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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年间，国外研究者投入大量精力和物力试图通过纵向或前瞻性研究，来解决人们遇到心理创伤之后如何适应的问题，研究重点是心理创伤对人类生活的持久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提示：大部分人群在面对急性应激事件时适应性增加，仅有少数个体会出现ASD临床表现，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随之发展成为PTSD。这类人群的长期后果无非是创伤减弱或者不可逆的适应不良。适应不良的患者即便在其最亲密和亲近的人际关系中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患有PTSD的人群更可能面临失业，离婚，家庭暴力，无家可归和自杀，PTSD给病患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止疾病本身所造成的痛苦。
对于PTSD群体来说对常见的家庭关系问题是什么？调查显示PTSD患者在婚姻中或者其他关系中均给他人带来麻烦。PTSD可以影响到夫妻关系之间的和睦共处，也关系到配偶的心理健康。在家庭关系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所致离婚率是正常夫妇的3～4倍。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其他精神障碍，如抑郁症或躁郁症患者的离婚率。例如，美国的现有研究已经指出“38%的越战退伍士兵从东南亚返回后的6个月里婚姻均以失败告终。2005年一项来自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研究发现那些参加过以色列与阿富汗战役的退伍士兵自2003年开始以来离婚率已经上升至78%。研究同时还发现与未患PTSD的退伍老兵相比，患有PTSD的退伍老兵更多的报道他们存在婚姻中或者两性关系问题，而且更多的表现出双亲关系问题，以及较差的家庭调节能力。由于PTSD患者在婚姻中很少与伴侣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分享自己的感受，并且亲密关系也是他们及其伴侣都焦虑的问题。性问题明显增多，性欲下降导致了两性关系中较低的满意度。
PTSD可以影响PTSD患者伴侣的心理健康状态及生活满意度，对越战退伍兵的研究显示，PTSD患者的伴侣更多的报道，较低的愉快水平，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的挫败感，其中一半的人表示“在崩溃的边缘”。并非只有患者的妻子们有不良感受，女性PTSD患者的丈夫也报道较差的健康与社会孤独感。伴侣们常说他们难以应对的是患者的PTSD症状，且当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们会感到压力。同时，他们还经常遭受躯体与情感暴力。近年来一种解释提出了二次创伤的观点，也就是伴侣们受到幸存者间接创伤的影响。Keith等（2011）对190名战争相关PTSD男性患者的妻子的研究表明，配偶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许不能单单的看作是心理痛苦，她们更可能是二次创伤的受害者。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创伤来源与PTSD患者生活，例如在这种家庭中遭受暴力的风险大大增加。
与战争相关PTSD患者生活在一起的亲属们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PTSD患者的妻子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工作，包括生活费用和家务劳动。同时，他/她们需要更多投入以照料孩子和赡养老人。并且，他/她们照顾患者本人及了解他们的问题。照顾负担是一种观点，通常被用于照顾患者如PTSD的艰辛。通常包括家庭财政紧这种实际问题，还有照顾病患所致的情绪紧张。一般来说，PTSD患者病情症状越严重，那么照料负担就越大。
根据军队精神健康专家们的报道，患有PTSD的退伍军人的数量增长加大了全美国家庭暴力的风险，以及其对家庭和社区中儿童的影响。患有PTSD退伍军人的亲属更易遭受躯体和攻击，此类家庭更多出现家庭暴力，家暴肇事者并非只是男性患者。而且几项研究显示患有PTSD的退伍军人的女性伴侣自我报道出更高的家庭暴力，说明PTSD影响着退伍军人伴侣的身心健康。Slone（2008）发现患有PTSD的女性退伍军人的家暴实施高于非PTSD女性，而且比男性PTSD患者的家暴发生次数还要高。退伍军人管理局调查发现患有PTSD的男性退伍军人与未患PTSD的男性退伍军人相比，他们对亲密伙伴间的暴力行为高达2～3倍，更可能陷入法律纠纷当中。
尽管大多数关于创伤的探索集中在创伤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对个体心理功能的影响，但近年来多名学者提出创伤体验还可以对正常人际关系造成障碍。亲密关系本身对个体可以造成创伤，同样也可以受到创伤及其后遗症的影响。尚未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创伤在健康或功能障碍的亲密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关系中除了恋爱关系、性关系之外，还包括与家人、朋友、同事及邻居之间的亲密关系。相关研究已发现创伤对亲密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亲密关系在减轻或调解创伤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以往研究特别关注的主题是两性关系，但是一些其他密切关系如与家人、朋友、导师，甚至保健提供者等人的关系也受到重视。研究纳入的被试包括美国和土耳其的大学生、女性强奸幸存者的团体、贫穷大众的样本，以及遭受复合创伤的妇女样本，研究者关注探索创伤史和相关变量的关系，推测创伤相关变量如某些伴侣的品质和（或）偏好作为可能的调节介质对临界症状和（或）再次创伤的影响。Owen等（2012）使用创伤预测因素，将关系变量（是否能感到被爱侣尊重）作为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复杂、焦虑的依恋关系可能作为一个调节因素。依恋关系对于健康人际功能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创伤群体而言，他们常表现出不良的亲密关系。Arikan和Karanci也在他们的研究模型中考虑了亲密关系，结果提示对于创伤后的人群而言，不安状态的依恋关系容易导致消极的应对方式。
研究关注在亲密关系中“背叛”所造成的伤害，这种创伤特别破坏信任关系。并且，背叛所造成的创伤更容易引发较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那些不止一次的背叛。研究表明，当我们分析结果时，重要的不仅是区分人际关系或非人际关系造成的，还要区分人际创伤中是否背叛以及背叛强度。当这些高度背叛重复出现，我们预计对亲密关系功能造成更多的负面作用。
近年学者开始关注情感虐待与亲密关系的的质量问题，Owen等（2012）整体分析和综合评估了创伤体验和亲密关系的功能或质量间的联系，研究结果提示创伤对幸存者的人际和社会关系来说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无论是婚姻中或其他亲密关系都会受到创伤余波的影响。Anders（2012）研究了大学生样本是否有创伤史与较低的亲密关系满意度和功能不良的关系，结果发现创伤的确与较低的信任感、较低的安全感，以及对关系质量及同伴响应较低的感知觉有关。该研究扩展了“创伤”的定义范围，他们选择了并非生命受到威胁的创伤人群，要求被试自我报道感受到当前的恋爱对象对其尊重的程度。结果发现与未遭受过背叛的群体相比，那些曾经在18岁前被伴侣背叛过的受试者感受到的是较低的被尊重感。创伤关系的性质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可预测亲密关系的结果。Zurbriggen（2012）的研究结果提示经历过反复背叛创伤的个体，由于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不稳定的亲密关系，对想象伴侣的负面特征更为宽容，反而更不尊重他目前的情侣关系。
美国9.11恐怖袭击后许多研究者对于儿童的心理创伤进行了研究和随访。Fairbrother（2003）在9.11后4～5个月时对纽约4～7岁儿童进行筛查，PTSD患病率18%。Hoven（2005）在9·11后6个月对当地4～6年级小学生进行调查，PTSD患病率10.6%。Brown ＆ Goodman（2005）报道9·11恐怖袭击中发生双亲死亡儿童PTSD患病率20.4%。Pfeher（2007）对于因9·11双亲亡故的儿童进行观察和随访，4个月后PTSD29.6%，2年后仍有5%符合诊断标准。Mullett-Hume（2008）在9·11后2年6个月对居住在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中国城的小学生进行调查，PTSD患病率35%。Devoe（2011）报道9·11恐怖袭击后10个月5岁以上儿童PTSD患病率14%。
中国台湾学者针对2001年9·21地震之灾后综合征调查报道发现：每1000名震区受灾儿童中，70～80人有自杀意念，灾后综合征普遍合并有明显精神症状、包括抑郁症、担心与亲人分离、想自杀、希望自己死掉、失眠、噩梦、惊醒等精神障碍。觉得人生没有希望、感觉被同伴排斥、孤独、不快乐、强烈的攻击行为等。中国台湾中国医学院针对4000多名学童参与创伤后症状的调查发现：50%存在睡不好，或是做噩梦、惊醒；70%的学童常误以为又发生了地震，看到与地震有关的画面显得很害怕；67%的学童常常注意逃生和防护用具；65%的学童变得更依赖家长或黏人，不敢一个人独处。
Yule的研究发现在船难发生6年后，当时幸存的儿童与青少年中仍有30%至50%的孩童存在明显的心理障碍和情绪困扰。Winje等对校车意外的幸存孩童追踪研究发现，在事发1年后大部分孩童仍有闯入、逃避、沮丧等症状，但3年后没有明显情绪症状。Nader发现在校园枪击案14个月后，当时位于扫射地区的孩童中74%有严重的PTSD症状，至少要持续1年以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童年创伤与成年疼痛之间的关系。Karen（2011）报道一项长达30年的队列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与PTSD有直接的关系，同时PTSD也与疼痛有着显著关联，但是并未发现童年伤害与疼痛之间的联系。研究者提出在对疼痛患者评估时要关注PTSD疾病本身而并非广泛询问童年期被虐待和忽视的过去史。
Mares（2004）报道对2001年1月-2003年9月间美国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提供的631名无家可归退伍军人研究结果，75%存在酒精滥用，68%对就业缺乏充分准备，31%认为是从军导致了他们无家可归。然而，研究者发现对于曾经组建过家庭的退伍军人来说，他们从退伍到无家可归平均经历了14年的婚姻生活，军旅生涯并没有增加无家可归的风险。Balshem（2011）发表了美国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者年度研究报道，2009年1月至少有75 609名退伍军人在急救庇护所里过夜，由此计算出在2008年10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期间大约有136 334退伍军人是在急救庇护所度过一晚的。当年美国共有230万退伍军人，无家的退伍军人比例达到33/10万，每年因无家可归需要在庇护所过夜的人数达到66/10万。美国现有10%的人群属于无家可归者，其中1/3是退伍军人，1/10的退伍军人生活在贫困当中。作为全国无家可归退伍军人联盟提醒退伍军人如此之高无家可归的原因是他们长期忍受着PTSD和药物滥用的折磨。
对于各个国家来说，统计自杀人数的精确数值都是一项具有挑战的事务。很多时候自杀事件并不能被准确报道，因为很难确定一个特定个体的死亡是否是故意为之。而且当自杀行为被确认之后，检查者只能说已故的人自己想死。导致困难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各国报道自杀死亡程序之间的差异，整体来说男性自杀率要明显高于女性。美国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每10万男性公民中的自杀率为23.9%，相对而言女性自杀率仅有5.65%。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我国女性自杀率是男性的3倍。
大量的研究指出现患PTSD和自杀行为的相关性极其密切。Brodsky（2001），Nelson（2002），Ystgaard（2004），Ryb（2006）和Afifi（2008）的研究表明，创伤性事件如战争创伤、自然灾害、儿童期遭受虐待、及强暴等不同类型的创伤都可能增加一些个体的自杀风险。Ferrada-Noli（1998）发现患有PTSD的创伤幸存者其自杀风险大大高于被诊断为其他精神障碍的或未患精神疾病的创伤幸存者。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自杀行为在PTSD患者中表现出较高的发生率，Davidso（2001）报道PTSD患者自杀发生率19%。由于PTSD的隐匿性，很多患者都表现出如果无人询问，他们均对病情表示缄默的态度，这样其高自杀行为就很容易被忽视。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50%的创伤幸存者在其一生当中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Sareen（2005）报道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统计结果，遭受PTSD折磨的患者采取自杀行为的可能较普通人群高达6倍以上。
我国学者特别关注PTSD对我们生活、工作等社会功能的影响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在自己的住所自杀身亡，成为震后北川首位轻生的政府官员。其自杀的原因除在地震中因爱子遇难而遭受沉重打击、救灾复建工作压力大之外，还因为生前很多症状就是典型的PTSD临床表现。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跳楼自杀身亡。12月10日绵阳海天公司职工赵学亮在绵阳市中心医院跳楼殒命。2009年除夕夜北川曲山镇永兴板房区男性居民自杀，后获救。大年初七平武县南坝镇石坎片区建全村袁照贵上吊自杀身亡。2009年4月20日凌晨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自缢身亡。以上自杀案例提示：震后3个月至数年是心理疾病的发病高峰期，在经历早期的迷惘期和随后由于求助人员众多形成的“人道期”后，灾害发生数月，媒体关注度减弱，救援者及救援物资减少，灾民开始进入“低潮期”，会感到孤独、无奈、幻灭，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
人们常有疑虑那些选择自杀的人为什么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那么简单。自杀的出现往往与外界环境压力与创伤事件有关，但也有部分案件并未发现任何特别的理由而让人采取自杀行为。尽管与自杀相关的总是破坏与混乱，现有资料提供了一些个体通常自杀原因的可能线索。或许对于每个人选择自杀的人来说他走这条绝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还是有些常见原因与自杀是相关的。
有学者认为90%以上的自杀受害者在离开人世时是患有精神疾病的，遗憾的是这些疾病在生前并未被诊断出来，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正确治疗。其中两种最常见的疾病是心境障碍和物质滥用，当一个PTSD患者同时还合并有心境障碍和物质滥用时，其采取自杀的风险和可能性就明显增高。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更为显著，表明精神障碍是造成自杀的首要肇事者。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遭受抑郁症发病期折磨的个体，他们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攻击、焦虑和不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自杀风险的增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重型抑郁障碍（MDD）和PTSD这两类患者是自杀观念（SI）和自杀企图（SA）的高危人群。Cougle（2009）研究了MDD、PTSD以及MDD共病PTSD患者自杀观念与自杀企图之间的联系，纳入了全国范围的3085例女性受试者，并对该群体的创伤史、物质滥用史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变量加以控制。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横断面研究，分别将共病患者与单纯诊断为PTSD和MDD两种疾病的患者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即终生PTSD和MDD共病的患者较患有单一疾病的患者出现自杀观念更为常见。PTSD患者及MDD与PTSD共病的患者比单纯抑郁患者表现出更为普遍的自杀企图。为期2年的前瞻性研究分析显示，与单纯的MDD比较，PTSD与SI的风险密切相关。共病患者并没有比单一疾病患者表现出这方面的差异。从而我们可以得出PTSD对自杀观念与自杀企图具有特别强的预测性。整体而言，只有16%尝试自杀企图的女性群体未患有MDD或PTSD，换言之，此类女性群体有高达约85%的人患有上述两类疾病。因而，专家强调在临床诊疗中我们评估自杀风险时必须评估这类变量。Sareen（2007）提出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在严格控制躯体疾病和其他精神疾患后，PTSD患者依旧存在较高风险的自杀企图。
有学者认为自杀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个体感到力不从心、陷入绝境状态时所采取的应对机制。对于这些人来说，自杀被看作是一种通过逃避来处理极强负性情绪的方式。Gould（2003）发现这一概念的自杀体现了自杀率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关系。有研究明确指出在自杀故事曝光后自杀行为增加的幅度与宣传量、持续时间和突出的媒体报道是成正比的。如果自杀不再被“忌讳”，而是被视作应对压力时的一种可行和可选择的处理方式，那么自杀发生率就会增高。
这种假设得到进一步研究证据的支持，即当不管是否存在精神疾病，家族中的自杀史明显增加了个体自杀的风险。
在军队这个特殊群体中自杀行为已经达到了需要专业机构警戒的水平。美国每5件自杀案件中就会有1件与军队有关。Dollock（1990）统计美国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从归国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共有8000～9000人自杀身亡。Bullman（1995）报道有战争经历、多次受伤或因同一伤病反复住院的老兵中，表现出较高的自杀风险。这表明战争创伤暴露的程度以及发生的次数影响着与退伍士兵的自杀风险。Spooner（2002）报道参加1982年英军与阿根廷马岛战争的统计资料，在3个月战争期间英军阵亡256人，但其后有264人自杀身亡。2005年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统计数据证实：在每10万男性退伍士兵中自杀率为37.19%，女性退伍士兵的自杀率仅有13.59%。在一个月中退伍军人管理机构的自杀热线就接听到超过14 000起电话报道，每一天约400个电话。退伍军人管理机构的调查发现以下震惊的数字：在退伍军人这个群体中，平均每33起自杀行为中就有18起实施成功。
Eastridge（2006）统计相关资料后提出：战斗相关精神损伤导致的退伍军人自杀状况随着时代进步有逐年下降趋势，第2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22%，越南战争16%，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为8.8%。截止到2012年10月美军现役军队人员中每一天即有一起自杀事件，退伍士兵中自杀事件已占到美国年自杀总数的20%，其中24岁及以下群体的自杀率是其他年龄段的4倍。PTSD作为常见病在退伍军人中发病率越来越高，Rozanov和Carli（2012）在分析多篇文献后指出：自杀更频繁的出现于患有PTSD和抑郁的退伍军人。这些退伍老兵常通常在离开军队前就有自杀企图、精神病病史以及严重的物质滥用等特征，更易出现攻击和冲动行为。
虽然大量的研究观察了战争或军事创伤与自杀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完全明朗化。因为尽管上述研究说明了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也有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它们间并没有直接关联。此研究仅评估了战争创伤的造成影响，而并非自杀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即PTSD。当然，除了暴露在战区与战后抑郁等突出的军事因素外，还有其他与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其中之一最有可能的联系就是不稳定的家庭因素。目前，有关战争相关创伤对自杀的影响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创伤幸存者自杀风险加剧的原因，并进行有效的防范。一些研究表明自杀风险增高是由于PTSD的症状所致，而另一些研究者声称这类人群存在较高自杀风险是因为共病的精神状态。
由于退伍军人中PTSD的高发率，所以对于这个群体进行了大量自杀与PTSD相关性的研究。对于退伍军人来说，有多种因素会增加其自杀风险。其中包括：男性、酗酒、家族自杀史、青年人群、较差的社会支持（例如无家可归或未婚）、持有枪支、与自杀相关的医疗和精神状况（包括战争相关PTSD）。其他那些特别关注战争相关的PTSD的研究结果表明，预测自杀企图最有意义的一项指标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与战争相关的罪恶感（Hendin，1991）。许多老兵会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体验到高度闯入性思维和极度罪恶感，这些想法通常可以击败老兵的情绪处理能力。
1.自杀暴露与PTSD研究人员调研了自杀暴露作为创伤事件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杀暴露作为创伤事件可以造成PTSD。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成人或青少年如果具备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之一，自杀暴露更易发展成PTSD。其中包括：他们见证了自杀，他们非常亲密的人去世了，以及他们有精神疾病史。这是由于暴露于创伤性死亡如在自杀条件下更易出现创伤性哀伤。创伤性哀伤指的是一种症状，这类个体体验功能受损、体质下降、并伴有自杀意念。这些症状与其他疾病如抑郁和焦虑并无关联。
2.PTSD患者自杀行为的预测 部分研究指出对于PTSD患者来说可以由闯入性记忆预测其自杀风险。高水平的警觉症状和低水平的回避症状也被证明可以预测自杀风险。同时也有研究报道PTSD患者如果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如抑郁症，那么其出现自杀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也有研究报道愤怒和冲动行为也可以预测PTSD人群的自杀风险。此外，一些应对认知方式，例如对于压力通常采取压抑的方式进行处理，也可预测PTSD个体的自杀风险。
（吕 静 郎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