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外滩边的十六铺码头临着黄浦江，处于法租界和南市的交界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向来都是个三不管的交叉地区。这里龙蛇混杂，是上海滩烟土走私的重要集散地。

巨大的海关大钟敲过了六下，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辉，码头充斥着工人小贩散发出的汗臭味和喧闹声。

一个留着大胡子、戴帽子和眼镜的男子慢慢地走在路上，他就是郑恩时，送别妻儿之后，便按孙慕陶留下的地址去“高益成”杂粮店。

孙慕陶没有赴约，极有可能已遭不测，那么，这时去“高益成”杂粮店就是冒险，但如果不去，又怎么和组织取得联系？如何把有关日军第一六一师团的情报传递出去呢？

郑恩时仍抱有侥幸心理：孙慕陶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即使被捕，也不意味着“高益成”杂粮店就会暴露。他明白，从事地下工作谨慎是第一位的，这种侥幸心理很危险，所以，他预先做了准备——首先是乔装，装上了大胡子；然后选择黄昏这个时间点，这个时候码头人最多，而且黑夜就要到来，夜幕是逃离的最佳掩护。

身处军统追杀之中的郑恩时感到孤立无助，失去了本该有的耐心，急于找到组织。他想，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会安排他转移。

夕阳照映在水门汀路面上，反射出橙黄色的光芒，暖洋洋的。郑恩时老远看到“高益成”杂粮店的牌子，却没有进去，而是踱到一边的街角，那里有几个孩子正招呼过往的人“擦皮鞋伐，擦皮鞋伐”。一个孩子见他过来，赶紧端来鞋箱，让他坐下，麻利地擦起了皮鞋。

郑恩时一边望着“高益成”——店里的伙计正张罗着进进出出的客人，一个干瘦的账房先生正靠在柜台上打算盘，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一边和孩子搭讪：“最近这里出了啥事体？”上海人的生活信条是：宁可衣裳蹩脚点，皮鞋无论如何要考究，出门皮鞋一定锃亮，所以公共场合这样擦皮鞋的孩子多得是。这些孩子成群结队，走街串巷，大街小巷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知晓。

那孩子摇了摇头：“阿拉弗晓得……跟平常一样。”

擦完鞋，郑恩时见店里的伙计开始上门板，看来要关门了，给了孩子一毛钱，来到长长的大柜台前。那账房先生看上去精瘦干练，穿着中式的长袍嵌肩，戴红疙瘩黑缎子瓜皮小帽，用狐疑的眼光打量郑恩时：“这位先生，你找人吗？”

郑恩时掏出一根“哈德门”香烟：“打听个人，‘大瓜子’来过这里吗？”

账房先生不接香烟，问：“请问您是……”

“我是‘大瓜子’的本家，也姓孙。”

账房先生满脸堆笑着接过香烟：“请跟我来。”

他带着郑恩时穿过了外堂，来到了后院二楼的账房，拉开门，示意进去说话。

两人到了账房里，账房先生把门关上，搬了把凳子到郑恩时面前，说道：

“你请坐吧。少东家去对街的钱庄开票了，等会儿就回来。”

警惕性很高的郑恩时，想起孙慕陶曾说起过，“高益成”从掌柜到伙计，包括账房先生和厨子，都是安徽桐城老乡，但这位账房先生的口音却和孙慕陶的口音不一样，虽然说的是国语，却像是上海这边的口音。

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上个月少东家牙疼，听说疼得厉害时整宿睡不着。我托人捎了张止疼的方子来，现在牙疼见好了吗？”

“噢，好多了，好多了，多亏了你呀。你先等等，我这就去喊他。”

“那您忙去。”

两人微笑着相互点了点头。账房先生出去了，把门带上。

关门的一瞬间，郑恩时脸色大变，呼吸几乎要窒息：“有大麻烦了！”

所谓的“少东家牙疼”不过是一句试探，此前他根本没有和这个少东家打过交道。

老孙果然遭到不测，“高益成”这个联络点已然暴露，而且敌人就等着郑恩时上钩！敌人是军统，还是日伪，现在不得而知，但现在必须赶紧走！

他进来时看得很清楚，柜台一角有架掉了漆的手摇电话机，只要一打电话，日伪的警察和侦缉队马上就到。

这个账房先生指甲修长，打起算盘来很溜，挺像是老干这行的，看来只是被收买来的望风报信的，不是正牌的特务；而且敌人也没有充分估计这个联络点的重要性，或是已经等了多天也没有收获，所以安排并不十分严密。

郑恩时倾听了一下门外，还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声音，试着推了推窗户，窗户是被封死了的，木头钉得很牢。

他轻轻推了一下门，可能是担心他起疑，门没有反锁，但他不敢从前门走，外面一定有人盯着。他又推了推隔间的几扇门，有一扇门没锁，堆满了破旧东西，窗户能打开，后面还有一道防火用的太平梯。

郑恩时大喜，把太平梯从窗户伸出去，从窗户爬出，顺着太平梯往下走，但这梯子多年不用已经朽烂了，爬到一半便“咔嚓”一声断裂了，他重重摔倒在地。这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人呢？快去看看！”他顾不得膝盖的疼痛，爬起来就跑。

郑恩时拼命跑过两个街道，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此时夜色渐浓，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追上来，一眼瞥见街角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拢着袖子朝这边望，便跳上车说：“去金神父路！”从这里去往金神父路的路线他很熟悉，这会儿人多车杂，容易躲避，一旦发现不对，就弃车而走。

车夫说：“那段路有点儿远，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给你一块钱，我有急事，拉快点！”

车夫拉起车：“先生坐好咧！我可是出名的快脚。”

这车夫拉起车来果然快，郑恩时见路边的街灯和行人飞快地倒退，便往后头望去，看看有没有追踪者。几个转弯后，他突然发现不对，问：“你走的什么路？”

车夫说：“先生不是要快嘛，我绕近路。”

郑恩时喝道：“搞什么鬼，我要下车！”

说话间车子拉进了一个冷僻的暗弄堂，这里还停着几辆黄包车，几个车夫一拥而上，把郑恩时扯了下来。

郑恩时大惊，呼救也来不及了，便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

几个人不答话，把他的西装、手表、皮鞋、钱包钞夹，照单全收，连皮带也不放过。郑恩时赤着脚、穿着短裤、短袜靠在冰冷的墙上，知道遇到了“剥猪猡”的（旧时上海盗匪抢劫行人，将受害人身上衣服也抢去，称为“剥猪猡”），心中反倒一宽：“不是特务就好。”钱财不过身外之物，只要能放了自己就行。

但紧接着，几个车夫拿出绳索把郑恩时绑住，嘴里塞上一块破布，拉他来的车夫一脸的憨厚，现在变成了狰狞面目，从怀里抽出一把短小的斧头在他脸上比划了一下，喝道：“乖乖地跟老子走一趟，识相的话就老实点儿，不然让你脑袋开瓢！”说完把他眼睛蒙上，推进黄包车，拉起来又跑。

过了一会儿，黄包车停下来，也不知是到了哪个地方。几个人推着郑恩时进了一间屋子，关上门，让他蹲下，解开他的蒙眼，拉下嘴里的破布，但身上还是没有松绑。

郑恩时眼睛被蒙得太紧，好一会儿才看清屋子里的景象，只见昏黄的灯光下，一个黑脸大汉盘腿歪坐在床上，前面搁着一张小桌，左手抠着脚丫，右手捏着牛眼盅儿，眯着小眼睛，美滋滋地喝着黄酒，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那黑脸汉子摇头晃脑打量着郑恩时，问：“你是忠义救国军的探子？重庆的军统特工？还是这个？”说着伸出了四根指头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新四军”。

郑恩时喘了口气，他被剥成个赤膊，冷风吹了一路，身上都是鸡皮疙瘩：

“你说什么？我不懂。”

黑脸大汉哼了一声，将一把斧子“砰”地拍到桌子上：“你敢跟老子装糊涂？”

郑恩时说：“我就是个本分的生意人，今天落到你们手里，我认栽了。

但我真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黑脸大汉两眼一翻：“嘿，那就说点儿你懂的。这样吧，你给家里写信，让他们拿三百块来赎人，要现洋，或者十根小黄鱼。中储劵、军票、法币、老头票，统统免谈。”

郑恩时暗暗叫苦，原来他们不光“剥猪猡”，还要“绑肉票”，听这些人的口音，再看那把斧子甚是锋利，在灯光下灿然生光，忽然醒悟：“你们是斧头帮的？”

黑脸大汉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哈哈大笑：“算你有几分有眼力见儿。”

上海黑社会除了青洪二门，另一个著名帮派就是斧头帮。斧头帮乃安徽人王亚樵所创。王亚樵恩怨分明，性如烈火，先反清后反蒋。他早前流落到上海，组织同乡会，招募的多是下等的穷苦工人，又找了些身强力壮的亡命徒，腰别斧头，成立了劳工暗杀团，打出旗号“劫富济贫”，这便是后来名气响亮的斧头帮了。斧头帮以安徽人和河南人为主，行事风格同王亚樵本人的性格如出一辙，用两个字概括便是：“亡命”。据说，王亚樵某次和上海的高级党政要员在霞飞路上开列席会，因小事同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发生了口角，他竟当着其他在场的国民党官员的面，爬上会议桌揪着杨虎扇了两记耳光，而这位警备司令长官尽管手握上海防务兵权，被打之后还只能赔笑脸。此事被黄金荣所知，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上海滩一度几乎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因此斧头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消息灵通。

郑恩时说：“不知兄台是哪一位堂主？”

“凭你也配问老子的堂口？”黑脸大汉喝道，“别磨叽了，赶紧写张欠条，我们给你送到家里。老子丑话在先，明天这个时候不拿钱来，我们就把你的事儿报官。”

“报官？什么意思？”

“还在装糊涂？乌龟吃巴豆嫌命长！”黑脸大汉“嘿嘿”冷笑，招呼一个镶了颗大金牙的瘦子过来，那个瘦子拿起一个包袱，从里面抖落下几件东西，原来一路上郑恩时丢下的伪装——帽子和假胡子、眼镜，都拾了过来。

黑脸汉子仰头一口将盅里的酒喝干，一手搓摸着肚皮，大有成就之感：

“还跟老子绕弯子吗？你去‘高益成’干什么？擦皮鞋的小赤佬都知道，那里进了日本探子。吴淞路‘三河屋’杀人案之后，日本宪兵队到处悬赏捕拿抗日分子，赏格远远比南京政府出的高，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一番犒劳是少不了的，真要是那样，你的苦头有的吃了，就算请人保你出来，价码也不止这个数！”

郑恩时心中一沉：“原来擦皮鞋的小孩子故意不跟我说，看来是被威胁不许说，敌人就张开网等着我呐。”

那瘦子说：“现在三百大洋便可破财消灾，这等划算的生意你居然不做？

你脑筋搭牢了？”他的口音跟黑脸汉子又不一样。

郑恩时说：“我哪里有现洋和金条？现在收藏这个不是经济犯么。”

“看你一身光鲜，区区小数，哪里会拿不出？”那瘦子点燃了一支长长的纸烟，“要钱还是要命，你可得思量清楚。”

“别跟他废话了，这小子八成就是个共产党。他不写信，我们替他写，不过我们写没凭没据，只好砍掉他一只手做凭证。”黑脸汉子一挥手，几个人冲进来，就要把郑恩时拖出去。

“慢着……我写。”到了这一步，郑恩时只得先稳住对方再说。

这信写给谁呢？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不能写给他们，想来想去，还是写给谢叔明吧。

谢叔明是妻子谢瑞真的哥哥，青帮弟子，入门的压帖贽敬两百大洋还是郑恩时给出的。同时，经郑恩时牵线搭桥，谢叔明还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合作，找他赎人最安全。

谢叔明从小顽劣，不爱读书，混过码头，跑过单帮，后来入了青帮。上海滩上帮派林立，各派势力割据纷争，在各帮各派中，尤以青帮最盛，三大亨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各自结社收徒，体系不一，其下又分成大、小八股党等分支势力。青帮主要控制了上海的烟、赌、嫖和娱乐业，在各处码头、茶楼甚至军警官衙均有分布。

谢叔明以前曾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职员。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海外物资进口渠道被封锁，石油成为了极度紧缺物资，唯有亚细亚火油公司等少数几家外国大公司有油，但这家公司只收黄金和英镑美钞，其他钞票一概不认。

郑恩时首次与谢叔明合作，是请他为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搞汽油——因为无线电台很耗电，野战条件下需要发电机供电，汽油发电机要比手摇发电机高效得多。因谢叔明交际广阔，会“白相人”应酬的那一套，所以地下组织此后通过郑恩时几次找过他，请他帮忙买一些游击队和根据地急缺的物资，比如药品和通讯器材，基本上每次都成功了。

写完信，郑恩时被扔进了一间柴房，依然绑着，就这样被捆了整整一宿，接着又是一个白天，一天就给了一碗水和一碗冷饭，饿得头晕眼花。

他的心情很沉重：孙慕陶肯定遭到了不测，“荻乐斯”咖啡馆等来的是军统特工，“高益成”杂粮店等来的是日本人。也就是说，现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在追捕他！

虽说不能肯定“高益成”的日本特务是否认出了他，但这次就算出去了，不但不能回家，三井洋行也不能去了，以前的朋友熟人一个都不能找，唯有隐蔽身份找到组织才有落脚之处。

郑恩时从门缝看金色的阳光西斜，知道已经是傍晚了。这时柴房门打开了，当先一人正是那个大金牙瘦子，他一进门就忙不迭地给郑恩时松绑，连说：“得罪，得罪！”

接着进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小开”打扮，正是谢叔明。他抱住郑恩时，查看他身上有没有伤：“妹夫，你受伤了么？你放心，这个场子我给你找回来了。”说罢狠狠瞪了那个瘦子一眼，那瘦子脸色尴尬躲到一边。

那个黑脸大汉则低着头缩在后头。

谢叔明介绍了来人：一人身穿锦缎青袍，眼眉细长，头发有些花白，脸色却很精悍，手里玩着两枚铁胆，此人名叫邝修身，乃是青帮中通字辈的张啸林的师弟，是南市这一带青帮的香主；另一人浓眉大眼，穿一身黑色香云纱衣裤，头戴一顶白帆布太阳帽，此人名叫马国襄，也是青帮弟子，乃是谢叔明的换帖兄弟，在汪伪第二军下属的独立第六团任少校团副。这两人都是谢叔明搬来的救兵，而且来头都不小，无怪这帮绑匪的气焰一下子就蔫了。

郑恩时手脚刚松绑，血脉不畅，还站不起来，只得盘腿而坐，拱手说道：

“有劳二位了，郑某感谢不尽，只是被打伤后不能起身，恕不能全礼。”黑脸大汉一听这话，气得脸皮发青，只是他脸本来就黑包公似的，这脸色变化别人还真看不出来。

邝修身一摆手：“老弟，免礼了，有我在，保你平安。我一得到讯息就赶来了，还好，没伤着大碍吧？”转头痛骂那个黑脸汉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爷叔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他妈的一点长进都没有，尽给老子添麻烦，就是个尿壶的命！”又骂旁边的人，“一帮饭桶！全都是猪脑袋上长狗眼，一点行市看不见。”

原来这黑脸汉子绰号“大黑鱼”，那瘦子绰号“大金牙”，和那些黄包车夫都曾经是斧头帮的。日军占领上海后严厉镇压斧头帮，帮会瓦解，这帮人便自谋生路，除了卖苦力，还操起了“剥猪猡”的“生意”。在上海滩混黑社会，无论求财求贵，还是求险求现，没个出身是不行的，青帮是个松散的组织，所以这帮人一股脑都拜在青帮门下，算做是邝修身的徒子徒孙了。这帮人拜师之后仍干老本行，只是怕青帮帮规追究，“剥猪猡”时就虚张斧头帮的老字号，没想到这一次，居然惊动了邝修身这个祖师爷。

“大黑鱼”和“大金牙”垂头挨骂，不敢说话。

马国襄摘下太阳帽轻轻摇了摇，说：“谢兄弟来领人了，冲着大伙儿的面，我就说几句公道话。邝师伯息怒，富贵险中求，这一节也不要去怪他们。

是过去斧头帮号称‘铁血锄奸团’，讲究的是行侠仗义，我青帮更是凡事都讲忠义在先，如今明知我们这兄弟是本分人，也要横插一杠揩把油，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这番话比邝修身的痛骂受用些，黑脸汉子赶紧就坡下驴：“如今这邪年头，兄弟们挣碗饭吃不容易，多有得罪，望老哥大量海涵，兄弟这里给赔不是了。”说着抱拳团团一揖。

邝修身骂了一通，便不再说话。马国襄会意，对谢叔明和郑恩时说：“都是出来混的，面子都是道上兄弟给的。不知者不罪，我看这一次，就算了吧。”

谢叔明见人已经救到，没有大碍，便点了点头：“今天这事可全仗两位的金面了。这样吧，小弟在‘十美轩’订了一桌酒席，聊表谢意，这就请两位移步赏光。”

当下，谢叔明和郑恩时携手而出，与邝修身、马国襄一起去往霞飞路的“十美轩”茶楼，“大黑鱼”带着三个兄弟亲自拉车。

上了茶楼，分宾主落座，谢叔明请邝修身坐了首席，马国襄次席，他自己末座相陪，郑恩时坐他身边。

谢叔明刻意结纳邝修身，执着他的手一口一个“师伯”，邝修身也乐得奉承，众人谈笑风生，开怀吃喝。酒足饭饱，谢叔明站起身来说：“今日小弟我给各位准备了点余兴节目。”说完拍了拍手，接着便听楼梯上“哒哒”

声响，走进来十多个浓妆艳抹的女子。谢叔明说：“这些姑娘都是我从会乐里请来陪大家喝酒听唱的。”

当时粤式茶楼风靡上海，因此粤曲也在沪上流唱颇广。会乐里的姑娘们各自依偎着座上的客人，前面的粤曲班子则演奏着曲调，中间立了位歌女，用哀怨的调子唱着当时流行的名曲《一种相思两处愁》：“月色朦胧，惹起我情根难断，议卿离别，邀我早日归旋，但羁旅他乡，恐怕难再相见……”

众人兴高采烈，郑恩时却提心吊胆，担心会突然冒出日本军警当场将他捕去，好在一直稳稳当当。他见谢叔明起身小解，便跟了上去，到走廊一头见周围无人，便轻声问：“什么时候交货？”

谢叔明已有几分酒意，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什么货？”

郑恩时说：“南通要的那批。”

谢叔明“噢”了一声，含糊地说：“时间还没定。”

郑恩时说的这批货，就是武器弹药，是组织上委托谢叔明去搞的，而这样的行动，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两年，上海周边的新四军游击队规模不断扩大，但缺枪少弹一直困扰着游击队，光靠缴获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战士没有驳壳枪，只好在腰里别把土造撅把子，半夜里诈开汉奸保长的家门搞搞恐吓、钻洞里朝伪军打打黑枪还行，正经鬼子上来了就只有撒丫子跑路。以前在上海黑市买卖枪支，有行无市，并没有成交的价码，一支二号驳壳枪附带一百发子弹，大概一两百银圆。日军控制了整个上海后严禁武器买卖，这种黑市已渐式微。于是，组织上研究决定，找谢叔明想想办法，他关系多，能否通过关系给买些枪支弹药。

郑恩时把这个意思跟谢叔明说后，他回答：“日本人的枪支上都有皇室的菊纹徽，他们将武器视为生命，管理很严，很难弄到。但是，可以通过重庆方面的军官买到，不过要送厚礼。”原来，他有朋友前往江西的上饶、铅山以及浙江丽水、温州等地经商，这些地方仍是蒋系国民党军队的地盘，有的地方虽被日军短期占领过但又很快放弃，而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十分腐败，从那里能走私到紧俏的物资。谢叔明提到的“厚礼”，其实就是上海一些大药房经营的荷尔蒙注射液，花天酒地的国民党军官把它们当成春药。于是，组织上就高价买了这些东西，请谢叔明带去。谢叔明果然没有空手而归，他从上饶带来了几支新式的卡宾枪和一些子弹。这一下，谢叔明得到了一笔厚厚酬劳，而郑恩时也赢得了组织上进一步的信任——也就是孙慕陶说的，正积极考虑他重新入党的申请。谢叔明趁热打铁，说：“只要给我更多的钱，就能弄到更多的武器和药品。”于是，南通的新四军筹集了三大海船“花衣”（就是皮棉，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款子），卖掉后折成黄金给了谢叔明，作为资金，请他再去上饶买枪。现在，郑恩时和谢叔明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谢叔明与游击队联系是另一条线，郑恩时急于找到组织，如果谢叔明向游击队交枪，那就能重新和组织上搭上线。这时有人过来，郑恩时只好不再提这个，转而问：“你怎么请得动邝修身老爷子？听说他这些年深居简出，轻易不见外人，你可真有神通。”

谢叔明笑了一下，见来人走开，便低声说：“绑票的说你不是共产党，就是军统。我就跟邝老爷子说，你是军统的线人，这次不幸失手，请他搭把手。要知道，邝老爷子表面上不问俗务，其实早就向重庆暗送秋波，无奈对方不解风情。”

郑恩时奇怪地问：“这话怎么说？”

“当年邝老爷子的师兄张啸林公开投靠日本人，组建浙江省政府，邝老爷子也在一旁帮衬出力，后来张啸林被重庆特工给毙了，邝老爷子吓了一跳，这才收敛，不与日本人亲密。看现在这势头，日本人就要翘辫子了，将来重庆政府是要回来的，要是翻老账，邝老爷子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一听说你是军统的线人，就逮着机会就向重庆示好，反正又不花他老人家一毛钱的本钱。”

“原来如此，你对这些汉奸的路子还挺熟络。”

“这年头，保不齐哪块云会下雨，都是两头押注。听说，连周佛海这样的大人物，也在暗中联系重庆呐……”

看来，嗅到了日本战败气息的各路汉奸，就像地震前的老鼠一样骚动起来，他们由于害怕秋后算账，开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和重庆暗通款曲，想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时又有人过来，两人只好中断了谈话，回到座位，台上的歌女还在唱：“望空长叹，我怨苍天，自古好梦难成，徒嗟人怨……”

邝修身推辞不胜酒力，先行告退。两人一直送到门外，谢叔明拉着邝修身，还在谈天说地，意犹未尽。这时，马国襄也下楼告辞，当下由郑恩时陪着说话。

马国襄走到街道拐角，转头对郑恩时说：“不必送了，多保重吧。”

郑恩时说：“承蒙兄台相救，不然我的半条命就去掉了，想起来，我这心肝还‘扑通通’地跳，兄弟生来胆小……”

马国襄摇头说：“你哪里胆小？胆子小，你敢干这抗日的勾当？”

郑恩时一怔：“兄台醉了。”

马国襄大笑，接着压低嗓子：“他们说你是军统，我看你是共产党。”说完又是一阵大笑，“你瞒不了我。”

郑恩时见左右无人，便说：“兄台没听过五灯话匣子？连德国都投降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日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老兄身在曹营，可要好自为之。”

到了这个时候，伪军伪政府里面，那些耳目闭塞缺乏世界大局观、以为日本人还能继续统治下去的仍大有人在。

马国襄淡淡地说：“多谢指教。我倒要奉劝你一句：趁早洗手不干，做个安分良民，这才是乱世的明哲保身之道。”说完一拱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说完施施然而去。

送走了他们，郑恩时对谢叔明说：“阿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谢叔明一怔，问：“为什么？小两口吵架了？”

郑恩时摇了摇头，把谢叔明带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低声说：“我可能暴露了，是我让他们回去的。你也要小心。”

谢叔明大吃一惊：“日本人盯上你了？”

“我昨天就从他们手底下逃出来，这才被斧头帮绑票。还不能肯定日本人是不是对上号了，不过我看是凶多吉少，找上门就有大麻烦了。”郑恩时把去“高益成”杂粮店的事儿简单说了。

谢叔明脸色忽青忽白，斧头帮说郑恩时是军统或是共产党，他以为不过是讹诈手段，没想到事情如此复杂。他想了想，说：“那你跟我一起去上饶办货，那边是重庆的地盘，安全。”

郑恩时说：“不行！我现在不但要躲着日本人，还要躲着重庆方面的人，军统也在追杀我。”

谢叔明一听这话，呆了一呆：“你怎么惹了这么多麻烦？”他挠头抓耳，连声说：“这可怎么办？”

郑恩时说：“你不用管我，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只说亲戚关系，其他的一概不要承认，不要多说话，只要你嘴巴严实，他们也没辙。只是，我们不能再呆一起，要马上分开行动。”

谢叔明点了点头：“分开最好……你也保重。”从兜里掏出一卷钞票塞给郑恩时，“这点钱你先拿着救急，过一阵子再联系。”

郑恩时见谢叔明要走，便说：“还要拜托你一件事。”

“还有什么事？”谢叔明一边说，一边紧张地环顾四周。

“帮我打听一个人。”

“什么时候了，你还要打听人？”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一定要帮我找到他。”郑恩时恳切地说，“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在‘老广东’酒家见过的那个丁四官吗？新四军第一次请你去买枪，就是他跟你谈的价钱。”

“我记得，这人走路外八字，年纪轻，但是背有点儿驼……你要找他？”

对于生意场上的人，谢叔明是过目不忘的。

“没错，我现在联系不到上级，找到他，才能找到组织。”

孙慕陶失去了联系，动用他那条线上的任何关系都是危险的。郑恩时思来想去，目前唯有丁四官这条线可以试一试，据他所知，这两条线不存在交集。

“你这个题目太难，上海滩这么大，人这么多，我上哪儿去给你找这个人？”谢叔明面露难色。

“我知道他是茶楼里的堂倌……”

“兄弟，上海滩茶楼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到哪个茶楼去找？”谢叔明打断了他的话。

当时的上海大小茶楼林立，而这茶楼又分为两大种：一种是下等劳苦大众去的低档茶馆，又叫做“熟水铺”或者“老虎灶”；另一种茶楼便是那些中产阶级和富人光临的茶馆了。十里洋场这样的大茶馆数不胜数，比较著名的有海派的“湖心亭”“江南一支春”“春风得意楼”，粤式的“大三元”“东亚”“新雅”“陶陶居”，日式的“樱花”“新宿”，等等，不胜枚举。

郑恩时说：“你手下不是有好几个‘三光码子’，找个人都这么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石油作为“第一军需品”严加控制，全面接管了亚细亚火油公司，谢叔明就此失业，豢养了几个“三光码子”（指的是不吃公粮、不拿公薪、没有公职的线人，成天在街上闲逛，专门提供各种消息）为“包打听”打工，卖消息赚钱。

谢叔明想了想，说：“我最近忙着南通那批货的事，马上要去上饶，另外还有很多事要办，没有时间去查这个人。不过，我的一个弟兄曾说起，在杜美路的杜公馆附近见过丁四官，看到他挎着菜篮子从这里走过。既然挎着菜篮子，那他的家肯定就在附近，那一带的茶楼你都去找找，估计就能碰上。”

当下两人告别，郑恩时最后叮嘱：“注意安全！另外，切不可忘记我们身上肩负的使命，尽快完成这次买枪任务。只要你有功劳，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

郑恩时对谢叔明还是有点儿不放心。谢叔明第一次出去搞物资时，组织上也不放心，就让郑恩时跟着。那次是去温州，谢叔明一到那里就私下外出吃喝玩乐，晚上还带了两个妓女回旅社，厚颜无耻地把其中一个塞到郑恩时房内，说：“钱我已经付了。”郑恩时严词拒绝，警告了他：“我们现在是带着任务来的，这些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革命经费，怎么能这样糟蹋？做人不能昧良心！”又给他讲了一堆救国救亡的大道理。谢叔明有些尴尬，便说：“我是想替妹妹试探你一下。”此后，组织上委托谢叔明办事，他都说要单独行动，不过，几次任务都成功完成了，郑恩时便无二话好说了。

当晚，郑恩时假装肚子疼，用假名住进了广慈医院。他不能回家，“利剑”行动失败后上海风声很紧，去旅馆有可能会遭到特务盘查，或者被多疑的人告密，住进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

在医院住了两天，没听到什么异常风声，郑恩时便到附近街道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三井洋行，他想做一个试探，看看日伪特务机关是不是真的盯上了他。

电话接通了，郑恩时哑着嗓子说：“劳驾，我找司库助理郑恩时先生。”

对方一怔，说：“请稍等。”搁下了话筒，过了一会儿，另有一人拿起话筒：“我就是，请问你是哪一位？”

郑恩时暗叫“好险”，说：“您不记得了吗？我是‘源泰兴’洋服店的老黄，您上星期在我这儿订的西装已经做好了，什么时候给您送过来？”

那人迟疑了一下，说：“就今天下午吧，送我家。”

“好的。”郑恩时放下电话，迅速离开了电话亭。下午，他家里里外外都会有许多双眼睛盯着。

现在很清楚了，国民党军统和日伪特务机关，都已经锁定了郑恩时，他面对的危险是双重的，随时会被发现，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至于为什么这两股敌人会这么快地找到了他，现在还不得而知，其中疑问重重。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事不宜迟，必须马上找到组织，只有这样，安全才有保障，才有余力去思索追查这其中的问题。

郑恩时赶到杜美路，将这片的茶楼都找了一遍，却没看到丁四官的人影，大半天过去了，他踯躅在街头，眼看天色一点一点黑下来，心焦不已：“难道谢叔明的消息不准确？在马路上守候也不是好办法，万一冤家路窄，等不到丁四官，却被人家等到了我，那岂不是更加麻烦？”

郑恩时正在左右为难之际，走到了葛罗希路和杜美路的斜岔路口，这时，前面出现一个人，他走路的姿态有点外八字，穿一双旧皮鞋，已经磨歪了鞋根，这样就更显得左撇右撇的了。郑恩时见了心中一喜，再往上打量，窄肩膀，弓背，低着的头，这些形态更像似丁四官了。

只听这人一边走路，一边还哼着“马连良”：“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蛟，被困在沙滩……”

郑恩时跟了上去，想等他停下来。

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这时，那人也扭头回头望了一眼，单从看得见的半边脸，已经可以确定果然就是他。此刻，郑恩时情不由己的喊了一声：“丁四官！” MXG9apcxX7ic661Wb87kf3LSl0a6uoGDfaDzJ8qbv+a3ycusQNDcxaEpNP2aW6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