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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于1889年元月初精神失常，此前的1888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仿佛有所预感似的，他中断了既定的写作计划，急促地完成和付印了五本篇幅较小的书，《偶像的黄昏》是其中之一，于当年11月印出，次年正式出版。根据《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蒙梯纳里的研究，尼采在这一年夏末放弃了写作《权力意志——一切价值的重估》这部大书的计划，从为该书准备的笔记中抽取部分材料，整理成了《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两本小书，剩下的材料皆属于未经整理的遗稿。 [1]
本书原先拟定的标题是《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在好友加斯特强烈建议下，尼采换成了现在这个标题。他在给加斯特的信中称，这个标题是“一个针对瓦格纳的恶作剧”。 [2] 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四部标题为“神界的黄昏”，新标题显然是对它的讽刺性模仿。
尼采是一个著名的偶像破坏者，不过，正如他在前言中提示的，他的偶像破坏具有区别于前人的两大特点，一体现在偶像的种类上，二体现在破坏的方式上。
在偶像的种类上，尼采说，他所探究的偶像“不是一时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绝不会有更古老、更被人坚信和夸耀的偶像了……也不会有更空洞的偶像了……这并不妨碍它们最为人信仰”。
从本书的内容看，他说的偶像主要是指道德和理性。
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即尼采创作的高峰期，道德批判一直是他思考和写作的重点，贯穿于该时期的全部著作中，在《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占据了大量篇幅，而在《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中则成了核心的主题。因此，本书中的探究其实是他的一贯关注的延续。在这个时期里，他形成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重估的重点就是道德。之所以把主要矛头对准道德，是因为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道德一方面始终被视为最高的价值，对人心有最大的支配力量，“在地球上找不到比善和恶更大的权力了”。
[3]
另一方面，道德批判尚是一片空白，“道德迄今为止还未尝是一个问题……我未尝发现有人敢于批判道德价值判断”。
在本书中，他比以往更加鲜明地立足于生命来分析和评价道德。
尼采对理性的批判也早已开始，可以追溯到《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科学乐观主义”的抨击，而早期遗稿《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大约写于1872至1873年间）则从认识论角度剖析和批驳了理性崇拜的人类中心论立场。在本书中，尼采着重分析了理性崇拜的心理学根源及其在传统形而上学世界二元模式的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善恶的彼岸》（出版于1886年）第一章《论哲学家的偏见》中已可见到。他从1885年开始为《权力意志》一书做准备，我们在遗稿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大量论述，可见这个问题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思考的一个聚焦点，但相关的材料只有一小部分被收在了本书中。
在破坏的方式上，尼采说，他是“用铁锤触动，如同用一把音叉触动一样”，他并非要用铁锤把偶像击碎，而只是“用铁锤提问”，听到的回答则是“从便便大腹中发出的那著名的瓮声”，这在他这个“老心理学家”看来是多么愉快的事”。
“我们不禁想起他为本书拟定的原标题，他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带着闲逛的心情，来考察和戏弄这些似乎庄严无比的偶像的。他自信窥破了这些偶像的秘密，它们里面空无一物，只是靠了人性的弱点才成为最唬人的偶像，被奉为最高的价值，其实并无价值。
如同尼采的大部分作品那样，本书由片断的札记编辑而成，尼采把它们分为十组，给每一组拟了标题。其中的八组，主题明确，内容连贯，篇幅都不长，分别围绕道德、理性、文化批判问题。另两组情况不同，《格言与箭》是44条短小格言、警句的汇编，《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则包含了51条札记，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文学、美学、道德、时代批判等各个方面。除了关于道德和理性的论述之外，本书中的时代批判和美学洞见也颇为精辟。
在本书中，尼采对自己的写作风格有所谈论，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反对构造体系。“我不信任一切体系构造者并且避开他们。构造体系的意愿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
为什么说不诚实？我的理解是，构造体系常常是用逻辑推理冒充真实的感悟和思考。二是格言和警句的价值。“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我在这方面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师；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
“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是凝练，“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是独特，因为凝练和独特，所以是“‘永恒’之形式”，能永久流传。三是蔑视华丽的修辞手段。“凝练，辛辣，本钱尽可能富足，对‘华美的词藻’以及‘华美的感情’怀着冷酷的恶意——我在这上面猜透了自己。”
朴实是大师的风格，而其前提是“本钱尽可能富足”，本钱不足者就只能露出华美作态的小家子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