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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是急性创伤应激反应的一种延续，是个体对超出常见经历范围的明确的创伤性事件所做出的反应，是最流行且严重危害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应激障碍之一。PTSD病程迁延，严重影响发生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特别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突发性应激事件日趋增多，PTSD的发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西方国家有关研究及报道较多，近十余年来国内逐渐开展了较广泛的相关流行病学调查，但还缺少规范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然而，PTSD的发生与社会、经济、风俗等因素关系密切，因此国与国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目前有关PTSD的流行病学研究十分活跃，其研究已经扩展到包括暴力袭击、强奸、虐待、绑架、重大交通事故等日常生活事件和自然灾害在内的一切严重创伤性事件所致的PTSD，且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但这一时期的流行病学研究大部分集中在PTSD的患病率调查和PTSD影响因素的研究，少有干预性研究。
到目前为止，横断面研究在PTSD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应用较多，主要用于创伤性事件受害人群PTSD发生率或患病率的研究。根据事件性质的不同可分为群体性创伤性事件和个体性创伤性事件两大类：第一类为对群体性创伤性事件后受害人群的PTSD患病率的调查，如对重大自然灾害地区受害者PTSD的发生率的研究；对交通事故、恐怖袭击、火灾等受害者PTSD患病率的调查；对战争现役和退役军人PTSD患病率的调查等。第二类为对个体性创伤事件后PTSD患病率的调查，如对强奸、绑架、癌症等创伤性事件患病率的调查。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两大类：第一类为对普通人群PTSD患病率及其分布的调查，如对地震、洪灾、飓风等地区受害者PTSD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类为对特殊人群PTSD患病率及其分布的调查，如军人、尸体处理和海难救援等特殊职业人群。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被俘军人及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主，1987年的研究发现，参加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中，终生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为27%，男性和女性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15.2%和8.5%。
Madakasia，O’Brien率先开始对自然灾害后的PTSD进行研究，他们报道龙卷风受灾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59%。此后有几位作者报道几类不同灾害后PTSD的患病率均超过30%，如Armenia地震和Andrew飓风。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个月和9个月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18.8%和24.4%。
火灾、爆炸、海难、空难等各类人为事故后PTSD也是最常见和突出的精神病理问题。有报道受伤的火灾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达100%。Gunn对汽车渡轮沉没事件发生后转诊到精神科的生还者及其家属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75人中27人（36%）符合PTSD的诊断。一次空难事故后，50%的生还者发生PTSD。
社区普通人群中PTSD的患病率及不同人群中的疾病分布的资料，有利于揭示咖的危险因素及其自然病程。美国的研究表明，社区中有36.7%～81.3%的人有过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经历，PTSD的终生患病率男性为5.0%，女性为10.4%，整个人口中约1/12的人受到影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社区中儿童及青少年PTSD患病率及发病率的流行病学研究。文献报道的暴露于灾害和其他创伤性事件的儿童PTSD的患病率从0%到100%，变异极大。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PTSD患病率在遭遇交通意外的儿童中相当高，约为20%。经历过从高处摔下的住院儿童中PTSD发病率为10%～12%。尽管儿童PTSD确切的患病率和发病率并不十分清楚，但同成人一样，创伤性事件严重影响儿童的心身健康和成长。
流行病学上高危人群（即创伤事件幸存者如战斗老兵或强奸受害者）研究发现创伤事件后PTSD只是偶然发生，按照DSM-Ⅳ标准，暴露于标准A应激源人群PTSD发病率范围估计为3%～58%不等。不同人群应激源性质及强度不同，故发病率不一。
军人作为一特殊团体，其遭受的创伤暴露率及暴露水平不同，发病率也不同。
越战老兵PTSD时点患病率为15%，而PTSD终生患病率为30%。沙漠风暴行动中老兵PTSD发生率较低，从波斯湾返回后3个月内PTSD发生率为9%。
PTSD在现役及预备役参战人员中发生率亦有差别，如海湾战争中PTSD发生率在现役及预备役分别为8.0%和9.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芥子气试验老兵当时PTSD发生率为17%，当时符合PTSD亚临床诊断的发生率为25%，而终生PTSD及亚临床PTSD患病率分别为17%和33%。参加海难援救军人在1个月时PTSD发生率为17.95%。
我军平时PTSD总患病率为4.86‰，其中陆、海、空军和军校学员的PTSD发生率分别为4.84‰，5.80‰，8.84‰和2.27‰。
平民中创伤事件发生较少，从一较大的健康维持组织随机抽样的城市青年人群研究发现有39%个体曾暴露于创伤事件，而其中只有23.6%个体在一生中某时发生PTSD。
①火山爆发：Saint Helen火山爆发事件经历者中仅有3.6%人群发生PTSD，而且在创伤事件后二年内部分症状缓解。②丛林大火：在一暴露于严重丛林大火的自愿灭火人员中，当时PTSD发生率为16%，而部分在42个月时缓解。③石油泄漏：Exxon Valdez石油泄漏事故后1年暴露样本中有9.4%发生PTSD，较对照样本发生率高2.9倍。④躯体受伤：躯体受伤者PTSD发生率25.5%，相似于其他文献报道。262名经历创伤的警察中7%具有PTSD，而34%具有PTSD症状或亚临床症状。⑤尸体处理：目睹死伤、事故后的尸体处理工作人员亦可发生PTSD，救援人员中当时有11%发生PTSD，但在灾害后4个月及13个月时分别降至10%和2%。沙漠风暴行动中救援人员产生相似的结果。⑥交通事故：一郊外严重交通事故122人的受害群体1个月后，34.4%的受害者符合PTSD，而对照人群仅2.4%；在3和6个月时PTSD发生仍很高，分别为25.2%和18.2%，女性受害者PTSD发生率为男性的4.64倍，其中具有创伤史者在1个月时为8.02倍、3个月时为6.81倍高于无创伤史者。又一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在事故后的6个月内18.4%符合PTSD标准（DSM-Ⅲ-R）。74名交通事故受害者中24名（32%）在1年时符合DSM-Ⅲ-R的PTSD诊断标准，其在事故后的头3个月内是PTSD发生的关键时刻。另一967名交通事故受害者在3个月时PTSD发生率为23.1%，在1年时为16.5%。⑦恐怖活动：恐怖分子袭击的以色列非受伤妇女在6个月时27%符合PTSD标准。前瞻性研究显示受袭击妇女3个月后在受强奸的妇女中PTSD的发生率为48%，而在非性犯罪的受害者中为25%。⑧躯体疾病：211名普通医院急诊病房的创伤幸存者中63名幸存者（29.9%）在1个月时符合PTSD的诊断标准，37名幸存者（17.5%）在4个月时具有PTSD。⑨特殊职业：对郊外警察来说，其职责相关应激、躯体化和PTSD的症状间密切相关，13%的对象符合DSM-Ⅳ（1994）的论断标准。
总之，在评估这些流行病学结果时，应考虑创伤事件的特征及严重性对发病率的重要影响。因为大量调查发现创伤事件的严重性同慢性PTSD发生关系密切。创伤事件类型不同，严重性不一，因而导致不同的PTSD发生率，犯罪受害者的终生PTSD发生率从19%到75%不等，而战争中的犯人及集中营幸存者中PTSD持续及慢性发生率高达47%～55%。但有些暴露于严重且持久创伤事件人员确实没有PTSD或其他精神病发生，提示暴露于各种各样的创伤事件后PTSD发生并非必然结果。
在美国，一生当中罹患PTSD的几率：预计有7.8%的美国人在一生中会出现PTSD，男性为5%，女性是10.4%，两倍于男性。大约有30%的经历过战争时期的男性和女性表现出PTSD，20%～25%的人在一生中的某时段会有特别的PTSD症状。很多美国人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段时间的PTSD（大约2000万美国人），从而使这一病症成为主要的公共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仅次于物质使用障碍和抑郁。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十分之七的人感到情绪沮丧，有将近一半的人声称难以集中精力，有1/3的人失眠。据美国APA统计，美国PTSD的人群总体患病率为1%～14%，平均为7.8%。德国研究结果，PTSD人群总体患病率仅为1.3%。阿尔及利亚研究结果显示，PTSD人群总体患病率高达37.4%。一般说来，不同的人群或个体，不同应激事件所致PTSD的患病危险性亦不相同。以前PTSD主要发生于男性身上，现在的研究表明，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发生PTSD的可能性，而且女性是男性发生两倍。中国资料：据《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研究》的调查分析，估计大约有10%左右的严重受灾者可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被俘军人及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主，1987年美国的研究发现，参加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中，终生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为27%。男性和女性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15.2%和8.5%。MadakasiaO’Brien率先开始对自然灾难后的PTSD进行研究，他们报道龙卷风受灾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59%。此后有几位作者报道几类不同灾难后PTSD的患病率均超过30%，如地震和飓风。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个月和9个月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18.8%和24.4%。火灾、爆炸、海难、空难等各类人为事故后PTSD也是最常见和突出的精神病理问题。有报道受伤的火灾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达100%。一次空难事故后，50%的生还者发生PTSD。伍志刚等采用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对1995～1999年遭受过严重洪涝灾难的洞庭湖灾区成人PTSD患病情况进行调查，显示发病率为33.89%。汪向东等对张北地震受灾人群的调查表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为6.1%，3个月内PTSD的发生率为18.8%，震后3个月的患病率为7.2%。张本等对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儿的PTSD的调查显示发病率为23%，提示大地震所致孤儿是发生PTSD的高危人群。而基于社区人群的流行学研究表明，PTSD的终生患病率为1%～14%，高危人群研究发现PTSD的患病率为3%～58%。
影响PTSD发生的危险因素较多，包括：遗传因素，家族史，个体人格特征，既往创伤史，既往行为或精神问题，父母关系特征，恢复期应激源暴露。其中一些危险因素在相对低阈值下产生影响，而一些危险因素在相对高暴露水平下起作用。PTSD危险因素是个体对PTSD特殊素质，还是反映了可被灾害触发的总的精神病素质到目前仍不清楚。然而由危险因素导致的PTSD是创伤事件后代偿不全所致，而不是随机过程，也不是可用创伤事件特征完全可预测的结果。
PTSD相关的典型事件为：对生命或躯体完整性的严重威胁，突然家庭解体，目睹他人被杀或严重受伤，听到所爱人员暴死或残忍受伤消息。PTSD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单元出现主要同战斗及战时暴行相关，但亦可出现于经历创伤事件的普通人群的个体中。
一系列暴露于创伤事件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空难后355名军队医护人员18个月的前瞻随访，多元逻辑回归分析发现PTSD在未完成大学学业者容易发生，揭示受教育程度低者是PTSD发生的预测因素。又如美国一城市年轻人群前瞻性调查发现19%个体中有一种或多种创伤事件发生，其中有暴露史者中有11%发生PTSD。创伤事件发生者中，黑人多于白人，男人多于女人，受教育程度低者多于受教育程度高者，离异或单身者多于已婚者，其中种族差别同暴露发生具有显著统计意义。其报道最常见的与种族相关的应激事件类型为：①身体攻击，包括强奸及武器威胁；②严重受伤或事故；③目睹他人残忍被杀或受伤；④听到有关亲朋受伤消息。男人（24%）多于女人（14%）为目睹他人残忍受伤或被杀；女人（21%）多于男人（14%）为听到攻击。美国黑人在童年时期报道的创伤事件类型类似于白种人，而在成年期创伤事件较白人显著增加，可能原因为黑人成年后易遭受人身攻击类事件显著增加有关，同美国暴力犯罪受害者主要为黑人的报道相吻合。
年龄和教育程度亦可预测战时老兵的战斗暴露量，年龄亦可预测奇怪死亡的暴露量。教育程度高者报道战后当时社会支持多。但是有残酷战斗经历士兵，尤其是具高战斗分及暴露于奇怪死亡的士兵很少与朋友谈及其经历，因此当时很少有社会支持，而有更多的战后负性生活事件发生。年龄低及受教育程度低者更易处于严重战斗场面，可能由于其军衔低、缺乏特殊训练有关。
教育程度低下亦同其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而且也与使个体易处于暴力、低文化环境、缺乏健康保护及各种资源利用限制的恶性循环相关。而年长者多具有丰富的灾难经历经验，更能充分利用社会支持，从而降低精神压力，较少发生PTSD。
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同一创伤事件中，年龄较大者更易患PTSD。对洪灾区PTSD的研究发现，无论成人和儿童都符合这一结论。刘爱忠等对洪灾区7～15岁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PTSD的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7岁组发病率为14.1%，15岁组为23.5%。伍志刚等对洪区成人的研究也有类似规律，16～20岁组PTSD的发病率为26.7%，而高于70岁组高达40.3%。但也有学者的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认为不同年龄间PTSD的发病率没有差异。这可能与应激源、研究对象、研究标准和诊断工具等的不同有关。
男性与女性的PTSD患病率是否有差异，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研究发现女性的PTSD患病率为男性的2倍。女性不仅对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趋于慢性化，中位数约为男性的4倍（分别为48.1%和12.0%）。对60名非性攻击受害者（其中男性38名，女性22名）进行了调查，从发生创伤性事件后1周～3个月，71%的女性和50%的男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3月后仍有21%的女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男性受害者则已全部恢复。暴露于同一创伤性事件后，女性的PTSD患病率也明显高于男性。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地震受灾者3个月内PTSD发生率男性为13.5%，女性为24.7%。OlffM等研究发现，PTSD女性高发的原因在于其暴露于应激事件的类型，她们经历此类事件的年龄越小，则体验越深刻，自控能力越差，发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
有关PTSD发病率及其分布的报道不一，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并不充分。有研究表明，社区普通人群中PTSD的终生患病率男性为5%，女性为10.4%，整个人口中约1/12的人受到影响。不少研究显示，成年癌症患者的年龄与PTSD症状成反比。少儿癌症幸存者的PTSD发生率高于成年人。同时还发现，少儿癌症幸存者的年龄与PTSD得分成正比。普通人群中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但并不是在所有的创伤性事件中，女性PTSD的患病率总是高于男性。见（表3-1）。
表3-1 创伤性时间和PTSD的性别分布（%）
不同种族在文化、社会习俗、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否对PTSD的发病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一个争议的话题。Norris等人研究了十种潜在创伤性事件的频率对1000名成人的影响，发现在不同人群中，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白人多于黑人，但对创伤性事件的易感性黑人男性最高。Garrison等在Hugo飓风发生1岁后调查了1264名11～17岁青少年，PTSD患病率在白人女生最高（6.2%），白人男生次之（4.7%），黑人男生和女生分别为3.8%和1.5%。PTSD在不同种族间的发病率有一定差异，即使考虑了经历创伤性应激事件的数量和强度差异，白色人种的发病率仍较低。
人格及社会状况因素对生活事件的潜在影响亦可影响PTSD发生。社会地位低下，神经质、遗传因素可增加暴露于不良生活事件的倾向。其中相对常见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有财政问题、婚姻不良、家庭中疾病等。总的估计，随机出现的大变动事件（比应激性生活事件更严重的事件）是不可预测，或者不能被个体所影响的。但回顾性调查资料提示几种因素，如个性特征及社会阶层，也许同典型PTSD事件暴露率增加相关。如外向人格特征在行为方面直接影响，可导致创伤事件暴露增加，而社会阶层（如社会地位低下）也许在环境方面影响个体的危险因素分布。
具有既往暴露史者新暴露发生的比值比为2.02，显示既往暴露史有增加继发暴露的危险。可能原因为：①有既往暴露史者继发暴露易感性增加；②既往暴露史作为暴露危险因素之一可预测未来暴露；③既往暴露史也许反映了易暴露素质。
早期行为不良及精神病家族史作为暴露于创伤事件的危险因素在童年期的影响更显重要。可能父母的精神障碍及物质滥用创造了家庭易感环境，因此在童年时期更易暴露于创伤事件。有精神障碍家族史士兵在较小的应激事件时有增加战斗相关神经质的可能性，当家族史作为预测战斗是否存在时，其OR为2.41，同有关文献报道一致，从而肯定家族史有预测PTSD发生作用。双胞胎老兵研究也证明了遗传因素有促发战斗暴露的作用。但双胞胎人格及情感障碍不是完全相符，因此存在环境因素的作用。在交通事故受害者中，具有轴Ⅱ障碍者在6个月时PTSD发生较多，提示具有轴Ⅱ障碍者有发生慢性PTSD的危险性，具有PTSD者其焦虑、抑郁症状、受伤程度均较无PTSD者严重，且住院时间延长，多元回归显示其住院时间主要与受伤严重性、事故的严重性、病前人格和精神病理学的因素相关，发展为PTSD者其病前的精神病理表现更明显。
PTSD尽管与军事战斗，自然灾害及暴力事件相关，它也可出现于偶然地暴露于有毒物质及技术性灾害受害者，躯体受伤者，事故救援人员，战争中犯人及集中营受害者，遭受创伤事件的平民及难民中。
过去50年已进行了大量老兵对战争的情感反应调查，而大多数报道来自越战老兵的调查，并用PTSD重新修订和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斗疲劳的概念。通过对老兵战前、战时及战后三个时期危险因素研究，其中战斗暴露尤其是极大罪恶感在越战老兵中为PTSD的危险因素。确定战斗暴露的预测因素包括：自身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身体适应性及对军事生活满意程度。而确定PTSD症状的潜在预测因素包括战斗及精神健康变量（儿童期环境、对应激的躯体症状、既往心理完整性及防御机制的成熟性）。
病前的一些因素可预测战斗暴露而不能预测PTSD症状，而高战斗暴露与PTSD症状显著相关。具有高战斗分而无PTSD者主要是由于其防御机制成熟所致。经多元回归分析显示PTSD症状的4个预测因素为：贫困童年、入伍前精神健康状态、应激后的躯体症状及战斗暴露，而只有战斗暴露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上归因作用。与PTSD相关的4种重要因素为：社会地位低下，较少人际交往、不良教育及低级军衔。
创伤事件的严重性是最好的预测PTSD发生的重要因素，而创伤痛苦不足以致残。有作者认为应激事件的强度在3个月和12个月时是唯一的PTSD症状的预测因素，应激事件量表分值预测PTSD的敏感性为92.3%，而其特异性为34.2%，早期的分离和PTSD症状可有助于临床医师鉴别PTSD发生的高危人群，而后期的PTSD症状数量仅轻度与后期生活中不良社会心理结局相关。
预测PTSD发生的战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服役时年龄、青少年时期交友的数量及质量和青少年时期的行为问题。战时因素包括：对生命的危险性、任务特殊性（如侦察、搜索、破坏）和奇异的死亡事件（如大屠杀时目击）。战后因素包括：负性生活事件及社会支持。另外，应激经历的自然效果，事件的过程受经历该事件个体某些方面的影响，如病前功能状况该事件对该个体待殊意义等方面的影响。环境方面如支持工作网，社会对该事件态度及随后的负性生活事件也影响PTSD发生。
伴随着时代发展，战争手段亦发生变化，引起PTSD的危险因素发生变异。如过去的常规武器的威胁，在海湾战争中演变成了SCUD导弹攻击威胁及化学武器攻击的威胁。应激压力亦从战时转变成被部署期间。
PTSD在战争难民、集中营受害者及战争中犯人、移民中亦常发生。如阿富汗战争中移居美国难民青少年PTSD调查发现其影响因素包括逃跑过程、重新定居、社会经济地位低、就业限制。其中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差异、父母精神状态尤其是母亲方面的痛苦经历同青少年PTSD发生显著相关。其应激源包括：离开亲朋、开始新生活、学习新语言、新环境下交友。
暴露于死亡场面对于灾害处理工作人员或救护人员也是常见的应激源之一。目睹大量尸体，闻到尸体味对经历过的灾害处理工作人员影响也是巨大的。分离症状的形成与环境因素有关，而与遗传易感性无关。着手于死难者处理的灾难工作者，其PTSD发生的危险性增大，死难者的辨认已被认为是该应激疾病的发病原因之一，不同的死难者的辨认关系，对其发生PTSD的危险性不同，尤其是作为朋友关系的辨认者其危险性更大。
身患绝症，痛苦生产亦可致相关PTSD发生。如生产作为一特殊创伤经历，在产程延长、产钳分娩、或当胎儿死亡或受伤时PTSD发生更明显，其他如痛苦分娩，感觉“失控”，缺乏相关生产知识亦与PTSD发生有关。
社会支持在预测PTSD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如战斗老兵返家时的支持可显著降低PTSD发生及其持续时间，然而支持也依赖于士兵的战时经历，后者似乎影响其与他人交流，也确实反映了部分PTSD诊断标准，即疏远与分离。持续PTSD者当时社会支持少，提示高应激幸存者持续存在感觉分离，从而不能利用可获取的支持。
社会对战争的看法及战争本身因素可影响社会支持，从而影响PTSD发生。如越战持时久，伤亡惨重，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意见不一，遭受世界范围谴责，战争目标失败，回国老兵受到广泛谴责与否定，因而越战时PTSD发生多。海湾战争相反，理由简明，军事行动成功，伤亡少，受到美国及大多数世界人民支持，目标成功，回国老兵受到英雄般欢迎，因而PTSD发生率低。
人口学资料提示遭受创伤事件幸存者中离异或单身者PTSD发生率高于已婚者。亦可能为已婚者获取配偶的支持有关。
灾难后6个月内生活事件量分高者容易发生PTSD，揭示暴露后发生强烈的生活事件者是PTSD发生的危险因素。交通事故的赔偿过程常常受到延误并成为产生痛苦的原因，尤其是在5以上未解决者，PTSD发生的危险性增加，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躯体问题。提示支持因素在PTSD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邵永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