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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军事人员和老兵证实了在高应激军事作业下的成长和恢复能力（适应能力），但是很大比例的人在其服役和雇佣后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和心理调整困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战场疲劳”、“战斗枯竭”或“作业疲劳”等术语被用来描述相同的急性战斗应激反应。在参加越南战争的军事人员和老兵中也观察到这些应激反应的constellations在最初被称为（越南综合征），后来才被公认为PTSD。PTSD是在DSM-3中提出的。现今，DSM-4将PTSD定义为暴露于创伤事件后出现的焦虑失调伴随持续且重要的重复体验症状，逃避创伤相关刺激，逃避归属于hyperarousal的问题。发生在战时服役过程中的大部分事件可以被体验成为创伤，根据DSM-4标准A，包括（但不仅限于）攻击中可被觉察的目标（攻击指具有身体损伤和死亡的威胁）；看到、参与到或听到受伤或杀死他人，性侵犯，重伤致死的事故，甚至自然灾害。提议在即将出版的DSM-5中更改PTSD的诊断标准，包括从离散的症状群中分离出逃避症状以便可以区分出行为回避症状和负性情绪改变（例如，情绪麻木、持续负罪感或负性自我评价）。
脑外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战争和退伍军人中常见的综合征，两者均可引起认知功能障碍，APOE基因可能与脑外伤预后有关，创伤前的智商与后来发生PTSD危险性呈负相关。影像学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认知损害相关机制的研究。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可显著降低PTSD的发生率。
越战退伍老兵再适应研究（NVVRS）是一项基于人口的研究，采用了临床访谈，作为评价流行病学研究中检验越战老兵心理健康问题的金标准。自1986年11月到1988年2月，直接或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男性女性老兵，和一个相应的社区样本就终生或过去的6个月内主要精神病障碍发病率经历了彻底的面谈诊断。总的来说，在参加越南战争的人和同期在其他地方服役的人员精神病发病率基本没有差别，而且大部分没有达到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然而，这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PTSD尤其在战区退伍军人中流行广泛，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将其当成一个整体。就男性而言，现有PTSD发病率为15.2%，甚至要高于越南和独立战争（1.2%）。男性老兵的终生PTSD发病率为30.9%。这一数字与参加越战的女性老兵发病率相似（现有PTSD和终生PTSD分别为8.5%和26.9%），这提示我们在战争中服役这一点已经足够将PTSD水平提高，而不用考虑其是否参与了直接战争（女性主要扮演支援的角色，比如护士）。此外，现今在theater服役人员抑郁发作的几率较越战和独立战争高（男性，2.8%vs5%vs 4%；女性4.3%vs1.4%vs8%）。当精神病学障碍结合在一起时，那些曾在战区服役的女性退伍军人具有更高的几率患“任意一种”近期精神病学障碍。少数小组被发现比白人有更高的PTSD发生率，最高的是西班牙人（Schlenger et al.，1992）。西班牙老兵看上去比白人或黑人更像达到了终生酒精滥用和依赖、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标准（Jordan et al.，1991）。
战场应激等级被当作精神健康问题的有力的预警器（Jordan et al.，1991；Schlenger et al.，1992）。Jordan和他的同事涵盖了所有除PTSD以外的精神病学诊断。在暴露于高战争应激条件下的男性老兵中，63%会符合至少一项的终身精神病学诊断（9项诊断，除外PTSD），而暴露于低到中等应激条件下的老兵该几率只有45%；30%的男性老兵有至少一项近期诊断，而暴露于低到中等应激条件下的老兵该几率只有13%；进一步而言，暴露于高战争应激条件下的男性老兵较暴露于低应激条件的更容易达到终身评估诊断的标准。单独检测PTSD，Schlenger和他的同事报道，暴露于高战争应激条件下的男性中36%符合近期PTSD标准，而低应激条件下的几率只有（Schlenger et al.，1992）8%。女性老兵的发病率与之相仿（虽然整体几率降低）。
Dohrenwend和他的同事（2006）注意到了DSM从第3版以来发生的变化，就像战场服役老兵数量和PTSD也在变化一样，引发出利用数据的附加资源对NVVRS数据再评价用以评估PTSD标准和在战场应激源下的暴露情况。这些发现提示近期和终身PTSD发生率较最初NVVRS报道的要低（9.1%and 18.7%），尽管仍高于普通人水平，但这一几率包含了观察到的暴露于最高水平战场应激的老兵出现的更高的近期和终身发生率。最初NVVRS和再次评估的研究表明，尽管有严重的精神健康作为战争的代价，大部分越战老兵没有发现战争相关PTSD，约有一半的老兵出现过PTSD症状，但最终都大幅度减轻甚至完全消失。
1988年，疾病控制中心主持开展了“越战经历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的受试对象是从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役军人样本中随机选出的美国退役军人。比如说NVVRS，该样本既包括那些曾在越南战区服役的士兵，也包括同时期在越南非战区服役的士兵。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从原始样本（包括2490名越南战区退役军人和1972名越南非战区服役军人）中随机抽取了一个小样本进行了一项自查试验，该试验包括根据精神障碍DSM-3Z诊断标准而制定的诊断用检查提纲。当时的调查结果发现，与非战区退役军人相比，许多精神疾病在战区退役军人中表现出更高的近期（过去一个月内）发病率，包括严重抑郁（战区4.5%，非战区2.3%），广泛性焦虑（战区4.9%，非战区3.2%）以及嗜酒或酒精成瘾（战区13.7%，非战区9.2%）。当时只对曾服役于战区的退役军人进行了战斗相关PTSD近期和终身发病率的评估；PTSD在近一个月内的发病率为2.2%，而在服役及退役后任何时期的发病率为14.7%。不同的兵种，其PTSD的发病率会不同。对于那些作战的士兵，无论是最近一个月，还是过去任意时期的PTSD发病率都几乎是其他兵种的两倍。此外，那些近期发生PTSD的军人合并出现其他精神障碍的现象很普遍——其中有66%的PTSD患者合并患有严重抑郁或广泛性焦虑，有39%的PTSD患者合并患有嗜酒或酒精成瘾。
2006年，Thompson，Gottesman和Zalewski等人对最初的NVVRS及VES两项研究进行了再次评定，目的就是为了对越战退伍军人PTSD流行病学评估中存在的差异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其中的差异可归因于以下几个因素，包括两项研究中所采用的检测手段在灵敏性和特异性方面存在差异，NVVRS采用了更灵敏的方法，包括在检测中采用更高的截止分值，并使用复合量表对调查群体6个月内的发病情况进行评定；然而VES却采用了更具特异性的方法，包括在其检测中采用更低的截止分值，只使用单一量表对调查群体1个月内的发病情况进行评定）。他们指出，在1987年所进行的NVVRS和VES两项研究中，都采用了基于DSM-3-R的统一诊断标准，当两项研究遵循的标准范围较窄且特异性较高时，PTSD近期发病率分别为2.9%和2.5%；而当它们遵循的标准范围更广且灵敏性更高时，PTSD近期发病率则分别为15.8%和12.25%。
总的来说，无论是NVVRS，VES，还是对这两项研究进行的再次评定，结果都显示，虽然在越南战争中服役这个因素会增加PTSD及抑郁的发病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广泛性焦虑及酗酒的发病风险），但是，对于大部分曾服役于越南战争的军人来说，其症状都不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PTSD是越战退役军人中发生最为普遍的精神疾病，且通常也与其他精神疾病的发生相关。调查中发现，越战退伍军人中的某一部分人群更容易发生PTSD，这一部分人群包括暴露在高战斗环境中的士兵，坚守作战任务的士兵以及西班牙裔的退役军人。然而，在解释研究结果方面，两项研究都因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受到影响。两项研究都是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要求受试军人对其退役后15至20年间的经历和症状进行回溯报道，而且也都没有对受试者的服役特殊性和服役经历进行鉴定。正如Maguen及其同事于2006年所报道的那样，回顾性报道通常因受到自身对近期不良应激和PTSD症状报道水平的影响而不够准确。
第一次海湾战争以短暂闻名的战场作业被限制为一周以内的地面战争作业。然而，在这一时期前后，美国军队正警惕着来自陆军化学武器的直接威胁，暴露于压力或创伤事件的潜在风险期延长。1995年，退伍军人事务部发起了一项基于人口的调查（海湾战争时期退伍军人及其家庭的全国性健康调查），该调查以分层随机抽取部署于海湾地区的15 000名军人为基础，与同一时期15 000名部署于其他地区的军人对照（Kang et al.，2003）。潜在的退伍军人按性别、不同部门（积极分子和储备的预备役军人）和服役种类分层。Kang和他的同事从最初的报到中汇总了PTSD的数据，收集了大约战后5年20 917名调查对象的数据。利用“PTSD检查表”，12.1%的战区退伍军人得分在“疑似PTSD”范围，而其他地区军人的几率只有4.3%（代表3.1的优势率，CI=2.8～3.5）。人口统计学预警PTSD包括女性，老人，非白人，征募等级和成为三军和预备役军人。强烈应激的定义依据服役的地点和暴露于战争的程度，与PTSD密切相关；PTSD发生率从暴露于最低应激水平的3.3%到最高水平的22.6%不等。
Toomy和他的同事对参加了海湾战争退伍军人及其家庭全民健康调查的退伍老兵进行二次抽样（1061战区退伍and 1128同时期退伍），并亲自进行临床访谈，对其一系列心理健康障碍进行评估。这个研究在海湾战争后进行了约10年，评估了自战时开始的出现的健康障碍并对访谈前仍存在的健康障碍进行了再评价。部署的退伍军人与非部署退伍军人相比具有较高的战时心理障碍发病率，包括重度抑郁（7.1%vs4.1%），PTSD（6.2% vs 1.1%），惊恐障碍（1.2% vs1%），和特定恐惧症（1.9% vs 8%）。在访谈的那一年（10年以后），部署的退伍老兵战时开始的重度抑郁障碍仍高于非部署人员（3.2% vs 8%），这一点与战时开始的焦虑障碍相同（一个不包括PTSD的复合变量；2.8%vs1.2%）。那些战时开始的PTSD，部署和非部署退伍军人10年后并没有在发病率上表现出显著差异（1.8% vs 6%）。这项研究通过临床访谈得到加强，薄弱环节在于对战时发病诊断报道的回顾和评估范围有限（只有战时发病和他们在10年后的流行得到评估，因此省略了障碍的延迟发作）。
现在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正在进行，该工作旨在检测OIF（伊拉克自由运动）和OEF（持久自由活动）中服役人员的心理健康结果（包括预测和保护因素）。现役人员、预备役，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和退伍老兵正在接受部署前，部署中和部署后的不同时间内的心理健康评估。这些横向和纵向设计，利用有效的自我报道和筛选工具，可以使评估更准确、有效，因此大大增加了进行研究的范围和质量。
Hoge和他的同事（2004年）对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现役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心理健康问题评估。这个横向调查考虑到即刻部署（2530军士兵）和3～4个月后6～8个月部署（3671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部队之间的对照。使用有效的自我报道和筛选工具对PTSD，抑郁和焦虑进行了评价；两个增列项目被用来评估问题饮酒。结果发现部署后服役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显著升高。使用严格的标准评估筛选工具（可能导致假阴性的代表），所评估的三种心理障碍发生率在部署后均显著升高，（9.3%vs13.6%），PTSD是部署后升高最明显的（5.0% vs 9.2%）。报道的整个样本部署后“酗酒”发生率25.4%（vs部署前14.8%）。心理健康问题发病率战斗等级高低相符。经历过5次或5次以上交火士兵的PTSD发生率较部署前升高19.3%，成为伤员或受损伤会大大增加达到PTSD筛选标准的几率。
2003年4月，在伊拉克地面战争开始后的一个月，美国国防部命令所有服役人员在部署后立即完成健康和心理健康筛查评估，部署后健康评价（PDHA；像Hoge Hoge，Auchterlonie，＆ Milliken，2006中描述的那样）。第二次健康评价接踵而至，包括对部署后3～6个月的评价（部署后健康重新评估，PDHRA，如Milliken，Auchterlonie，＆ Hoge，2007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评估史无前例的考虑到了纵向因素，基于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评估与战争相关作业任务有密切的联系。提问的方式评估抑郁症，PTSD，自杀意念，人际关系，及正在接收（或已经接收）精神病防治的兴趣。重要的是要注意，对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通过四个筛选工具进行评估（这已被证明有很高的误报率；看看Ramchand et al.，2008）。第一次对303 905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PDHA数据进行分析，部署到伊拉克人员存在的心理问题报道为19.1%，部署到阿富汗的为11.3%（Hoge et al.，2006）。此外，PTSD综合征是最常见的问题，部署在伊拉克达到筛查标准有9.8%，阿富汗为4.7%。筛查阳性PTSD，绝大多数（79.6%）有实战经历。
对PDHRA数据的分析表明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在部署后随时间流逝呈显著升高趋势。Miliiken，Auchterlonie，and Hoge（2007）报道了88235陆军士兵刚刚部署到伊拉克（PDHA）和部署6个月后（PDHRA）的数据。现役士兵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从17.0%上升至27.1%，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人员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从17.5%上升到35.5%。PTSD综合征在两个时间点依然成为了最普遍的心理问题；筛查现役军人PTSD阳性率从11.8%上升至16.7%，非现役阳性率从12.7%上升至24.5%。现役军人人际冲突阳性率随时间推移上升最为明显，从3.5%上升至14.0%，非现役则从4.2%上升至21.1%。尽管没有评价PDHA，但对PDHRA酒精依赖的评价是被认同的，现役军人为11.8%，非现役15.0%。
Hoge和他的同事（2007）提供的更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存在乃至增加。在这一项队列研究中，选取了在伊拉克服役的来自四个作战步兵旅共2863名陆军士兵为调查对象，使用严格的标准在部署一年后对存在的PTSD进行评价。在这一样本中PTSD的发生率为16.6%（同一样本部署前只有5%），与PDHRA部署后六个月时点基于人口学的调查相似。对于在服役期间的受过伤的人员（暴露于更严重的战斗环境的代表），PTSD的发生率31.8%，而没受伤的只有13.6%。
（邵永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