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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一辆美制吉普车卷起滚滚黄尘疾驰在晋中大地上，一路上都是黄土丘陵，间或有些绿色，那是种植高粱和玉米的旱地，三三两两扛着农具的人们正在劳作。这片饱经战乱的古老大地，终于恢复了期盼已久的和平和生机。
吉普车司机原是一位太原战役时的解放战士，军帽上还留着国民党帽徽摘除后的白印。他本来是个健谈的人，但一路上却很沉默，因为车上的三名乘客个个神情严肃，不苟言笑，显然肩负着重大使命，这种气氛下他不敢随意搭讪。
车上三人中，一人为太原市公安局的王政委，他只是陪同人员，另外两人从口音上听是南方人，看来都是干部，他们是去榆次县长凝镇的战俘管理所办案。那个战俘所又名“日本人教导大队”，里面关押的不是一般的俘虏，都是帮助阎锡山打内战的残留日军。司机心下嘀咕：“他们大老远跑来，究竟是什么重要的案子，还需要公安局政委亲自陪同？”
这两名来自南方的公安干部，年纪较大的那人名叫石瑞，年轻的名叫邱水才，他俩都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颠簸的车内，他们心绪不宁，一直在琢磨着案子，而这个案子，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中央公安部、社会部便向华东局公安部、社会部发出了一份机要文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一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彻底调查。这起悬案的时间发生于1945年，地点就在上海，因此，经华东局研究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调查此案。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成一个专案调查组，由政保处老资格的侦查员石瑞担任组长，邱水才等八人为组员。石瑞是从苏北老区南下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参军入党，在徐州和盐城等地从事过地下工作和公安工作，上海解放时参加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精明干练，经验丰富。
邱水才则是八名组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虽说不过二十出头，但参加革命已有五年，他是烈士之后，又是上海本地人，熟悉当地的情况，因此也被调入专案组。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特意找石瑞谈话：“请注意，这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亲笔批侦的要案，他指示：‘你们要进行严密调查，争取早日侦破，务必要拿出一个准确的结果来！’”并告诉他，调查时支出的所有经费可以实报实销，专案组配备专人专车，这在当时属于“一类案件侦查待遇”。扬帆还说：“市委副书记及华东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也很重视这个案件，言明要将追查结果向上海市委及华东局呈递专项报告。”
当时并不太平，各地仍有大量暗藏的敌特匪帮在猖獗活动，他们勾结恶霸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肃清反革命势力的工作非常繁重。然而，在百忙之中，罗瑞卿和潘汉年仍亲自过问此案，所有的办案人员都意识到了这个案子非同小可。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
1945年4月14日，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执行了一次代号为“利剑”的刺杀计划。这次行动的命令由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直接下达，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多年以来我党的地下工作在原则上已不再采取暗杀这种斗争方式，可见行刺对象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人物，并要夺取此人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
但可惜的是，“利剑”计划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
这个叛徒造成的危害极大，因为他的告密，不但参与“利剑”计划的行动小组成员全部牺牲，敌人还顺藤摸瓜展开了拉网式大搜捕，导致我们的同志先后牺牲二十四人，被捕五十八人，使得抗战胜利前夕的上海地下工作一度陷入瘫痪。那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然而，这个身上背负着数十条人命血债的叛徒，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
“利剑”行动失败，令延安震动，地下组织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展开了调查，像这样机密的行动，知情人是很少的，采取人人过关的方法一一摸排，很快便锁定了一个可疑的人物——段传邦。
段传邦，党内代号“乌江”，山东烟台人，原是杂货商人，1942年起开始和滨海、胶东、渤海等抗日根据地做生意；经我方政工人员开导教育，思想逐渐进步，1944年10月秘密入党，并来到上海发展生意。“利剑”计划中，段传邦凭借身份的便利，负责安排行动组的食宿（行动组员是新四军根据地选派来的擅长枪法格斗的战士，不是上海本地人，公开住宿容易暴露），因此他能掌握队员们的人数、出行时间和规律，虽然计划的主要部分对其保密，但通过对行动组的暗中窥听和推测揣摩，他完全有可能得知内情。“利剑”
计划失败后，段传邦随即消失过一段时间，后被活动于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逮捕，经过审讯，段传邦对自己的叛变事实供认不讳，旋即又狡猾地逃脱，从此去向不明，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此案调查的目的，就是查出大叛徒段传邦的下落，并将其绳之以法。因为这个案子始于1945年的4月14日，局里将其定名为“四一四大案”。
专案组的组长石瑞接受任务后，从局里调取了华东局公安部转来的卷宗。他一拿到手里就直观地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军委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大印。
叛徒段传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行事十分神秘，这在地下活动时期自然不会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但现在回头再看，则有许多可疑之处。段传邦自述是山东烟台人，山东大部分地区解放较早，烟台、济南等地的公安机关早已按照中央关于此案的指示进行过连续数月的调查，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段传邦在烟台不但没有家口，奇怪的是居然连一个亲戚也没有；更奇怪的是，解放前所有的户籍记录上均查无此人，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户籍管理不规范尚情有可原，但日伪时代大搞“治安强化”运动，有严格的户籍保甲制度，这就说不通了。公安人员走访调查了过去与段传邦有过接触的人，其中有他的邻居，也有生意上的相识人，但只了解到一些支离破碎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情况，比如有人说他很能喝酒，有人则说他滴酒不沾，性格也是模糊不清，这样的信息可信度大打折扣。甚至连一张段传邦的照片都找不到，他曾经营了一家名为“裕和”的小商社，有一年中秋吃团圆饭请照相馆的师傅拍了一张商社的全家福，偏偏这个当老板的推说伤风感冒没有出席。不过，这些被调查者倒是一致认定段传邦去上海后就没有再回过山东。就这样，调查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上海公安局身上。
侦查员们传阅了“四一四大案”的卷宗后，便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
当时的上海拥有四百多万人口，是全国最大城市，三教九流在此鱼龙混杂，段传邦仍有可能在此隐匿藏身。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
鉴于段传邦的反革命身份，专案组认为他有可能在解放后根据市军管会的通令向公安局进行过“历史身份登记”，这是可以追查的一条途径；此外，只要段传邦没有离开上海，仍是上海市居民的话，那么他的户口应当可以在上海的某个派出所查到，因为上海的户籍管理一直较为规范，而且解放伊始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整顿。段传邦为逃避处罚，肯定早已改名换姓，需要耗费比较大的力量进行追查。但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目前都可以采取一个通用的办法进行初步查摸，那就是向各分局下发“协助调查函”，注明段传邦的如下特征：男性，三十多岁，山东籍，1944年来沪，商社老板，当年的商号叫“裕和”。
于是，专案组起草了“协查函”，送办公室打印后一一盖章，然后交由机要通信员专门分发到全市黄浦、虹口、静安寺、江宁、提篮桥、长宁、普陀、杨树浦、徐家汇、闸北、大场、江湾、新泾、真如、吴淞等三十一个公安分局及水上公安分局，由各公安分局对追查段传邦之事分别作出具体安排布置。
各公安分局接到市局的“协查函”后立刻执行，下发到了分局各相关科室以及每个派出所。当时的办公条件极为简陋，靠的都是手写，然后就是大脑储存。派出所的户籍警很多是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这些经过严格筛选得以留用的人都是没有恶行而且有些本事的，对于本辖区管段内的居民都有清晰的记忆，即使半夜三更把他从沉沉大睡中唤醒后问管段里的某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居民，也许他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但嘴上已经能够作出回答了。
各分局的效率很高，在五天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查，陆陆续续上报到市局专案组来的一份份材料上，有四个分局报称发现了六名可疑对象。可疑对象就是线索，接下来就轮到专案组侦查员上场一显身手了。可令人失望的是，八名侦查员折腾了数日，四处奔波内查外调下来，最后发现这些对象都不是段传邦。
还有一条线索。
1945年，段传邦曾被浦东新四军游击队淞沪支队逮捕过，一位名叫葛方的区队长主持了对他的审判，找到葛方应该能够了解一些详情。专案组向葛方所在部队发出专函，得到的回复还是令人失望：抗战胜利后国共签署《双十协定》，淞沪支队奉命渡江北撤，后编入华东野战军，葛方在孟良崮战役中受了重伤，因医疗条件太差，伤口感染去世。
动荡的战争年代，查清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是很不容易的，情况特殊的地下战线尤其如此。由于手头掌握的情况实在太有限，石瑞便向局里提出请求，能否会见一下当年地下工作中段传邦的上级，当面了解情况。这时全国还有不少地区未解放，按照组织规定，这些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许多仍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
这个请求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参与“利剑”计划的地下工作者的代号，以红军长征中历次重大战役战斗命名，如“湘江”“娄山关”“泸定桥”“乌江”等等，“乌江”就是段传邦，而其中资格最老的是“湘江”，真名叫赵景宋，此时已调入中央军委公安部。
于是，石瑞和邱水才带着华东局公安部开具的介绍信，登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石瑞以前见过赵景宋，知道他是一位参加革命二十年之久的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
1949年初华东局开办公安干部学习班，赵景宋作为情报和反特工作的前辈给学员们讲过课，石瑞就是学员中的一名，对他的印象是：
烟不离手，不苟言笑，思维敏捷，目光敏锐，无形之中有一种威严的压力，但在下级面前，他又有意淡化这种压力。
赵景宋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事先已接到过上海拍来的电报，知道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便在开会间隙会见了石瑞和邱水才。尽管认识，石瑞仍然出示了介绍信和工作证，简短寒暄几句后，说明了来意。
一谈到这个叛徒段传邦，虽然时隔多年，赵景宋依然怒形于色，拍着沙发的扶手说：“可恨！”
他用火柴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一口：“我和段传邦是相识的，算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他的叛变，给我造成过一些负面的影响。所幸组织上调查清楚，这些影响都过去了。但是，”他说到这里加重了语气，“他的叛变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无法从历史上抹去的！这也是我毕生无法抹去的污点！每当想起那些因此牺牲的同志，我就为自己当年的失察悔恨不已。”
看来，段传邦叛变对赵景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请您仔细回忆一下他的情况。”石瑞说完，邱水才马上打开了速记本。
“你们现在了解到了些什么情况？”赵景宋反问。
石瑞把调查情况说明了一下。
赵景宋说：“我所掌握的情况，其实并不比你们多多少。我先说，如果需要出具书面材料，那我会亲笔写出来的。这是要存档备案的，不容草率。”
稍加回忆后，他继续说：“我和段传邦认识是在1942年冬天，当时我在山东分局负责敌工工作，是经一个地下党员介绍认识他的，这位同志的公开身份是莱阳一所小学的教师，名叫董向平。在那一年，日寇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扫荡’，比如富饶的冀中根据地就是在‘五一大扫荡’时被完全破坏，山东几个根据地的损失也很大，部队只好转移到了山里。入秋后天气越来越冷，山上缺吃少穿，没有棉衣，过冬很成问题，晚上战士们只能挤在稻草堆里取暖，一个班只有一床棉被，轮流让上岗的战士披。这时，董向平和我联系，说有一个叫段传邦的烟台商人，经常来往于青岛和济南等大城市，路子广，还懂日语，与日本商家有来往，能搞到棉花。我经过接触，发现段传邦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他是苦出身，他家是全村最穷的贫雇农，幼年时家乡遭了灾，父亲丢下家人去闯关东，母亲被村里的一个恶霸欺负后投井自尽，妹妹活活饿死，他从小就有阶级仇恨。我汇报组织征得同意后，便让段传邦试试，他果然搞来了一些棉布和棉花，解了燃眉之急。此后，又请他帮助根据地秘密购买电池、电话线、炸药原料、工业器材等紧缺物资，好几次都成功了，就这样建立了信任。
“段传邦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表现出积极向党靠拢的意愿。应该说组织上还是慎重的，两年来一直在考察他，没有发现问题。于是，经我介绍，段传邦在1944年秋入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他去上海发展生意，也征求过组织上的意见，因为抗战形势正逐步转好，党的力量要从农村向城市发展，根据地还特意筹措了一笔资金给他送行，他的组织关系由山东转到了上海。没想到，就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居然叛变投敌，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赵景宋说到这里连连摇头，既有懊恼也有痛惜。
石瑞问：“段传邦叛变后，采取过什么制裁措施吗？”
赵景宋烟瘾很大，抽完一支烟，又接上了一支：“‘利剑’行动失败后，段传邦失踪了，很可能是被日伪方面庇护起来了。当时上海的地下组织正处于风口浪尖，要制裁这个叛徒，难度之大不可想象，虽然采取过某些措施，但都没有什么效果。段传邦曾被淞沪支队逮捕过，本来是个可遇不可求的良机，但游击队没有看管好，让他溜走了。抗战胜利后，山东、上海两地的地下组织都打听过这个人的下落，但都没有结果。地下组织受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深入调查，况且，他们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为此投入过多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桩悬案一直拖到了今天。”
石瑞想了一下，问：“董向平同志现在何处？”董向平是最先和段传邦认识的，或许能提供更多的细节。
“董向平在1945年牺牲了。莱阳县委让他去送信，路上遭遇到了敌人，他为了保护密信被敌人杀害，尸体第二天才在河滩上被发现……”赵景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那么，还有了解段传邦的其他同志吗？”
“比我更了解的……据我所知，没有了。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嘛。”赵景宋苦笑了一下。
石瑞是个思维缜密的侦查员，又问：“段传邦叛变后，既然处于日伪庇护之下，怎么能让淞沪支队逮捕？他又是怎么逃脱的呢？”
叛徒叛变后，由于害怕昔日的同志对他进行制裁，就会千方百计地出力把他原来的组织破坏掉，而且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会变得比往常更加敏感多疑。从掌握的段传邦的情况看，这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居然让活动于浦东地区的游击队捕获，倒真有些奇怪。
赵景宋眉头锁紧，沉吟了一下，说：“如果葛方同志还在，他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
“段传邦这个人的相貌特征如何？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找到他的照片，您这儿有吗？”石瑞有些惭愧地说。
赵景宋说：“我这儿也没有。”
石瑞有些失落，却见赵景宋站了起来，把纸烟熄灭，说：“你们等一下。”
赵景宋取来了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刷刷”地画了起来。很快，一张标准的肖像图出现了。画完，他递给石瑞：“凭记忆画的，大差不差，做个参考吧。”
石瑞见图上的人五官清晰，眉目传神，栩栩如生，连右侧眼角眉间的一颗黑痣这样的特征也描绘了出来。他又惊又喜：“没想到您还有这样一手。”
赵景宋把烟蒂重新点燃，说：“以前学过一点儿人物素描，这个在工作上也用得着。”
石瑞还想询问一些“利剑”计划的细节，比如，刺杀的对象是谁？要夺取的是什么文件？
赵景宋答曰无可奉告，因为这些仍未解密。
就在谈话间，赵景宋已经接了好几个电话，谈的都是公事。北平即将举行开国大典，各种敌对分子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就在两个月之前，南苑机场的四架解放军飞机被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炸毁了，这四架飞机是刚刚调来保卫首都的，没想到一到就被敌特发现并向台湾报告了。由此可见，要确保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和庆典活动的顺利进行，保卫机关的任务十分艰巨。
石瑞感到问得差不多了，不便过于打扰，便向赵景宋告辞。
赵景宋说：“如果案子有了结果，在方便的情况下，请告知我一声。”
石瑞答应了，立刻拿着这张肖像画去了北平市公安局。他请公安局的同志用照相机拍下了这张画，洗印了好几张，准备带回去分发给其他小组的同志。
“四一四大案”专案组有八人，两人一组分为四个小组，石瑞和邱水才去了北平，其余的小组也在忙碌着。他们兵分几路奔赴各个监狱，从抗战时期就在上海活动过的在押犯人开始展开调查，看看有没有人认识或是听过“段传邦”这个人的，这些犯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历史上犯下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汉奸、恶霸、叛徒，数以千计，工作量很大，如果有肖像参考，那么就事半功倍了。
这天晚上，石瑞突然被身边的动静惊醒。只见邱水才从床上坐起，双手抱头，两眼圆睁，额头大汗涔涔的，“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他关切地问：“小邱，又做噩梦了？”
邱水才怔了半晌，回过神来，点了点头，哽咽地说：“我又梦到我爸了，还有那满船的大火，血红血红的火……”他梦到的就是当年亲身经历的父亲牺牲的场景，这样的梦魇无数次地出现过，每次从这个噩梦中惊醒，他的头就像炸裂般的疼痛。
石瑞见邱水才面色通红，连着咳嗽了几声，便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有些发烫，吃惊地说：“你病了怎么不说？明天去找个医生看看。”
邱水才忙说：“小感冒，我年轻，不碍事。不要找医生，会耽误工作的。”
邱水才的父亲曾做过地下交通员，他的牺牲与“四一四大案”有关，因此邱水才一接到这个任务，便禁不住热泪盈眶，暗自发誓，不管有什么艰难险阻也要把那个该死的叛徒找出来。但忙碌了这么多天，还是没有什么头绪，他急得嘴唇上生满了燎泡，加上南方人到北方后水土不服，竟然发起烧来。
石瑞拉亮电灯，披上衣服下床，给邱水才倒了一杯水，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着急！恶有恶报，天不藏奸。这个叛徒会得到惩罚的。”
就在这时，有人拍门。
石瑞和邱水才住在北平公安局的招待所里，这个时候来找人，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石瑞打开门，来人是公安局通信室的一个小伙子，带来了一封电报：“上海来的加急电报，指名让你亲启。”
石瑞签收后，关上门，拆开封条一看，这是“四一四大案”专案组在上海的同志们发来的。他扫了一眼电文，兴奋地往桌子上一拍：“小邱，我刚说过天不藏奸，你看，这案子有戏了！”
邱水才一把拿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据近期收押的国民党特务‘竹叶青’供述，段传邦化名‘吴赐仁’，并取日本姓名‘浅山渐’，解放前混入山西残留日军之中，目前有可能藏匿于太原的日俘管理所。”
“没想到这个王八蛋居然躲得这么远！日本投降这么多年了，还和他们混在一起，真是十足的汉奸叛徒！”邱水才忍着头疼，飞快地穿起衣服，“老石，咱们离太原更近，这就赶过去！”
“且慢！”石瑞很快从兴奋中冷静下来。
“‘竹叶青’是个代号或者绰号，这个特务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是什么？他的供述可靠吗？还有，段传邦是否真的藏在日俘管理所，我们还要请太原的同志帮忙核实一下。”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为了反共需要留用了大批原日军官兵，在解放战争中，这些日本籍官兵与解放军顽固对抗，其中大部分被击毙。太原解放后，残余的日本人被俘虏后集中关押在榆次的长凝镇。段传邦如果真的混迹于其中，现在还活着吗？
于是，石瑞连夜起草了两份电报，一份发往上海公安局，一份发往太原公安局。
翌日，上海有了回电，原来，这个代号“竹叶青”的特务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上海敌后特别行动大队”的中校大队长，奉命潜伏上海，不久之前，他指挥和组织破坏杨树浦发电厂时被捕，现关押于提篮桥监狱。此人曾用了好几个假名，真实姓名连他的同伙都不知道，而且思想十分反动，对审讯采取抗拒态度。但奇怪的是，当审讯人员偶然提及“段传邦”时，“竹叶青”的态度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声称认识段传邦，还说出了他的下落，当问他是如何得知这些的，他却再次缄口不言，摆出一副“我说的可不可靠，你们一查便知”的神态，不再回答进一步的提问。鉴于“竹叶青”的级别，专案组认为他关于“段传邦”的供述有一定的可信度。
太原公安局也很重视这个案子，两天后拍来了回电：“据查，长凝的战俘管理所中，的确有一个名叫‘浅山渐’的日本籍俘虏，此人曾用过中国姓名‘吴赐仁’。”
看来“竹叶青”不是信口开河。至于他为什么一反常态地交代段传邦的下落，这个疑问暂且搁下，等确认了“浅山渐”的真实身份再追究不迟。
事不宜迟。石瑞来不及请示上海公安局领导，就带着邱水才乘上火车去往太原。
一群山羊慢腾腾地经过马路，汽车喇叭声将石瑞的思绪拉了回来。
吉普车驶入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山上是枝叶扶苏的白桦树和长青庄重的柏树，山下横列着一座座黄土干打垒结构的房屋，周边用铁丝网划出了地界。日本战俘管理所到了。
此时已是傍晚，夕阳斜挂西山，从山头吹下的晚风带来了阵阵凉意。
此前，日俘管理所已经接到了太原市公安局的电话，管理所的副所长贺作成在门口迎接他们。同车而来的太原市公安局王政委给彼此做了介绍，贺作成带着石瑞一行去会议室，路上边走边谈。
贺作成得知他们要提审俘虏，说：“这里总共关有一百四十六名日本籍俘虏，这些人在山西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普遍存在着畏罪的恐惧心理。在他们看来，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之日，就是他们被处决之时，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无论侦讯人员如何审讯，也绝不供述自己所犯罪行，想方设法地隐瞒和抵赖，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惩罚。尤其是那些从事过特务活动的人，多年职业习惯所养成的狡猾成性、诡计多端，要想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认罪伏法，可不那么容易。”
“老贺在给你们打预防针呐。”王政委对石瑞说，“这些人都犯有侵略罪和反革命罪的双重罪责。他和这帮双重战犯打交道不是一两天了。你们要有打攻坚战的准备噢。”
管理所一直在对这些日本俘虏进行审讯甄别，如果这个“浅山渐”果真是那个大叛徒段传邦，而管教人员却毫无察觉，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石瑞会意地点了点头：“对此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特务之奸诈，以及他所欠下的血债，非比寻常战俘。他是中国人，却能不动声色地隐藏于日本人之中，伎俩不可谓不高明。”
路过食堂时，听到里面不时传来阵阵欢呼声，气氛十分热烈。
贺作成脸上洋溢着喜气，激动地说：“今天是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同志们都集中在那里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对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全场都沸腾了……现在庆典还没结束呢。”
石瑞等人都不由地停下了脚步，望着远处旗杆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心潮起伏，感慨不已：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为了这一刻，历经了多少艰辛，付出了多少牺牲，又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那些逝去的生命如果有知，也要含笑九泉了！
贺作成说：“你们来得真巧，今晚加餐，我们一起喝一杯庆祝一下。”
石瑞说：“还是先看看那个俘虏再说。”
贺作成从档案室中取出浅山渐的笔供，来到会议室交给石瑞。
浅山渐的笔供如下：浅山渐，中国化名“吴赐仁”（因残留日军官兵向阎锡山政府提交留用名单时要求使用中国化名），现年三十五岁，原籍：日本国熊本县秋津郡浅山町浅山二〇三番地。
家庭情况：独身未婚，无子女。
财产情况：太原解放前，持有约六百四十万元（1949年1月的金圆券价值）有价证券，主要是西北实业公司的股票和阎锡山政府发行的债券，现已全部丧失，没有储蓄，作为财产的只有若干衣物而已。
社会关系：父母均已在战争中去世，主要亲属有胞兄浅山淳，曾拥有土地林产数十町步，战争结束后全部被政府收买，现已离开原籍举家迁往东京，已多年没有联系。主要友人：西北实业公司工程师谷口（已回国），第十总队军官今村（已自杀）、笠井（已战死），医生片川（已战死）等人。
个人经历：大正四年3月出生于原籍，为浅山良造之次子。大正十年入故乡的寻常高等小学，昭和四年毕业，同年九月入熊本县立第二中学，昭和九年毕业，翌年3月入熊本医学专科学校，两年后肄业。昭和十二年12月应征入伍，以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乙类补充兵身份受训，翌年3月赴中国参战，因受过医学教育被编入师团野战医院医护队，上等兵军衔，随部队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昭和十四年1月因肺炎退役，回老家闲居。昭和十七年应友人之邀，来华从事商业活动，主要经营中药原料和西药买卖。昭和二十一年3月，受蛊惑来到山西参加残留日军，在共济医院和第十总队医疗班工作，同时担任日侨俱乐部中文翻译，太原城解放时被俘。
浅山渐的供述很不详实，其在华的经历中很可能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从这简短的履历看，他于昭和十七年（1942年）起在中国经商，和段传邦与山东抗日根据地做买卖的时间是吻合的。据赵景宋回忆，段传邦懂日语，与日本商家有来往。如果浅山渐和段传邦是同一人，那么，从这份履历看，段传邦其实是一名打入我们内部的日本特务，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徒了。问题是，从社会关系看，能证明其真正身份的人，比如他去世的父母和失去联系的兄长，都无法作证，那些日本籍友人只能证明抗战结束后他在山西的经历，并不一定了解他的过去，也不一定会说老实话。
浅山渐曾经是第六师团的一名侵华日军，该师团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不过从入伍时间看，浅山渐没有参加这一暴行。那么，他是否受过特务方面的训练呢？
想到这里，石瑞问：“浅山渐当过中文翻译，汉语说得很好吗？”浅山渐的笔供全部是汉字，字迹工整漂亮，而且语句流利通畅，一点儿也没有“协和语”的味道（“协和语”是在汉语中引入日语词汇和日式语法的混合语，日本人学习中文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贺作成说：“很好！他现在依然是管理所的翻译，说起汉语来，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根本听不出是外国人。”
石瑞心中一动，抗战时期他与日本特务打过交道，由于受母语发音体系不完备的影响，说不好外语是日本人的通病，虽然有些日本人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自诩“中国通”，但张口一说汉语还是能听出东洋味来。浅山渐的汉语修养这么高，这可不寻常。
还没见面，石瑞就感到浅山渐有重大疑点。
贺作成喊来一位警卫排长，说要提审浅山渐，让他去带人。
警卫排长一怔，说：“浅山渐正在关禁闭呐。”
贺作成今天本来休假，准备带媳妇孩子回老家探亲，接到太原公安局的电话后放弃了休息，把媳妇孩子送走就回了日俘管理所，没想到就这一会儿的工夫，就有人被关了禁闭，而且恰巧就是那个浅山渐。他皱眉问：“怎么回事？”
警卫排长有些尴尬地看着石瑞等人，没有回答。
“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贺作成语气严厉起来。
警卫排长立正，说道：“今天下午三点，不执勤的同志们都在食堂里围着收音机听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动，一片欢声笑语，没注意到有个日本人……就是那个浅山渐，躲在食堂外面的墙角下偷听广播，结果有个战士出去解手，发现了他，于是就……”说到这里，看了一眼贺作成的脸色，嗫嚅着没有往下说。
“打了人是吗？”
“是的……这个战士打了浅山几个耳光，还踢了他一脚……”
贺作成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对日本战俘的管理有严肃的纪律，上级要求，要尊重每个俘虏的人格，不允许打人、骂人、侮辱人的事情发生。
“改造战俘，要靠说服教育。他为什么违反纪律？”
警卫排长解释说：“浅山渐一边听广播，还一边抹眼泪。这个战士的母亲抗战期间是妇救会主任，被鬼子‘扫荡’时抓住用刺刀活剐了，所以看到浅山哭就来气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大喜的日子，你躲在这里伤什么心？真是狼子野心，反动透顶！’就抬手打了他。”
贺作成跺了一下脚，说：“胡闹！你让他去写份检查，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又问，“浅山渐怎么溜到食堂去了？中午吃完饭集合不是点过名了嘛，麻痹大意！”
“这个人是午饭后主动留下来打扫食堂卫生的，慢腾腾地一直没走，然后就缩到墙角外，偷听里面的广播。他这是违反管理规定，所以关了禁闭。”
石瑞想了一下，问：“这些俘虏知道今天是开国大典吗？”
贺作成点了点头：“这些日本俘虏都有文化，每天除了政治学习和劳动，就是读书看报，报纸上都有消息。”
“对鬼子还挺优待的。”邱水才咕哝了一句。
“按照上级的指示，对他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生活上予以优待。按我军的标准，原来军阶是军官的吃干部灶，士兵吃大灶；餐餐细粮，隔天有肉。给他们读书看报，也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嘛。”
贺作成说到这里，挥了挥手。警卫排长正要出去带人，这时，石瑞说：“他关了禁闭也好，我们先去他日常居住的地方查看一下。”
浅山渐住单人牢房，房间很小：一张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没有丝毫的马虎敷衍。还有一张小桌、一张木椅、一只存放私人物品的小箱子。小桌上放着盛饭菜用的两只搪瓷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洗澡和洗脸的是同一块毛巾，已经有些破损，打着补丁。那只小箱里面仅仅装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一件薄棉袄，军装的领章和标志都已经撕去了，但看得出来是国民党军装，此外还有一支用来写交代材料和认罪书的钢笔，笔帽坏了用橡皮筋箍着。
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物品，多少有些令人失望。
既然如此，那就见面再审吧！
警卫排长把浅山渐带来了。
门一开，石瑞和邱水才都把注视的目光投去。进来的是个驼子，待走近了几步，见他不但是个驼子，还是个瘸子，右脚比左脚短了一截；再一看，这人相貌苍老，看上去有五十岁，哪像三十五岁的人？
来者就是浅山渐。他向贺作成报告后，在警卫排长的指示下在小凳上端坐。
石瑞仔细打量眼前的浅山渐，见他实际年龄其实不老，只是两鬓灰白，愁眉苦脸，看上去仿佛老了十几二十岁。整个人形销骨立，外衣显得很宽大，皱巴巴像船帆一样套在身上。
石瑞和邱水才对望了一眼，两人心中都是大喜：“没错，这个人就是大叛徒段传邦！”
浅山渐脸上都是横七竖八的伤痕，相貌已经有些扭曲，但仔细辨认五官的特征，特别是他右侧眼角眉间的那颗芝麻大小的黑痣，和赵景宋绘制的肖像图完全吻合！《麻衣神相》上说，这样的痣表示“多灾多祸”，看来还是有道理的，这个叛徒给组织上造成了巨大灾祸，也同样给自己带来了灾祸。
石瑞低声问贺作成：“他怎么搞成这副模样？”
贺作成说：“太原攻坚战时，他被炮弹炸伤，脸上身上都是弹片，右腿也断了。日本军医给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叶肺，拿掉了三根肋骨，接好了断腿。我军解放太原后，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继续医治他。他在床上将养了一个多月，生命力还挺顽强的，挺过来了，因为右侧胸廓塌陷变成了驼背，落下了这些残疾。”
邱水才见这叛徒落魄成一个十足的丑八怪，心中一阵快意：“真是恶有恶报。”
贺作成清了清嗓子，严肃地说：“浅山渐，这两位是从上海赶来的公安人员，他们要问你几个问题，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重大案件。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端正态度，配合调查，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明白吗？”
浅山渐的神色一直是木然的，听到“上海赶来的”几个字时，眼皮似乎跳一下，瞄了一眼桌子后边的两副陌生面孔，很快又垂下目光，仍是无所谓的漠然表情，一声不吭。
石瑞问：“浅山，除了‘吴赐仁’，你还用过其他的中国名字吗？”
浅山渐摇了摇头。
石瑞说：“那么，我再提示一下，‘段传邦’这个名字，你不是今天才听到吧？”说完盯着浅山渐，看他有什么反应。
浅山渐像座石像一样纹丝不动，不点头，不摇头，也不说话。
邱水才对浅山的态度很不满意，敲了敲桌子，厉声说：“段传邦！你犯下了那么严重的罪恶，以为装聋作哑就能逃避得了？妄想！你不开口，你的长相特征可不会说谎，我们一样可以给你定罪！”
浅山渐终于有了反应。他茫然地抬起头来，咧嘴似乎是笑了一下，伤疤扭曲的脸庞，笑比哭还难看。
石瑞站起身来，使了个眼色，王政委和贺作成一起到了房间外面，三人低声商议了一下。
石瑞问：“这个浅山渐，以前也是这样吗？”
贺作成点了点头：“他是个怪人，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脸上从来都是这种麻木不仁的表情，跟教导员和别的俘虏几乎不怎么说话，经常呆呆坐着，有时一坐就是一宿。我早说过，要撬开这种人的嘴，可不那么简单。”
“他虽然死不开口，但是，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石瑞沉吟了一下，“关键是要找到突破口。”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怪人，今天却躲在食堂墙角下掉泪，岂不怪哉？
王政委搞公安工作有经验，说：“那就采用‘车轮战术’，轮番审讯，只要他开口讲话，只管随便和他聊，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给他一些赞美，等他得意忘形之时，言多语必失，必定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房间里“砰”的一声大响。三人急忙进去，见浅山渐倒在地上，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嘴里发出“嗬嗬”的叫声。警卫排长和邱水才把他架了起来，一股臭味弥漫开来，原来他屎尿失禁，裤裆淋漓一片。
警卫排长气急败坏地说：“羊癫疯又发了！”
审讯只好终止。贺作成低声咒骂了一声，打电话叫来了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生，把浅山渐带了出去。
邱水才恨恨地说：“我看这王八蛋是在装病。”一场审讯下来，记录上一片空白，连一个字都没有。
石瑞皱着眉头，问医生：“这个人以前当过兵，当过特务，应该是个正常人，怎么会突然冒出个羊癫疯来？”
医生回答：“他挨过炮弹，脑子受伤了，所以会这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贺作成无奈地说：“以前提审时，他也发过一次羊癫疯，上级一再强调优待日本俘虏，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有这么复杂的历史问题，所以只走过场，没有深挖……”
为庆祝开国大典，战俘管理所招待的晚餐很丰盛，但石瑞却无心下咽，匆匆吃完便回到会议室。
他本来不大抽烟，却一直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烟。烟雾在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从容地袅动，看久了，眼睛酸了，眼前的画面就有些虚幻，像小时候看惯了的家乡皮影戏中在荧幕上晃动着的剪影。
浅山渐就是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他像是投影出来的，而不是荧幕后面那个真实的物体。
影子和实物之间，又隔着什么东西呢？
“四一四大案”就是为了找到段传邦，但当这个人出现在眼前时，石瑞却没有丝毫的轻松。他直觉地感到，这个惊动中央的大案，还远未到结案的时候——浅山渐身上的疑问太多：
他真的是段传邦吗？
他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从他的笔供内容，以及混迹于山西残留日军之中的经历来看，是日本人；而从他对汉语掌握如此纯熟来看，又不像是日本人。
他以前所交代的笔供，有多少是真的？还是全盘伪造？
在残留日军期间，他仍从事特务工作吗？还有什么未发现的新罪行呢？
“利剑”计划现在仍未解密，段传邦是如何探知这样的机密？他还知道更多的机密吗？叛变后，浦东游击队是如何抓住他的，又是如何让他逃离的呢？
他孤身一人，还是另有未被察觉的同伙？
“竹叶青”怎么会知道段传邦的下落？“竹叶青”干脆地交代他的下落，说明二者可能有矛盾，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拒绝交代更多详情？二者存在着什么样的勾结呢？
一连串的疑问就像缕缕不绝的烟雾，包绕着石瑞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