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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恩时不是一个普通的地下工作者，他虽然年纪不大，但从资历上说，比葛方这些抗战后才参加革命的要长得多，不过，由于经历的曲折，令他至今仍不能被组织真正接纳。
郑恩时于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车田村一个贫困的家庭，他原名“梁有田”，但家里却没有田，只有土房两间，菜园土一块，父亲是个雇农。
他九岁那年，父亲打长工被倒塌的房梁砸断了腿，不能劳动了，只靠母亲给别人家洗衣缝补支撑，家里一下子穷得揭不开锅。幼小的郑恩时，就背着比自身个子还高的竹篓去砍柴补贴家用，吃的是野菜稀饭和红薯，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米饭。家穷，连带亲戚也不待见。一次家里断炊，饿极了，吃饭的时候妈妈就让他去姨妈家。姨妈问：“吃中饭了吗？”郑恩时说：“没有。”
姨妈又大声问：“吃中饭了吗？”郑恩时摇了摇头。姨妈脸色越来越难看，声音又高了八度：“吃中饭了吗？”看着姨妈的凶相，郑恩时只得点了点头，小声说：“吃了。
”“吃了就帮我去打猪草。”姨妈不由分说塞来一把镰刀。郑恩时摇摇晃晃地走出去，饿得两眼发黑，脸都绿了，实在挺不住，就到饭铺去，蹲在外面往里看，就为了看别人吃东西。就这么眼巴巴地看，还被人轰走：“小叫花滚一边去，别影响我生意。”结果耽误了打猪草，又被姨父打了一顿。
童年给郑恩时印象最深刻的，除了饥饿，就是在村头大榆树下听说书。
那位说书的老人年逾古稀，是外乡人，人称“墨爷”，无名无姓，无家无小，听说少年时参加过太平天国，后来四处漂泊，老了走不动了，就在这里落脚了。郑恩时经常一听就是一下午，他帮老人捶背、烧水、摇扇子，老人也不收他的钱。有一次郑恩时问墨爷：“您当年造过反？”墨爷说：“那都是被逼的！造反是要掉脑袋的，如果不是狗日的世道逼得穷人活不下去，谁会造反？”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墨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村后的土地庙里。
墨爷说书时，讲得最多的，就是那些为了理想牺牲小我的英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这样的英雄，他们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最终名垂青史，像岳飞这样被莫须有罪名处死也不能阻挡人们对英雄的推崇，甚至更增添了一层悲壮的色彩。那些古老的行侠仗义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居然在苦难的童年期间潜移默化地在郑恩时头脑中扎下了根。
母亲总共生下了六个儿女，但活下来的只有郑恩时兄弟两个，其余四个都夭折了。由于家穷养不活，父亲当着他的面狠心把刚出生的小妹妹摁到水里溺死。这惨痛的一幕深深印刻在郑恩时幼小的心灵中，即使过去多年，每当想起，心中依然格外难过。
郑恩时十二岁时，父亲忧郁成疾，抓药看病都要花钱，日子更加艰难，母亲就把他送给一个远房表舅当学徒。那个表舅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县经营一爿竹行，他读过私塾，闲暇时便教郑恩时识几个字。郑恩时一有空便在趴在泥地上划拉练字。有一次，表舅有个名叫谢耀深的朋友前来竹行谈生意，不巧表舅不在，他一人闲坐了一会儿，郑恩时便引起了他的注意——见这个孩子带一个小篮子和两根小棍子，到处拣字纸，甚至连垃圾堆里的纸张都不肯放过——一笔一画很是认真，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到炉子里烧掉。只有古代的文士才会这样地尊重那些写满了从古老时代里流传下来的废纸。谢耀深聊了几句，见这孩子聪明好学，身世可怜，便记在心上，下次来时便买来了几本小学语文课本和字帖送他。郑恩时深为感激，经常不顾一天的疲劳挑灯临摹字帖，而表舅也会多花些时间教他认字算账，谢耀深也不时来指点。郑恩时进步很快，三年后已经能流畅地阅读《民国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长篇小说了。他在拣废纸之余，还自己掏钱报了个“英算专修科”的夜读班。
郑恩时十六岁时，表舅因借贷纠纷与他人发生争执。那人有个亲戚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团长，便利用这层关系诬告表舅是共产党，把他抓进了监牢拷打，表舅一条腿被打断了。表舅妈花了一大笔钱取保候审，竹行就此倒闭。
可怜表舅连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明白，却落得个一身残疾，两手空空。
一个日本商人乘机低价盘下了这间竹行，改作纱厂仓库，郑恩时和几个原来竹行的伙计也就随之当了仓库工人。工作累，工钱少，还经常受日本工头的气，郑恩时等人就联合起来罢工，结果招来了警察，挨个审问“是不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郑恩时这才明白，原来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内心生出了一个憧憬：共产党就是受苦人的救星。
警察抓不到凭据，又恰逢“九.一八”事变引发抗日大罢工，日本商会不得不做出妥协，答应改善工资待遇，郑恩时等人被释放。新来的日本工头名叫吉村，比较和善，和工人们同吃饭菜，经常谈日中亲善，晚上还组织工人们学习日语，郑恩时就是在那时打下了一些日语基础。“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资工厂遭到冲击，有些人手持棍棒砍刀闯进纱厂仓库以抗日为名大搞打砸抢，到处找日本工头。吉村向郑恩求救，郑恩时不忍，便把吉村悄悄保护下来。
又过了一年，郑恩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便返回吉水老家奔丧。阔别多年的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他的大哥梁有财已入党，在吉安县工委工作。郑恩时已不再是那个乳臭未干的农村儿童，他见过世面，认真地思考过这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困和压迫。于是，他一回到家乡，经过兄长动员，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工农红军。
郑恩时新兵训练时在列宁室出墙报，替人修改错别字，替战友们写家信，他有文化，出身贫农，又是工人阶级，而且与之前的肃清“AB团”运动毫无牵连，参加红军态度积极坚决，这样好的条件立刻得到上级重视。新兵训练结束后，他入了共青团，调到红五军团红十三军第三十八师通信连担任电话兵，领到了一支汉阳造步枪、二十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还有一顶缝着红五星的灰色八角帽、一条薄被、两副绑腿和一个干粮袋。不久，迎来了第一次战斗。
1933年1月，红军和国民党孙连仲、吴奇伟所部迎头遭遇在抚州的浒湾枫山埠一带，大战一触即发。红一军团占据枫山埠与敌对峙，红五军团在长延庙与敌第十四师对抗，红三军团负责大包抄。战斗打响后，红一军团很快歼灭了当面之敌，而红五军团因放在前面的是新兵师，缺乏作战经验，在敌猛攻下节节后撤，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不幸牺牲。这时，红一军团为了要与红五军团夹击敌人，消灭第十四师，乃由电台发了“CEM”信号给红五军团电台，要它无论如何不许移动。红五军团电台已突出在阵前，敌人冲上来了，但因收到了“CEM”信号，电台政委指挥特务班与敌战斗，掩护电台坚持工作。这时，因电话线被炸断，郑恩时跑步赶到电台所在的指挥所传令，紧急加入战斗、保卫电台；机枪手牺牲后，他就勇敢地操起轻机枪扫射，子弹打光后就端着刺刀打白刃战。枫山埠、长延庙一带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呐喊声、厮杀声惊天动地。不久之后，红一军团全歼敌人的捷报到了，这一消息由红五军团政委传达到部队，他们立刻掀起了一个猛烈的大反攻，终于将敌第十四师击溃。
战后，郑恩时因作战英勇，意志坚定，党委会议讨论作出了他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的决定，并提升为通信班的班长。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红五军团所辖的三十八、三十九师和红十五军因人员损失过大，缩编为红十三师，10月18日，从中央苏区首都瑞金以西的于都县开始撤离，为了隐蔽行动，在夜间悄悄出发。郑恩时来不及和母亲兄长告别，在蒙蒙的秋雨中离别了故土，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他的哥哥没有走，而是留在吉水坚持游击战。
离开江西一个月后，爆发了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湘江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人。
郑恩时所在的红五军团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一路上几乎是天天打仗。湘江战役时，他们据守在钩脑坳及新圩红树脚，顶住敌人的轮番进攻，等待红军主力过江。当时从界首到屏山渡的六十里地段已被红军控制，在这段距离上甚至有几处浅水区，完全可以涉渡，如果红军主力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并比较平安地渡江。但浴血苦战几天，中央纵队却迟迟未过江。
数万大军雪球一般在山中羊肠小道笨拙行军，部队拥挤不堪，还带着几千民工，带着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设备，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怎么走得快？！
敌人出动十几架飞机，以三架为一组，低飞进行扫射轰炸。红军的简易掩体被爆炸的气浪摧毁，巨大的爆炸声震得耳膜轰响，站都站不稳。空袭结束紧接着是炮击，呼啸的炮弹雨点似的落在阵地上，来不及躲闪的战士被炮弹炸得飞了起来，染血的草鞋、断裂的枪支、树枝一次次腾空而起。炮声过后，便是黑压压涌上来的敌军步兵。一线十多公里的山坡，变得黑糊糊一片，敌人像蚂蚁一样往山上爬，而红军的阵地，却还是一座寂静的大山。红军十分缺乏弹药，缴获的尖头子弹全部供机关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原来苏区兵工厂制造的子弹。这些土造子弹许多打不响，有的打出去居然会翻跟头，打不准也打不远，然而，就是这样的子弹也数量有限。为节省弹药，红军严格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直到敌人冲到眼前才一起开火，敌人像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
红五军团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桂军，“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湘江战役爆发于广西桂林地区，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说红军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要闯进广西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那些无知无识的国民党桂系下层官兵受此蒙蔽，居然也产生了保卫乡土妻女的同仇敌忾。在督战队压阵下，军官赤膊上阵带头冲锋，他们被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郑恩时和战友们经常靠大刀刺刀甚至石头进行肉搏战，刺刀弯了，就用脚把弯了的刺刀踩直，再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全身溅满鲜血时，那血腥味会使人不停地干呕。
郑恩时作为电话兵，白天战斗，晚上还要借助火光沿着山头铺设和检查电话线，这些电话线有的从地下走，有的要绕着树干，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那时已是冬天，下着冰冷的雨，他一身单衣，全身湿透，脚上穿着草鞋，冷得嘴唇发紫，不停地发抖，额头热得发烫，依旧挑着两个装满电话线的箩筐，穿梭在山野中，丛林荆棘刺破脚掌，他也没敢停下。
战场犬牙交错，死尸狼藉，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尝到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晚上一查点，有的连打得只剩几个人，许多人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满满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郑恩时身边熟知的战友一个个离去，牺牲、受伤、病倒、掉队……更惨痛的是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一个整师被抛弃在了湘江东岸，竟至全师覆没！惨重的损失以及一些人开小差，令整个部队的气氛非常沉痛。
湘江突围后，元气大伤的红五军团进行了休整，郑恩时被调到军团司令部担任特务班的班长，主要任务是保卫司令部电台的安全。
红五军团的家底是原来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受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在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由于曾是国民党正规军，官兵军事素质较好，比如射击前会进行测距准备工作，进攻时会组织冲锋队形，这些都是当时很多游击队改编而来的红军部队还不会的东西；而且装备较好，一下子就带来了八部电台和四十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而此前红军的电台总共不过六部。不但红五军团，其下属的红十三师、红十四师、红十五师均装备收发报机，能做到各师和军团以及军团对军委的电台畅通。这在当时算是很先进了，因为国民党军队的电台建立时间也不长，1927年时才开始在每个军里普及电台。
军团无线电台的台长名叫傅群，和郑恩时年纪相仿，两人交上了朋友。
别看傅群长着一张娃娃脸，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者。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母亲死后，父亲续弦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当时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嫁到中国的大有人在。这位日本后妈对傅群还不错，傅群很快就会说日语，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一年级时就被秘密发展为党员，并受党的指示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这是个很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牺牲，特别是收发报机上用的蜂鸣器，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但狗耳朵很灵，一开蜂鸣器，狗就在外面叫，这在特务如林的上海是很难掩护的。但傅群胆大心细，出色完成了这一任务。那时中央特科发给他一台练习机和一本字母号码，并按月给他生活费。他就每天练习，直到滚瓜烂熟。中央特科还专门派精通无线电的同志来教他，每星期来一次。直到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他因形势所迫于当年5月来到了江西苏区，后来参加了长征。
郑恩时担任警卫任务，并不接触机密，但整天耳濡目染，从傅群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从此迈入了秘密战线的大门，深深地体会到了这条战线的威力和重要性。
傅群所掌管的电台受中革军委二局的直接领导。这时，郑恩时才听说了军委二局这个名字，并知晓了这个机关的神通广大。军委二局的任务是通过无线电侦听，破译敌无线电密码，进行战场敌情侦察工作和情报收集整理工作，上呈下发。局长曾希圣，副局长是钱壮飞（长征途中钱壮飞牺牲后，宋峪合接任），二局下属有：破译科，科长曹祥仁；译校科，科长李作鹏；侦听科，科长王震（长征开始，王震留在苏区，由副科长胡立教负责）。军委二局装备四部无线电台，每两部电台为一班，分做两班：甲班驻扎开机侦听，乙班赶路前行，等到达驻地立即架设开机，甲班则关机上路。此停彼开，轮流值班，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截获周围敌人电台的电报；还有一部收音机，每晚接收南京、上海等地新闻广播，经整理成情报，送军委领导。
行军时，电台是拆卸的，由郑恩时负责保管真空管和电键，而傅群则亲自保管一个小本子，这个本子用两层油纸包裹，放在一个坚固的木盒里随身携带，只有到了规定联络时间架设电台后，小本子才会由他单独打开。这是红军使用的密码本，名为“豪密”，是以周恩来的曾用名“伍豪”命名的。
如何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呢？郑恩时了解到，办法还是挺多的：其一是从俘虏的敌机要人员中缴获的敌密电码本；其二是从我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党人员获取敌密电码；其三是在作战中，突击敌指挥所，收集敌人译好而未销毁的电报，或是翻译了一半的电文底稿，对照文字和组码，推译密码；其四是国民党军队最初使用无线电是用明码电报，这个明码与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使用的邮局民用电报码基本相同，通过我地下党得到邮局电报码，这样就可以窃取敌军之间的明码通讯消息。后来，敌军虽然中央军与中央军之间用密码，但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部队仍用邮局明码。另外，敌人有时将密码与明码混用，如报文中的地名用了明码，根据敌人的行动情况，就可以推译出地名前后密码内容，从而掌握密码；其五是与各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保持联系，交换情报。
敌军使用的大多是15瓦的发报机，而上海地下党早在1928年就开始装配100瓦和200瓦的发报机送往红军中了。敌人哪里想到红军中竟然有比他们还高级的电台，所以一直掉以轻心。
中央首长称“军委二局的作用顶一个军团”，这话丝毫不为过。二局多次成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密电，长征期间几乎把周围敌人师以上的主要电报密码都破译了。因此敌人用电报调动部队，红军首长了如指掌，一清二楚。
在中央红军生死攸关之际，准确破译敌电的情况，郑恩时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在“四渡赤水”期间：1935年1月，红军由土城一带“一渡赤水”，敌人估计红军要在川南强渡长江，慌忙调集大军，寻求在长江南岸决战，可是红军突然东返，“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此时，二局截获准确情报，乘川军未赶到之前，军委决定红三军团打击娄山关之敌。在击溃数团敌军后，军委决定红一军团向遵义城发起进攻，并攻占遵义城。此时，二局又截获敌情：川军行动缓慢，而敌吴奇伟部孤军深入至遵义附近。军委根据情报再次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围歼吴部，取得遵义战役大胜。红军3月中旬攻占茅台镇，军委决定在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向川南前进，摆脱敌人。敌人判断红军仍有在川南强渡长江的可能，再次调集大批兵力向川南集中。这份情报再次被破译，未等敌人部署完毕，红军又突然东进，“四渡赤水”，出现在贵阳附近，敌人被作弄得团团乱转，疲于奔命，被抛在远远的地方，只有望着红军人马的脚印，兴叹无可奈何。
郑恩时在土城一役中流弹负伤，被送到军团卫生部伤兵收容站，收容站动员他寄到群众家里去养伤，他不愿意。第二天清晨出发时，伤兵收容站居然不告而别，差一点把郑恩时丢在老百姓家里，幸好伤在肩窝部，他咬紧牙关，忍痛勉强跟队前进，部队每日走六十里他可走四十里，部队若休息一两天，他则又跟上部队，每晚宿营时靠到哪个部队就到他们那里去换换药，如果是伤在腿上，就很难想象了。他就这样终于追上部队，回到了军团司令部。
他那时最怕的就是负伤生病无人管，牺牲倒还不在乎，最希望红军能够创造或找一个根据地，落了脚，换口气，天天这样跑实在够呛。
遵义战役之后，部队停下来大休整。这时，党支部派人与郑恩时谈话，指出他自成为预备党员，经过团和党两方面的教育，不论在工作上和思想方面均大有进步，没有发生差错，现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的这天，郑恩时在田野上激动地奔走，兴奋得整夜与人长谈，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在郑恩时印象里，长征中最为艰苦的还是雪山草地。1935年6月，部队翻越长征中第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高度在五千米以上。当时川西正是暑热夏天，每人只穿一身单衣，忽然进入雪山地区，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夹金山每天下午大雪纷飞，冷空气遮蔽天空。照一般道理，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现实不容你这样办，因为上山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一步的缓行，并且走数十米，又要停步休息一会，才能再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天气越寒冷。
郑恩时所在的队伍，因工作关系不少人挑着机要文件，还有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无线电台，另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发电机。机要文件不能丢失，电台和发电机既不能摔，也不能碰。山高路滑，道路曲折，有的地方峭如立壁，行动十分困难，体力消耗很大。爬山沿途，体弱病倒、缺氧晕倒和冻死的现象，时有发生。
过草地则是长征中最苦的一段路。草地一望无边，水流满坑遍地。水虽然多，但多是黑色，含有毒性，不能喝，喝了不但肚子胀痛，而且可能致命。
遍野的密密青草，草根互相联结，结成草皮，草皮下面是泥水，因此上硬而下软。步行其上，像踩在棉花上，或像布包豆腐一样，走路稍不留神，踏破了丛草根结成的地皮，就可能陷入泥水之中，其深度很难探知。有时骡马陷入其中，就爬不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无常，忽晴忽雨，雨多晴少，雾气腾腾，见到太阳的时间很少。原来计划十天行军，每人只带了七八天的粮食，结果走了两个多月。开始的时候有炒青稞吃，青稞吃完了，就嚼粮袋的麦子吃。
后来，麦子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吃草根，啃树皮。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吃煮熟的皮带和皮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一些人就把破棉袄撕下来，硬吞进肚里。有些红军战士甚至还吃过沼泽里的泥巴——一切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也吃了，有些战士饿死了，嘴里还含着半截野草。有的战士疲劳过度，睡在潮湿的地上，加上饥寒交迫，风吹雨淋，第二天出发时，早已安息永眠了。草地行军比爬雪山牺牲的人要多得多。郑恩时那时饿得头晕眼花，恨不得一口吞掉一座山，枪皮带都吃掉了。有一次，他饿得昏死过去了，幸好被负责收容的后继部队发现。战友们见他还没有断气，就用马肉汤灌醒他。
后来才知道，这匹马是军团长董振堂的坐骑，董振堂将马交给后勤部队，杀掉后分给伤员的……
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边缘吴起镇，从此结束了贯穿着穷山恶水、枪林弹雨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了。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感慨地说：“同志们，你们爬过雪山，三过草地，历经艰难险阻、曲折磨难，人人都是舍生忘死、万难不屈的英雄！”
回忆到这里，郑恩时的泪水又流了出来，“舍生忘死、万难不屈”这八个字，是多么不容易啊！
到达陕北后，原红五军团司令部的傅群被选送去红军抗日大学学习。为适应将来直接对日军作战的需要，红军对敌收集军政情报工作的重点，由主要针对国民党军队转为主要针对日军的对华进攻，而红军一接触日军的电报，才发现比蒋军的电报破译难度大得多。日军的密码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密码，相比之下，蒋军的密码简直是小儿科。所以，像傅群这样有经验的电报员仍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深造，红军大学还调来了一些懂日文的干部进行教学。
陕北是寒苦之地，这里风积的黄土平均百米余厚，沟壑纵横，满目疮痍，人烟稀少。有些地方十里八里才有一两户人家，农民和牲口一起住在窑洞里，不单吃穿很差，还严重缺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东山那个日头落西山，庄户人就盼一点好吃穿。”信天游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郑恩时和战友们住的是用泥土和木料将原来地主的马厩改建成的营房，炕上只有一个草垫、一条棉毯。傅群有空时，常常从学校回来看望郑恩时，两人经历万里长征的磨砺，已经是生死之交了。傅群和郑恩时抱膝长谈，谈到目前的形势，尤其是华北危机，中日不久必将爆发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战。
傅群还给他带来很多学习资料，如日语课本，有关日本国情、历史和日本军事的介绍，鼓励他多学习，以后用得着。傅群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要打败敌人，就要尽一切可能去了解敌人。了解敌人的捷径，就是掌握他们的语言。”郑恩时已有一定的日文基础，进步很快。傅群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有丰富的隐蔽工作经验，这些经验也一并教授给郑恩时，诸如地下组织工作原则，敌特组织现状，密写、跟踪和反跟踪、化装、审讯和反审讯、无线电收发报、莫尔斯码和密码等等。郑恩时记性和领悟力很好，很多内容听一遍就记住了。
其实，傅群与郑恩时的这些交流，是受上级的指示，有意识地培养他。
在这个时期，党对郑恩时是十分信任的。
长征时，在黔北的赤水河前线，郑恩时查线时发现了敌人铺设的电话线，于是就把电话线掐断，接上一台电话听两边的通话，发现一边是国民党中央军，一边是王家烈的黔军部队，便冒充敌人的口音跟两边通话，模仿口音惟妙惟肖，说我们这儿有情况，你们赶紧来增援，顺利地把黔军的两个营从坚固的工事中骗出来，在行军途中被红军消灭。郑恩时的语言模仿能力，加之机警灵活的应变，早已受到了上级的关注。
一天晚上，一位不知名的红军干部在傅群的陪同下来找郑恩时，见面后，傅群随即退出了屋子，由这位干部和郑恩时单独谈话。
这位干部身穿粗布军装，南方口音，手指有烟熏的痕迹。他代表红军政治保卫局，命令郑恩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上海执行一项重大的机密任务。
这项任务的目的，就是把五十两黄金送到上海地下组织的手里。进行地下的革命活动是要花钱的，情报收集、群众宣传、组织运动、营救同志，以及地下人员的生活需要，这些开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工作，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地下组织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只能通过红色根据地政权拨款支援。但红军长征之后，南方各省的苏区政权均被摧毁，失去了经济支援，上海的地下组织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上海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之后，便立即着手给地下组织“输血”，而当时红军自身也处于严重“贫血”的状态。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东道主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这五十两黄金是陕北根据地打土豪时没收的黄金首饰，将它们熔制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只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
此时，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有了一些松动，但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从陕北到上海千里迢迢，要穿过层层封锁和检查，把东西安全送到，风险很大。之所以选择郑恩时去执行这个任务，是考虑到他是经受过长征考验的，政治上可靠，而且为人机敏果敢，有一定文化，还有在上海一带的生活经验。
这位干部严肃地告诉郑恩时，他此行即是担任中央直接派遣的地下交通员，必须安全地将这个白铜小盒交到上海地下组织派来的地下交通员之手，“以性命保证东西的安全”。这里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先对暗语，再出示物证：两位交通员各持一枚做了暗记的象棋子（对方象棋子的具体暗记是什么，两人事先是不知情的）。交接成功后，两人互换象棋子。郑恩时带着确认收货凭证的那枚象棋子返回陕北，交给政治保卫局，这个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郑恩时不知道要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为这些都是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知道的。但是，他从谈话中领会到了这项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容有失。郑恩时对战争没有什么害怕，常这样想：“桐油罐子总是装桐油，铁匠总是打铁的，当兵就是打仗的，不打仗当兵的吃不开。”转而让他离开正规部队去从事地下工作，有些不乐意。但领导开导他：“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服从分配，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行动属于高度机密，所以，郑恩时以去瓦窑堡的抗大学习的名义离开了部队，换上便装跟随几个布商去往洛川。当时，洛川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剿匪前敌司令部”所在地。不过，深受统一战线影响的张学良已经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暗中来往不断，包围陕北的东北军对共产党态度友好。郑恩时手持中共西北（中央）联络局的密信，直接找到了王以哲的亲信副官宋学礼。那时，从中共天津北方局给红军采购的货物到达西安，都是由宋学礼以第六十七军后勤部的名义运至洛川，让红军来领取。这就是纵贯陕北黄土高原的保安—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红色通道。于是，郑恩时从宋学礼那儿拿到了东北军开具的通行证，十分顺利地乘汽车到达了西安。
古城西安，位于秦岭之北，渭河之南，自古以来商业发达，是东南一带货物输往西北的中转站。此时的西安，秋风渐凉，景色萧瑟。西安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是东北军撤退到关内后的大本营，因此家乡沦陷流亡到西安的东北难民很多，五年的颠沛流离，难民们只剩下苦难的哭诉。郑恩时见状心下凄然。
郑恩时来到西安，入住七贤庄一家旅社，很快就有一个自称是东北军学兵队的人来找郑恩时，两人对上了暗语，这位来接头的同志给他带来了伪造的身份证明和火车票，身份证正面钤盖有一方“吉安县政府印”红色方章，正中贴有一张一寸半身相片，相片上还打上钢印“吉安府正”，发证日期为民国二十四年九月。照片是郑恩时本人的，考虑到他的籍贯和口音，伪造的也是他家乡的证件。郑恩时的掩护身份是茶商，那个白铜盒子就装在一口结实的小皮箱里。
组织上的准备很周详，郑恩时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他乘坐火车经陇海线到达郑州，再到南京浦口。因为火车走得慢，前后花了两天。到南京后，坐火车走京沪线到上海是最快捷的路程，但这一带是蒋介石的统治核心地区，国民党警察特务对每趟来自陕西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靠近“赤区”，因此，领导交代他走水路。于是，郑恩时没有过长江，而是从浦口买了一张船票，乘英国太古公司江轮“黄浦”号前往上海。
到达上海黄浦江的吴淞码头时，已是日落月升，华灯初放。看到林立的墙面广告牌以及钱庄、酒肆、戏楼、商行等熟悉的市井百态，郑恩时暗暗舒了口气。这一路都没有出岔子，无惊无险，顺顺当当地到了上海，剩下的就是等接头了。
他没有料到，这是一趟危险之旅。一天之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按照上级的指示，到上海后，郑恩时去了鸿福客栈投宿，要了一个单人间，等待上海地下组织的交通员来交接这个重要的白铜盒子。
翌日清晨，脚步声、喧哗声，渐渐嘈杂了起来，早起的小贩摆开了摊头，炸起了油条，菜农推了小车，横到路边吆喝起来。郑恩时一晚上没有睡踏实，很早就起来了，洗漱了一下，便出门买早点，买早点时，那个小皮箱仍随身携带。
郑恩时来到一个卖早餐的小摊旁，闻到了一股香味，便在一旁拉了个长椅坐下，对在一旁忙碌的老板说：“给我来碗桂花白糖赤豆粥，再包团糍饭油条给我。”以前在松江竹行时，表舅经常让他去买早饭，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老板笑着应了一声：“好咧。”很快，热腾腾的豆浆和糍饭端到了面前，老板搓着手，笑呵呵说道：“三角钱。”
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甜的早饭，郑恩时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后，他抹了抹嘴，拎着小皮箱在客栈周围转悠。他穿着蓝袍黑褂，戴着巴拿马帽，这身显眼的行头是事先约定好的，告诉接头人：我已经到了。按计划，上海的同志这几天应该已经在这附近等着他。
转了一上午，郑恩时到一个弄口的小摊买了几个生煎包当午饭吃。执行任务，上级给了一天两块钱的伙食补助，但郑恩时知道红军经费拮据，能省则省，不敢去餐馆吃喝。
郑恩时等了一下午，还是没有人上门接头。他又出去转悠了一会儿，傍晚时买了碗阳春面吃了，见客栈弄口前的旷场上，江湖艺人在观众围成的圈子中央卖艺，从一个圈子里送出一个中年女人老练流利的急白：“唉，来格哉，来是一个大老板；养儿子，传后代，航空奖券中头彩，二十五万变成五十万；坐汽车，吃大菜，洋行里厢做买办，政府里厢做大官……”郑恩时看了一会儿，便返回鸿福客栈，看来，接头要等明天了。
这时外面天色尚暗，客栈灯光电力不足，走廊黑蒙蒙的。郑恩时拿钥匙开了房门。刚一进门，突然从角落里蹿出一个人影来，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那家伙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他的口鼻，他呼叫不得，挣扎了几下便失去了知觉。
郑恩时苏醒过来时，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自己躺在房间的床上。他稍稍清醒，一回想，便暗叫不好，明白刚才是劫匪闯进屋子，看了一下怀表，已是晚上十点，沉睡了三个小时，赶紧起身去看行李，但床尾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那个重要的装白铜盒子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
郑恩时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任务时没说，可是郑恩时一看那白铜盒子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里面肯定是黄金了。这么多黄金，价值几何？红军的经济窘迫到了何等程度，郑恩时很清楚。部队的经费：军团部每月二十元，师部十元，团部五元，营部四元，连部只有三元，战士每天的伙食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丢失这笔黄金所造成的损失该有多大！
药力还未完全退去，郑恩时支撑不住瘫在床上，只感到脑袋嗡嗡直响，胀痛不已。该怎么办呢？此刻，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三条：
第一，向国民党当局报案。那是自投罗网，是送死。
第二，回去向组织如实汇报，这几乎也是送死。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经历过苏区肃反运动的人，郑恩时很清楚，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回去难有生路。在非常时期，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革命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很可能就是“锄奸”。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执行的是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样的先例多得是。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他明明不是“奸”却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尽管他的失误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一个普通的叛徒内奸大得多的损失。
第三，一溜了之，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隐姓埋名一辈子。虽然不一定能逃脱掉，但这是保全性命最好的法子。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赶紧走吧，还有什么好耽搁的？
选择第二条路还是第三条路？郑恩时犹豫了，时而抱头沉思，时而来回踱步，党性与求生的本能正激烈地在脑子里交锋，生还是死，忠诚还是背叛，就在一念之间。
郑恩时毕竟是一名历经长征艰险考验的红军战士，犹豫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回去接受审判！但是，要留下证明，证明是遇到了劫匪，这样的话，即使是被处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
于是，郑恩时立刻叫来了客栈的茶役。
茶役问：“先生您有何吩咐？”
郑恩时厉声说：“我在你们客栈丢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茶役吃惊地问：“碰到贼骨头了？”
“不是贼骨头，是强盗！”郑恩时问，“傍晚时分，有谁进过我的房间？”
茶役慌忙摇头：“不晓得啊。”
“把你们在客栈里的所有伙计都找来问话。”
茶役赔着笑脸：“我只是个打杂的伙计，哪敢……”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敝东是裘金良。”
“立刻把你们裘老板唤来！”
“他不在店里，明天会过来的。”
郑恩时一拍桌子：“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鸿福客栈了！你信不信？”
郑恩时虽然年纪轻，但历经风雨，靠声色俱厉的一番话把茶役镇住了。
茶役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裘老板了，老板家住愚园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郑恩时见了老板裘金良，便说明了自己在客房里遭劫一事，要求客栈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这个证明，鸿福客栈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郑恩时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鸿福客栈势必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敲竹杠、捞油水的警察搞成“里应外合、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因此，当裘金良睡眼惺忪地从家里赶到客栈后，听郑恩时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又连夜唤来当天傍晚在客栈的掌柜、跑堂、厨师、火工、杂役、账房先生等等，逐一询问，谁也不知道客栈里怎么会冒出这么个劫匪，而郑恩时的房间里和他口鼻上，还残留着蒙药的气息，又不像是捏造。
郑恩时说，从锁具完好无损这点看来，窃贼是使用了钥匙的，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人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取到了钥匙，去找个锁匠配制了？”裘金良再三声称客栈的钥匙掌柜经理是从不离身的，没有人有偷配一把的机会。
如果排除了窃贼配钥匙的可能性，那么，窃贼是用什么方式对付锁具的？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是用开锁工具打开那道锁的，也就是说，窃贼本身就是锁匠或精通开锁技能的人。
郑恩时把房门上的司必灵锁拆了下来，在手电光下仔细照看，得出结论：
这把司必灵锁的锁芯铜质弹子上留有开锁专用工具的细小划痕，可以确定被某种开锁工具打开过。
根据时间看，劫匪是在下午或傍晚进入房间的，一直隐蔽在里面等郑恩时回来。而据伙计说，那段时间走廊上不时有人经过，可想而知，窃贼的手段是十分高明的，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开锁进门。
裘金良哆嗦着说：“我这客栈是祖上辛辛苦苦创下的，到我手里已经是第三代了，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事故，旅客连个铜板也从未遗失过。此番却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我这百年老店的声誉大受影响，生意从此只怕一落千丈。这可怎生是好？”
郑恩时见裘老板几乎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裘老板只得遵从。于是，由裘金良亲笔书写，昨天在客栈门口迎进郑恩时的茶役以及为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掌柜经理两人为证，鸿福客栈出具文字证明内容如下：“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许，一身穿蓝袍黑褂的男子前来敝号投宿，出示船票称刚乘坐浦口至沪的江轮抵达吴淞码头，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褐色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男子称其名叫郑恩时，入住四号单人间。
二十六日下午六时，郑先生返回房间时，突遭暗藏劫匪以蒙药迷昏，苏醒后声称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五十两黄金。郑先生口鼻及室内，均有浓重药味，门锁经过验看有撬动痕迹。”
客栈方面在上述内容的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老板裘金良、掌柜经理签名、茶役手印以作证明。郑恩时收起字据，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我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说出‘施恩正’（即‘郑恩时’反过来念）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完，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
出了这等大事，郑恩时不敢在上海再有耽搁，立刻返回陕西。他也曾想过，是不是等到上海地下组织的同志来接头后再走，但转念又想，这么做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有很大风险。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他，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装黄金的箱子？他怀疑，这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如此，则不能排除上海地下组织方面出了问题。
郑恩时一回到陕北根据地，便立刻被隔离接受社会部的审查。
社会部从郑恩时主动返回交代情况这一情节，加之有鸿福客栈的书面证明和拆下的门锁等物证，基本排除了这笔黄金经费丢失是他有意所为，但如此重大的损失，他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司法部审判，开除了郑恩时的党籍，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郑恩时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在姚家坡农场服刑。
对于巨额经费的丢失，中央保卫部门势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西安事变后国共走向和解，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的活动从地下逐渐走向半公开和公开，1937年6月，受中央指示，中共代表驻上海的办事处派专人去走访了鸿福客栈。客栈还是原班人马，通过询问掌柜和伙计，这才印证了郑恩时的所言不谬：他们没说暗语时，对方只是摇头，待到说了暗语“施恩正”，这才松口，了解下来，情况与郑恩时的汇报完全一致。但究竟是谁抢走了这笔经费，依然没有线索。同年11月，上海被日军攻陷，党的活动再度转入地下，短暂的调查只好中断。
当延安收到上海办事处有关这起经费丢失事件的调查报告后，经社会部研究决定，郑恩时被释放了。组织上不可能再给郑恩时安排工作，发给他五块银圆作为路费，让他回老家自谋生路。如果是土地革命时期，像他这样参加过地下工作的人是不允许就此释放的，但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正处于相对良好的合作时期，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组织上考虑到郑恩时是无心之过，故而宽大处理。
但是，郑恩时无心领受这种宽大，他没有回江西老家，而是去了上海。
经费未能送到上海地下组织手中，造成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三名伤病的地下组织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丢掉经费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使得郑恩时内心充满了自责和愧疚，他把自己视同党的罪人，这样的罪责即使枪毙也不能洗脱，唯有将功赎罪一条路：找出抢劫经费的真凶！
到上海后，郑恩时就给福煦路多福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封信，郑重表明了自己将功赎罪的态度，表示愿意从零开始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恳请组织上予以必要的引导和严格考察。在信中，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络方式。不久上海沦陷了，八路军办事处关闭。这封信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郑恩时日思夜盼，却一直没有回音。
郑恩时初到上海，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只得在街头摆摊，替贫困市民或码头工人写家信、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1937年中秋节，淞沪会战如火如荼，随着日军不断增兵，上海市区外围的吴淞、宝山、罗店等地相继失守。郑恩时茕茕孑立于法租界的明月之下，仰望辽阔的夜空，耳畔隐隐传来遥远的炮声，想到国土沦陷，身处困顿，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八千里路云和月”“力尽关山未解围”的诗句，不禁怆凄感慨至极！
郑恩时此后打了一份临时工，干“备补警察”——每当正牌的警察不想站岗，要回家去给孩子洗尿布或是推牌九了，就把他从睡得暖呼呼的芦柴堆里唤出去顶缸。这时候他就得拎着根木棍，在寒夜街头站上三个钟头，每班岗报酬两角钱。因为手脚勤快，口齿伶俐，郑恩时又被人介绍去汉口路的证券交易所当电话员，这下衣食总算有了保障。
一天，郑恩时在交易所遇到了表舅的朋友谢耀深。谢耀深原本对郑恩时印象就很好，他开了一家鞋帽店，便请郑恩时过去帮忙。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谢耀深更加感到郑恩时不仅做事踏实，而且还有着历经苦难的坚韧隐忍，他有两儿一女，长子英年早逝，次子谢叔明吊儿郎当，他素来不喜，当下便将女儿谢瑞真许配给郑恩时，把他当亲儿子看待。郑恩时有一次遇见来买帽子的吉村工头，吉村很是高兴，将他引见给了供职于三井洋行的胜间田龟藏。
胜间田龟藏见郑恩时救过吉村，又有文化，还懂日语，便将他招入洋行工作。
郑恩时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拿着不菲的薪水。外人看来，他的生活美满富足，可谓苦尽甘来，但他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感。1941年春，一个中年人找上门来，这人就是孙慕陶，代表上海地下组织找郑恩时谈话，询问他是否仍愿意为党工作。
郑恩时犹豫了一下。如果是三年前，他肯定毫不迟疑地答应，但此时的他已有家小，不再是个无所牵挂的单身汉。这时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在沦陷区的共产党人不但要与日伪做斗争，还要提防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暗算。郑恩时深知这条秘密道路暗藏的危险和残酷，再次投身于地下工作，不但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还会牵连整个家庭。而丢失黄金一事则更明白地告诉他革命纪律是如何严峻，地下工作者仅有能够承受牺牲的风险和压力的心理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忍受来自于自己同志的误解。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郑恩时郑重地答复孙慕陶，他没有忘记当年的入党誓言：“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并且说，仍愿意以此誓言继续为党奋斗。
孙慕陶连连点头，这才说明，这些年随着党的地下工作的发展，急需发展能胜任地下工作的人，组织上一直没有放弃郑恩时，而是在考察他，现在，终于同意了他当年的申请，吸纳他为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并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鼓励他重新走上革命道路，说：“只要你经受了考验，还有重新入党的机会。”
郑恩时之所以甘冒大险重返地下战线，是因为不久之前他回过江西吉水老家，被那里发生的惨剧深深震撼了。
郑恩时悄悄返回老家，是想探视一下老母亲和兄嫂，还想把母亲接到上海照顾。母亲身体可好？兄长梁有财当年留在老家打游击，现在是务农还是已经改编为新四军了？
他一回到阔别七年的老家，才发现一切都变了。原来的村子早就成为一片荒芜的废墟，打听下来，才知道这里被叫做“千坟岗”：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八个村杀了一千多人，所以人们把此地叫做千坟岗。不仅这里，整个吉安地区的人口都减少了一半！
国民党军队杀进苏区后，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三岁孩童到七十岁老人，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抓住两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人被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许多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甚至有的县被杀得只剩几千人！
吉水县有一条街，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结果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人苟延残喘。这几个老人领着郑恩时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说当年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赤身裸体的年轻妇女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
郑恩时再找人细细询问，这才知道，大嫂因叛徒告密被敌人捉住，与她一起被捕的有十二人，她是唯一的女干部，其余十一人都招供了，唯有她受尽拶刑和烙刑仍宁死不屈。敌人把她的孩子抓来逼降，嫂子不肯投降，敌人就当着她的面把孩子活活烧死了。她发疯般地大骂敌人，敌人残忍地砍下了她的头，将头颅悬挂在城门旁的大树上示众，腐烂发臭都无人去收。年迈的母亲因此发了疯，投塘自尽。而大哥梁有财则在抗战爆发后被自己的同志误杀了！
郑恩时听了，呆立半晌，他无法相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这种禽兽行为，和日本鬼子有什么两样！
就在这时，吉安县警察局的几个警察羁留了郑恩时。当时流动人口很少，郑恩时从大城市来，虽然说一口地道的当地土话，但衣着举止都不像本地农民，很快就被当地警察盯上了。郑恩时的原名“梁有田”早已不用，警察不知道他当红军的历史，看了证件，说：“你在日本洋行工作，八成是日本探子。
”他们的本意根本不是反谍，而是看郑恩时像个有钱人，想乘机敲诈一番。
郑恩时将随身携带的钱钞手表都交给他们，还不够，还要他家人从上海寄钱赎人。于是，郑恩时写了信给上海三井洋行，要他们出具文件证明自己是安分良民。令人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这封信居然转到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个名叫卞应骢的上尉军官拿着信到了吉安，见了郑恩时，连说误会，当即释放了他。郑恩时回到上海才知道，三井洋行接到他的求救信，立刻找到汪伪政府的江苏省保安司令任援道，让他和蒋系第三战区交涉放人。任援道和第三战区的总司令顾祝同有来往，日本人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任援道只一个电话，郑恩时就洗清了“日本间谍”的罪名，拿着江西省警备司令部开具的路条，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上海。
离开吉安时，卞应骢问郑恩时：“现在国难当头，你还替日本洋行做事，难道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可恨？”
郑恩时没有辩解，心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但往往是坏人得势，好人受欺压。我恨的就是这个人吃人的世道，我参加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个狗日的世道！”
重新加入党的地下工作后，郑恩时先后拿出一千美元、十两黄金支援革命。按照当时的金价计算，一千美元能折合三十多两黄金。郑恩时想尽量弥补自己当初的过错，而那起黄金劫案则成为了长久的不解之谜，像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底里。
但是，郑恩时义无反顾地再次投入革命，自己的命运却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国民党、日本人、共产党，任一方都将会置他于死地。
回想到这里，他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