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老垃圾桥以北有家叫“圣梅厄尔”的小教堂，是意大利天主教出资建立的。教堂对面是公大纱厂的仓库，围墙上粘贴着五颜六色的狐臭粉、花露水、雪花膏、蔻丹、唇膏等等的广告画，日晒雨淋，大都已破损褪色。

这天一早，郑恩时来到这里，贴上了一张“美丽香皂”的小广告画，其中的广告语“芬芳洁白”的“白”字，被画上了一个圈。根据“乌江”以前向组织上的交代，这是向军统发出的接头信号：有情报要传递。

翌日，郑恩时再次来到“圣梅厄尔”教堂，教堂里昏晦的灯光和坚固的墙体，使他感到自己和外面乱糟糟的世界隔开了。里面人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唱诗班正在唱弥撒曲。他坐在后排，一眼就看见第四排的长椅上有个戴黑色礼帽的男子，低着头，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养神，那顶礼帽和自己戴的兔子呢礼帽款式相同。

郑恩时心想：“他们早就到了，心比我还急。”唱诗班散去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没什么异样，便径直走过去，在那个男子身边坐下，摘下了自己的礼帽。

见身边有人坐下，那个男子精神一振，也摘下帽子握在手里，双方都打量了一下对方。

那个男子一张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他问：“你的孩子接受过洗礼吗？”

郑恩时反问：“你说的是哪一个？”

“你们家老二。”

“不，接受过洗礼的是老三。”

暗语对了上。两人在座位下迅速交换了各自手里的礼帽。

那个男子又问：“初次见面，怎么称呼？”

这句话不是约定的暗语，该怎么回答才不会令对方起疑呢？而且，这个人虽然相貌上做过一些伪装，但他的眉目特征提醒郑恩时：这人面熟……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叫我‘礼帽先生’好了。”郑恩时无暇多想，晃了一下手里的礼帽，用了一个含糊的名称，“不知你怎么称呼？”

那人轻轻笑了一声：“干我这行的，姓名经常变来变去，实在麻烦，干脆你就叫我‘卞先生’好了。”

“幸会幸会。”两人握了一下手，又很快松开。

卞先生说：“时间不早了，家里事多，我得回去了。”他戴上郑恩时带来的礼帽，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站了起来，“愿上帝保佑我们，阿门。”

郑恩时点了点头。等那个男子走后，又过了一刻钟，周围平静如常，他才起身，不紧不慢地往回走。

郑恩时这时想起来了，几年前在江西吉水见过这个卞先生，那时此人的身份是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上尉，的确是重庆方面的人，只是对方好像并不记得这回事……想到这里，他渐渐放下了心：“接头很顺利，时间也很短，就寥寥几句话，不会看出任何破绽，这个任务应该完成了。”

翌日，郑恩时准时来到位于外滩的怡和洋行。这座六层楼的新古典康林特式风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现在归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俗称“三井洋行”）使用。

三楼的财务办公室，等待郑恩时处理的账目有高高一摞，还有各个银行、商社乃至日本军方的证券、发票、提单等票据。

日军进驻租界的早期，对租界内的欧美侨民生活并不多加干涉，商店里，英国的呢绒、苏格兰的威士忌、法国的香水、美国的听装香烟等等依然琳琅满目，外资银行还在照样营业。但到了此时，面临颓势的日本人已顾不得脸面，加快提取中外各银行的存款充当军资，各军警特务机构纷纷插手，上海宪兵队、宪兵队水上队、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公共租界警察本部特高课、海军武官府等，以及正金银行、中支那敌产会等等，均来插手揩油。作为全日本最大财阀的三井，自然不会置身事外。

正忙碌间，庶务课打来电话：“喂，郑君，请过来一下。”

打电话的是庶务课经理胜间田龟藏。他与郑恩时私交不错，郑恩时办事勤勉，为人谦和，很得他的赏识。

郑恩时进了胜间田龟藏的办公室，只见里面还坐着一人，便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见是一个穿军装的青年军官，军刀很随意地搁在一旁，从领章看，这是一个少佐，而从他胸前佩戴的深蓝色的“山形兵科记章”可知，他是辎重部队的。

从事情报工作，熟悉敌军的各种标识是基本功。

胜间田龟藏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票据，对郑恩时说：“密丰毛纺厂的单子到了，你要抓紧时间核对一下，不得有误。”

郑恩时接过来，点头说：“明白了。”英资的密丰毛纺厂现已被日军征用，由三井洋行托管，最近正紧急赶制一批毛毯。从毛毯的数量和制式看，这是为军队筹集的军毯。

后勤薄弱是日军的痼疾，去年发动“一号作战”时，第二十七师团在河南信阳雨中急行军，虽然是四月的春季，但由于缺乏雨衣和御寒被毯，造成了连同师团长竹下义晴中将在内两千多人非战斗减员，其中冻死一百多人，师团长被撤职。有了这个教训后，日军才开始重视御寒工作。

这次大量筹集毛毯，显然是为新近进驻上海的部队准备的，从数量看，这支部队人数在六千以上，是一支大部队。如何探听进一步的情报呢？日军第一六一师团正是上个月刚调入上海的，眼前这位辎重部队的少佐，莫非就是因此而来？

郑恩时正要离去，胜间田龟藏问道：“郑君，附近有比较好的饭店吗？要那种上海特色十足的饭店。”

郑恩时“噢”了一声，有意识地问：“这样的饭店不少，请问您是要宴请哪一位贵客？需要什么档次的？”

胜间田龟藏一指那位少佐：“这是我的侄子，刚随部队到上海，还没有机会品尝中国的美食。今天难得，我打算请他吃一顿。”

郑恩时心念电转：“从这个日本军官嘴里说不定能探听到一些情报。这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必须把握住。”他说：“静安寺路上有个老字号的‘绿杨村’酒家，淮扬菜很有名，水晶虾仁、松仁玉米、蟹粉狮子头，味道都是一绝，据说吃了能延年益寿。”说到这里，语气十分恭敬，“一直以来承蒙您的关照，无以为报，今天就由我做东，请二位屈尊赏光，万勿推辞。”

胜间田龟藏笑了一下，问那个军官：“忠重，你意下如何？”

那个军官名叫胜间田忠重，说道：“公事已了，私事就由您安排了。”

胜间田龟藏对郑恩时说：“那就让你多费心了。”

“哪里哪里。”郑恩时满脸欢笑，“相请不如偶遇。能和大日本皇军交朋友，是我的荣幸。”说完鞠躬而出。他的内心也在微笑。

郑恩时谙熟地下工作的三点要领：入戏、交友、耐心。入戏，就是要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彻底地全面地融入到工作的环境中，每日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都要完全符合所扮演人物的身份；交友，就是要在符合身份的情况下，结交各个层面的人，与各方势力打交道，建立跨行业、跨地理的社会关系，并利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开展工作提供保护；耐心，就是不急于求成，要善于在较无收获的情况下坚持岗位，在长期无法开展革命工作、甚至长期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隐藏自己，保护自己，等待机会。

耐心等待之下，一条大鱼又要上钩了，所以，接下来这场戏要演好。

关上门时，只听胜间田龟藏笑着对侄子说：“在上海，想巴结日本人的中国人多得是，只要你愿意，天天有人请吃饭。”

下班后，郑恩时和胜间田叔侄来到“绿杨村”酒家，事先已经电话预定了雅座，三人落座后推杯换盏，大快朵颐。胜间田忠重起初还有些矜持，但几杯酒下肚后满脸通红，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险些连自己的舌头都咽了下去，话也多了起来，连连感慨：“中国人做的工事是堆垃圾，但做的食物是天下珍品，今天终于拜服了。日本军队的伙食就和马料差不多。”

他说，入伍的第一天才吃了一顿红小豆煮粘米饭，之后一切都变得严酷起来，通常吃的早餐就是凉米饭加咸菜以及一杯冰冷的茶，而且要极快地吃完，以便赶回去继续军事操练；午餐是米饭加上一点肉或鱼，有时会有点儿梅干和栗子；晚饭则不过是一碗汤加上米饭和蔬菜。至于士兵的饭菜更差，只能用拌着醋和酱汁的饭团充饥。

胜间田忠重少佐果然是日军第一六一师团的辎重队司令官，此次前来三井洋行正是为了催交这批毛毯。这位文质彬彬的青年，眉眼之间并没有日本军人惯有的杀气。他不是正规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而是就读于京都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丸红商社工作，去年才被征召入伍，在神奈川相模原接受了半年的速成士官训练（日语中的“士官”即对应汉语中的“军官”），在广岛短期驻扎后，便被派往中国。这样的军官，其实是日军为应付战局急剧扩军的结果，其军事素质自然不能和抗战初期那些接受过三年完备士官教育的军官相比。

郑恩时还得知，第一六一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旅团有四个独立步兵大队，编成地是九州的熊本，官兵大部分来自南九州，是丁级师团，属于日军中的三四流部队，实力并不强。

郑恩时酒量过人，向胜间田忠重频频举起盛满白酒的玻璃杯。酒一多，这位年轻少佐的牢骚也多了起来：“在中国，到处是充满敌视的民众和鬼影一般的游击队。部队刚刚举行了慰灵祭，明年哪个时候说不定就轮到我了……不过，没有派往南洋就算万幸啊……”

胜间田龟藏劝道：“重忠，可不能这么悲观，振作起来，要打出信心来啊。”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胜间田忠重红着脸低下了头，又抬起头来：“没错，像上海这样的治安区，仍要加强力量，确保成为我军的坚固根据地……”这时一个酒嗝涌上，大呕起来。

郑恩时赶紧给胜间田忠重拍背，酒菜淋漓吐了自己一身，仍没有一点嫌弃，对胜间田龟藏说：“我带他去一下厕所。”他扶起头重脚轻的胜间田忠重去厕所，叫服务员上热茶醒酒。

来到厕所，郑恩时让胜间田忠重趴着呕吐，拿着毛巾给他擦拭。胜间田忠重呕完后，回到酒席，喝了几杯热茶，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郑恩时将他的外衣披上。

胜间田龟藏也东倒西歪地上厕所去了。郑恩时见胜间田忠重神志有些迷糊，便轻轻地掏摸他的裤袋，从裤袋发现一纸手写的电文草稿：“呈周委员长……本部设于真如镇，驻兵一千名，王家宅驻兵五百名，陈家宅驻兵五百名，杜家宅驻兵五百名，限于两周内解决……”因为字迹潦草，来不及细看，胜间田忠重又开始喃喃自语，郑恩时不敢多看，将电文重新塞回他的裤袋。

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电文说的周委员长，就是伪上海市长兼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长的周佛海。看来，近期这个第一六一师团还在调整部署，要这个大汉奸全力配合。

过了好一会儿，胜间田忠重的酒意才去了大半。

“郑君，今天太失礼了，实在对不起。”告别时，胜间田忠重微微鞠躬，笑着说，“您的日本话说的可真好。”

“过奖了，那都是龟藏先生教导有方。”郑恩时谦逊了几句，的确，他的日语基本上就是跟胜间田龟藏学的，平时都在仔细留意模仿胜间田龟藏的发音。

“让你破费了，非常感谢。”胜间田龟藏说。

“哪里话，这顿饭物超所值。”郑恩时说，“还得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呐。”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这些天，郑恩时都在留意报纸上的消息，“南京楼”有没有刺杀血案的报道，但一直很平静。他有些纳闷，按照时间推算，针对陈恭澍的刺杀早该实行了。是日本人刻意隐瞒吗？还是军统根本就没采取行动呢？

星期天下午四点整，郑恩时准时来到了位于静安寺路的“荻乐斯”咖啡馆，这是上次就和孙慕陶约好的见面地点。他心想，见面之后，一是汇报从胜间田忠重那里探听到的消息，二是询问“镜子”计划进展如何，是否需要自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郑恩时进门后，便习惯地扫视了一下周围，忽然瞥见右前方一张四方台子上，有三面各坐一名大汉，其中有一个面对店门的大汉身穿藏青色西装，见他进来，便向同坐的两人朝着他用嘴唇翕动了两下。郑恩时立刻警觉到，这情形不对劲儿，他走向靠门的座位，坐下后，回头瞄一下那三名大汉，发现他们都以目光注视着这边。

郑恩时若无其事地坐了片刻，看了看表，五分钟过去了，孙慕陶仍未到。

看来要出事！迟到五分钟，从安全考虑这次约会就要取消。

郑恩时没有慌乱，透过咖啡馆玻璃窗，发现前方的人行道上有一名马路巡捕正缓步向这边走来，瞅准时机，他立刻起身走出，当拉开店门，正拟急步离去时，藏青色西装的汉子也立即赶了出来，挡在他的前面，抓住他的手腕，用上海话问：“侬到此地找啥人？”郑恩时说：“找朋友。”

这时那名马路巡捕正好走近咖啡馆门口，郑恩时便大声喊叫有坏人，那汉子随声扭头注意巡捕，抓住郑恩时的手稍一松动。郑恩时便极力挣脱，跑到该巡捕后面，口中高喊：“这是个坏人，请你保护我。”这个巡捕盯住那个还站在咖啡馆门前的汉子，并未走上前去询究。郑恩时知道咖啡馆内尚有他的同伴两人，假如三人一齐出来挟持（在距两三间店铺门前，停有一辆空轿车），那是很危险的。于是，趁那汉子和巡捕相顾愕然之际，郑恩时迅速跑进马路对面的“鸿翔”女子服装公司，一到里面便进了厕所，将戴着的蓝色呢帽和身上穿的一件灰色花纹的外衣脱下丢掉，里面的黑色马甲反穿成红色，而后再从公司后门步行到慕尔鸣路、威海路口，走进“恒丰昌”绸缎布疋店，装作买东西客人，搭讪着剪了一件布质旗袍料，一边观察周围，确定没有了“尾巴”，便拨了一通4000号电话，向“祥生”汽车行（为上海市最大的出租汽车行，设有分行十六家之多，单是向电话局选购这个4000的电话号码，据传说就花了十根金条）叫到了一部出租汽车，溜之大吉。

上车后开了好一段路，郑恩时才平静下来。如果不是对那一带地形熟悉，这会儿已经落入敌手了。绑架者是什么人？日伪特务吗？从这种偷偷摸摸的手法看，郑恩时觉得不太像，如果是日伪的特务，不会顾虑到路上的巡警，现在整个上海都是他们的天下。

更让郑恩时担心的是：孙慕陶怎么没有来约会？难道出事了？

孙慕陶是他和组织的单线联络人，这根线断了，就意味着他和组织的联系断了！

郑恩时早就有这种意识：他也许会在某一天默默地死在一个角落而没有人发现，除了他的单线联系人，没人知道他的死因。如果他的单线联系人还活着并为他作证的话，他可能被追认为烈士；如果没人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他将背着一个恶名死无葬身之地。

沉重的不祥之感，慢慢从心底里升起。

两天来，郑恩时内心一直烦闷，傍晚吃完饭，妻子带着孩子去散步，他无心闲逛，便想去洗个澡放松一下。

郑恩时的家位于公共租界西摩路、新闸路口，是西式里弄公寓。出了家门，过了两条巷子，就到了“天福池”浑堂（“浑堂”就是公共浴室）。他是“天福池”的熟客了，经常去那里搓澡。

进了澡堂，浴池很大，水里站满了人，蓬头的、秃头的、黝黑的、惨白的、多毛的、刺青的，像下锅的饺子，塞了足足一池子，弥漫着昏昏欲睡的气氛。

郑恩时泡在大池里，头搭毛巾仰天靠着池壁，全身的肌肉都被热水松弛下来，但脑神经仍然是绷紧的，还在回忆“荻乐斯”咖啡馆那惊险的一幕。

一个名叫陈锦堂的熟人来到郑恩时身边，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耳旁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哒哒”声，那是一旁专门帮人搓背的工人在给人拍背发出的声响。

陈锦堂是布料生意场上的掮客，感叹生意艰难：“现在的世道做人难呀，呒没钞票是啥也不用谈。再这么下去，丝绸都没人穿得起，只好改卖细洋布了，不晓得日本人要折腾到啥辰光……”

“你小声些，被探子听到了，可有苦头吃了。”郑恩时有些不耐烦，唤来了澡堂的跑堂，“周师傅在吧？”周师傅是这里的搓澡工，手艺不错，搓完澡后敲背掏耳朵，客人十分惬意。

那个跑堂说：“郑老板，真是不好意思，老周前两天回乡下去了，今天人多，要不就请这位新来的师傅服侍你吧。”

郑恩时正用毛巾擦脸，只是“唔”了一声，不置可否。

那个搓澡工正要过来，池子里一个胖子喊：“快来给老子我搓。”

搓澡工笑道：“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再找条毛巾。”一边说着，一边招呼池子里的客人，请他稍候。那胖子可不买账，一头从水里出来，大喇喇地躺到长凳上，大声喝道：“穷瘪三也来教训我来了？快点！”那搓澡工只得点头哈腰：“郑老板，你先上二楼休息，我等会儿就来给你搓背。”

郑恩时看了一眼这个搓澡工，觉得有些奇怪。一般的搓澡工，不管身体怎样，一双手臂总是很结实，但这人却从头瘦到腿，整个人骨架子虽大，却骨瘦如柴，手脚又细又长，让他联想到了蜘蛛，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堂子里水蒸气郁勃氤氲，人都糊成灰白的影子，这人的相貌如何，倒看不清。

浴池在底楼，洗好澡，上了二楼，那里有十几个小包厢，都是给贵客留的，放下遮帘，里面很安静，在里面可以喝茶、敲背、掏耳朵。

郑恩时正要上去，这时陈锦堂下来了，说：“老兄，包厢里人都满了，你那个铺借我躺下好吧？这两天腰骨头酸得很，坐都坐不牢。”

郑恩时便把那根火烙印有包厢号码的竹筹给了他：“好，你先来。”他转身又泡澡去了，正好清静清静。

包厢里陈设干净，高背躺椅弹簧软垫，厚质毛巾新雪般耀眼，茶是小壶现泡的。陈锦堂把毛巾往头上一蒙，咂吧着嘴说“老适意啊”倒头就躺下。

那个瘦长的搓澡工端着装毛巾的竹筐进了包厢，瞥了瞥挂着的衣裤。这些衣裤其实是郑恩时的，他是贵宾，刚进门时便给预留了包厢，拿了竹筹，跑堂用一根顶端有铜叉的竹竿，将他的衣裤衩了挂在包厢上方。

见这个搓澡工在看那件海力斯英国花呢西装，陈锦堂便骂道：“搞什么花样经啊？快点。”他也不以为意。要知道凡是高等洋服店，都用丝线手绣出主人的中英文姓名，缝贴在内襟左胸袋上沿。上海这些侍者都是势利眼，能一眼看出你的西装是哪条路上出品的，甚至断定是哪家店做的。如果周身光鲜，侍者便眉动目闪礼貌有加；倘若衣履晦暗背时，侍者就眉淡眼细照常办事。陈锦堂明知这些人喜欢奉承阿谀有钱势的浴客，他生意潦倒，上好的长衫西装早就典当了，穿来的内衣裤也是旧的，生意人最要面子，怕被这些势利眼鄙视“空心大老倌，呒没家底格”，所以包厢里挂的虽是别人的衣服，却并不点破。

这搓澡工看到西装上的姓名“郑恩时”，便问：“是郑老板吗？”陈锦堂懒得抬头，“嗯”了一声，他便开始给陈锦堂搓澡。

几下搓过后，只听陈锦堂吃痛叫道：“寻死啊，轻点好吧。”

搓澡工“嘿嘿”笑了几声，忽然问：“你前几天去过‘圣梅厄尔’教堂吧？”

陈锦堂有些莫名其妙：“你是哪个？”

那个搓澡工以为他承认了，站直了身，将两块毛巾扎在了一起，双手用起劲道绷了两三下，冷笑一声：“你晓得我是哪一个？”

陈锦堂觉得有点不对劲，刚把双手放到床旁想撑起身，搓澡工便双手一绕一紧，猛地用毛巾勒住了他的喉咙，低喝：“叫你这个叛徒死得明白，老子今天是来执行家法的！”不等陈锦堂挣扎呼救，便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腰，双手运劲，毛巾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这个搓澡工虽然干瘦，但骨骼粗大，气力惊人。陈锦堂“嗬嗬”几声，脸皮发紫，两眼突出，四肢极力挣扎却没有什么力道，只听“喀嚓”一声，脖子软软垂下，瘫倒在床上。

搓澡工伸手试了试陈锦堂的鼻息，又搭了一下脉，确定断气了，才端着竹筐“踢踢踏踏”走了。

隔壁包厢有一人，就是那个抢着要这瘦长搓澡工搓澡的胖子，听到了这里边的话音和声响，吓得全身肥肉直抖，一句话也不敢说。等到那个搓澡工走了，隔了半晌没听到动静，才探头过来一望，陈锦堂已挺尸了，这才杀猪般地叫起来：“杀人了！来人哪！”

澡堂顿时里乱成一锅粥，那个搓澡工早已不见踪影。澡堂老板赶紧叫伙计到对面的电话亭里给巡捕房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巡捕房刑事科来了几个警察，先是简单验尸，然后问了胖子事发时的情况，又询问澡堂老板这个搓澡工的来历。老板愁眉苦脸，说：“他今天刚来上班，自称是三合会的，老家在苏北，说是在这儿等人，等谁不告诉我，说好不见血的……早知道会出人命，我哪敢收留……”

三合会是洪门的分支，上海滩黑社会青、洪二门占据半壁江山，两派素有渊源，又泾渭分明。此时洪门虽然日渐式微，声势比之青帮已颇有不如，但门徒依然为数甚多，三教九流之中均有渗透。

据老板说，这个搓澡工的介绍人是一个绰号“蛤蟆”的流氓头子，此人嘴巴宽大，原先来这里收过保护费，确实是三合会的。由于荐面很大，老板不敢推辞。但警察去传唤时，“蛤蟆”已不知去向，几个跟他一起的混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番折腾，警察们勘察了现场，给澡堂老板笔录了口供，认定是帮派内讧，只是普通的刑案，便草草收队，把尸体拉到验尸所，传唤家属去领尸。

值此乱世之秋，这桩人命大案，看来就此不了了之了。

郑恩时却认定这次杀人是冲着自己来的。

从胖子嘴里得知，那个搓澡工提到了“圣梅厄尔”教堂，以及“执行家法”

等几句话。郑恩时认为，这是军统的行事风格，所谓“三合会”云云，不过是军统的障眼法，以免日本宪兵介入惹麻烦。他们要杀的是自己，只是阴差阳错，那个倒霉的陈锦堂进了挂着自己衣裤的包厢，当了替死鬼。这也拜上海人“只认衣衫不认人”的势利风气所赐。还有一点，在上海话里，“郑”和“陈”的读音差不多，所以当杀手问“是郑老板吗”，陈锦堂便答应了一声。

如此看来，此前在“荻乐斯”咖啡馆企图挟持的三人，很可能和这个搓澡工是一路的，只不过绑架失败，军统便干脆下了杀手。

但是，郑恩时再仔细一想，又感到其中大有蹊跷：他去“圣梅厄尔”教堂和军统碰头，用的是“段传邦”的假名，而且，他从没有去过段传邦的住处和公开的供职场所，为的是避免暴露真实身份。也就是说，军统不应该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要算账也应该找段传邦，但现在却咬定了郑恩时，这中间一定出了问题！

想到这里，他心底里那种巨大的不祥之感越发沉重，不仅是担忧自身的安危，还有一种更强烈的莫名的不安。

由于这桩命案，郑恩时从“天福池”回家时已是夜半时分，周围静悄悄的。他所住的公寓有四层，进巷口右转第一家便是，他家在三楼，三房两厅，除了前门，还有后门，另外有一道窄楼梯可以上天台，天台通敞，而且能由别人家的楼梯下来，遇到紧急情况撤离比较便利。

郑恩时到家门口，没有急于进门，而是在周围仔细查看了一番，果然发现在门口的墙下一角，有人用粉笔做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记号！

他不寒而栗——暴露了！敌人已经找上门来！

家里的卧室亮着灯，那是妻子还在守候丈夫。郑恩时进了屋，谢瑞真悄悄地走来，轻声嗔怪：“洗个澡怎么搞到这么晚？”

郑恩时说：“孩子们呢？”

“都睡了。”

“我去看看他们。”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郑恩时没有说话，走进房间，望着正在酣睡的一双儿女。两个孩子相依而眠，姐姐轻轻搂着弟弟，弟弟怀里抱着一辆崭新的红色铁皮玩具小汽车——那是爸爸买给他的生日礼物。

看着两个孩子苹果般的脸蛋，郑恩时呆立片刻，鼻子忽然一酸，视线有些模糊，他赶紧转头出来。

谢瑞真有些奇怪，又有些害怕，问：“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郑恩时回到客厅，心如乱麻，说：“去给我沏杯茶。”

谢瑞真早已经沏了一大壶浓浓的茉莉花茶等着他，拉他到摇椅上坐下，用青瓷杯倒了满满一杯茶放在桌上，说：“这是新沏的香片，慢慢喝吧。”

他喝了一口茶，品出的却是满口苦味。

敌人是谁？既然找上门来，为什么不在家里下手？

是了，公寓对面就是日本正金银行的分行，门口驻有携带武器的警卫，显然，敌人是怕闹出动静，所以没有选择在此动手。

由此看来，敌人是不敢采取公开行动的，咖啡馆和澡堂的两桩未遂事件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找上门来的不是日伪特务，而是国民党军统特工了！

接踵而至的凶险，明白无误地告诉郑恩时：死亡，突如其来！

这个家是不能待了，得赶紧把妻子孩子送往乡下，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至于自己，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郑恩时问谢瑞真：“这几天有陌生人找过我吗？”

谢瑞真说：“有人中午找过你，星期天下午你去哪了？你不是说去洋行加班了吗？”

“我没有去洋行。”郑恩时说，“这个人长什么样？”

“你先说那天下午去哪儿了？”谢瑞真气鼓鼓地说，“当着孩子的面我不好问，现在你给我说个明白。”

“我不能说。”

谢瑞真声音高了一度：“我看你平时那副树叶掉下来也像是生怕打破头的样子，一向以为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你的胆子大得可以啊，居然骗我！

老实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养野女人了？”

郑恩时生气地斥道：“胡说八道！你看我像那种人吗？每个月的工资都如数交给你，我拿什么养野女人？”

谢瑞真泪水一下子出来了：“问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越想越害怕，今天半夜才回家，以前你哪会这样？那个人问你时，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没好事……”

“那你说说那个人长什么样？”这是郑恩时第二次问了。

“你不先说个明白，我就不说。”谢瑞真还在赌气。

郑恩时柔声说：“阿真，这么多年来，对你、对孩子、对这个家，我的一片真心你还看不到吗？我向你保证，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回事儿！”

“那你为什么骗我说你去洋行加班了？你以前是不是经常骗我？”谢瑞真脸上还挂着泪珠。

“我是骗过你，但是，我没有恶意。”郑恩时替妻子擦去泪水，搂着她说，“你我夫妻一体，我今天不再瞒你，其实……”说到这里，他看着妻子的双眼，一字一字地低声说，“我是一个从事秘密工作的人。”

谢瑞真身子一震：“什么秘密工作？”

郑恩时说：“就是暗地里从事特工活动。”

谢瑞真霎时间脸色苍白：这个事情的性质比拈花惹草厉害多了！她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满眼都是惶恐：“那……那你是替日本人做事，还是……”

“我不能再说下去，因为这会给你带来危险。我只能告诉你，我做的事，无愧于良心！”郑恩时脸色十分郑重，“今晚我们说的事，你不能向任何人吐露一个字，明白吗？”

谢瑞真愕然地点了点头，今晚的打击太突然，让这个传统的家庭妇女无所适从。眼前的丈夫，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她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

“现在你说说那个找我的人。”

“他很高，脸瘦得像骷髅……”

果然不出所料，郑恩时暗暗叹了口气。

“明天一早，你就收拾一下，带两个孩子回娘家。”

“那你呢？你不跟我们一起？”谢瑞真赶紧问。

“不，你们先走，安顿好后等着，我会来找你们。记住，无论等多久，你们都千万不要回来找我！”

“不，我们一家子，说好不能分离的！”谢瑞真紧紧抓住郑恩时的手。

“我们的分开是暂时的，我说过会去找你们。”

谢瑞真全身都在发抖，呜咽着说：“你又骗我！我知道，你肯定很危险……孩子不能没有爸爸，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阿真！”郑恩时的语气十分严厉，“你是母亲，要为孩子着想！我们在一起只会更危险！敌人要找的是我，只有离开我，孩子们才安全！”

谢瑞真泪水又流了下来，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万一……我是说万一……”郑恩时痛苦地说，“如果我没有回来，以后，孩子们就靠你了……”

谢瑞真再也忍不住，扑在郑恩时怀里“呜呜”哭了起来。

郑恩时抚摸着妻子的长发：“天可怜见，我们家终归有团圆的一天。” 0QMn7TfdgWLqwDNFcwZ/sKlHtKHQI4nGCHD/D8Ql4FuSv3OoFyfWYrplvPR/UItl

南外滩边的十六铺码头临着黄浦江，处于法租界和南市的交界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向来都是个三不管的交叉地区。这里龙蛇混杂，是上海滩烟土走私的重要集散地。

巨大的海关大钟敲过了六下，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辉，码头充斥着工人小贩散发出的汗臭味和喧闹声。

一个留着大胡子、戴帽子和眼镜的男子慢慢地走在路上，他就是郑恩时，送别妻儿之后，便按孙慕陶留下的地址去“高益成”杂粮店。

孙慕陶没有赴约，极有可能已遭不测，那么，这时去“高益成”杂粮店就是冒险，但如果不去，又怎么和组织取得联系？如何把有关日军第一六一师团的情报传递出去呢？

郑恩时仍抱有侥幸心理：孙慕陶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即使被捕，也不意味着“高益成”杂粮店就会暴露。他明白，从事地下工作谨慎是第一位的，这种侥幸心理很危险，所以，他预先做了准备——首先是乔装，装上了大胡子；然后选择黄昏这个时间点，这个时候码头人最多，而且黑夜就要到来，夜幕是逃离的最佳掩护。

身处军统追杀之中的郑恩时感到孤立无助，失去了本该有的耐心，急于找到组织。他想，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会安排他转移。

夕阳照映在水门汀路面上，反射出橙黄色的光芒，暖洋洋的。郑恩时老远看到“高益成”杂粮店的牌子，却没有进去，而是踱到一边的街角，那里有几个孩子正招呼过往的人“擦皮鞋伐，擦皮鞋伐”。一个孩子见他过来，赶紧端来鞋箱，让他坐下，麻利地擦起了皮鞋。

郑恩时一边望着“高益成”——店里的伙计正张罗着进进出出的客人，一个干瘦的账房先生正靠在柜台上打算盘，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一边和孩子搭讪：“最近这里出了啥事体？”上海人的生活信条是：宁可衣裳蹩脚点，皮鞋无论如何要考究，出门皮鞋一定锃亮，所以公共场合这样擦皮鞋的孩子多得是。这些孩子成群结队，走街串巷，大街小巷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知晓。

那孩子摇了摇头：“阿拉弗晓得……跟平常一样。”

擦完鞋，郑恩时见店里的伙计开始上门板，看来要关门了，给了孩子一毛钱，来到长长的大柜台前。那账房先生看上去精瘦干练，穿着中式的长袍嵌肩，戴红疙瘩黑缎子瓜皮小帽，用狐疑的眼光打量郑恩时：“这位先生，你找人吗？”

郑恩时掏出一根“哈德门”香烟：“打听个人，‘大瓜子’来过这里吗？”

账房先生不接香烟，问：“请问您是……”

“我是‘大瓜子’的本家，也姓孙。”

账房先生满脸堆笑着接过香烟：“请跟我来。”

他带着郑恩时穿过了外堂，来到了后院二楼的账房，拉开门，示意进去说话。

两人到了账房里，账房先生把门关上，搬了把凳子到郑恩时面前，说道：

“你请坐吧。少东家去对街的钱庄开票了，等会儿就回来。”

警惕性很高的郑恩时，想起孙慕陶曾说起过，“高益成”从掌柜到伙计，包括账房先生和厨子，都是安徽桐城老乡，但这位账房先生的口音却和孙慕陶的口音不一样，虽然说的是国语，却像是上海这边的口音。

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上个月少东家牙疼，听说疼得厉害时整宿睡不着。我托人捎了张止疼的方子来，现在牙疼见好了吗？”

“噢，好多了，好多了，多亏了你呀。你先等等，我这就去喊他。”

“那您忙去。”

两人微笑着相互点了点头。账房先生出去了，把门带上。

关门的一瞬间，郑恩时脸色大变，呼吸几乎要窒息：“有大麻烦了！”

所谓的“少东家牙疼”不过是一句试探，此前他根本没有和这个少东家打过交道。

老孙果然遭到不测，“高益成”这个联络点已然暴露，而且敌人就等着郑恩时上钩！敌人是军统，还是日伪，现在不得而知，但现在必须赶紧走！

他进来时看得很清楚，柜台一角有架掉了漆的手摇电话机，只要一打电话，日伪的警察和侦缉队马上就到。

这个账房先生指甲修长，打起算盘来很溜，挺像是老干这行的，看来只是被收买来的望风报信的，不是正牌的特务；而且敌人也没有充分估计这个联络点的重要性，或是已经等了多天也没有收获，所以安排并不十分严密。

郑恩时倾听了一下门外，还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声音，试着推了推窗户，窗户是被封死了的，木头钉得很牢。

他轻轻推了一下门，可能是担心他起疑，门没有反锁，但他不敢从前门走，外面一定有人盯着。他又推了推隔间的几扇门，有一扇门没锁，堆满了破旧东西，窗户能打开，后面还有一道防火用的太平梯。

郑恩时大喜，把太平梯从窗户伸出去，从窗户爬出，顺着太平梯往下走，但这梯子多年不用已经朽烂了，爬到一半便“咔嚓”一声断裂了，他重重摔倒在地。这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人呢？快去看看！”他顾不得膝盖的疼痛，爬起来就跑。

郑恩时拼命跑过两个街道，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此时夜色渐浓，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追上来，一眼瞥见街角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拢着袖子朝这边望，便跳上车说：“去金神父路！”从这里去往金神父路的路线他很熟悉，这会儿人多车杂，容易躲避，一旦发现不对，就弃车而走。

车夫说：“那段路有点儿远，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给你一块钱，我有急事，拉快点！”

车夫拉起车：“先生坐好咧！我可是出名的快脚。”

这车夫拉起车来果然快，郑恩时见路边的街灯和行人飞快地倒退，便往后头望去，看看有没有追踪者。几个转弯后，他突然发现不对，问：“你走的什么路？”

车夫说：“先生不是要快嘛，我绕近路。”

郑恩时喝道：“搞什么鬼，我要下车！”

说话间车子拉进了一个冷僻的暗弄堂，这里还停着几辆黄包车，几个车夫一拥而上，把郑恩时扯了下来。

郑恩时大惊，呼救也来不及了，便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

几个人不答话，把他的西装、手表、皮鞋、钱包钞夹，照单全收，连皮带也不放过。郑恩时赤着脚、穿着短裤、短袜靠在冰冷的墙上，知道遇到了“剥猪猡”的（旧时上海盗匪抢劫行人，将受害人身上衣服也抢去，称为“剥猪猡”），心中反倒一宽：“不是特务就好。”钱财不过身外之物，只要能放了自己就行。

但紧接着，几个车夫拿出绳索把郑恩时绑住，嘴里塞上一块破布，拉他来的车夫一脸的憨厚，现在变成了狰狞面目，从怀里抽出一把短小的斧头在他脸上比划了一下，喝道：“乖乖地跟老子走一趟，识相的话就老实点儿，不然让你脑袋开瓢！”说完把他眼睛蒙上，推进黄包车，拉起来又跑。

过了一会儿，黄包车停下来，也不知是到了哪个地方。几个人推着郑恩时进了一间屋子，关上门，让他蹲下，解开他的蒙眼，拉下嘴里的破布，但身上还是没有松绑。

郑恩时眼睛被蒙得太紧，好一会儿才看清屋子里的景象，只见昏黄的灯光下，一个黑脸大汉盘腿歪坐在床上，前面搁着一张小桌，左手抠着脚丫，右手捏着牛眼盅儿，眯着小眼睛，美滋滋地喝着黄酒，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那黑脸汉子摇头晃脑打量着郑恩时，问：“你是忠义救国军的探子？重庆的军统特工？还是这个？”说着伸出了四根指头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新四军”。

郑恩时喘了口气，他被剥成个赤膊，冷风吹了一路，身上都是鸡皮疙瘩：

“你说什么？我不懂。”

黑脸大汉哼了一声，将一把斧子“砰”地拍到桌子上：“你敢跟老子装糊涂？”

郑恩时说：“我就是个本分的生意人，今天落到你们手里，我认栽了。

但我真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黑脸大汉两眼一翻：“嘿，那就说点儿你懂的。这样吧，你给家里写信，让他们拿三百块来赎人，要现洋，或者十根小黄鱼。中储劵、军票、法币、老头票，统统免谈。”

郑恩时暗暗叫苦，原来他们不光“剥猪猡”，还要“绑肉票”，听这些人的口音，再看那把斧子甚是锋利，在灯光下灿然生光，忽然醒悟：“你们是斧头帮的？”

黑脸大汉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哈哈大笑：“算你有几分有眼力见儿。”

上海黑社会除了青洪二门，另一个著名帮派就是斧头帮。斧头帮乃安徽人王亚樵所创。王亚樵恩怨分明，性如烈火，先反清后反蒋。他早前流落到上海，组织同乡会，招募的多是下等的穷苦工人，又找了些身强力壮的亡命徒，腰别斧头，成立了劳工暗杀团，打出旗号“劫富济贫”，这便是后来名气响亮的斧头帮了。斧头帮以安徽人和河南人为主，行事风格同王亚樵本人的性格如出一辙，用两个字概括便是：“亡命”。据说，王亚樵某次和上海的高级党政要员在霞飞路上开列席会，因小事同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发生了口角，他竟当着其他在场的国民党官员的面，爬上会议桌揪着杨虎扇了两记耳光，而这位警备司令长官尽管手握上海防务兵权，被打之后还只能赔笑脸。此事被黄金荣所知，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上海滩一度几乎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因此斧头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消息灵通。

郑恩时说：“不知兄台是哪一位堂主？”

“凭你也配问老子的堂口？”黑脸大汉喝道，“别磨叽了，赶紧写张欠条，我们给你送到家里。老子丑话在先，明天这个时候不拿钱来，我们就把你的事儿报官。”

“报官？什么意思？”

“还在装糊涂？乌龟吃巴豆嫌命长！”黑脸大汉“嘿嘿”冷笑，招呼一个镶了颗大金牙的瘦子过来，那个瘦子拿起一个包袱，从里面抖落下几件东西，原来一路上郑恩时丢下的伪装——帽子和假胡子、眼镜，都拾了过来。

黑脸汉子仰头一口将盅里的酒喝干，一手搓摸着肚皮，大有成就之感：

“还跟老子绕弯子吗？你去‘高益成’干什么？擦皮鞋的小赤佬都知道，那里进了日本探子。吴淞路‘三河屋’杀人案之后，日本宪兵队到处悬赏捕拿抗日分子，赏格远远比南京政府出的高，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一番犒劳是少不了的，真要是那样，你的苦头有的吃了，就算请人保你出来，价码也不止这个数！”

郑恩时心中一沉：“原来擦皮鞋的小孩子故意不跟我说，看来是被威胁不许说，敌人就张开网等着我呐。”

那瘦子说：“现在三百大洋便可破财消灾，这等划算的生意你居然不做？

你脑筋搭牢了？”他的口音跟黑脸汉子又不一样。

郑恩时说：“我哪里有现洋和金条？现在收藏这个不是经济犯么。”

“看你一身光鲜，区区小数，哪里会拿不出？”那瘦子点燃了一支长长的纸烟，“要钱还是要命，你可得思量清楚。”

“别跟他废话了，这小子八成就是个共产党。他不写信，我们替他写，不过我们写没凭没据，只好砍掉他一只手做凭证。”黑脸汉子一挥手，几个人冲进来，就要把郑恩时拖出去。

“慢着……我写。”到了这一步，郑恩时只得先稳住对方再说。

这信写给谁呢？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不能写给他们，想来想去，还是写给谢叔明吧。

谢叔明是妻子谢瑞真的哥哥，青帮弟子，入门的压帖贽敬两百大洋还是郑恩时给出的。同时，经郑恩时牵线搭桥，谢叔明还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合作，找他赎人最安全。

谢叔明从小顽劣，不爱读书，混过码头，跑过单帮，后来入了青帮。上海滩上帮派林立，各派势力割据纷争，在各帮各派中，尤以青帮最盛，三大亨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各自结社收徒，体系不一，其下又分成大、小八股党等分支势力。青帮主要控制了上海的烟、赌、嫖和娱乐业，在各处码头、茶楼甚至军警官衙均有分布。

谢叔明以前曾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职员。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海外物资进口渠道被封锁，石油成为了极度紧缺物资，唯有亚细亚火油公司等少数几家外国大公司有油，但这家公司只收黄金和英镑美钞，其他钞票一概不认。

郑恩时首次与谢叔明合作，是请他为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搞汽油——因为无线电台很耗电，野战条件下需要发电机供电，汽油发电机要比手摇发电机高效得多。因谢叔明交际广阔，会“白相人”应酬的那一套，所以地下组织此后通过郑恩时几次找过他，请他帮忙买一些游击队和根据地急缺的物资，比如药品和通讯器材，基本上每次都成功了。

写完信，郑恩时被扔进了一间柴房，依然绑着，就这样被捆了整整一宿，接着又是一个白天，一天就给了一碗水和一碗冷饭，饿得头晕眼花。

他的心情很沉重：孙慕陶肯定遭到了不测，“荻乐斯”咖啡馆等来的是军统特工，“高益成”杂粮店等来的是日本人。也就是说，现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在追捕他！

虽说不能肯定“高益成”的日本特务是否认出了他，但这次就算出去了，不但不能回家，三井洋行也不能去了，以前的朋友熟人一个都不能找，唯有隐蔽身份找到组织才有落脚之处。

郑恩时从门缝看金色的阳光西斜，知道已经是傍晚了。这时柴房门打开了，当先一人正是那个大金牙瘦子，他一进门就忙不迭地给郑恩时松绑，连说：“得罪，得罪！”

接着进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小开”打扮，正是谢叔明。他抱住郑恩时，查看他身上有没有伤：“妹夫，你受伤了么？你放心，这个场子我给你找回来了。”说罢狠狠瞪了那个瘦子一眼，那瘦子脸色尴尬躲到一边。

那个黑脸大汉则低着头缩在后头。

谢叔明介绍了来人：一人身穿锦缎青袍，眼眉细长，头发有些花白，脸色却很精悍，手里玩着两枚铁胆，此人名叫邝修身，乃是青帮中通字辈的张啸林的师弟，是南市这一带青帮的香主；另一人浓眉大眼，穿一身黑色香云纱衣裤，头戴一顶白帆布太阳帽，此人名叫马国襄，也是青帮弟子，乃是谢叔明的换帖兄弟，在汪伪第二军下属的独立第六团任少校团副。这两人都是谢叔明搬来的救兵，而且来头都不小，无怪这帮绑匪的气焰一下子就蔫了。

郑恩时手脚刚松绑，血脉不畅，还站不起来，只得盘腿而坐，拱手说道：

“有劳二位了，郑某感谢不尽，只是被打伤后不能起身，恕不能全礼。”黑脸大汉一听这话，气得脸皮发青，只是他脸本来就黑包公似的，这脸色变化别人还真看不出来。

邝修身一摆手：“老弟，免礼了，有我在，保你平安。我一得到讯息就赶来了，还好，没伤着大碍吧？”转头痛骂那个黑脸汉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爷叔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他妈的一点长进都没有，尽给老子添麻烦，就是个尿壶的命！”又骂旁边的人，“一帮饭桶！全都是猪脑袋上长狗眼，一点行市看不见。”

原来这黑脸汉子绰号“大黑鱼”，那瘦子绰号“大金牙”，和那些黄包车夫都曾经是斧头帮的。日军占领上海后严厉镇压斧头帮，帮会瓦解，这帮人便自谋生路，除了卖苦力，还操起了“剥猪猡”的“生意”。在上海滩混黑社会，无论求财求贵，还是求险求现，没个出身是不行的，青帮是个松散的组织，所以这帮人一股脑都拜在青帮门下，算做是邝修身的徒子徒孙了。这帮人拜师之后仍干老本行，只是怕青帮帮规追究，“剥猪猡”时就虚张斧头帮的老字号，没想到这一次，居然惊动了邝修身这个祖师爷。

“大黑鱼”和“大金牙”垂头挨骂，不敢说话。

马国襄摘下太阳帽轻轻摇了摇，说：“谢兄弟来领人了，冲着大伙儿的面，我就说几句公道话。邝师伯息怒，富贵险中求，这一节也不要去怪他们。

是过去斧头帮号称‘铁血锄奸团’，讲究的是行侠仗义，我青帮更是凡事都讲忠义在先，如今明知我们这兄弟是本分人，也要横插一杠揩把油，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这番话比邝修身的痛骂受用些，黑脸汉子赶紧就坡下驴：“如今这邪年头，兄弟们挣碗饭吃不容易，多有得罪，望老哥大量海涵，兄弟这里给赔不是了。”说着抱拳团团一揖。

邝修身骂了一通，便不再说话。马国襄会意，对谢叔明和郑恩时说：“都是出来混的，面子都是道上兄弟给的。不知者不罪，我看这一次，就算了吧。”

谢叔明见人已经救到，没有大碍，便点了点头：“今天这事可全仗两位的金面了。这样吧，小弟在‘十美轩’订了一桌酒席，聊表谢意，这就请两位移步赏光。”

当下，谢叔明和郑恩时携手而出，与邝修身、马国襄一起去往霞飞路的“十美轩”茶楼，“大黑鱼”带着三个兄弟亲自拉车。

上了茶楼，分宾主落座，谢叔明请邝修身坐了首席，马国襄次席，他自己末座相陪，郑恩时坐他身边。

谢叔明刻意结纳邝修身，执着他的手一口一个“师伯”，邝修身也乐得奉承，众人谈笑风生，开怀吃喝。酒足饭饱，谢叔明站起身来说：“今日小弟我给各位准备了点余兴节目。”说完拍了拍手，接着便听楼梯上“哒哒”

声响，走进来十多个浓妆艳抹的女子。谢叔明说：“这些姑娘都是我从会乐里请来陪大家喝酒听唱的。”

当时粤式茶楼风靡上海，因此粤曲也在沪上流唱颇广。会乐里的姑娘们各自依偎着座上的客人，前面的粤曲班子则演奏着曲调，中间立了位歌女，用哀怨的调子唱着当时流行的名曲《一种相思两处愁》：“月色朦胧，惹起我情根难断，议卿离别，邀我早日归旋，但羁旅他乡，恐怕难再相见……”

众人兴高采烈，郑恩时却提心吊胆，担心会突然冒出日本军警当场将他捕去，好在一直稳稳当当。他见谢叔明起身小解，便跟了上去，到走廊一头见周围无人，便轻声问：“什么时候交货？”

谢叔明已有几分酒意，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什么货？”

郑恩时说：“南通要的那批。”

谢叔明“噢”了一声，含糊地说：“时间还没定。”

郑恩时说的这批货，就是武器弹药，是组织上委托谢叔明去搞的，而这样的行动，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两年，上海周边的新四军游击队规模不断扩大，但缺枪少弹一直困扰着游击队，光靠缴获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战士没有驳壳枪，只好在腰里别把土造撅把子，半夜里诈开汉奸保长的家门搞搞恐吓、钻洞里朝伪军打打黑枪还行，正经鬼子上来了就只有撒丫子跑路。以前在上海黑市买卖枪支，有行无市，并没有成交的价码，一支二号驳壳枪附带一百发子弹，大概一两百银圆。日军控制了整个上海后严禁武器买卖，这种黑市已渐式微。于是，组织上研究决定，找谢叔明想想办法，他关系多，能否通过关系给买些枪支弹药。

郑恩时把这个意思跟谢叔明说后，他回答：“日本人的枪支上都有皇室的菊纹徽，他们将武器视为生命，管理很严，很难弄到。但是，可以通过重庆方面的军官买到，不过要送厚礼。”原来，他有朋友前往江西的上饶、铅山以及浙江丽水、温州等地经商，这些地方仍是蒋系国民党军队的地盘，有的地方虽被日军短期占领过但又很快放弃，而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十分腐败，从那里能走私到紧俏的物资。谢叔明提到的“厚礼”，其实就是上海一些大药房经营的荷尔蒙注射液，花天酒地的国民党军官把它们当成春药。于是，组织上就高价买了这些东西，请谢叔明带去。谢叔明果然没有空手而归，他从上饶带来了几支新式的卡宾枪和一些子弹。这一下，谢叔明得到了一笔厚厚酬劳，而郑恩时也赢得了组织上进一步的信任——也就是孙慕陶说的，正积极考虑他重新入党的申请。谢叔明趁热打铁，说：“只要给我更多的钱，就能弄到更多的武器和药品。”于是，南通的新四军筹集了三大海船“花衣”（就是皮棉，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款子），卖掉后折成黄金给了谢叔明，作为资金，请他再去上饶买枪。现在，郑恩时和谢叔明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谢叔明与游击队联系是另一条线，郑恩时急于找到组织，如果谢叔明向游击队交枪，那就能重新和组织上搭上线。这时有人过来，郑恩时只好不再提这个，转而问：“你怎么请得动邝修身老爷子？听说他这些年深居简出，轻易不见外人，你可真有神通。”

谢叔明笑了一下，见来人走开，便低声说：“绑票的说你不是共产党，就是军统。我就跟邝老爷子说，你是军统的线人，这次不幸失手，请他搭把手。要知道，邝老爷子表面上不问俗务，其实早就向重庆暗送秋波，无奈对方不解风情。”

郑恩时奇怪地问：“这话怎么说？”

“当年邝老爷子的师兄张啸林公开投靠日本人，组建浙江省政府，邝老爷子也在一旁帮衬出力，后来张啸林被重庆特工给毙了，邝老爷子吓了一跳，这才收敛，不与日本人亲密。看现在这势头，日本人就要翘辫子了，将来重庆政府是要回来的，要是翻老账，邝老爷子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一听说你是军统的线人，就逮着机会就向重庆示好，反正又不花他老人家一毛钱的本钱。”

“原来如此，你对这些汉奸的路子还挺熟络。”

“这年头，保不齐哪块云会下雨，都是两头押注。听说，连周佛海这样的大人物，也在暗中联系重庆呐……”

看来，嗅到了日本战败气息的各路汉奸，就像地震前的老鼠一样骚动起来，他们由于害怕秋后算账，开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和重庆暗通款曲，想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时又有人过来，两人只好中断了谈话，回到座位，台上的歌女还在唱：“望空长叹，我怨苍天，自古好梦难成，徒嗟人怨……”

邝修身推辞不胜酒力，先行告退。两人一直送到门外，谢叔明拉着邝修身，还在谈天说地，意犹未尽。这时，马国襄也下楼告辞，当下由郑恩时陪着说话。

马国襄走到街道拐角，转头对郑恩时说：“不必送了，多保重吧。”

郑恩时说：“承蒙兄台相救，不然我的半条命就去掉了，想起来，我这心肝还‘扑通通’地跳，兄弟生来胆小……”

马国襄摇头说：“你哪里胆小？胆子小，你敢干这抗日的勾当？”

郑恩时一怔：“兄台醉了。”

马国襄大笑，接着压低嗓子：“他们说你是军统，我看你是共产党。”说完又是一阵大笑，“你瞒不了我。”

郑恩时见左右无人，便说：“兄台没听过五灯话匣子？连德国都投降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日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老兄身在曹营，可要好自为之。”

到了这个时候，伪军伪政府里面，那些耳目闭塞缺乏世界大局观、以为日本人还能继续统治下去的仍大有人在。

马国襄淡淡地说：“多谢指教。我倒要奉劝你一句：趁早洗手不干，做个安分良民，这才是乱世的明哲保身之道。”说完一拱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说完施施然而去。

送走了他们，郑恩时对谢叔明说：“阿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谢叔明一怔，问：“为什么？小两口吵架了？”

郑恩时摇了摇头，把谢叔明带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低声说：“我可能暴露了，是我让他们回去的。你也要小心。”

谢叔明大吃一惊：“日本人盯上你了？”

“我昨天就从他们手底下逃出来，这才被斧头帮绑票。还不能肯定日本人是不是对上号了，不过我看是凶多吉少，找上门就有大麻烦了。”郑恩时把去“高益成”杂粮店的事儿简单说了。

谢叔明脸色忽青忽白，斧头帮说郑恩时是军统或是共产党，他以为不过是讹诈手段，没想到事情如此复杂。他想了想，说：“那你跟我一起去上饶办货，那边是重庆的地盘，安全。”

郑恩时说：“不行！我现在不但要躲着日本人，还要躲着重庆方面的人，军统也在追杀我。”

谢叔明一听这话，呆了一呆：“你怎么惹了这么多麻烦？”他挠头抓耳，连声说：“这可怎么办？”

郑恩时说：“你不用管我，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只说亲戚关系，其他的一概不要承认，不要多说话，只要你嘴巴严实，他们也没辙。只是，我们不能再呆一起，要马上分开行动。”

谢叔明点了点头：“分开最好……你也保重。”从兜里掏出一卷钞票塞给郑恩时，“这点钱你先拿着救急，过一阵子再联系。”

郑恩时见谢叔明要走，便说：“还要拜托你一件事。”

“还有什么事？”谢叔明一边说，一边紧张地环顾四周。

“帮我打听一个人。”

“什么时候了，你还要打听人？”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一定要帮我找到他。”郑恩时恳切地说，“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在‘老广东’酒家见过的那个丁四官吗？新四军第一次请你去买枪，就是他跟你谈的价钱。”

“我记得，这人走路外八字，年纪轻，但是背有点儿驼……你要找他？”

对于生意场上的人，谢叔明是过目不忘的。

“没错，我现在联系不到上级，找到他，才能找到组织。”

孙慕陶失去了联系，动用他那条线上的任何关系都是危险的。郑恩时思来想去，目前唯有丁四官这条线可以试一试，据他所知，这两条线不存在交集。

“你这个题目太难，上海滩这么大，人这么多，我上哪儿去给你找这个人？”谢叔明面露难色。

“我知道他是茶楼里的堂倌……”

“兄弟，上海滩茶楼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到哪个茶楼去找？”谢叔明打断了他的话。

当时的上海大小茶楼林立，而这茶楼又分为两大种：一种是下等劳苦大众去的低档茶馆，又叫做“熟水铺”或者“老虎灶”；另一种茶楼便是那些中产阶级和富人光临的茶馆了。十里洋场这样的大茶馆数不胜数，比较著名的有海派的“湖心亭”“江南一支春”“春风得意楼”，粤式的“大三元”“东亚”“新雅”“陶陶居”，日式的“樱花”“新宿”，等等，不胜枚举。

郑恩时说：“你手下不是有好几个‘三光码子’，找个人都这么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石油作为“第一军需品”严加控制，全面接管了亚细亚火油公司，谢叔明就此失业，豢养了几个“三光码子”（指的是不吃公粮、不拿公薪、没有公职的线人，成天在街上闲逛，专门提供各种消息）为“包打听”打工，卖消息赚钱。

谢叔明想了想，说：“我最近忙着南通那批货的事，马上要去上饶，另外还有很多事要办，没有时间去查这个人。不过，我的一个弟兄曾说起，在杜美路的杜公馆附近见过丁四官，看到他挎着菜篮子从这里走过。既然挎着菜篮子，那他的家肯定就在附近，那一带的茶楼你都去找找，估计就能碰上。”

当下两人告别，郑恩时最后叮嘱：“注意安全！另外，切不可忘记我们身上肩负的使命，尽快完成这次买枪任务。只要你有功劳，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

郑恩时对谢叔明还是有点儿不放心。谢叔明第一次出去搞物资时，组织上也不放心，就让郑恩时跟着。那次是去温州，谢叔明一到那里就私下外出吃喝玩乐，晚上还带了两个妓女回旅社，厚颜无耻地把其中一个塞到郑恩时房内，说：“钱我已经付了。”郑恩时严词拒绝，警告了他：“我们现在是带着任务来的，这些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革命经费，怎么能这样糟蹋？做人不能昧良心！”又给他讲了一堆救国救亡的大道理。谢叔明有些尴尬，便说：“我是想替妹妹试探你一下。”此后，组织上委托谢叔明办事，他都说要单独行动，不过，几次任务都成功完成了，郑恩时便无二话好说了。

当晚，郑恩时假装肚子疼，用假名住进了广慈医院。他不能回家，“利剑”行动失败后上海风声很紧，去旅馆有可能会遭到特务盘查，或者被多疑的人告密，住进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

在医院住了两天，没听到什么异常风声，郑恩时便到附近街道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三井洋行，他想做一个试探，看看日伪特务机关是不是真的盯上了他。

电话接通了，郑恩时哑着嗓子说：“劳驾，我找司库助理郑恩时先生。”

对方一怔，说：“请稍等。”搁下了话筒，过了一会儿，另有一人拿起话筒：“我就是，请问你是哪一位？”

郑恩时暗叫“好险”，说：“您不记得了吗？我是‘源泰兴’洋服店的老黄，您上星期在我这儿订的西装已经做好了，什么时候给您送过来？”

那人迟疑了一下，说：“就今天下午吧，送我家。”

“好的。”郑恩时放下电话，迅速离开了电话亭。下午，他家里里外外都会有许多双眼睛盯着。

现在很清楚了，国民党军统和日伪特务机关，都已经锁定了郑恩时，他面对的危险是双重的，随时会被发现，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至于为什么这两股敌人会这么快地找到了他，现在还不得而知，其中疑问重重。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事不宜迟，必须马上找到组织，只有这样，安全才有保障，才有余力去思索追查这其中的问题。

郑恩时赶到杜美路，将这片的茶楼都找了一遍，却没看到丁四官的人影，大半天过去了，他踯躅在街头，眼看天色一点一点黑下来，心焦不已：“难道谢叔明的消息不准确？在马路上守候也不是好办法，万一冤家路窄，等不到丁四官，却被人家等到了我，那岂不是更加麻烦？”

郑恩时正在左右为难之际，走到了葛罗希路和杜美路的斜岔路口，这时，前面出现一个人，他走路的姿态有点外八字，穿一双旧皮鞋，已经磨歪了鞋根，这样就更显得左撇右撇的了。郑恩时见了心中一喜，再往上打量，窄肩膀，弓背，低着的头，这些形态更像似丁四官了。

只听这人一边走路，一边还哼着“马连良”：“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蛟，被困在沙滩……”

郑恩时跟了上去，想等他停下来。

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这时，那人也扭头回头望了一眼，单从看得见的半边脸，已经可以确定果然就是他。此刻，郑恩时情不由己的喊了一声：“丁四官！” DP6wOkTkgheA4ySd2Bj4vpekeHtAyK2+S0pi/CYVLtt5tTvteFLOST0W0S+Pjy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