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深了，石瑞推门而出，让清凉的夜风松弛一下绷紧的脑子。

要查清“四一四大案”的全部真相，首先，必须确定浅山渐就是段传邦。

虽然赵景宋描绘的肖像画已经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但事关重大，不能只凭一纸图画下定论，必须做进一步的确证。

那么，如何确证这一点呢？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浅山渐押赴北京，请赵景宋亲眼判断。不过，这么做手续上比较复杂，要先向上海市公安局汇报，征求同意后，再由局里和这边的战俘管理所以及太原市公安局协商，办理提人手续；同时，还要征得北京方面的同意，公文来往，层层报批，恐怕要个把月才能成行，而且路上还存在安全问题，谁也不知道浅山渐什么时候又会发疯。那让赵景宋来这里？更不合适，这段时间赵景宋肩负保卫首都的重任，忙得脚打后脑勺，哪里有空出差呢？

如果能就地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最好。

石瑞想给浅山渐拍摄几张标准像，把照片寄给赵景宋辨认，这样省事多了，不过，浅山渐受重伤后，身形相貌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只有亲眼见到人才最稳妥，这是不容马虎的。

石瑞一边散步，一边思索，不由自主地踱到了关押浅山渐的监牢前。他从门缝往里望去，不由地微微一怔。

这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将银辉洒进房间，里面照得一片明亮。浅山渐靠在床头，端详着手里的一个小东西，轻轻地摩挲着，脸上的神色和此前判若两人：他不再漠然，而是饱含着深情，像是在思念，又像是在倾诉。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终于有了正常人的情感。

石瑞没看清这个小东西是什么，看来是浅山渐贴身藏着的，因为刚才搜他的小箱子没有看到。不管怎样，只要他还是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就能被感化，就能找到突破口。

石瑞决定乘机和他好好谈谈。

石瑞转身去找贺作成。他已经睡下了，听到石瑞说明来意，沉吟了一下，说：“你有把握吗？这个人如果是段传邦，绝不会一谈就轻易就范。”

“让我试一试吧。”石瑞坚决地说。

“我陪你一起去。”

“不，就我一个人，这样才有效果。”

贺作成想了又想，终于点了点头。他取来了监牢的钥匙给石瑞，石瑞刚要走，他又递来一个鼓囊囊的枪套：“带上，以防万一。”

石瑞摇了摇手：“他看见了会产生反感和戒心的。”

贺作成“嗯”了一声，把手枪掖进腰间，说：“我在监牢对面看着，一有不对，你就招呼我。”

石瑞打开了牢门。浅山渐转头看了一下，脸上恢复了淡漠。

“听说你因为发病，晚饭也没怎么吃，饿了吧？给你带了点夜宵。”石023瑞把一个小篮子放到他桌上，篮子里装着玉米面窝窝头和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

浅山渐眼望窗外，没有搭理的意思。

“我就知道你不欢迎我，这不，我自带了个凳子。”石瑞从身后拿出一张小板凳，在浅山跟前坐下，“不管你欢迎不欢迎，我都想和你好好谈谈。”

浅山渐仍然不做声，半躺着闭上了眼。

“你应该知道我们来是为了什么。既然找到你了，说明我们了解你的过去。你想隐瞒那段历史，能隐瞒得了吗？”石瑞以朋友般的坦诚语气说道，“也许你认为自己罪无可恕，不如死扛到底。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要你放下这个包袱，坦白一切，依然有将功赎罪的机会，还有自新之路。退一步说，即使你对未来已经绝望，但人一辈子总有未了的心愿，不如说出来，我们还可以帮助你去弥补这些遗憾。”

浅山渐的回应，是微微的鼾声。

“既然如此，那我们谈点儿别的。”石瑞没有被浅山装睡激怒，浅山的右手攥得紧紧的，但石瑞进来时已看清了，他手里的小东西是一个小小的车轮，这应该是从儿童玩具车上掉落的，“李白的诗写得好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晚的夜色还真是应景，你一定想起了故乡的孩子了吧？”

浅山渐肩头一耸，睁开了眼。

这句话击中了他的心坎。

“我们不谈别的，就谈谈你的亲人好吗？”石瑞用真诚友善的眼光注视着他，静静地等待。

浅山渐避开了石瑞的眼光，望着窗外，往事就在如水的月光下舞动。

夜空传来了阴森凄凉的鸣叫，一只猫头鹰扇动着翅膀掠过了奶黄色的明月，很快消失在树林上空。

浅山渐注视着猫头鹰远去，轻声说出了第一句话：“今晚的月亮真亮，真像是一面镜子。猫头鹰再也不会迷路了。”

“镜子？猫头鹰会迷路？”石瑞心里嘀咕了一句。1945年4月24日下午的上海，阳光带着一点干爽的香味，和风则有着暮春时节新鲜的潮湿气息。新闸路明星大戏院门口肩摩辐辏，墙上贴着的《哈尔滨歌女》《春江遗恨》等宣传海报已经有些破损，最近正上演的是范瑞娟、袁雪芬演出的越剧《一缕麻》。

一个男子带着妻子和一双子女从戏院里出来，他年纪约莫三十岁，身材中等，五官端正，一双眼睛很有神采，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一副绅士派头。

这男子名叫郑恩时，是日本三井洋行的华籍雇员，担任司库助理一职。

他的妻子名叫谢瑞真，眉目之间和他有些夫妻相，留着齐肩烫发，略施黛粉，穿一身素色对襟印度绸旗袍。两个孩子活泼可爱，女孩五岁，男孩只有三岁，看着街角卖梨膏糖的小摊，便不肯走了。

谢瑞真带孩子去买糖吃。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向郑恩时，打了个招呼：“小郑，今天带一家子来看戏了，真巧啊。”郑恩时“咦”了一声：“老孙，你怎么也在这里？”

这个男子名叫孙慕陶，安徽桐城人，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学的是电机专业，获得学位后再入美国的西屋公司实习，1931年回国，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一家北极电器公司，自任经理，曾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师学会”，业余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担任过难民救济协会的秘书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的公司倒闭，只能靠给几家报社翻译文章、帮学生补习英语补贴家用。因为以前有些积蓄，日子还过得去。他虽然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衣着打扮却完全是中国式的，穿着黛青色丝绸长衫，手持红木镶铜手杖，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黑片眼镜。

孙慕陶说：“这几天膀子痛的毛病又发了，去崔拐子那儿做了推拿，路过这里……有段时间没好好聊聊了，走，找个地方坐坐。”说完右手食指做了一个勾起的手势。

郑恩时会意，对妻子说：“你先带孩子回家，我还有点儿事情。”儿子拉着他的手说：“爸爸，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你不是答应去给我买生日礼物吗？”

“好了，爸爸答应你，明天一定，怎么样？”儿子还不依不饶。郑恩时抱起儿子亲了亲：“乖儿子，听话。”女儿嘟着嘴说：“爸爸偏心。”郑恩时笑着抱起女儿也“吧嗒”亲了一下：“妞妞最乖，你是姐姐，要给弟弟做榜样噢。”

谢瑞真问孙慕陶：“老孙大哥，还在给孩子们补习英语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英语还有人学么？”

孙慕陶说：“上海这座城市面向大海，现在虽然是日本人的天下，但以后还是要和西洋人打交道的，总不能让孩子们只学日本话吧。我教的可不是洋泾浜英语，是正宗的伦敦腔。”和谢瑞真道别，与郑恩时携手走进了附近的“滴雨阁”茶楼。

孙慕陶和郑恩时的真实身份，都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

两人挑了一个走廊尽头的僻静包厢，待伙计沏好茶，呈上点心和香烟，便把门关紧。

郑恩时低声说：“老孙，怎么找到戏院门口来了？”

孙慕陶说：“我去你家找你，邻居说你去明星大戏院看戏了，我就一直等在外面。”

“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两人平时联系，都是孙慕陶将信件投到郑恩时家门口的信箱，用暗语约好几天后见面的时间地点，碰到急事就打电话到三井洋行找他。像这样直接找上门来，还是头一回。

孙慕陶叹了口气：“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日本人已经有了准备。”

“看周围的情况，我已经猜到了一些……我们的损失怎么样？”

“牺牲被捕的同志有好几十个，包括行动小组在内，五个小组全部覆没。

光是一个绰号‘鬼脸太君’的日本宪兵头子，就杀害了十几个同志。我们耗费多年心血建立起来的情报站和情报网遭到毁灭性打击，很多久经风雨的老同志都翻了船。敌人的搜捕还在继续，损失恐怕还要扩大。”

郑恩时吃了一惊：“看看如今的世界形势，日本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没想到还蹦跶得这么厉害。”

“黎明的前夜是最黑暗的。”

孙慕陶简略地谈了一下这个代号为“利剑”的计划：因为没有搞到目标人的标准照，只知道他的大体形貌，所以行动以雪佛兰汽车为目标，行动前确认了现场的周围环境，没有发现异常，这才毅然实行，然而，终究还是出了大问题。事后的情况分析表明，日本人已经有了准备，早就设下了圈套。

郑恩时微一沉吟，问：“内部出了问题？”

“对！我们内部出了叛徒。这次的损失之大，使人联想到了大革命时期顾顺章叛变带来的严重影响。可以说，这个叛徒就是第二个顾顺章！他的罪行，足以枪毙十次！”

郑恩时心中一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特别是在隐蔽战线，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彼此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推倒一个就是一遛，因此内奸的危害极大，一旦叛变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叛徒查到了吗？”

“用的是排除法。”

“排除法……也就是说，没有直接的证据？”

从事地下工作，保密是最重要的，事关生死存亡，所以一个情报系统只有极少的几个人能知道它的全貌。“利剑”计划中，以每四人为一小组，为防行刺失手，组间互不横向联络，成员只知道组内的人，这样即使行动失手，有人被捕叛变，也不至于整个组织暴露。现在出了这么大的损失，倒推分析，怀疑对象也只有知道全貌的极少几个人。

孙慕陶点了点头。

“那么，谁最可疑？”

“乌江！”

“乌江？”

“是的，‘乌江’突然失踪了，而且就在‘利剑’计划失败的当口上。他的消失，事前没有征兆，事后不留痕迹，在这种非常时期，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叛变，第二，被捕。组织上判断，第一种可能最大。”孙慕陶呷了一口茶，继续说，“第一行动组的四名同志全部牺牲，后备的第二行动组一直没有启用，这样看来，最可疑的就是突然失踪的‘乌江’。‘利剑’计划是经延安批准的，在上海地下组织内部，‘乌江’对这个计划的细节掌握得很多，方案、时机、路线和意外应对措施，他都知晓。‘利剑’计划遭到这样的失败，他是最可疑的人，为逃避革命纪律的制裁，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跑到日本人那边去寻求庇护。”

“如果是被捕呢？”

“如果被捕，那说明内奸另有其人，但是，被捕后也可能叛变。”孙慕陶并没有完全肯定“乌江”已经叛变。

“那组织上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人？”

孙慕陶说：“这么多的同志牺牲、被捕，这样惨痛的损失，在抗战后的上海，还是头一次……”他说到这里不由得提高了音调，又赶紧压低了嗓音，但语气仍充满愤怒，“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

郑恩时的眉头紧锁，说：“只怕很难办。”

日伪的军警宪特正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四处捕杀可疑的共产党人。在末日临近时，日本人比往常更加疯狂和嗜血。我方地下力量毁于一旦，组织运转几乎陷于瘫痪，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乌江”果真叛逃，要查明他的下落并加以惩处，何其难也！

孙慕陶说：“难办，不等于不能办。党把我们派到了这里，就是要我们迎难而上！”

显然，组织上惩处叛徒的决心是坚定的。

郑恩时点了点头，说：“只能智取。”

孙慕陶说：“不错，智取！”他轻轻拍了一下桌子，热切地望着郑恩时。

郑恩时顿时明白，这个重任将要落到自己肩头。

“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孙慕陶站起来踱了几步，站住了，看着窗外，似乎在下定某种决心，过了片刻他回转头来，“正因为信任你，所以才交给你一个特别重大的任务！”

郑恩时“嗯”了一声，等待后面的话。

孙慕陶重新坐下：“我们暂时无法惩处这个叛徒，但可以借用其他的力量。”

“什么力量？”

“第三方的力量！”

“第三方，你说的是……”郑恩时顿时醒悟，“国民党的地下力量？”

孙慕陶点了点头：“不错。我们得到情报，南京日军宪兵司令部的特高课课长大冢清大佐要调离中国，将从上海乘飞机返回日本，临行前会在‘南京楼’举行欢送宴。届时，与大冢清熟识的陈恭澍等一干人都会到场作陪……唔，这个大特务陈恭澍，你听说过吗？”

郑恩时说：“听说过这个大汉奸。”

陈恭澍，黄埔军校五期警政科暨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毕业，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曾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北平站站长、上海区区长，行动非常活跃，先后策划刺杀张敬尧、石友三、殷汝耕、王克敏、张啸林、傅筱庵、汪精卫等汉奸头目，这些计划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个戴笠的得力干将、军统在上海的当家人物，1941年10月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抓捕后，却为保命选择了叛变投敌，担任了特工总部的情报处长和高级顾问。

孙慕陶说：“军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家法，对陈恭澍这个叛徒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陈恭澍手上也沾过我们同志的血，吉鸿昌将军就是在天津法租界被他派人刺伤后被捕就义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军统方面，那么，他们肯定要有所行动。”

“军统真的会出手吗？”

“陈恭澍平时深居简出，狡兔三窟，很少公开露面，这次在‘南京楼’聚餐，时间和地点路线都好掌握，是干掉他的好时机。军统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蒋系的军统和汪系的“七十六号”在上海进行的暗杀战曾经一度火爆，全盛时期的军统上海区有上千成员，光是行动大队就有八个，配备各式武器和联络工具，但汪伪特工依仗日本人的撑腰逐渐在较量中占据了上风，军统屡遭挫败，内部叛徒层出不穷，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全面沦陷，蒋系特工失去了最有力的依托，近几年来在上海的活动能力大不如前，偃旗息鼓了好一阵子。如果能剪除一两个叛变投敌的代表性人物，将能极大提升军统的士气，对重庆的蒋介石也有一个交代。

郑恩时想了一下，又问：

“‘南京楼’欢送宴的消息，可靠吗？”

“可靠。”孙慕陶简短地回答，不愿多谈这一点。郑恩时没有再问，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该知道的不问。

孙慕陶接着说：“下面是重点。‘乌江’实际上是一个双重情报员。他曾经是我们的同志，但去年到上海后，他开始与军统暗中来往。关于这一点，他事先向组织上交代过，每一次与军统的接触都会详细汇报，组织上是认可的。搞情报工作要广交朋友，情报的路子越多越好，这样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隐蔽战线上，双重间谍并不鲜见，甚至有三重四重间谍，要用好这种人，就要抓大放小。可惜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他辜负了组织对他的信任。”

郑恩时吃了一惊，知道接下来有更加惊人的机密，便竖起了耳朵。

“刚才说了，‘乌江’失踪有两个可能，一是叛变，二是被捕。我们先假定‘乌江’叛变。军统在‘南京楼’干掉陈恭澍，必然刺痛日伪，他们肯定会追查到底，只要得知陈恭澍被刺案是‘乌江’提供的情报，那么，‘乌江’在那边的日子就难熬了，就算他巧舌如簧，拼命遮掩辩白，没被当即处决，一向敏感多疑的日本特务机关也会对他失去信任，人身自由是一定没有了。

日本帝国主义最终的失败是迟早的事，等到末日临头的那一天，以日本人细密阴沉的作风，对这样的叛徒肯定要灭口。”

郑恩时听了暗暗叫好：这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妙计，而且一举两得，既可以除掉叛徒，又能给日伪沉重一击！

“假定‘乌江’没有叛变，只是被捕，那么，日本人即使得到这个情报，也不会当真。因为‘乌江’被捕后，不可能再向外提供情报，时间对不上，这对他并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说到这里，孙慕陶顿了一顿，加重了语气：“不过，怎样才能让军统从‘乌江’手里得到‘南京楼’的情报呢？”

这是借刀杀人之计成败的关键！但这却是一个令人感到无从入手的难题，因为“乌江”已经失踪。

见郑恩时暗自摇头，孙慕陶却微笑起来，说：“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乌江’的证件。”

郑恩时接过孙慕陶递过来的一张“派司”（良民证）。这是一张铅印的重磅纸，一看之下愣住了。

良民证上姓名写着“段传邦”，出生时间：“民国五年正月十九日”，行业：“商人”，本籍：“山东烟台”，现住址：“上海特别市山东路金寿里五号”。证件贴着的人像方正俊逸，气质沉静，凝视着镜头，非常男子气。郑恩时吃惊的是，此人的五官和自己非常相似，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表情也有几分神似之处。

郑恩时顿时明白，组织上是让自己冒充代号“乌江”的段传邦。他的心跳顿时加速。

果然，孙慕陶说道：“你和‘乌江’相貌很相似，身材也差不多。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由你采取主动，代替他去与军统特务接头！这是我们的复仇计划能否成功的决定性一步，小郑，你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说到这里，他语气里充满了热切。

接着，他介绍了段传邦的一些基本情况：山东烟台人，“裕和”商社的小老板，一年前入党并来到上海，开始与军统地下组织接触，成为了他们的情报员。

郑恩时与“乌江”并未谋面过，只听过这个代号，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住址、掩护身份和社会关系。为了安全，地下组织采用珊瑚式的组织形式，绝对禁止发生横向关系。现在，组织上将“乌江”的基本情况向他和盘托出，显示了难得的信任——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两人相像，这么重大的任务不会交到自己手里。

郑恩时虽然从事地下工作多年，却一直没有进入党组织的核心，只是比较外围的成员，因为这其中牵扯到多年前的一桩历史悬案。但是，这几年来，只要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不论大小，他每一件都完成得妥妥当当，从不出丝毫差错。他心思缜密，有同志从外地派来上海工作，组织上让他去买几套衣服送来作为掩护，虽然他不能与这些同志见面，但这些衣服应该体现着装人的何种身份，采用什么材质和款式，如何搭配，如何更换，他都一一详加考虑。作为一名潜伏多年的老同志，办起这些琐碎小事来从无怨言。

郑恩时直到今天才听到“利剑”这个计划代号，但此前他已经察觉到了组织上要在上海搞大动作。他的岳父在威海路开了一家鞋帽店，这是有着三开间门面的大店铺，屋子房檐比较高大，后面就是一个很深的院子，院内无其他住户，整个房子前后相通，周围道路复杂，容易疏散。由于有这些隐蔽的优点，两年前曾经作为地下组织架设无线电台的一个备选地址，不过电台并未架设就转移到了更隐蔽的所在。执行“利剑”刺杀任务的行动小组在这个院子里开过一次战前碰头会，行动失败后，敌人并没有到这里搜捕，看来这个地点并没有暴露。

孙慕陶见郑恩时不说话了，问：“怎么，有顾虑吗？放不下家人？”

郑恩时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想到一个问题：“‘乌江’暗中和军统有来往，这一点日本人清楚吗？如何让日伪方面得知‘南京楼’的泄密是‘乌江’所为呢？”

“不能肯定。假如日本人获悉了这一点，他们也不会奇怪。情报战场波诡云谲，日本、汪伪和重庆的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其中既有刀光剑影的血腥斗争，也有折冲樽俎的黑暗交易，很多情报贩子左右逢源，多方下注。要栽赃到‘乌江’头上，也不是难事。必要时，我们这边可以透露一点风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郑恩时依然有顾虑，说：“尽管我和他外表相似，但不可能丝毫不差。

如果军统的接头人和‘乌江’相知甚稔，一见面，难免露出马脚。”

孙慕陶一挥手：“这个倒不必担心。根据情报，以前负责和‘乌江’接头的军统特务因为没有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已被调走。‘乌江’交代过与军统的联系方式，你按照这一方式去接头，接头的军统特务是不熟悉‘乌江’的，他只会根据照片或者他人的描述来确认你，只要你的联络暗号正确，相貌如此相似，他们不会察觉。接头后，你只谈情报，其余不必多说，以免画蛇添足。”

看来，对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组织上掌握得很详细。这些都是同志们长期默默工作所积累的成绩。

孙慕陶补充说：“有一点要提醒你，‘乌江’是山东烟台人，你是南方人，口音上要注意。”

郑恩时问：“烟台话和大连那边的话差不多吧？”

“嗯？”孙慕陶一时不明所以。

郑恩时用大连口音把刚才那句话复述了一遍。

孙慕陶惊喜地抚掌击节：“很好，想不到你张口就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不过，他到上海工作多年，口音没有那么重。你怎么学得这么像？”

郑恩时说：“我在三井洋行的老上司胜间田龟藏，他在关东州（大连）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中国话就是这个味道。”

孙慕陶说：“这可让我放心了不少。不过，我纠正你一点，不能结巴，‘乌江’的国语虽然不很纯正，但说话并不结巴，他的日本话说得很流利。对了，你也会说日本话，说的怎么样？”

“在洋行里都说日本话，我不说自己是中国人，别人还以为我是日本人呐。”郑恩时腰板挺直，目不斜视，举止端谨，确实常常被误认为日本人，“我和鬼子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小时候在日本人的店里做过小工。‘乌江’还有什么特点？”

“当年‘乌江’正是精通日本话，有搞对日情报的先天优势，才被组织上委以重任。”孙慕陶轻轻叹息了一声，“对了，你站起来走几步，看看你们的步态有什么不一样。”

郑恩时起身走了几步。

孙慕陶端详了一会儿，连连点头：“嗯，差不多，差不多。”他和段传邦是相识的，又提到了此人举止动作上的一些细节，比如抽烟及拿茶杯的动作。

虽然只是一次碰头，但组织上对这些细节问题已做了充分考虑。郑恩时信心大增。

孙慕陶说：“我们这个计划的代号就叫‘镜子’。”

郑恩时点了点头。镜子里外的一物一影，看似一模一样，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倒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代号。

“另外，我们还给你取了一个代号‘枭’。”

郑恩时有些不明白：“枭？”

“就是猫头鹰。”

郑恩时半开玩笑地说：“夜猫子？它的叫声可不大吉利。”

孙慕陶解释说：“那都是迷信。其实，在西方，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就是一只猫头鹰，可以预知祸福。猫头鹰的眼光非常锐利，黑暗中也能准确捕捉到猎物。在当前最黑暗的时刻，希望你能像猫头鹰一样，用你的目光和智慧，把这个叛徒找出来！”

郑恩时又点了点头。

孙慕陶进一步鼓励他：“小郑，‘镜子’计划要靠你唱主角。你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丝毫不能大意！这是一步妙棋，也是一步险棋，稍有不慎便满盘皆输。我们希望：这面镜子是一面照妖镜，段传邦是不是真的叛变，这么一照就能弄明白；你这只枭是一只令敌人胆寒的神鸟，再狡猾的鼠辈也逃不过你的眼睛。”

“是，坚决完成任务！”一席话让郑恩时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决不负组织的重托。他想了解一下更多的情况，便问：“‘利剑’计划的目标人是谁？”

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敌后工作的指示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地下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情报侦察工作，不再搞原特科的暗杀活动。地下工作者除非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拥有手枪一类的武器，否则遇敌检查便会暴露。

这次大动干戈进行刺杀，所要除掉的绝非一般人物。

但是，孙慕陶却避而不谈：“现在不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郑恩时顿时醒悟，他现在仍然只是一个外围的成员。眼见时间不早了，他迅速调整情绪，向孙慕陶详细报告自己近期获得的情报：

“日本军队正在紧急准备包括外围阵地战和巷战在内的‘上海决战计划’，筑设防御网，掘壕建堡，开沟筑路，昼夜不息。具体来说，他们正赶修加宽锡沪、沪闵二路，将连接市郊的维新、兴亚、合作、军工、沪太等五条公路再加长二十六公里，加宽至六米。在部分路段上，又新修十余座桥梁。这些桥梁都按日本工兵部队制定的《甲级军干线交通道路补修作业要领》，严格规定了路基、路面、桥梁、桥洞的用材标准和高宽度，这意味着日军将动用包括重炮和战车在内的重武器。

“嘉定以及徐家汇总联保长来三井洋行开具支票，原来说好每人每天给两斤棒子面的口粮，结果日本人赖掉了，不给口粮，只折合成军票发津贴。

从军票数额看，动员的民工在两万人左右。这样来看，这些工程完工还要一到两个月时间。

“日本人现在缺钢材，为了修工事，把浙赣铁路的铁轨都拆了，运来的树木有十多万株。义乌山区里有国民党部队遗弃的旧炮，也被拉来炼铁。对日本人来说，破铜烂铁也是宝贝。

“黄浦江两岸的码头有六十多座，原来由日本海军掌管十七座，日本陆军掌管六座，其余由各航运公司和贸易会社经营，三井洋行经营了其中的六座。现在，这些码头要全部移交给军方管理。”

孙慕陶点了点头：“他们抢修道路和征用码头，都是为了战时能快速调动部队。看来，不久的将来，上海又要遭殃了。”

根据中国军队和美军将从吴淞口正面登陆强攻的设想，日军在上海的布防线基本上沿着市区主要交通干线，由杨浦、虹口、沪北、苏州河两岸、沪南、沪西、浦东依次展开，在每一要冲地段和路口都设置了多个兵力集结点。

这些集结点均配齐重武器阵地、军火库、火力交叉射点、阻击街垒、营房、野战医院等。日军计划在上海市内设置的火力点多达百余处，形成十多道坚固的防线。如此紧张备战，早就引起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注意，郑恩时就一直在关注和收集这些情报。他还谈到，为了应对将来可能的巷战，日军征用的大厦一般为地下室及地面一二楼，而上层则往往强迫西方侨民和上海市民入住，其用心十分险恶，因为当时的中型航空炸弹只能穿透中上层，居民或侨民住进顶楼可以充当人体盾牌。设在华懋大楼的日军上海防卫军司令部顶层就是敌侨收容所，关押着数百名英美侨民，底层地下室被日军作为军火库。

谈到这里，两人都是深有忧色，八年前淞沪抗战的尸山血海，想来仍心有余悸。日军的整个计划无异于将大上海置于火药堆上，累积百年形成的上海精华城区将会在战火中毁灭殆尽。

隔了片刻，孙慕陶说：“据悉，日军第一六一师团在师团长高桥茂寿庆中将率领下，于3月调防上海，划归第十三军统辖，成为警卫上海的主力部队之一。要尽快搞清这支部队的情况。”

郑恩时说：“我前几天在南翔和江桥一带见有日军部队调动，这些士兵背着竹筒水壶，像是新来的。”

孙慕陶奇怪地问：“竹筒水壶？”

“日本人现在缺金属，缺兵源，什么都缺。那些士兵，有胡子拉碴的老兵，也有没步枪高的少年兵，戴眼镜的很多，高高矮矮，参差不齐，行军时没有了以前那种目空一切的气势。这些鬼子的军装都是洗得泛白的旧衣服，甚至有穿国民党军装的，靠领章和帽子识别，枪支杂七杂八，很多都不是日制的，而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捷克式机关枪和中正式步枪。”

孙慕陶赞许郑恩时对细节的掌握：“小鬼子把普希金铜像都拆去铸造子弹了，看来，真是穷途末路了。”他告诉郑恩时，“南市十六铺码头有家杂粮店，老字号‘高益成’，兼营盐巴土产，是我桐城老乡经营的。过去，同乡们都托这家杂粮店带信捎钱，日子久了，也暗地里做小额汇兑生意。这家买卖的老掌柜，年长我一辈，我称呼他何老伯。大管事是老掌柜的儿子何兆川，和我年纪差不多，小时候在一起玩泥巴一起念私塾，情同手足。不光是掌柜，那里的账房先生、伙计、厨子都是桐城人。你有事可以去那儿找我，给我留口信，就说是‘大瓜子’的本家，也姓孙。‘大瓜子’就是我的小名，他们一定会转达的。”

郑恩时心头一热，这是两人相识以来，孙慕陶第一次给他留了联系方式。

以前联络都是被动的，由孙慕陶去找郑恩时，一般每月见面一次或者两次，每次见面都会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郑恩时如果迁移地址，必须事先通知孙慕陶。

孙慕陶问：“你还有其他情况要汇报吗？如果没有，我们这就散了。下次见面，在静安寺路‘荻乐斯’咖啡馆，时间是下个星期天下午四点。”

郑恩时见孙慕陶就要出门，忍不住问：“我的事，组织上考虑得怎么样了？”

孙慕陶一怔，说：“不要急，组织上还在审查。”

“都这么多年了，还没查清楚吗？”郑恩时苦涩地说，“我失去党籍是被迫的，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就算不能恢复党籍，我还可以重新入党。当年重新参加地下工作时，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难道这么多年来，我的表现还不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要求？还要考验我到什么时候？”

“小郑……不，恩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冷静，要有耐心。”

孙慕陶握住他的手，温言开导，“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就要信任党，相信党的公平和公正。即使我们有个别的委屈甚至不白之冤，也是暂时的。

我曾经对你说过：地下工作险象环生，异常残酷，每一个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必须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不计个人利益和得失，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样，我们这支情报战线的队伍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才能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你过去的情况，组织上已经有所掌握，近些年来的工作成绩，更是一清二楚。在这里，我可以给你透个底儿，正是因为你经受了这么多年的考验，组织上正在积极考虑你重新入党的请求。但是，由于你的情况特殊，组织上对待这个问题是特别慎重的。我前面就说了，组织上这次是完全信任你，才交给你这么重大的任务。抗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更要坚定信心和信念啊！

如果这个时候你沉不住气，动摇了，岂不是前功尽弃？”

孙慕陶最后说：“我向你承诺，一定会查清你过去的问题！你不要有其他的私心杂念，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完成‘镜子’计划！这个任务并不难，你只要按要求去接一次头，沉着冷静，不露马脚，就算是成功了。”郑恩时点了点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起看似简单的任务，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n/XtHTFLAf1di1ygrHhi8oFdQiDD0fZ2C9xJAVoTM7MqI01H8tN3t4vE4SOwhr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