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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开出历任美国总统都不曾开出的最大一笔贸易罚单，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全球股市用大面积急速跳水作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反应。
自从前方媒体传来贸易战的消息后，各方都在评估和猜想，算各种各样的账。
算法比较激烈的说，这可能是一场史诗级贸易战、制度战、两种文明之战、意识形态战、体制战、旧霸权与新力量之战、新冷战、遏制战、围堵战、零和游戏战，等等。
反应相对平静的认为，这就是一场贸易争端，且目前并未失控。从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前的讲话看，他谈的是生意而不是其他，生意总是你来我往，先漫天要价再逐步妥协，谈上几个回合，慢慢消停。双方都经不起把贸易战当成杠杆，撬动全面对抗，导致关系雪崩，世界也承受不起。
特朗普是个商人，他肯定算过账。他要替美国国内的全球化受损者出气，那些从倒闭的工厂中走出的失业者是他选票的重要来源；他要替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说话，这些人长期对中国的人权和制度不满，需要一个发泄口；他还要转移由于脸书用户数据泄露激起的对“通俄门”的注意力。最后，作为总统，美国逆差的一半源自中国，如果不能有所作为，缩小逆差，加速投资和就业回流，就完全不符合他竞选时的纲领。
美国在给中国算账：你们每年有几千亿美元顺差，历史上从未有过；你们对制成品征收的关税都高于美国，再加17%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远高于美国；你们的知识产权有严重问题；你们没有很好遵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很多承诺。所以，我们很可能向你们的信息技术、机器人、高铁、新能源汽车等支柱产业加税施压。
中国也在给美国算账：我们廉价的商品帮你们省钱，避免通胀；你们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却有很大顺差；贸易逆差不等于利益逆差，我们大量顺差来自外企，如果利润在未来汇出，我们反而会产生资本项下的很大逆差；你们要提高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关税，会增加你们很多产业的成本，降低竞争力，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也在算账。一笔是美国历史的账，看美国的关税政策是怎样演化的；一笔是中国的账，特别是“外账”后面的“内账”。算完账，我的观点也就出来了。
美国建国至今，在贸易领域绝大部分时间都奉行保护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政策选择，主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美国立国之初有过一场“杰汉之争”，发生在主张农业立国的国务卿杰斐逊和主张工商立国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杰斐逊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各国应互通有无，“解除使商业陷入困境的条例、关税禁令及一切管束”。但他之所以坚持自由贸易，根本原因是为了农场主们的利益。若农业国实行“禁运”，中断对工业国的“原产品”供应，会成为对付工业国的一种有力武器，虽然同时也会对美国带来一定影响。
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能带来比农业更复杂的分工和更高的效率。为了保护新兴工业发展，他主张对进口制造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对本国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工业给予直接的财政补偿。最重要的是保护关税制度，它一方面可以阻止外国产品的大量输入，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征收来的税款奖励国内制造业，一举两得。
汉密尔顿代表的是工商业利益。1785年4月，波士顿商人和工匠召开联合会议，强烈要求限制进口、阻止贵金属外流和保护制造业。同月在费城，市镇代表大会决定：“应该通过绝对禁止进口或通过征收充足的关税，打击与邦联制造业品相竞争的外国制造业品的进口。”
当时美国工商业的保护主义流行，也有一个重要外因，就是英国的重商主义和商业垄断的压迫。国父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必须以商业垄断驱逐商业垄断，以禁止政策回击禁止政策。”
麦迪逊表示，尽管本人希望实行“完全自由的商业体系”，但“面对外国针对美国商船、水手施加的障碍和歧视”，美国“必须遏制、抵制这种歧视”，“采取报复性贸易规则乃唯一选择”。
杰斐逊也提出：“除非其他国家同样对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否则美国必须同等地以限制性商业体系对待外国；美国应该通过征收保护性或禁止性关税，或禁止进口，或报复和反制外国针对美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从建国起，报复性和反制性就是美国重商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为了“促进美国与外国缔结公平互惠的国际商业条约”的筹码。“互惠”（reciprocal）一词特朗普这次说了好几遍。互惠政策成为美国保护主义的工具，最典型的时期是1881～1885年切斯特·阿瑟总统任内，这位共和党总统决心使所有的谈判都是严格互惠和双边的，如果贸易伙伴歧视美国产品或者不向美国产品提供关税减让，那就取消给对方的任何单方面关税减让；而且所有互惠条约中插入附带的条款保证：关税减让将不给予其他国家，不论其地位如何，除非它们满足美国规定的特殊条件。
表1 1789-1816年关税法税率比较表
表1是美国建国后几十年里一些产品关税的税率表，可以看到，关税一直在提高。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部关税法的平均税率不超过8.5%，由于英国工业制成品大举进入，严重威胁新兴产业，在1816年定型的关税法中，大大提升了税率。这一趋势不断延续，如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规定应税产品的平均税率为48.4%，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率提高到55.3%。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除了1913年威尔逊总统通过《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将一般商品关税降低了10%，美国所有的关税法体现的都是保护主义态度。威尔逊之所以亲自到国会演讲推动关税改革，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产值已是世界第一，要更多地开拓海外市场了，威尔逊说，“现有的关税制度切断了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使联邦政府成为私人利益集团手中的便利工具”，因而必须改革。
美国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任内才终止。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是一个里程碑，再到1947年美国带头签署《关税贸易总协定》，标志着它从保护主义走向了自由贸易。这一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逼无奈。
1930年的美国关税法让所有贸易伙伴国深受其害，比如瑞士出口到美国的钟表量一年内下降了48%。各国纷纷加强贸易壁垒，指向美国。瑞士政府和媒体号召对美国产品进行抵制；法国恢复对美国的进口配额制；西班牙和加拿大通过了新关税；英国1932年通过《进口税法》为本国工业建立全面保护制度，并和英国的自治领、印度等英殖民地签订《渥太华协定》，规定英国和其自治领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但对从美国进口的全部产品施加高关税。由于英国的报复，免税进入英国的美国产品占美国出口的比重从1930年的70.5%降至1932年的20.5%。
1930年美国关税法带来的恶果，是1933年世界贸易总量降低到1929年的70%左右，美国自身的出口额也从1929年的51.57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15.76亿美元，也接近70%。可见，让世界都受伤，自己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构建了贸易自由化、美元中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其霸主地位的获得，和打开市场、降低壁垒是分不开的。美国向全球输出秩序和对全球打开市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一旦出现威胁，美国仍会向重商主义倾斜，如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85年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定》，要求日本限制汽车出口和半导体出口数量，将一部分汽车工厂建在美国；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法案》，等等。
从美国关税演变的历史看，美国在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之前，贸易保护色彩很浓，习惯于高关税、报复性和惩罚性关税，甚至拒绝让那些被认为是“不公平贸易”的国家的产品入境。二战后，美国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并让很多国家和地区受益，促进了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日本，到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80年代的中国沿海开放地带，都大大受惠于自由贸易的进程。
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7月就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规定两国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相互提供便利。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向中国开放。
按照中国海关统计，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4.5亿美元。38年后的2017年，双边贸易总值达到3.95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自美进口1.04万亿元，对美贸易顺差为1.87万亿元。
中国对美国有如此大顺差，可以有很多解释。我尝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即中国是依靠强大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不逊色于美国历史上的强烈的重商主义，实现了出口的高增长。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公司2017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回应中美贸易摩擦，他说：“贸易是你愿意买，我愿意卖。你也有好处，我也有好处，才能成交。美国要买东西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有需求又不会生产；二是中国愿意卖给你。你不是救济中国，是中国在卖给你产品。你很喜欢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卖得便宜。美国要增加关税，20%不够就40%，50%我也支持。因为不赚钱的话我不会卖给你。”
曹德旺的话很朴实，但道出了生意的本质。当美国放弃生产某种产品时，就是在选择逆差。不选择来自中国的逆差，就选择来自别的经济体的逆差。相比而言，中国的逆差可能是“最好的逆差”，因为中国产品性价比最高，美国得到的消费者剩余最多。
那为什么是中国，能生产出又让人喜欢又便宜的东西呢？靠的是曹德旺这样的不计其数的企业家。他们的工作时间、强度、耐受性、服务客户的精神，岂是今天的美国企业所能比拟的？
欧美国家老是抱怨中国不开放市场，事实上，如果一个个行业去研究，在开放环境下，中国企业赢的概率也很高。一位外资产险公司高管曾对我说，中国目前有80多家产险公司，外资有20多家，但市场份额一共只有2%，其中1%还是安盛收购中国的天平保险获得的。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公司成长快，响应市场的速度快，学习得快，而且更加拼搏。
广泛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是解释中国增长和中国顺差的不二法门。但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重商主义的文化和政策，也就是重视出口、喜欢顺差、注重财富积累、重视加工制造业对就业带动作用的一整套安排。对外高关税，对内出口退税，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进行汇率管制。还有勤奋，中国劳动者付出了欧美企业家所无法想象的血汗努力和工作时间，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中国的出口奇迹。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中国“外账”的巨大顺差，来自“内账”的低成本加超常努力。而重商主义政策，加班不加薪的劳动力，对环境消耗代价的忽略或少计算，都是保持“低成本”的条件。
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的理解看，中国更应该关注“内账”。一方面是最大化地调动企业家、创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是具体做生意、做产品和做服务的人，保住这股力量就保住了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历史上有过很多贸易战，市场的动荡危机也不是一次两次，但企业家总有办法应对。要相信企业家。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思考，新时代究竟需要怎样的重商主义，传统的重商主义要不要调整？正是在各地的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下，导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出口价格战自相残杀，成绩是突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这并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从“内账”的角度看“外账”，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高顺差高外储，则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有三：
一是校正过度重商主义的倾向。减少微观干预，顺应要素的市场化定价和流动规律，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低价值、高消耗的出口，不仅相应地减少对美国的顺差，也让渡一部分市场空间给新兴经济体。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例已经非常高，不可能这样一直下去。退一步，反而可能海阔天空。
二是加大本国市场的开放力度。以金融服务业为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4年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路径与逻辑》
一文中提到，金融业的基础性作用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金融系统的效率得不到提高，那么整个中国经济都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拖累，这是中国金融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许多国内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均吸收过国有资本、产业资本或民间资本，但公司治理并没有质的提高，违规是机构内部人员及其所有者获益的来源。中国证券业并不缺少发展资金，主要是缺少“机制”，缺少严格的公司治理和创新意识。“从历史的教训以及其他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经验来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有利于证券公司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构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机制”，但是，“尽管证券业已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但中国证券业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存在对外开放限制性措施的国家之一。目前，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均实现了证券业对外开放，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对外资参与证券公司均没有持股比例限制，泰国、印度、韩国等原先的限制条款目前也已全部取消。”这是多年前的文章，但直到2017年，证券业才加大了开放力度。除了证券业，中国还有很多服务领域都应该加大开放力度，不仅可以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提供优质供给，也能减少对外顺差。
三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并通过更加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的信号，对企业家进行引导。2015年，时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谈到玉米补贴时表示，补贴扭曲了价格信号，在保住基本口粮的前提下，一些非关键品种可以适度进口。企业家刘永好很有同感，他说，国家托市，高价收购玉米，导致玉米价格长时间比国际市场贵50%甚至贵一倍，玉米价格高了饲料价格高，又传导猪鸡鱼鸭动物蛋白的价格高，最后这一切由老百姓买单。如果充分利用进口玉米和其他的非口粮的原材料，饲料价格将大幅度降低，猪肉、鸡肉、鱼、牛奶制成品及餐饮价格都有可能降低。扭曲市场信号的重商主义，在中国很有市场，但并不是增进人民福祉的最佳路径。
中美贸易摩擦，单就可能带给双方的伤害来评估，中国的回旋余地更大。心中有底，回击时，并不需要出什么大牌，中国理应更从容。中国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者，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趋势。谁都没有许诺过谁，“离开你日子就不能过”；但也要明白，对立互伤后，谁的日子也不会比以前更好过。
预期很重要。中国更应看到的，是更大的牌局。应该把美国对中国巨额顺差的发难，化作变革传统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自我超越的契机。中国努力确保自身继续健康发展，就是最大的一张王牌，谁也动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