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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钢铁石油是工业时代的粮食，芯片是信息产业的粮食。没有它，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数码消费产品到功能强大的服务器以及所有包含复杂计算的技术设备，都难以运转。
2017年全球芯片销售突破4000亿美元，中国芯片进口超过2600亿美元，需求量极大。但在供给侧，中国芯片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离“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40%自给率、到2025年实现70%自给率目标尚远。同样是2017年，中国的4K电视机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在智能手机方面这一数字达到了75%以上，而在电脑产业更是高达80%以上，但其中的芯片主要靠进口。在大部分高端芯片领域，中国基本还是空白。
2014年中国出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关键装备和材料四个方面做了具体规划。2015年成立了千亿人民币规模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芯片产业被放到了中国经济“智慧转型”、支撑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和保障信息安全的战略高度。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下称“中兴”）直接或间接供应商品、软件或技术的封杀事件，显然会令中国举国关注。中兴事件是芯片产业问题面向大众的一次空前科普，而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又必然会被赋予更多意义，引起更多争论。
在批评中兴的方向上，有人说中兴犯了低级错误，活该；有人说中兴就是不合规，而合规是任何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本分；有人说中兴历年主要利润都靠政府补贴，没有核心技术能力；有人说中兴连这么重要的信息在财报中都不披露，所谓“重视投资者利益”形同虚设等等。
在另一方向上，有人说美国故意找茬，无视中兴的努力，有人说这是促进中国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自力更生的重大机遇，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成人礼。
中兴理当深刻反思。设想一家在中国的外企违反法令和与政府达成的协议而被处罚，估计没有谁会为其辩护。中兴的问题也带有类似的性质，其教训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应吸取，尤其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成就世界品牌，前提就是在世界各地要做守法合规的表率。
美国对中兴的处罚，不是没有依据。纵观事件全过程，中兴所犯错误，早在2017年3月已经被罚。当时中兴在得克萨斯州北区美国地方法院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缴纳了8.9亿美元罚金，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此外还有3亿美元罚金被暂缓，是否支付视乎未来7年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
2018年2月底，中兴发现了新问题。事情源于中兴首席出口管制合规官和外聘的律师事务所陆续收集到信息，显示中兴原定对某些员工的奖金扣减计划未及时执行。中兴高层得知情况后，一面让律师事务所开展调查，一面进行内部核实，并主动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和监察官报告，还对相关的在职和离职员工发出惩戒信，对扣减或追索2016年的奖金做了安排。
此后，中兴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进行了详细陈述，并附呈已采取措施的证明文件，请求给予外部律师事务所45天时间以完成相关调查。但4月15日，BIS就激活了拒绝令，以中兴在2016、2017年两封函件中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彻底封杀，为期7年，另加3亿美元罚款。
而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沟通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2018年6月7日宣布，与中国中兴通讯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中兴公司支付10亿美元罚款，另外准备4亿美元交由第三方保管，用以防范任何未来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此外，在7月8日前撤换所有中兴和中兴康讯（中兴集团旗下子公司）董事会成员，并在8月7日前组建特别合规委员会；在7月8日前解雇任何牵涉到违规出口事件中的管理层和高级职员，且不得续聘；在7月8日前自费聘任合规协调员，监督对出口条例的遵守情况，并平等向中兴公司总裁、董事会和BIS汇报。
硅谷芯片产业有半个多世纪历史，集纳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才。我们现在的人才结构，远远做不到集聚全球人才。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主要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的工业革命，这是一种“宏观加工”，而最发达经济体实现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新工业革命，这是一种“微观加工”，他们在像芯片这样的看不见的地方投注的资本和人力是巨大的、持续的。过去我们没有重资本投入能力，也没有成群结队的人才梯队。在这样的基础上，就算奋起直追，怎么能一蹴而就呢？
中国在应用型商业模式方面创新很多，阿里和腾讯已经可以对标亚马逊和脸书，最优秀人才都涌到了BAT这样的公司，但在原始技术创新方面，我们起步还不久，芯片领域远没有到出现巨人的时候。互联网不用谷歌、脸书可以，但芯片不用高通、英特尔、ARM、三星行吗？明明不行，还要渲染中国芯片产业的强大，这一切自然会加剧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焦虑。
这种焦虑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在特朗普时代更甚。美国对中国不仅焦虑，还有失望和不满，比如政府对国企的补贴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合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搅在一起，成为在处理中美商业问题时的决策与情绪的背景。
如西门子和宝武集团共同开发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解决方案，共享专利这样的做法，企业明智的策略是承认差距，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共享市场。
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可能要经历一段持久战，但注定会有光明未来。
中国是世界芯片第一消费大国，这种消费过去支撑了发达国家芯片产业的发展，如高通2017财年223亿美元收入的65%来自中国，博通2017年收入的54%来自中国。未来，庞大的市场也将支撑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
目前在设计领域，华为海思和紫光展锐都是排名世界前十的公司，且增速最快。面板领域的京东方，存储领域的长江存储，相变存储器领域的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AI领域的寒武纪，超级计算机领域的申威26010，都生气勃勃。
在封测领域，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进步飞快。
在设备领域，长春光机所基于“极紫外光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的光刻机有望圆中国芯片之梦，中微和中晟在MOCVD（有机金属化学气相沉积）方面不断削弱国外产品的份额。
在材料领域，江丰科技生产出高纯度溅射金属靶材，安集微电子研发出自主产权的研磨液，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突破了高导热聚合物基和超高导热碳基界面材料制备的关键技术，黄河水电新能源分公司推出了国产高纯电子级多晶硅。
在制造领域，中芯国际和上海华虹也在努力向前迈进。
无论是设计、制造、封测、关键装备和材料，中国都在崛起。这是系统性的。尽管在很多原材料和高端设备（如高端光刻机、离子注入机、涂胶显影机）领域中国还没有占据优势，但相信时间会是中国的朋友。
三星在存储领域占绝对优势。我问长江存储的一位管理者：“赶上去要不要20年？”他说：“10年应该就差不多了。”
缺芯少屏是中国之痛。但是到2035年成为芯片强国，应该不是梦。但这里还需要一些条件：
1.和发达经济体的芯片产业不是隔绝，而是开放融合；
2.尽最大可能通过合作借鉴、吸收最先进的经验、技术，包括人才；
3.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开放和有吸引力的政策吸引全球芯片人才；
4.不短视，不取巧，真正用基础科研引领产业发展；
5.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6.遵守市场规则，维护知识产权，建立高度诚信，革新思维模式。
芯片是试错成本超高的领域（错了以后难以查找原因，必须一次做对），要在这个领域胜出，随便试试、不行再改的机会主义习惯必须被摒弃，从一开始就得高度重视规则、规范和逻辑思维。芯片产业是规则严密、逻辑一以贯之的产业，它对于我们偏于灵活、弹性、随意的思维模式也构成了挑战。
1985年成立的中兴通讯今年33岁。中兴事件是不光彩的一页，但中兴发展的主基调依然是奋斗与成长，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扭曲、无奈与错误。商场就是今天的战场，中兴可以历33年而不倒，自有一种支撑它生存下去的力量。
高质量发展的年代，对所有企业在商业文明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不愿意说中兴事件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成人礼，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人礼，不应为别人所捆绑。而且我们究竟能不能痛定思痛，真正合规、创新，至少还需要几年去观察。
我更愿意说，这是创新中国的一场冷水浴，浇醒我们，锻炼我们。这样的教训早晚会来，偶然中有必然。早醒，早起，早跑，持之以恒。
希望中兴重新爬起，不辜负在这个时代艰辛走过的33年。苦涩，绝望，不倒，继续向前，挡住未来的只有自己。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说，2018年的中国，有过一场芯片强国梦的觉醒，是和中兴的青春祭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