋太公望之子丁公于鲁国北境,国号齐;

(三)封功臣召公奭之子姬克于齐国北境,国号燕;

(四)封唐叔于夏墟 (今山西东南部) ,国号晋;

(五)封聃、随、申、息、蔡等国以屏障南服 (今河南南部及湖北)

周人的势力不止扩张到东方。从今天的地理疆域来看,西起陕西西部,东到山东,南到长江,北到河北,都星罗棋布地布满了周朝王室、功臣与亲戚及商朝归附的旧诸侯国。诸侯国的确切数目不得而知,可考者约有一百三十余个。各国诸侯每年亲自朝觐周王一次,并进贡各地的方物,周王对诸侯讲习分封的意义及使命。各国新君嗣位,要由周王正式册封后才能被视为诸侯。不听王命的,周王可征召其他诸侯的军队去讨伐。

武王与周公对周的政治组织有一个很大的兴革,即封建制度的创立。封建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扩张周人的势力,控制遥远的东方,并包围“殷顽民”;与此同时,解决嫡长承继制确立之后,其他各子的出路问题。

封建制度是以周朝王室为核心,向四方发展所组成的一种宝塔式的政制体系。周天子是塔尖顶,王室的兄弟、叔伯、姻亲、功臣及一部分归顺的旧部族等分封为诸侯,构成宝塔的次级;各诸侯国的君主,以土地分封其本支的骨肉为“大夫” (大夫在朝任职时称“卿”,卿不世袭) ;大夫复以土地分封其宗亲,称“贰宗”。卿大夫与贰宗为封建组织的基层,其最下一层是亦兵亦农的庶人;此外,尚有少数为贵族家所豢养的“士”及奴隶。士乃贵族禄养,专门用以作战,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奴隶是战争的俘虏或罪犯,为贵族服役或从事生产,这两类人的数目都不多。

在封建制度下,所有的贵族都是一个区域世袭的统治者兼地主,他们对封主有朝觐之仪、纳贡方物之义与出兵助征伐之责。天子在各诸侯国设有“命卿”以监督政事,但在王室的声威逐渐降低消逝后,命卿也就随之成为装饰品,一切大权都落入诸侯与“陪臣” (诸侯直接任命之臣僚) 手中了。天子直辖的领土称为王畿,周朝的王畿是指镐京或洛邑及其周围约莫一千里见方的地区,畿内亦有无数小诸侯,各自为政,真正属于王室的土地其实不多。王室的地位尽管很崇高,但是实力并不特别强大,它必须在诸侯能听号召的前提下,才能行使共主的权威。所以事实上,周天子不过是各部族 (以王室宗亲为主) 联盟的盟主而已。

与封建制度相辅而行的是“宗法”。宗法的产生盖托始于崇敬祖先的传统与嫡长承继制度的确立。“宗”即祖先之庙,天子、诸侯、大夫、贰宗都要祭祀祖先,但由于贵贱、亲疏有别,所祭的祖先亦不同,各人应祭何祖,周朝制定了一套极严格、统一的法规以资遵守,秩序俨然,史称宗法。简单言之,宗法便是周代贵族祭祀祖先的法规。

按照宗法,天子由嫡长子承继,子孙一系相传,为百世不迁之“宗统”,祭开国的始祖。此外的兄弟,均称“别子”,分封为诸侯,称“大宗”。大宗的嫡长子嗣位为诸侯,为“大宗宗子”,大宗宗子以始封之别子为祖,大宗之地位百世不迁。大宗宗子之其他兄弟亦称别子,受封于外为大夫,成立“小宗”,嗣立之嫡长为“小宗宗子”,其子孙以始封为大夫之别子为祖。小宗的旁支子孙传若干代后即变成庶人,丧失贵族地位。小宗宗子统辖小宗所繁衍的各宗人;大宗宗子统辖大宗宗子及小宗宗子所繁衍的各宗人;天子则统辖各大宗宗子而为天下“宗主”。所以,纯粹从宗法的观点去看周代的国体,我们可以说封建制度是将家族政治化后的一种政治组织,所谓天子,是支配同族群体的族长而已!

从周人始祖后稷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测周人是一个擅长农业的部族,精于农耕,居住在土地肥沃、物产丰盛的泾渭平原上,过着为其他部族所羡慕的富裕安适的生活。在武王克殷及周公东征后,大战已经过去,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慑于王室的声威已平息,游牧部族的侵略亦因农业部族的互助而被遏阻。于是一般人民都在封建和宗法的维系下,享受安居乐业、和平宁谧的生活,形成了后世羡称的“成康之治”。在物质生活得到适当满足之后,精力充沛的周人开拓进取,他们将前代流传下来的文物制度加以整理、消化,并进而发扬光大。古史上所说“周尚文”,便是周人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之谓。精神文化的总汇即周公的制礼作乐。

礼,是社会上一切公私人事活动的规范,人们生活的方式,社会国家组织的方法。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可纳入常轨,文化才可能更进步。周礼包罗万象,而内容琐细繁杂,因此颇受后人之批评,但其仪文度数中所蕴含的精义,确可让后世之人窥知周代文化进步的情形。就广义的礼而言,举凡中央政府组织及各级官吏的职掌,乡村地方自治的规章,田地授受及沟洫的划分,商贾关榷的稽征,城郭宫室、道路建筑的格式与方法,衣服冠冕的等级颜色,宴会饮食精粗数量的规定,人兽疾病求医治疗的历程,王室与诸侯及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关系,疆土的区分,人生各种活动的规范等,都属于礼的范畴。且针对这些,周礼中都有极详尽细密的仪文,自天子至庶人均须遵守。这些繁文缛礼,都寓有深意,并非毫无价值的死规则。譬如饮酒时有“酒礼”,每献酒一次,宾主之间便有许多礼节,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一杯酒才能下肚,所以日夜饮酒,亦不会酗醉。酒礼胜过严格的禁酒令,周朝以礼治天下而被后人歌颂的原因也在于此。

狭义的礼系指礼节。祭祀用的礼节为“吉礼”,丧葬用的礼节为“凶礼”,朝聘会同用的礼节为“宾礼”,军事上用的礼节为“军礼”,婚事及宗族姻亲宴会用的礼节为“嘉礼”。

配合各种礼节的音乐与舞蹈称为“乐”,乐代表人们在进行各种活动时的真情流露,所以乐不仅是声音而已,还配有表情。

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气质,去除生活中粗野放纵的行动,促进人类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发展。礼乐是人类文化转进到创造高级文化的基础。后世对周公推崇备至,将他与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人同尊为圣人,除了景仰他赫赫的勋业与高尚的道德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制礼作乐的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

当然,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周公一人是否能创制出如此精密完备的礼乐?《周礼》《仪礼》等书是否为周公的著作?礼乐在当时究竟推行到何种程度,是否仅为一纸具文而已?这些疑问都是值得郑重研讨的,不过,周代已经有文字记载,孔子距周公不过四百余年,以对历史态度相当严谨的孔子,决不致凭空臆造出一个伟大的圣人。孔子对周公可能有附会或夸张之处,这一点也曾被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博学多才的人所驳斥。诸子百家中不推崇周公的伟业,甚至反对他的人也有,但是没有否认周公史迹的言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即使礼乐之兴不是周公一人的功劳,但由周公启迪遂得集其大成,绝对是事实。

教育是以礼乐治天下的首要工作。周代的教育分“国学”与“乡学”两类,贵族子弟入国学,乡学是“小学”。国学即大学,教人修己律人的道理,主要的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小学教人洒扫应对,敬老事长等科目。平民子弟入乡学,六艺成了贵族专有的学问。

西周为青铜器极盛时代,遗留到后世的钟鼎甚多,冶铸精致,器上多刻有极富艺术价值的图画与文字,这些文字世称“金文”。金文的结构与殷商甲骨文的不同,笔画亦较甲骨文繁饰,“六书” (文字形成的六种方式:象形、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 均已具备。铭刻在钟鼎以外的文字,用笔墨书写在竹片上,竹片长约两尺四寸,每片只书一行,约二三十字。将竹片连缀起来,称为“方策”,策即“册”字,方策即书籍。负责将各种重要事迹加以记载并保存这些记载的人,统称“史官”。王室和各诸侯都有史官的设置,史官均世袭其职,积年之久,史官便成为最有学问的人。

关于周人的衣食住行的情形,我们也可有一概略的了解:

在周代,丝、帛、裘、葛等已普遍应用。贵族对于衣饰都很讲究,他们常设有专门为他们采集衣料、染织颜色和缝裁衣服的官吏。他们参加各种不同的仪式时,其服饰均须变换。衣服的式样及衣服上的色彩花纹,均按贵贱尊卑而有极严格的规定。平民的衣服则不分贫富,一律不得在衣履上饰有采章;质材则不限定,因为丝、帛等物,平民都可自己生产。

周人的食物,以五谷为主。政府对于粮食出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均有统计,常贮藏剩余粮食,以备凶荒之年。平民必须农耕,并豢养牲畜;不从事耕畜生产的人,祭祀时不得用牺牲与五谷。贵族的饮食十分精致,各种烹调食物的方法都已具备,食物的种类更是繁多,山珍海味、兽肉及瓜果等名称,见之记载者,不下四五十种。姜、桂等佐料,也用作调味去腥之用了。食前先盥手,然后将食物用匕首取出置于手中,再放进嘴里。吃饭时的规矩很严,啃肉骨的举动是被禁止的。

在居住方面,周人较殷商时代有显著的进步,平民的住宅已经建筑在地面上了,不似殷人的半穴居。他们的房舍通常有五个内室,每个内室约三平方米,有储藏室,有搁置祖先遗物与神主之室,有庭院与窗户,家畜则豢养于院庭中。每家均有井以备饮用。室内的空气与光线大抵良好,地面亦必相当清洁,因为他们皆是席地而坐。贵族居住的房舍都很广阔,因为妻妾子女很多,有事实上的需要。贵族除宫室外,尚有宗庙与奉祀“社稷”的庙宇。“社”是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均是与农耕部族生存最有关系的神主。

周朝王畿与散布在各地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之间都筑有大道,道旁植树,最窄的道路可容牛马通过,最广的可容三辆车同时并进。一辆车车宽约二米五,而最宽的道路达七米五。周代作战几乎以兵车为主,每车最多可载士兵二十余人,每一“军”有车五百辆,足见当时造车技术的精良与车辆的普遍。

周代妇女的地位相当低下,多妻制度很盛行,甚至庶人也常纳妾。至于贵族的女儿出嫁为王后或诸侯夫人时,她的年已及笄的姊妹与侄女都要一同陪嫁去做姬妾,称为“娣”。妇女的主要工作是家务与纺织,即使天子的嫔妃每年也要按规定制作若干布帛。婚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都不能自主。贞操的观念尚未树立,不过男女之防已经有了,按规定男女是不可以互相敬酒的。

在周代,全国的土地在理论上都是属于各个贵族所有的,贵族将一定量的土地分配给平民耕种,称为“私田”。平民除了耕种私田,还要帮助耕种贵族直属的土地——“公田”。常的惯例,是将土地分为等量的九份,呈“井”字形,中央一份为公田,四周八份为私田,各私田到公田的距离相等,助耕时很方便。公田的收获归贵族所有,等于纳税;贵族对于平民则负有指导农事的责任。这种制度史称“井田制”。战国时代的人,将井田制理想化,认为每井为九百亩,每份一百亩,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整齐划一。因为土地有肥瘠之分,地形也有畸零之别,没有办法做到普遍的规律化。这种纳田赋的方法,称为“助”。

成王、康王两朝四十余年,为西周极盛时代。昭王时,曾受成王册封的“荆蛮”楚国日益强大,逐渐有凌迫周人在汉水流域所建立诸国的趋势。昭王南巡,溺死于汉水,周人讳其事,传说系楚人所害。穆王曾向西方扩张,获得相当的成功,王室的声威为之一振。传至厉王,厉王暴虐无道,激起周人的反抗,人民发动叛变,厉王出奔彘,乱民更欲杀王太子静,太子静幸得召公保护得免于难。

王位虚悬期间 (十四年) ,周公与召公两人执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将以后每年发生的大事都加以记载,所以共和元年常常成为史家推算古史上年代的基点。

太子静即位为宣王,他饱经忧患,即位后颇欲有所作为,一面修明内政,一面征讨各地的游牧部族,都成效可观。到他在位的最后数年间,西戎日益猖獗,曾五败王师。幽王嗣立,犬戎之乱暴发,周室被迫东迁,西周封建帝国遂告解体。

幽王因为宠信褒姒,废王后与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并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废王后与太子出奔外家申国。申侯对于女儿及外孙的遭遇感到不满,乃联络犬戎攻幽王。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褒姒被俘。犬戎本是出没于王畿西南方的游牧部族,一旦占领镐京,极尽掳掠与烧杀之能事,于是周人三百余年所经营的都城悉遭破坏,王畿内的人民亦饱受蹂躏,宜臼只得在少数别具野心的诸侯的拥戴下,即位于洛邑,是为平王 (前770—前720在位) 。犬戎之乱是西周封建帝国解体的关键点,对此后的历史有极深远的影响:

一、平王引狼入室,周人身受其祸,均深恨之。各地诸侯亦不齿平王的行为。平王登宝位举行大典时,身为诸侯道义上的领袖鲁国不朝贺,便足以证明舆论对平王的不满。平王既失周人的根据地,而洛邑当地居住者即所谓“殷顽民”的后裔,他们对于周王室绝无好感。周王室失掉实力后盾,而又威信扫地,自然很难再担负起天下共主的重任。

二、周代的文物制度,主要保存在镐京。镐京既惨遭破坏,鲁国是周公后裔的封地,其所保存的文物较多,于是鲁国便成为当时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家。

三、平王将为犬戎所窃据的残破不堪的王畿之地,交付给拥戴有功的秦襄公,许秦若能驱逐犬戎,便可领有其地。秦人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终于达到目的,再经过两百多年的养精蓄锐,便凭借“关中”之地,进而问鼎中原,开始缔造其统一的伟业。

孔子以鲁隐公元年 (前722,平王东迁之后四十八年) 开始,至鲁哀公十四年 (前481) 止,据鲁史作《春秋》,兼及其他国家大事,共二百四十一年 (前722—前481) ;由平王元年 (前770) 到鲁隐公元年有四十八年,是从西周到春秋的过渡时期。所以我们仍将平王东迁后的历史列入春秋时代,故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有二百八十九年 (前770—前481) ,与《春秋》一书涵盖的年代有出入。 (关于春秋时期的结束时间,本书作者李定一没有采用现在我们通用的“前476年”,而采用了孔子所著的《春秋》终止的时间,即“前481年”。由于春秋战国的分界线有多种说法,我们对于作者的选择予以尊重和保留。——编者注) 5TQDkk4/t9pFzc8VKqzc9u7b1snrERyPFth3LP5Ld6yGbEk8icCWlKarNEiJR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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