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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开始我要命令自己摆脱羁绊和想象中的界线/去我愿意去的地方，完全而绝对地成为我自己的主人/倾听他人，慎重地考虑他们说的话/逗留下来，搜索，接受，思考/温和地，但怀着不可否认的意志，自己解开束缚我的拘束。
——惠特曼
1978年，我10岁，2018年，我50岁。2018年这一年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向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致敬。我访问了很多时代的见证者，也书写了中国企业家精神40年。
每个人都有对历史的评价权，无数人的感受就像无数斑斓的颜色，一点一滴，汇聚成大时代的图景。它和天空一样辽阔，和海洋一样幽深，和原野上燃烧的火焰一样热烈，和连绵不断的山脉一样凝重。它不是一种滋味，而是万千种滋味，让我们百感交集。
从哪里写起呢？就从几个小故事开始吧。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总部在深圳蛇口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总裁麦伯良告诉我的。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华南工学院（今天的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分到蛇口工业区，再下分到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中集担任技术员。
麦伯良很有能力，性格豪爽，没两年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特别能和普通工人打成一片，工人们常帮他维修来自德国的二手机器。工人和资方关系紧张时，资方就让他出面，几瓶啤酒下肚，原来解决不了的摩擦就会消停下来。
1986年春天，因为外方的经营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要求，亏损严重。中集决定停产，并将员工从330人裁员到59人。这大概是特区首例大裁员。中集是中外合资企业试点，员工都是从各地的国有企业调过来的，是正式的产业工人，不像有土地的农民工，万一企业不行了还可以回到土地上。当时26岁的麦伯良是生产技术部经理。也许是因为他和工人关系好，公司让他作为清算代表处理裁员事务。那是他永远难忘的一天，小小的办公室内外，前前后后挤了100多号工人，再不是修设备、喝啤酒了，而是清算工资。
“平时称兄道弟，从来没翻过脸、吵过架，那天突然成了对立面，为清算的金额讨价还价。他们觉得不公平，吵得一塌糊涂，过去最帮我的几个好弟兄也不帮我了。”
麦伯良忙了一天，把每个人该分的钱分到位，再安抚一番，总算处理完毕。他回忆说：“那时我并不懂企业管理，也不懂经济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最普遍的人性。大家为分配争吵，不是人不好，觉悟不高，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的，谁都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不是书上能教你的，不亲自经历也很难体会到，但那一天，我真的明白了，你无法让大多数人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就企业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相反，满足个人的‘利己’需求，设计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机制，大家才能抱团打天下，‘革命加拼命’，共同奔事业。”
在中集后来一步步成为多个细分领域的世界冠军的道路上，共同事业、利益贴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集的董事会给管理层下达经营指标，在超过目标的利润中有一定比例的分享权，完不成任务则处罚。管理层再向下分解，只要绩效优于预定目标——无论是增收、增利还是节约成本——都可以获得利益的分享。
在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我看到一张“蛇口创举”图，上面列着蛇口创造的“11个第一”，其中有“第一次推行定额超产奖”。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
1979年夏天，一声炮响，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动工建设了。第一批基础设施中有个顺岸码头工程，由于沿用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原则，工人缺乏积极性，进度不理想。每天8小时工作，每人只能运二三十车泥土。作为施工方的交通部四航局想了个办法，规定每人每天的定额为54车泥，在定额之内，每车泥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泥奖励4分钱。工人的劳动热情迅速被激发出来，一般人每天能运八九十车泥，最多的一天运了131车泥。
同样的人，制度变了，精神面貌就变了。工人们提前来上班，下班还要干，车队长要催促他们下班。下班后，他们又主动检查车辆，怕出什么问题影响第二天的运输。有的司机为了多拉车，甚至少喝水，这样可以少上厕所。机械队把工人的工作量贴在墙上，更引发了大家的比赛。那个一天拉了131车泥的司机，单日奖金就有4.16元，一个月下来，奖金有100多元，远超工业区的中层干部。工人收入提高了很多，但全部奖金加在一起，其实还不到施工承包方多创造出来的产值的百分之十。四航局局志记载：“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进场，于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创造了特区港口建设的奇迹。”
然而，这样的奖励制度和当时的有关规定——职工每人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是冲突的。1980年4月，工地接到上级指示：立即停止奖励制度。工业区负责人袁庚急了，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向上反映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工期延误。一天后，胡耀邦和谷牧就做了批示。
我在博物馆看到了批示的内容。胡耀邦于7月30日批示：“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那位（注：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谷牧同日批示：“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完全可以不实行。”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当即把批示精神用电话通知了广东，8月1日，工业区恢复超产奖励。8月8日，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率工作组到蛇口工业区检查工作，说工业区的工资福利问题可以和内地不一样，可以冲破内地的框框。
沿用了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体制，就是这样被打破的。当时有人指责蛇口“搞物质刺激”，但没几年，各地都被“刺激”起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最早在蛇口引入的上班打卡制度——中集是迟到一分钟扣五毛钱工资——也慢慢推广到各地。认真劳动的热潮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好逸恶劳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好的机制就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减少人的慵懒性的制度。
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是“爱拼才会赢”的福建侨乡——晋江石狮在改革开放前的故事。
石狮人向来有经商做买卖的传统，任何时候也改不了。1974年，陈永贵到晋江视察。他乘坐的车子经过石狮时，看到一团团小商小贩挤在农贸市场上交易，交通也受到影响。陈永贵很不高兴：“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
后来，在一部内部放映的专题片《铁证如山》里，石狮被这样声讨：“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
帽子很大，罪名很大，但石狮人因此放弃了自由买卖吗？在《中国狮：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记忆》一书中，我看到了两个石狮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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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石狮一个生产大队的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但支部领导认为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荸荠踩死。她含泪一边踩一边反复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但荸荠是依靠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不几天叶子又重新长出来，她破涕为笑：“我的资本主义荸荠还真踩不死啊！”
还有一个更“惊心动魄”的例子。“文革”期间，石狮人看到国营工厂加班也来不及供应领袖像章，就自己画纪念章图案，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弄成原始的模具，用废弃的针筒吸上颜料再喷上去。看到像章能挣钱，石狮竟然冒出30多家小工厂，四处收集废铜烂铁，铝片成了最紧俏的物资，围绕像章形成了产业链。像章生产出来，怎么对外销售呢？一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是这样做的——他大量搜集像章，装了十几个木头箱子，钉得死死的，运上火车。车一开，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精美的像章。他在车厢里来回走，一看到解放军战士就跟他们唠嗑，看到战士被像章吸引就主动送一个，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等下车时，战士们看到他吃力地搬箱子，纷纷过来帮忙，一人帮着扛一箱子就出去了，车站管理员以为是军用物资，统统放行。
“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是晋江人说的一句话。为了过上好生活，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也无法真正瓦解他们对挣钱的渴望。1977年，石狮镇4000户人家，就有上千家小摊贩。改革开放后，在石狮那潮湿的石板一条街和乌压压的大棚里，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录音磁带等各种香港货，应有尽有。石狮一度有“小香港”之称，“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作家蒋子龙曾这样描写20世纪80年代的石狮：“一个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难再钻得出这由色彩和布匹构成的迷魂阵了，满眼都是衣服，从地面直挂到屋顶，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服装贩子，肩上背着硕大的口袋，如鱼得水般地在衣服堆里往来穿梭，寻寻觅觅。”
讲完这三个让我深受触动的故事，我想表达什么道理，应该很清楚了。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东、福建，也发生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和乡村，只是时间有先有后，力度有深有浅。
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越年轻的，对以前的历史越缺乏记忆。虽然这不过是40多年前的事，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似乎今天的生活，原本就是如此。
在蛇口的博物馆里，我看到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卓基旭用这样一段民谣描述改革开放前宝安、蛇口一带的情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60年代，有关部门发过一个材料，叫《人间地狱——香港》。《人民日报》的记者奉命到宝安了解群众逃港问题，办了一张过境工作证，随逃港群众到了九龙，才发现这里并非“地狱”。有逃港者哭着对他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1978年习仲勋同志担任广东省主要领导人后，亲身感受到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广东负责筹办特区、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许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来了。
我在博物馆里，也看到习仲勋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他还说过：“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很多人往往把“革命”和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另一个阶级联系起来，但对革命的真义，我们也许可以从最早的《周易·革卦·彖传》中得到启发，就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什么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呢？《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闻来自百姓所闻，民意即天意。
改革开放是从正视人性、顺从民意开始的，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进步，规范，超越。与其说是观念改变世界，不如说是人性驱动世界，合乎人性的观念、理论、主义，才是促进中国富强繁荣的真正的力量。
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我想到的答案是：顺天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