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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交通伤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公害，目前占各种伤亡的第一位，道路交通事故多在短时间内发生，场面具有较强的刺激性，患者伤情较重，往往遗留不同程度的伤残，使得交通伤伤员易于产生心理上的疾患，而这些心理问题严重地影响着患者生理、心理功能的康复，因此研究道路交通事故后PTSD的发生情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叶虹，侯振海等于2001年1月～2005年1月共收治道路交通事故伤员2073例，其中男1489例，女548例，年龄16～75岁，平均（36.7±15.1）岁，入院均行头颅CT检查，无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脑挫伤等颅内病变者1852例，随访至伤后3个月进行评定，共获取完整资料1788例，其无精神病中家族史及既往史者1757例。道路交通事故后PTSD发病率为70.53%，其临床表现出现频率较高的依次是：睡眠障碍（87.82%），控制不住回想创伤经历（75.00%），过分的惊跳反应（69.23%），努力回避能唤起创伤的活动或处境（67.74%），反复出现创伤性内容的噩梦（64.10%）。这些症状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而未得到及时的治疗。
对PTSD发病危险因素的分析显示，性格内向、与家庭成员关系较差及未获得有效赔偿者PT SD发病率较高，而文化程度高（大学）组的患者PT SD发病率较低。性格内向者不善于与人交流，不能主动寻求缓解情绪的自身以外的资源，在创伤后容易产生心理障碍，这与Chara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则表现为知识面广，善于调节情绪并总结失败教训，从而降低对创伤的敏感度。我们发现，合理的赔偿是减少PTSD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积极的干预可以降低PTSD发生的危险。家庭因素对道路交通事故患者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家庭成员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对患者心理健康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这与高岚等对受洪灾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也提示在治疗创伤的同时，应加强与患者的心理沟通，尤其是家庭成员的配合，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疾患的发生。
李秀丽等选择2010年10月～2011年5月206例交通事故幸存者，其中，男168例，女38例，年龄（39.8±12.5）岁，所有入组者均无脑外伤和脑损伤。采用17项PTSD检测表——特定事件版（PTSD checklist-specific stressor version，PCL-S）进行评估。结果206例交通事故幸存者中共有51例为可能的PTSD患者，发生率为24.8%；PTSD症状比较女性较男性严重，男性PCL-S得分（26.90±7.70）分，女性（31.46±8.87）分，男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已婚者较单身者严重，已婚PCL-S得分（28.72±8.07）分，单身（23.00±5.47）分，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这与以往Brewin CR和张宁等的研究发现一致。本研究还发现年龄与PTSD严重程度显著正相关，与Priyatam J等报道年龄对PTSD的影响不大的发现不同。另外，婚姻状况也是PTSD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已婚者较单身者PTSD症状严重。这与张宁等的研究结果一致。但Breslan N等研究发现婚姻状况与PTSD无显著相关。婚姻状况对PTSD影响在东西方研究中存在的差异，也反映了东西方婚姻观的差异以及婚姻状况对个体心理应激、社会支持等影响的差异。
有结果显示：评估距离创伤时间间隔与PTSD的症状严重程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即间隔越长，评估时间越晚，PTSD症状越严重。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了“延迟发生的PTSD”，即PTSD症状在创伤后应激事件的初期并未出现，而在半年之后才开始显示出来。关于战后军人和美国新泽西州卡特里娜飓风受灾者的长期研究都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累积的创伤压力使创伤经历者的PTSD发生率随着时间有所增长。在本研究中，被调查对象多为车祸致骨折而入住骨外科的患者，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绝对卧床，还要根据治疗需要，间断进行多次手术，如内固定、矫正和取固定物等手术。这种漫长的治疗康复过程会累加创伤效应，并强化创伤体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创伤的急性期，患者通常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照顾。而随着时间增长和逐渐康复，家人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减少了对患者的关心和照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躯体创伤的好转，患者将面临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重新承担的多种责任也会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另外，许多患者的交通事故理赔很不顺利，有的遭遇肇事逃逸；有的需经历协商、起诉、再协商、开庭审理等多个环节，即便有了结果，还可能面临肇事方无力赔偿的结局，这种耗时耗力的交通事故理赔过程，对患者的心理状况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延迟发生的PTSD非常值得关注，适当放宽PTSD的观察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发现，受伤严重程度与PTSD严重程度相关不显著，躯体康复状况与PTSD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即使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后，躯体康复状况对PTSD严重程度仍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如前文所说，受伤严重程度是一个较为客观的创伤暴露指标，而躯体康复状况与当时是否有害怕、无助、惊恐一样，来源于被试的主观评价。这再次证明了在创伤后心理问题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重要的。
矿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期发生率为50%，低年龄组发生率明显高于高年龄组；矿难10个月发生率为30.6%情绪识数stroop：①矿难后2个月，PTSD患者相比对照者，双侧前扣带回、右侧额下回等脑区激活下降；②矿难后10个月，PTSD患者相比对照者，左侧额叶内侧回、右侧额中回、右侧扣带回及左侧海马旁回激活增强；PTSD患者矿难后10个月与矿难后2个月前后配对比较，矿难后10个月PTSD患者双侧额上回、双侧额中回、右侧扣带回及左侧海马旁回激活增强；矿难后10个月，按照症状恢复程度发现恢复好的患者左侧额叶内侧回、右侧前扣带回、双侧额上回及右侧额下回激活强于恢复差的患者。③症状激发任务：矿难后2个月，PTSD患者相比对照者，右侧前扣带回、左侧额下回及双侧额中回等部位激活下降，左侧海马旁回激活增强；矿难后10个月，PTSD患者相比对照者，右侧颞上回（BA38）激活增强，右侧颞上回（BA22）、右侧岛叶等脑区激活下降；PTSD患者前后配对比较，矿难后10个月PTSD患者右侧扣带回激活下降；矿难后10个月，按照症状恢复程度发现恢复好的患者双侧额上回、双侧额中回、双侧颞横回、左侧颞中回、右侧颞下回等脑区激活强于恢复差的患者。④症状激发的短时提取任务：矿难后2个月，PTSD患者相比对照者，右侧额下回、右侧额中回等脑区激活下降；矿难后10个月，PTSD患者相比对照者，右侧额下回及右侧额中回等脑区激活下降；PTSD患者矿难后10个月与矿难后2个月进行配对比较，右侧海马旁回及双侧颞上回激活下降；矿难后10个月，按照症状恢复程度发现恢复好的患者右侧海马旁回激活低于恢复差的患者。⑤矿难后2个月，脑形态学显示PTSD患者左侧额中回灰质密度低于对照组；矿难后10个月，PTSD患者双侧海马旁回及右侧额中回灰质密度低于对照组；PTSD患者矿难后10个月与矿难后2个月进行配对比较，右侧海马旁回、左侧扣带回、左侧额下回、左侧额叶内侧回、左侧岛叶等脑区灰质密度增高。⑥矿难后2个月，DTI结果显示，PTSD患者左侧前扣带回、右侧扣带回、左侧胼胝体下回、右侧额中回及左侧海马旁回等脑区FA值高于对照组。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矿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高。PTSD主要病变脑区在前额叶及海马部位。PTSD患者执行记忆提取任务时，表现明显的脑激活不足。前额叶功能的恢复可以作为PTSD预后或疗效的指标。PTSD患者急性期、慢性期皆有脑结构变化，结果也存在矛盾之处，其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
1999年11月24日烟台大禹号轮船沉船事故中参与紧急抢救工作的海军官兵17人；其后参与尸体搜寻和搬运的陆军官兵16人和参与死难者家属抢救的海军医务人员6人，共39人。其中男性38人，女性1人；均为汉族；年龄17～49（24.38±6.80）岁。调查于海难1个月后进行。PTSD发生率：本次调查39人，其中符合PTSD诊断标准者7人，发生率为17.95%（7/39）。PTSD发生者在海难事件中抢救幸存者的数量明显多于未发生者，而在打捞尸体、目睹尸体数量上PTSD发生者明显低于PTSD未发生者，且均达到了统计学差异（ P <0.05～0.01）。
不能获取经济帮助者PTSD得分高，对上级领导工作方法和善后处理不满意者PTSD得分高，抢救幸存者数量与PTSD得分呈正相关，打捞和目睹尸体数量与PTSD得分呈负相关；LES量表分越高PTSD量表分越高；EPQ的N分与PTSD得分呈正相关；PTSD得分与SCL-90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数、阳性症状均分、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附加因子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阴性症状项目数呈负相关。与其他因素之间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
调研发现，该海难受调查的军队人员的PTSD发生率为17.95%，显著高于王焕林的和平时期军队PTSD横断面调查的0.486%结果，但类似于遭受心理创伤后1个月的15.5%结果，亦类似于国外的调查结果，但低于国内的灾害后幸存者PTSD发生率。可能与创伤事件的性质、强度不同有关。本调查中PTSD的发生在善后处理中抢救幸存者的数量上明显高于未发生者，而在打捞和目睹尸体数量方面，PTSD发生者显著低于未发生者，抢救幸存者的数量不仅反映了受检者的一般的应激量的大小，亦反映了其自身的在应激事件中的风险性，参与尸体打捞和目睹者的数量仅仅反映了在应激事件中被动的刺激量的大小，而不存在自身的危险性，这同有关的文献报道相似。
对核反应堆、后处理厂和核技术研究部门的研究：在核反应堆、后处理、核武器研制和核技术研究部门工作的人员是核工业长期接受全身低剂量低LET职业性照射的最重要的人群。上述单位都有比较完善的主要针对外照射的个人剂量监测制度。反应堆后处理厂等单位在工作中还会受到氖、钚和碘的内照射，但是其所产生的内照射剂量合计只有外照射剂量的大约2%。核工厂职业照射人员子代遗传学效应和先天畸形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辐射遗传效应已有大量动物实验证据，但是目前还没有肯定的人类报道。为了考察核工业职业照射的遗传效应，于1985～1987年对核工业元件一扩散，堆工后处理厂的职工子女进行遗传性疾病和先天畸形的调查。这两类疾病不易鉴别所以合在一起进行登记。调查采取横断面方法，以调查当时厂区在册户口为依据。长期在厂区生活的职工子女，18周岁以内，其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受孕前从事放射性工作者为放射组。同时选择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相似，受孕前无电离辐射或化学致畸—致突物质职业接触史者的子女为对照组。检查人数分别为11 238和20 548人，占应检人数的91.7%和91.2%。先天畸形发生率以厂职工医院妇产科出生记录为依据。参照我国高本底地区的类似调查，事先确定临床易于检出，发生率较高，并有一定健康与社会影响的31种遗传病和先天畸形为检查指标，检查结果共发现26种。
（邵永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