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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伤害者是所有亲历战斗的士兵，除了战场上杀伤武器所带来的生命损失和躯体损伤外，高技术武器装备和条件下的战争，将给参战的军事人员带来更严重的躯体损伤和心理伤害。根据近100年来历次现代战争的伤亡数据统计，参战人员伤亡中的精神和心理障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所带来的一系列躯体和心理疾患可持续影响伤员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长达数十年之久。
最早关于士兵出现精神和心理障碍的报道见于Do Costa（1871），他描述了一组士兵的心动过速、焦虑、呼吸费力和过度警觉症状，并将其命名为“士兵心脏综合征”。外军历次战争的研究资料表明，在常规战争中精神心理方面的损伤约占总伤亡率的10%～50%，但在高技术武器和装备的现代战争中精神和心理损伤的杀伤率可以达到70%～75%。
Bowlby（1901）是最早报道有关战场上出现精神和心理症状而影响战斗力的作者，他发现在1899年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进行的战争中共有6200例伤员，精神性伤亡的比例为0.75%。一些伤员的临床表现与平民神经衰弱的症状完全一致，包括头痛、颈部、肩背部和肢体疼痛，但均没有发现器质性损伤或疾病的证据，首次提出了“精神劳损”（Mental strain）的定义。其中一名士兵在炮弹爆炸后并没有躯体损伤，但出现了头晕、颤抖和右侧肢体活动不灵，送到后方医院之后仍处于惊恐状态，伴有失眠，右侧肢体活动不灵。最后被诊断为功能性瘫痪，被认为是第1例被报道的炮弹休克（Shell shock）的病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士兵中有1/5发生了与战斗应激有关的精神和心理障碍，在英法部队的伤员中1/7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炮弹休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行病，严重影响了参战部队的战斗力。
神经病学家Guillain（1915）针对法军第6军团大批发生神经和精神症状的士兵被送往后方医院的状况指出：“这些士兵可以在发病早期被迅速治愈，没有必要送到后方医院，他们应该与作战团队在一起”。后来法国军方成立了由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专家组成的前线医疗网，专门负责处理炮弹休克士兵的治疗和返回战斗部队问题。L’eri（1916）报道第2军团91%的炮弹休克士兵获得成功治疗，其中600余例士兵在数天之内通过简单的心理治疗就返回了前线。他们在30个月内共治疗了4000例患者，其中50%的患者均没有躯体的器质性损伤，最后全部重返战斗岗位。因此，法国人Salmon提出了战场精神和心理障碍的就近（proximity）、立即（immediacy）和期盼（expectancy）的PIE治疗原则，使患者认识到其症状只是一种短暂的不适，经过适当休息和调整，就可以恢复如常，完全胜任返回战斗岗位和行使战斗职责，再次入院比例为4%，有效的防止了战斗减员，并且可以预防这些士兵在后方医院转化成为慢性精神障碍，1917年5月PIE治疗方法被介绍和推广到整个欧洲战场。
1916年初英军参战人员中炮弹休克的发病率与当时的传染病持平，大约有7%～10%的军官和3%～4%的士兵出现了“精神崩溃”，其中被送到后方基地医院的士兵最终均不能重返战斗岗位。在Maghull红十字医院出院的731例炮弹休克士兵中只有21%返回了部队，但能够重新投入前线战斗的却寥寥无几。英国远征军神经病学顾问Holmes指出：“在法国基地医院炮弹休克的英军士兵重返前线的比例是30%～40%，而被送回英国本土医院的士兵重返前线的比例仅有4%～5%”。英国远征军心理学顾问Myers（1916）为了避免使用炮弹休克和战时神经症的诊断，在距离前线10英里处建立了4个“待确诊神经中心”，接待所有出现与战斗应激相关神经和精神症状的士兵，以饮食治疗和充分休息为主，然后逐渐进行体力训练，最后以行军结束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缓解症状的效果，重返战斗后再次出现症状而入院的比例仅有2.8%。
美国远征军接受了Salmon的PIE治疗策略，采用前线治疗单元处理出现炮弹休克症状的士兵，经过平均4天的治疗，65%的美军士兵就可以返回前线。80%的士兵经过治疗后可以出院，并重返战斗岗位。
加拿大1917年8月从第3兵站医院出院的132例战斗应激反应的患者中73%重返了战斗岗位，27%被送回了本土后方医院治疗。
由于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投入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精神性伤亡的发生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出3～4倍，精神损伤与躯体损伤之比达到36∶100。
战争初期美军已开始采用筛选措施对新兵进行精神和心理学测查，避免有精神疾病和脑发育缺陷者入伍。但是当美军在北非登陆时，并没有做好预防阵地精神病的准备。1943年1～5月的突尼斯战役期间，前线医院涌入了大批的丧失战斗能力的精神性损伤的伤员。美军心理学家Hanson重新应用PIE治疗原则，使494名患有精神病性战斗能力受损伤员中的70%在治疗48小时后重返战斗岗位。后来推荐使用了对于发生精神性损伤患者进行7天留观的处理方法，仅给予“战斗疲惫”的诊断，避免使用精神病类诊断名词，并将该原则在美军西南太平洋、地中海和西北欧战场推广。Ludwig和Ranson曾对346名从前线精神病治疗单元重返部队的美军步兵进行了随访，治疗后3个月仅有27%的士兵仍在战斗岗位，而68%的士兵又旧病复发了，不能继续坚持战斗，其中38%属于急性焦虑状态。后来Brill和Beebe对290美国海军陆战队和665名陆军官兵进行了5年的随访，结果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法，那些患有急性精神崩溃的士兵最终都无法重返战斗岗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先后共有2000多名心理学家直接为战争提供了筛选新兵、诊断和治疗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服务，到战争结束时美军共有75 000名退伍军人住院，其中50%以上的病因还是精神和心理损伤所致。
英军1943年7～9月在西非沙漠作战中共有4315人伤亡，其中10%左右是精神和心理障碍。
1945年春天对法军的调查发现战斗疲惫士兵中仅有40%可以返回战斗前线。
同时期加拿大军队与意大利军队作战的第一次战役中共有2441人伤亡，其中22%以上是精神和心理损伤；第二次战役中共有1491人伤亡，其中24%以上是精神和心理损伤。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8周之内就开展了有效的军事心理学服务，组织了精神健康部门为集团军训练相关人员，并组建了移动精神小分队，以便在前线进行就近和快速治疗，最终使65%～75%的战斗疲惫患者恢复战斗职责的能力。后来小样本的观察证实其中44%的士兵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达到平均或稍好的水平。Dean报道美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从1950～1952年的3年中，第1年的伤亡率在46%，第2年下降到17%，第3年仅有5.7%，其中心理损伤的发病率在3.7%，某作战部队统计的心理损伤的发病率在战争初期为2.1%，战争结束时下降到1.8%。
先后有310万士兵参加了越战，期间美军对战场精神病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每个以师为建制的部队均配备了8名专门招募的精神和心理专家，负责对所属分队提供阵地服务。在总的伤亡率明显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前提下，与战斗相关的的应激障碍患病率大约占5%，精神性伤亡的发病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减少了10倍，比朝鲜战争减少了3倍。但相当多的战场应激损伤则表现为物质滥用、逃离战场和行为异常，从战场撤回的应激障碍者中有60%日后成为精神患者。根据美军1965～1970年住院伤病员患病情况调查，因精神障碍住院的比例在11%～25%。1980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在修改《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版（DSM-Ⅲ）诊断标准中将创伤后应激障碍正式命名为PTSD。大批退伍军人返回美国本土后，于1983年进行了历经19年的全国越战退伍军人状况普查（National Vietnam Veterans Readjustment Study，NVVRS），发现有31%的男性和27%的女性退伍军人符合PTSD的诊断标准，其中15%的男性和9%的女性一直患有PTSD，另外还有11%的男性和8%的女性有显著的PTSD症状，但未达到诊断标准。NVVRS结果提示越战后共有47.9万退伍军人患有PTSD，有35万退伍军人长期受到PTSD的困扰。
海湾战争是美国在越战20年后动用军力最大的一场战争，共动用兵力达54万之多，在海湾战争的准备阶段，分派精神健康官员对官兵进行有关的教育、筛查应激障碍人员、在战区建立精神疾病分类和处理单元。战争期间美军共死亡389人，伤467人，患战争相关精神疾病竟达547人。仅1991年1月至3月共有94例发生战斗应激障碍，与战伤之比高达1∶5。战后退伍军人回国后数月开始出现多种临床不适和精神症状，其后被称为海湾战争综合征，所报道的症状主要有：
慢性疲劳综合征、肠道激惹综合征、多种化学药品过敏、肌纤维痛、头痛、尿频、排尿困难、关节肿胀、爆裂声及疼痛、肌肉疼痛、手足刺痛、齿龈出血、皮疹、溃疡、便秘、腹泻、腹痛、记忆丧失、流产、先天畸形、癫痫、肝功能异常、哮喘、呼吸道疾患、持续感染、胸痛、体重下降或增加、视力减退等。
眼肌麻痹、面肌麻痹、阴茎肿胀、日光过敏、鼻出血、疲倦/疲劳、睡眠障碍、性欲减退、心悸、血常规异常、肌腱疼痛、鼻窦疾患、脱发、椎间盘病变、肾脏疾患、耳聋、月经异常、阴部肿瘤、癌症、燃烧精液综合征、真菌性口腔炎、病毒性感染、呕吐、眩晕发作、运动神经元病等。
夜汗、脾气暴躁、缺乏动力、自我评价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良卫生习惯、暴力行为、一过性黑蒙、协调障碍、笨拙、似曾相识感、夜间噩梦、易激惹、心境不稳定、食欲丧失、焦虑、偏执、抑郁、恐怖、丧失自尊、丧失自信、通奸、犯罪、物质滥用、遗弃、自杀企图/实施自杀、过度消费、死亡/毁灭强迫等。
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通过各种临床和实验室检查无法解释上述症状与PTSD之间有任何明确的关系。
美军自2003年3月20日开战后，于3月31日派出200多名由精神病学、心理学和随军牧师组成的心理干预专家团，分成10个医疗分队深入各个战区部队，进行心理健康维护。至2011年10月21日奥巴马宣布当年底从伊拉克撤军，已有4400名士兵阵亡。2003年5月1日～2004年4月30日对参加战斗的陆军和海军在回国后一年之内进行了精神和心理评估，包括从伊拉克回国222 620人，从阿富汗回国16 318人，归来的士兵中有15.6%～17.1%发生了PTSD。与其他地区值勤岗位的64 967人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从伊拉克回国人员中19.1%、从阿富汗回国人员中11.3%报道有精神问题，与其他战斗岗位人员报道的8.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01）。特别是从伊拉克回国的退伍士兵中35%在当年接受了精神卫生保健服务，每年有12%的人员被诊断有精神和心理障碍，其中50%以上的人员被告知需要进行随访，仅有不到10%的人接受治疗。
由于我军缺乏各个历史时期详细的统计数据，仅能查阅到伤亡人数，无法计算精神和心理损伤的确切数据。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了由傅全章同志任院长的红军医院，负责对中央苏维埃地区的军民进行战伤救治和疾病治疗。其中长征时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及其他根据地出发时共有军事作战人员19万，经过湘江战役、突破乌江、飞夺卢定、过雪山和草地，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最后经过1年多的长途跋涉完成行程25 000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已不足5万人，成为人类军事史上最悲壮的里程碑。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9.18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开始到1945年8.15战争结束的14年间，共有2100万同胞惨遭杀害，其中包括380万抗日军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阵亡为61万人。
1946年6月至1949年9月的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伤亡130万人，其中阵亡26万。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除驻守边海防和完成日常军事训练和演习之外，仅有部分官兵参加过局部战争和小规模战斗，包括剿匪、平息暴乱等。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至1958年全部撤回，总伤亡率为5.66%，其中阵亡者占22.9%，先后有14万中华儿女永远长眠在朝鲜大地。
1959年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军总伤亡率为2.8%，其中阵亡者占17.04%，作战期间先后有230人因精神症状住院，其中36%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1.5%诊断为反应性精神障碍，39.2%符合神经症的诊断标准。我军某野战医院1979年3月至1986年12月对200例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重伤员进行了调查，其中73.5%遗留有脏器或肢体缺失及功能障碍。在伤后不同时期中，94.5%有情绪波动和伤残否认，91.0%合并抑郁。在致残1年后，仍有8.0%的伤员心理状态异常。
王焕林（1996）对21 198名中国军人和平时期PTSD流行病学进行了横断面调查，结果发现患病率为0.486%。其中陆军0.484%，海军0.58%，空军0.884%，空勤人员患病率最高为1.68%，军校学员最低为0.227%。冯正直（2008）对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况文献进行了荟萃分析，应用简易精神症状自评量表测评共77篇文献，56 164名军人在非军事应激条件下驻守城镇的部队官兵心理健康水平优于驻守高原和边防的官兵；军事应激条件下测量结果为：军事应激过程中低于结束时，更低于投入应激之前。任忠文（2009）对驻藏某部官兵进行整群抽样调查，483名男性官兵中58%患有19种常见的心身疾病，其中腰背痛37.3%，关节炎和偏头痛各占25.1%，心律失常10.6%。与未患心身疾病的对照官兵比较该组人群在生活事件、适应因子和消极应对得分明显增高。
石向群（2001）报道某快速反应部队848名1～3年军龄步兵、侦察兵和炮兵战士心理健康状况，发现13.2%存在抑郁情绪，12.9%存在焦虑情绪，其中炮兵的焦虑比例最高，达到17.4%，侦察兵的焦虑比例为8.0%。2003年有作者报道某部进行海上泅渡训练前后自评症状量表变化，发现训练后在强迫、人际关系紧张、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和恐怖因子得分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惠武利等（2001）报道参加烟台海难救援1个月后军队人员PTSD发生率为18%。2008年5月中国汶川大地震后，赵彬（2011）报道1125名参加抗震救灾官兵6个月后PTSD患病率5.6%，应用生活质量量表（SF-36）进行测评，多项评分均低于未患病的对照官兵。胡光涛等（2010）报道1176名参加汶川抗震救灾官兵在地震后1年PTSD患病率为3.45%，低年龄、文化程度偏低、性格内向个体患病风险高。张佳佳等（2010）对参加救灾的一组官兵分别在灾后进行随访，测试结果为：3个月时105名官兵中PTSD患病率23.8%，1年时74名官兵14.86%，1年6个月时108名官兵3.27%。朱海涛等（2011）报道183名参加汶川抗震救灾空降兵指战员在震后1年6个月PTSD患病率为3.28%，在地震中家庭受损、本人受伤，以及接触遇难者遗体的个体有患病风险。石文磊（2012）报道首批进入地震中心映秀镇是144名救灾官兵2年后PTSD患病率仍高达16.7%，同时期该部队未参加救灾的对照官兵仅为1%。
贾京明（2008）报道海军某部赴苏丹维和医务人员在维和集训期间、维和2个月和1年时的SCL-90量表测评结果，发现出征前焦虑因子分高于中国军人常模，1年时躯体化、焦虑、敌对和恐怖因子分均高于中国军人常模。张理义（2010）报道应用这个军人心理健康量表对某部63名维和待命官兵进行测量，发现与115名无任务的官兵比较存在期待性焦虑、抑郁和人际关系敏感。唐斌（2011）报道某部赴黎巴嫩维和130名工兵和58名医疗队员SCL-90量表测评结果，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恐怖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中国军人常模。邵永聪（2011）报道275名我军某部赴黎巴嫩维和人员在抵达维和地区1周和6个月时SCL-90量表测评结果，发现多达7种以上的因子分明显增高，危险因素包括：高强度生活和工作节奏、周边烈性传染病威胁、参与扫雷和排爆等具有生命威胁的工作等。
军事医学和医疗卫生保障战略的研究发现，战场应激性损伤是战争军队减员五类主要原因之一，战场应激损伤防护已经成为军事医学研究的热点。在军事行动中连续的、单调的作业和过度的精神紧张，可使作战人员精力消耗和表现变差，削弱个人和团队的战斗力。战斗疲劳不仅引起精力衰竭和疲劳性减员，还会导致战伤、疾病和非战斗减员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部队将不能充分完成战斗任务。因此，可能在战斗行动中出现：失眠、测量和计算变得不准确、报道出错、决策变得缓慢而不准确、命令被误解/遗忘、武器被误用/未充分利用、补给和预先计划被遗忘、执行任务的动力下降、指挥员的效力下降、训练变得无效等。战争中敌人的恐吓可造成精神紧张和不当行为，使防守者失去防守能力，出现药物和酒精滥用，以及其他违反军纪行为和犯罪行为。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精神后续效应较长，有较高的终身患病率，严重影响了参战国退伍军人个人和家庭正常的生活，对健康保险和社会秩序也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紧张刺激是指在适应或行为上引起了非常规改变的任何事件或情形。通常它是不被人所熟悉的，或者是在个人的诸多动机中产生了冲突。对人们的健康和自尊提出挑战或形成威胁。紧张刺激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例如，可以更好地承担职责，或者出现邻近死亡的恐惧。
战斗紧张刺激是指在战斗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紧张刺激，它与任务有关，不论来源于敌人的行动或其他。战斗任务不一定只在有被伤亡的地方发生，甚至在远离敌人的安全地方也会产生。很多战斗任务中的紧张刺激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士兵自己的团队、领导和任务要求；二是士兵的任务要求和家庭生活间的冲突。
紧张是机体准备应对紧张刺激的内在的过程，包括机体做出战斗或逃避的生理反应。紧张产生的这些生理反应的程度，随着神经系统的唤醒、肾上腺素释放到血液里、机体各部分血流的改变等增加。尽管如此，紧张并不是唤醒或焦虑的同义词。紧张包括不时抑制唤醒和焦虑的身体和心理过程。紧张也涉及伴随的情绪反应和评估不确定因素或威胁的知觉和认知过程。紧张可以包括或不包括对威胁的有意识的认识过程，但是紧张刺激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引起紧张反应才能被察觉到。所经历的紧张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紧张刺激和其背景的评价，即使评价是错的。心理防御机制要过滤对紧张刺激的知觉和评价，以免使个体看出他要承受更多的威胁，这也属于紧张过程。
躯体紧张刺激和心理紧张刺激可以做如下区分：
是对身体有直接影响的紧张刺激，可以是外在环境造成的，也可以是身体的内源性物质或生理需要造成的。躯体紧张刺激引起特定的紧张反射，如寒冷引起寒战，皮肤和四肢末端的血流速度减慢；发热引起出汗，皮肤的血流速度加快。这些紧张反射能保持身体内在的平衡达到一定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以后要被超越。
是指紧张刺激的信息传达到大脑后，只对认识系统或情感系统产生反应，如愤怒或恐惧，而对身体没有直接的物理影响，但心理紧张刺激能够诱发躯体的紧张反射。例如，皮肤血流减慢，加快出汗，释放肾上腺素，瞳孔大小的改变等。对于特定的躯体紧张刺激，这些反射能够显著地增加或减少机体的易损性。心理紧张刺激可以引起大脑内化学物质的改变，包括脑内神经递质的改变。当躯体紧张刺激向大脑提供信息，产生心理需要，或者对健康造成威胁时，它所起的作用和心理紧张刺激一样。即使躯体紧张刺激对生命和健康不构成威胁，它所导致的不适、精神涣散和退行，也可以引起情绪不快。因此，躯体紧张刺激也能够引起非特定的唤醒反射。热、冷、脱水、有毒的化学物质和其他躯体紧张刺激能直接干扰大脑功能，损坏知觉和认知能力，从而增加紧张反应。光线、噪声、不适和能引起焦虑的信息可以妨碍睡眠，而睡眠对维持大脑的高效率和心理承受能力有重要作用。
是可以被他人观察到的与紧张有关的行为，如运动与静止，说话与沉默，这些行为试图去战胜和避开紧张刺激，或者是去适应，是对内在紧张过程产生的紧张情绪的简单反应或释放。任何不同类型的紧张行为导致的后果可以是成功的，使所处的紧张环境得到改善，也可以是失败的，对所处的环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甚致使紧张刺激更加恶化，也可能在解决一个紧张刺激之后又产生了新的紧张刺激。士兵在从事与战斗任务时内心经历很多紧张过程，战斗紧张行为就是这些不断变化的紧张刺激和紧张过程的复合体。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每个士兵的紧张行为是很多心理和躯体紧张刺激相互作用的结果。
紧张是一种具有内在发展过程的生理反应，可提高个体器官活动的兴奋性，保障个体成功地应对紧张刺激而生存下来。但对于任何给定的任务刺激，需要有一个最佳的唤醒或紧张范围。
如果唤醒不足，工作就会偶然地做或者是完全不做，因为机体很容易被打扰，而出现疏忽性错误，或者是睡觉。如果唤醒太强烈，机体可能太容易分心或者是太注意任务的某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良好的运动协调能力，对唤醒的时间和方式有识别困难。如果个体不熟悉自己的紧张反应，而且认为它们是有危险的或是无能的，或者对自尊是一种威胁，紧张本身就可以成为紧张刺激而且加以放大。如果过度唤醒，个体会愣住不动，或被恐惧吓呆，接着出现动摇，因失去方向而感到恐慌。如果紧张持续时间太长，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疾病，毫无希望的极端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加快躯体疲劳，出现功能减退或衰竭。
最初的目的就是使机体活着，而部队对紧张过程的要求不一样。它使士兵生理的、情绪的和认识的动员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军事使命，不管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紧张的最佳范围随着任务的变化而不同。只需要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任务，在高水平唤醒下完成得最好。需要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或冷静思考能力的任务，如行走在布满陷阱的丛林里，或夜里在有效的射击范围内区分对方是敌是友，或者是需要约束性的行动，如埋伏时警惕地等待等，都需要良好协调的紧张过程。如果紧张过程产生的唤醒太多或太少，或在不需要时紧张还未消除，紧张对人体就变得有害。
疲劳的定义就是疲倦，由于困难或延长工作时间而导致成绩的下降。如果继续延伸的话，疲劳最终会达到衰竭的程度，身体和心理的任务都可以产生衰竭。失眠产生的疲劳主要是心理上的，缺少睡眠的人难以使自己的思想集中，尽管在肌力和氧耗方面并没有减少。患有失眠疲劳症的人常常显得疲乏、动作迟缓，或者是行动加快、活动过多、易急躁。对特定任务持续的心理付出，也许这个任务并不需要很多思考或注意，也会产生心理疲劳。那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越来越差，而且人们希望自己能停下来去做其他的事。大脑做些其他不一样的心理任务，即使是几分钟的休息，也可以充分地缓解心理疲劳，改善表现。情绪紧张也导致疲劳，尤其是焦虑和恐惧，因为它们唤醒了躯体紧张过程中的战斗或逃避反应。
马拉松运动员有强壮的腿、良好的氧适应、健康和自信。但是，即使胳膊和肩膀的力量再小也不会使他被疲劳打倒。
一个健康、自信的士兵在平时训练时可能学过怎样把他的导弹轻松地发射到既定目标。如果他自己从来没有学过怎样控制自己的恐惧，在敌人真实的炮火攻击下，他会发现自己很快的疲劳，以致不能搬动导弹，更不用说瞄准目标坚持10秒钟。不过，他仍然可以完成简单的任务。在诺曼底登陆中，由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组成的步兵连在开始时就上岸，在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他们发现自己每次在炮火攻击的间期需要非常吃力地拖动重机枪，而在训练时他们可以在奔跑时拖动同样重量的机枪。恐惧和疲劳用相似的方式影响机体，恐惧就像工作一样消耗身体的能量。感觉疲劳的、超负荷的士兵更容易受恐惧的影响，越恐惧，他就会越软弱，疲劳得越快。
PTSD是极端异常和悲痛的事件发生后的普遍反应，由于战斗疲劳，出现PTSD的症状，是正常的预警信号，但这些症状和体征不会导致死亡或适应障碍。以下症状在那些从恐怖事件中存活，且有痛苦回忆的幸存者中是很普遍的：产生焦虑，处于警惕状态；对幸存下来感到内疚，忽略现实的行动或任务；做噩梦。只有当痛苦的记忆出现，或采取措施如滥用药物，避免暗示，远离社会，退隐来逃避记忆的行为，并影响到军事作业或个人生活目标，才能成为PTSD，有些人甚至在事件发生后几年才显现出临床症状。
虽然战斗疲劳和PTSD有很多相同之处，按定义解释，只有当创伤过去了产生的症状才是PTSD。PTSD症状会出现在战斗疲劳之后，尤其是当战斗疲劳处理不够或不正确。以色列的研究证实了早期的观察，即直接的、长期的治疗和返回任务能保护战斗疲劳伤亡人员免于后继的PTSD。因战斗疲劳受伤的人员太早撤离会导致慢性PTSD。尽管如此，大多数剧烈的、慢性的、战后推迟的PTSD人员，在战争中不是战斗疲劳伤亡人员。
不当紧张行为之后通常紧跟PTSD症状，通常更容易发生在：被动或勉强的参与者；在紧张下出现不当行为，后来又感到内疚；把严重的不当行为和带来的结果看得简单的人；其他不当行为的受害者；救助者和给受害人提供帮助的志愿者。
1994年6月美国国防部制定了海湾战争全面临床评价计划（CCEP），对海湾战争退伍兵进行了系统、全面地评价，退伍军人相关研究者根据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应激反应，将与战争相关的PTSD分为以下11种类型：
可认定的同一创伤经历，附加以下三者之一：重复经历创伤事件、逃避、觉醒增高。
典型的精神抑郁、自尊丧失、严重的悲观情绪、插入性偏执妄想、睡眠方式的改变、烦躁、社会孤独、自杀倾向。
对酒精依赖毒品成瘾。
主观躯体器官不适症状明显。客观检查未发现异常。
按照疾病控制中心严格的诊断标准，包括持续的周期性疲劳，休息后不能缓解；排除器质性病变以及中毒、莱姆病。
疲劳、非特异性皮疹、肌痛、头痛、记忆丧失以及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症状。
有罪恶感，尤其是目睹了暴行过程，长期处于沮丧、狂怒、罪恶和道德恐惧。
在国外执行任务的人员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文化差异的反应。
对阵亡的战友感到内疚、自责和自罪。
许多压力的情况会加速精神病的发生，如精神分裂症、躁狂症。但无论是否参战或有无压力这种疾病都会发生。
患者长期暴露于极度重复的压力下，通常始于儿时或少年，经历性虐待、长期丧失自由、政治监禁的误用。临床特征有情感障碍、人际关系能力改变或自毁行为。
不当战斗紧张行为最容易发生在士气低落或存在问题的团队中。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一直在监测士气低落和团队中的问题。这些指征包括日益增加的疾病和非战斗伤亡率、违反训练规定、无请假的缺席、滥用酒精和药物等。通常这些不当紧张行为是团队中紧张刺激逐渐增加的结果。如果这个团队被派去打仗，就有严重战斗疲劳减员的潜在可能。
在交战中不当的紧张行为通常包括以下各种类型的表现：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士兵故意杀死敌人而不是把他们俘虏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常的战斗紧张的愤怒情感是不能接受战斗到最后的敌人杀死了你的战友，也几乎杀死了你，但是他却可以因为成为战俘而幸存下来，远离你要继续面对的危险。在优秀的士兵身上这种愤怒情绪占有很大比例。在袭击中胜利的军队不仅没有留下俘虏，之后还会继续屠杀畜牧场的大批动物，但后来又羞于承认这些事实。战斗中士兵通常可能为近距离射杀第一个武装的敌人感到内疚，又会为没有接受敌人的投降而感到内疚，随后他们又为自己的内疚感很快消失而感到愧疚。士兵们在退伍回家后很长时间之内都会受到这种记忆和愧疚的折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岛屿战中搜集敌人的头皮、耳朵和金牙等作为战利品是普遍的惯例，是种族仇恨和无人性的对待顽抗的残忍的敌人的一种现象。随着怨恨增加有时会故意留下毁损的身体，尤其是毁损的面部或生殖器让敌人发现以达到泄愤目的。
不当紧张行为中更阴险和普遍的形式就是滥用暴力，包括攻击狙击手、对平民居住区进行大规模的炮轰或空袭、杀死所有的村民、破坏所有的房屋等。某些情况下由于希望得到荣誉、奖章或提拔等，过分渴望攻击敌人的积极战斗紧张行为可能导致悲惨的错误，过度应激或忧虑会看错地图或坐标，使持枪待命的士兵认错车辆，或是首先开火，随后又表示怀疑。有资料表明高度警惕的人容易将刺激物错误理解，甚至看成他们想象中原先害怕的东西。士兵虐待和拷打俘虏是过度紧张的警告指征，提示自控力在他们身上已经消失。
处于紧张状态的战斗老兵因为自己经历的痛苦、危险和损失，使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去搜集纪念品，可以去抢劫掠夺，甚至是强奸敌方甚至是友方的非战斗人员，他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也是不当紧张行为的表现，尽管犯这些罪行的士兵在战斗中并未暴露有反社会的人格特征。战斗的紧张、死亡邻近的暗示、与家人分离的延长、厌倦和其他的紧张刺激，导致人们倾向于形成各种关系，或产生侵略性冲动和个人统治，和敌国女人发生性行为，不仅严重地破坏团队的功能，也妨碍回国后个人与家庭的重新调整。
有些大规模杀害平民的事件是政治因素，另外一些集体屠杀尽管是有预谋的，无疑还是对累积战斗紧张的反应。当战友被杀害或被地雷炸伤而平民安全地避开时，不当紧张行为也很可能发生。其他杀害平民的例子可能是冲动的、个人紧张的反应或者愤怒的攻击：一个刚看到自己战友被害的士兵冲动地向坐在水牛上的两个孩子射击；激动、愤怒、受挫的士兵向农夫开枪。事实上荷枪实弹且处于过度紧张状态的人肯定具有危险性。
高度自信、团结的团体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而互相诋毁、侮辱最终演变为竞争。有敌对历史、不同服务对象的团队或同盟国部队里成员的这种斗争，有时会成为更危险的紧张行为：酗酒、迫近的或过去的战争的紧张、战争产生的猜疑、文化上的不同、种族偏见、宗教偏见等，结果造成伤害或死亡。持久的不良感觉会干扰团队、服务对象和盟国间的合作。在被派去打仗之前的紧张期，或持久间歇紧张期，或团队从战斗中撤退期都是这些不当紧张行为易发的时期。
擅离职守或逃跑是不当紧张行为，对擅离职守或逃跑的控诉，可能的辩护包括精神错乱或健忘，及战斗疲劳中的精神恍惚。在西方的刑法中对平民罪犯的死刑使用减少，对逃跑者执行枪决的频率下降，然而在战争时期仍然允许对逃跑者执行死刑。
士兵在战争中故意拒绝执行命令的不当紧张行为，可能是由于战术不当，或出于自私自利或对形势的悲观认识。也可能战术是适当的，但从现实出发认识到命令是愚蠢的，而且让人毫无意义地牺牲。尽管如此，命令如果没有明显地涉及违背战争相关法规都被假设为是合法的，而且必须遵循。个人的道德、宗教信仰、或个人哲学，更不用说恐惧或疑虑都不能证明是合法的或作为违抗合法命令的借口。较小形式偏激的这种不当紧张行为，可能拒绝、忽视、逃避或避免不涉及战斗任务的命令。命令可能被服从，但士兵明显地不尊重高级军官或军士。持续破坏军用礼貌、统一的规章制度和其他普通的命令或常规战术操作程序，也是不当紧张行为，有时可以在经验丰富的老兵身上看到。
威胁杀害或伤害不受欢迎的领导或士兵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也是违反纪律的行动。威胁者由于精神高度紧张、认为担当风险不公平、极其渴望团队处于危险之中，或可能是非预谋的瞬间愤怒，丧失了暴力冲动的控制能力。例如，一名特别行动队的军医刚刚将一个死亡的队友从伏击现场带到一家驻军医院，一名停尸房的工作人员却将雪茄烟灰弹到他阵亡战友的脸上，军医立刻拔刀想割下这个职员的头。
一些士兵通过不当紧张行为以达到医疗后送和治疗目的，逃避紧张的战场职责，也有品行不良的士兵显示不当紧张行为，反复要求内科或外科治疗。医疗人员和管理员必须认识和阻止这类事件的发生。①诈病：装病是少数士兵为了躲避职责，故意和蓄意地伪装生病、身体无力、精神丧失或发狂，包括战斗疲劳。最可靠的测试是当士兵认为自己没有被监视时，症状是否消失；当他认为被监视时，症状是否又出现。通常装病的士兵并不能完全地模仿真实的身体或精神障碍的症状，需要把装病从身体功能紊乱、记忆丧失和战争疲劳导致的过度痛苦和残疾区分开。②自伤：为了逃避职责而做自杀的威胁和非致死的尝试是另一种形式的装病。典型的例子就是射击或刺穿自己的脚或无支配能力的手，更有创意的是向门外扔一颗手榴弹，然后把胳膊伸到外面，希望被一个碎片炸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士兵故意暴露一片皮肤在被氮芥污染的地方。疲劳、疏忽和粗心，明显增加了无意识的自我伤害的可能性。对健康和安全的疏忽是战争疲劳的普遍指征，增加本可预防疾病的患病率和与非战斗减员的可能，包括脱水、腹泻、痢疾、疟疾、水疱和冷冻伤。当然，紧张产生的粗心也可以导致捣碎手指、扭伤脚踝和更严重的身体伤害。需要区别的是由于丧失掩护或放松警惕而导致的伤亡，虽然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有很多士兵在功能状态良好时由于过度疲劳导致的疏忽，使自己和战友成了不必要的牺牲品。
药物滥用被归类为神经精神障碍，也是不当紧张行为，通过服药治疗忧虑、战争的创伤记忆，或者是对职责的厌倦和挫折。药物滥用通常包括以下问题：药物中毒或戒断（包括酒精、巴比妥酸盐、镇静剂、麻醉剂、兴奋剂和引起幻觉的药物中毒）需要住院治疗才能恢复躯体/神经精神的稳定；过量使用苯丙胺类的兴奋剂可能导致惊慌、躁狂、愤怒、袭击和类似妄想狂的精神并症状，停用苯丙胺可以导致严重的忧郁和自杀意念；为了加强体质而滥用类固醇激素，与情绪波动和暴力袭击有关；致幻剂导致奇异的感觉歪曲、判断误差、恐慌或危险的行为，偶然吸入或故意滥用汽油、溶媒和喷雾中释放的烟雾导致判断力丧失、疯狂和暴力的行为；有机磷的解毒剂阿托品，即使在小剂量也能产生严重的紧张、视力和认知问题。大剂量使用可以产生适应不良和躁狂行为，更容易发生在睡眠剥夺或心理高度紧张的士兵。
（郎森阳 潘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