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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王郎之后，刘秀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便是肆虐于河北地区的流民武装。
说到流民武装，譬如青州、徐州的赤眉军，荆州的绿林军，都是一家独大，别无分号。河北的流民武装与此不同，共有十几股之多，各占各的地盘，各抢各的钱粮，颇有些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
这些流民武装的名号如下：
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
以上的流民武装，每一支单拎出来，规模都远不如赤眉军和绿林军，但全部加起来，却多达数百万。
昆阳之战，王邑所率部队，也不过五十余万人而已。
然而，更让刘秀苦恼的，却并非这些流民武装，而是友军谢躬。
按照道理，谢躬受朝廷派遣，来河北协助刘秀讨伐王郎，如今王郎已灭，谢躬的任务已经完成，该回长安交差去了。然而，攻破邯郸之后，谢躬当仁不让，和刘秀并肩入城，根本不提回长安的话。
谢躬身为尚书令，乃是中央的官，却死赖在河北不走，明显不合常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朝廷早已授意谢躬，令其继续监视和掣肘刘秀，防止刘秀坐大。
刘秀官居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谢躬官居尚书令，天子近臣。两人职位相当，谁都不可能听命于对方。而朝廷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两人彼此牵制，因此也迟迟不肯表态，到底谁才是河北的最高长官。于是，战后的河北，便出现了这样一副荒诞的情景：刘秀和谢躬将邯郸一分为二，划城而治，两套班子各自为政，谁也不肯服谁。
很显然，这样的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不是谢躬杀刘秀，就是刘秀杀谢躬。
要杀谢躬，刘秀有足够的理由。扫平王郎，几乎全是他的功劳，谢躬寸功未立，仅仅仗着有朝廷在背后撑腰，便硬生生地抢走一半的胜利果实，刘秀岂能甘心！另外，刘秀如果要肃清流民武装，有谢躬在身后居心叵测地盯着，他又哪里敢放开手脚？
不杀谢躬，刘秀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杀谢躬，就意味着要与朝廷正式翻脸，以刘秀现在的实力，还远不到翻脸的时机。
既不能杀，刘秀便只有和谢躬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甚至不惜多次向谢躬主动释放善意。谢躬的部将目无军纪，抢劫掳掠，刘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视默许。谢躬勤于职事，刘秀时常送礼慰安，叮嘱其保重身体，又公然称赞谢躬：“谢尚书治郡有方，真能吏也。”谢躬听了，心中也是暗自得意，他又哪里会想到，刘秀对他的赞语，其实另有弦外之音：治郡你可以，打仗你不行。
谢躬何尝不想杀害刘秀，无奈畏于刘秀兵力强大，一直不敢动手。谢躬也深知一山不容二虎，他既然不敢杀刘秀，自然担心刘秀反过来要杀他，然而在刘秀连续的糖衣炮弹之下，谢躬也不免中招，渐渐放松警惕，开始麻痹大意。
再说更始朝廷这边，此时再也无法忽视刘秀强悍的存在，适时遣侍御史黄党前来河北，拜刘秀为萧王，封地萧县。
刘秀跟随叔父刘良，曾在萧县度过了七年时光，从九岁长到十六岁。说起来，萧县也算是刘秀的第二故乡。
男儿背井抛家，四方闯荡，所为何来？还不是为了衣锦还乡。朝廷封刘秀为萧王，让刘秀荣归故里，堪称特别恩宠，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宣诏完毕，刘秀谢恩，正欲设宴款待使节黄党，黄党一扭头，却又掏出第二份诏书。刘秀见状，暗暗苦笑：“我说朝廷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呢，嗬，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