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2日晚，郑恩时正在医院休息，附近辣裴德路一带忽然响起了一片喧闹声，原来，这是被日军拘押的苏联侨民全部获释，在马路上狂欢歌舞，他们高呼着口号，只依稀听到“巴别大”（胜利）、“乌拉”（万岁）等几个词汇，不知有什么重大变故。

郑恩时这时已能下床自由活动，行走没有什么问题了。天气闷热，反正睡不着，他穿上鞋子正想出去一看究竟，这时，一个人影进入了病房。一进来，那人就把门反锁上了。

郑恩时想去开灯，那个人影说：“不要开灯，坐下！”说的是日语。

郑恩时犹豫了一下，坐在床沿上。那人坐在椅子上，戴着礼帽，微弱的路灯光照映进来，在他脸上投下大团的阴影，看不清相貌。

这是单人病房，房间里现在就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很遗憾，大东亚战争失败了，海外的皇军都将撤离……”那个男子的嗓音低沉，语气中充满了苦涩和悲伤。

郑恩时“噢”了一声，心脏一阵狂跳，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是迟早的事儿，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病房里没有收音机，也看不到报纸。他强抑内心的惊喜，脸上故意露出悲色，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却激动得微微颤抖——住院的这段时间，他一举一动都在模仿段传邦，那是孙慕陶在布置“镜子”任务时交代过的细节。

“但是，‘影武者’必须在大陆继续战斗下去！”男子的话音转为威严。

郑恩时是第一次听到“影武者”这个陌生的名词，什么意思？他不明白，但明白这男子的话等于是在下命令，他应了一声“哈伊”。

“要记住土肥原将军的训词：毕业后一旦被派往海外，就要准备把忠骨抛在那里，在那儿永久地扎下根，抛弃一切名誉、地位和金钱，为了天皇和日本，将自己当做一块被抛弃的石子，用双手将‘舍身报国、鞠躬尽瘁’的无形勋章佩戴在心灵上。”黑暗中，男子的眼睛发出了精光。

郑恩时越来越奇怪：“毕业？什么学校？段传邦接受过日本间谍学校的专业培训吗？”他随机应变，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我没有忘记！”

“你这一生都不要忘记！”男子点了一下头，“伤怎么样？”

“好得差不多了。”

“不要再住这里了，明天就出院。好好干吧！”这个男子说罢起身出门，留下了满腹疑问的郑恩时。

郑恩时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听着窗外的喧哗声，一时之间百感交集：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结束了！四万万同胞在煎熬中期盼的胜利之日，终于到来了！

郑恩时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参加红军，走完长征，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重挫，自己没有放弃，一直在争取再次入党。在地下工作中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然而却再次遭遇重挫。而这一次，很可能会要自己的命！中国人民的胜利曙光降临了，可是，自己的曙光又在哪儿呢？

郑恩时仿佛身处漆黑的迷宫之中，看不到一丝光亮，找不到任何出路，包围他的是危险重重的迷雾。

段传邦是什么来历？“影武者”是什么意思？“继续战斗下去”又是什么意思？那个男子的话很简短，郑恩时无法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如果详细谈论，就露马脚了。这些疑问他暂时无暇去想，现在，他只想回到祝桥，去妻子的娘家看一看妻儿。

以前，他陷入日伪、国民党军统和共产党游击队的围捕，现在应该不用再担心日伪特务了；共产党认定他是叛徒段传邦，不会去盯他的家人；去探视妻儿唯一的担心就是军统，军统知道他在上海的住址，他让妻儿躲到乡下，这个情况有可能被他们掌握了。

郑恩时离开医院时和百合子告别，百合子流泪了：“我猜想，您一定是为国家做事的……”

“你不要多想，这段时间辛苦你了，非常感谢。”郑恩时简单地话别，段传邦的身份有太多不明白的地方，还是少说为妙。

“承蒙关照，这个送给您。”百合子把精心叠好的千纸鹤送给了郑恩时，鞠了一躬，“祝您早日康复”

出于安全起见，郑恩时离开医院没有马上去祝桥，而是在上海市区停留了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上海的巨大变化。8月15日，日本驻沪陆海军少佐以上军官集中在华懋大楼防卫军司令部收听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的投降诏书，当听到“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时，现场响起了一片歇斯底里的吼叫和痛哭之声，有一个狂热的军官当场切腹自戕，场面一度混乱。

郑恩时看到，外滩公园和法国俱乐部总会冒出了滚滚浓烟，这是日军在销毁侵华战争的罪证，大捆大捆的文件和秘密档案都被付之一炬。他想，其中也许就包括了“影武者”的秘密。

这一天，全上海自动停业，南京路边的国际饭店飘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华日报》等“和平号外”的叫卖声在马路上响起，大街小巷都是奔走的人流，人们纷纷传告这一消息，纵情欢呼，爆竹声接二连三响起。看到日本侨民，许多人将西瓜皮扔去，昔日趾高气扬的日本浪人和东洋婆子，哪里见过这样对待他们的中国人，此时都吓得东躲西闪。日本军人起初还全副武装乘坐卡车出来“维持秩序”，但很快就接到命令缩回了军营。随后，伪上海市长周佛海广播了《告民众书》，要各级伪政权人员“继续执行公务”，伪军也代替了日军站岗巡逻，说是奉了重庆蒋委员长的命令，他们已经更名为“自新军”。晚上，长期实行的灯火管制无人遵守了，大上海又成了不夜城。

在混乱之中，郑恩时乔装改扮，悄悄来到了西摩路和新闸路口的家，大门仍是铁将军把门，门锁有些锈蚀，看来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去过了，墙上覆盖着枝叶蔓蔓的爬山虎，日伪的封条已被撕去，新的封条上写着“国民革命军苏浙先遣军”的名头。

日本宣布投降后，仿佛是一夜之间，上海冒出了大批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打着“先遣军”“别动队”之类的旗号，到处张挂“党部”的牌子，利用捷足先登的优势抢先“接收”，并招兵买马以壮声势，但这些组织者其实大多是伪特务机关或伪地方部队的各级头目，其成员大多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

霎时间，昔日和妻儿欢聚的温馨场景占据了郑恩时的大脑，他赶紧拭了拭眼睛，努力将这些画面驱离脑海，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什么异样。邻居家的阳台挂满长竹竿，竿子上串着衣服，随风飘荡，一派宁静气息。他轻轻叹息一声，快步离开了这个永远也回不了的家。

郑恩时一路上留意身后，确定没有“尾巴”，这才决定去祝桥探视妻子和一双儿女。

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全镇桥街相连，依河筑屋。岳父家是前清式样的院落，三进三出，还是有些家底的。郑恩时乘船到达时，已是夜幕降临，四周静悄悄的，只闻虫声唧唧。他上岸后，没有贸然去敲门，如果有特务在等着他，他这一敲门，不但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还会牵连家人。

屋外栽种着一片竹林，枝叶茂盛，随风飘拂。竹林前有个大花坛，玉簪花和月季花正在盛开，散发着浓郁的花香。郑恩时矮身躲在花坛后，注视着大门。

夜半时分，郑恩时头发、衣服都被夜雾打湿。这时已是秋天，晚风一吹，他不禁打了个寒战，正想着要不要去敲门。这时，大门“咿呀”一声打开了，一个女子提着灯笼和马桶出来了，看身影，正是妻子谢瑞真，她走到河边去倒马桶。

郑恩时悄悄跟上，轻轻叫了一声：“阿真！”

谢瑞真全身一震，呆住了，郑恩时又叫了一声，她这才回过头来，一看到丈夫，又惊又喜，低呼一声，投入了他的怀里：“天啊，我不是做梦吧。”

郑恩时抱紧了妻子，低声说：“悄声。”

谢瑞真双手捂住嘴，呜咽地说：“你怎么才回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那只灯笼掉在地上，熊熊燃烧起来，火光照映下，妻子泪珠晶莹，脸上却挂着笑容。

“你和孩子都好吗？”

谢瑞真点了点头。

“叔明呢？”郑恩时急切地想找到谢叔明。

“前几天刚一回家，就被当作汉奸抓起来了。”谢瑞真哀伤地说。

郑恩时一凛，看来这里不能久留，说：“进门再说。”一进屋，郑恩时就去孩子的房间看看，但里面黑漆漆的。

“我去点灯。”谢瑞真说。

“不，那会惊醒他们。他们一醒，我就不好走了。”郑恩时蹑手蹑脚走近床边，侧耳倾听孩子们细细的呼吸声。他多想好好看看孩子们，和他们亲热一下，但理智阻止了他。

“你还要走……”谢瑞真从后面拦腰抱住了郑恩时，紧紧抓住他的双手，生怕他会突然飞走似的，“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离，死都要死在一起。”

郑恩时没有做声，走出了房间，带上房门。

“恩时，我要过原来的日子……你要走，也要带上我们。”妻子泪汪汪地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祈求。

这时，对面的厢房里传来了一阵咳嗽声，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是……恩时回来了？”

郑恩时推门进去，谢瑞真端着蜡烛随后走进。他看见岳父谢耀深苍老了许多的脸庞，“扑通”一声跪倒：“阿爸，我对不住你，对不住阿真。”

谢耀深披上外衣，坐起身来，把郑恩时扶起：“你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这个世道。你的为人，我比谁都清楚。”转头看了一眼女儿，“你的事，我从阿真那儿听到一些，叔明也说过一点儿……如果我年轻二十岁，也要走你这条路。”

郑恩时大为惊讶，没想到岳父如此开明，问：“叔明怎么会被抓？”

谢耀深剧烈咳嗽起来，谢瑞真忙给父亲捶背，垂泪说：“我们这个家……败了。”当下说起缘由。

日本战败，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额财富。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军政大员涌向沦陷区，接管敌伪政权全部公、私产，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进行查封，清点财产数额、归属、来源，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原主的归还原主，是为“胜利接收”。在大后方熬了八年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回到上海这样的繁华大城市，个个都像红了眼的抢匪，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抢小老婆……千方百计将日伪资产收入私人腰包，不仅仅是敌伪财产，连中国人的私产也被霸占。由于接收职权划分不清，管理混乱，行政官员、陆军、海军、空军、军统、中统、警察……各个机关蜂拥而至，犹如饿虎扑食，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人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拔枪相见。

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将人以汉奸罪名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自小商人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一时人人自危。沦陷区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几天，接收的乌烟瘴气倒是一大堆，搞得民心尽失，老百姓愤怒地讥之为“劫收大员”，讽刺他们是“三洋开泰”“五子登科”——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只对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馆子（高级饭馆）感兴趣。

话说谢叔明知道郑恩时暴露后，担心牵连到自己，于是当晚就收拾细软匆忙离开上海，辗转赶到上饶，滞留当地。在上饶，他有做生意认识的几个国民党军官。不久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国民党军官说：“仗都不打了，你要这些枪干吗？不如我们分了这些钱逍遥快活去。”谢叔明心想，以后的天下是国民党的，眼看着他们就要接收上海了，何必放着现成的大便宜不捡而为共产党卖力？于是带着这笔巨款回到上海，却化名躲了起来，不再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接触，过起了挥金如土、赌博宿娼的日子。地下组织到处寻访他，都没有结果。等到抗战结束，他才返回了老家。不料，谢叔明一回来就被当做汉奸抓起来，抓他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所谓的“忠义救国军浦东别动队”，其中领头的，居然是曾经绑架过郑恩时的“大黑鱼”，他现在充当起别动队的小组长，仗着耳目灵通，熟门熟路地搜捕有油水的“汉奸”，连带谢耀深开的鞋帽店也被当成“敌产”没收。

灾难还不仅如此。沦陷区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自己手里握着的汪伪政权发行的伪币（中储劵）如何处理，因为在沦陷区私藏法币要以“抗日分子”

论处，所以这里的法币基本都被兑换成伪币，而当时持有大量法币的则是重庆国民党大小官员。抗战八年，法币贬值很厉害，按实际购买力来看，伪币币值与法币的比值大概是20比1，但国民政府财政部一贴出告示，宣布伪币对法币的比值是200比1！沦陷区老百姓犹如晴天霹雳，他们辛苦攒下的那些钱钞储蓄因此形同废纸，谢耀深因家财荡尽而昏厥在地，一病不起。如果接收大员的腐败和特务的勒索还可以推说是个人品格的卑劣，而这个兑换率则是国家机器对沦陷区人民赤裸裸的掠夺，肥了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大批民众陷入赤贫之中，“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最后，谢耀深悲痛地说：“国家在大兵之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天怒人怨！国民党政权如不失败，是没有天理的了！”

郑恩时闻言凛然，自己当年参加革命，不就是要推翻这个黑暗的政府吗？走到现在，自己不能再动摇打退堂鼓了！

他问：“他们抓叔明，说他是汉奸，有罪证么？”

谢耀深说：“哪有什么证据，那个‘大黑鱼’不就是看我们家还算殷实，动了歪脑筋。”

谢瑞真说：“上次我哥请邝老爷子救你，削了他的面子，一直记恨在心。”

“那你们有没有去找邝老爷子？”

“找了，他不愿出面，说世道变了，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要救我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钱。”

“他们要多少？”

“像我哥哥这样的，保释金是黄金一百两。”

郑恩时倒吸一口凉气：“要这么多？”

谢瑞真掩面而泣：“阿爸只有卖这祖屋了，今天还请人来看房子，就是急急忙忙价钱谈不好。”

“那……款子的缺口还有多少？”

“房契、地契还有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全算上，还差二十多两黄金。”

谢叔明不能不救，再怎么说也是姻亲，也曾是战友，而且他惹上麻烦和自己还有关系。

郑恩时想起，三井洋行的庶务课经理胜间田龟藏和自己私交不错，当初走得匆忙，还有一些股票和债券在他手里，便想去找他借点钱，反正日本已经投降，胜间田龟藏不会闹出什么花样来，一旦情况不对，就赶紧脱身。

郑恩时转身出门，谢瑞真忙问：“你又要去哪儿？”

“去找朋友借点钱救叔明。”

“不，外面太危险。”

“我待在这里，一样会有危险，而且会把危险带给你们。”

“你这一去，又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这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阿真，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谢瑞真只是流泪：“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如果你不回来，让我怎么办？”

“我发誓：哪怕没有了胳膊，没有了腿，哪怕是变成了鬼，我也会回到你和孩子们的身边！”郑恩时斩钉截铁地说，吻了吻妻子，狠下心肠出门而去。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妻子的永别！

胜间田龟藏住在静安寺的一幢花园洋房，郑恩时曾去拜访过。他回到市区后，等到深夜时分才去，见洋房里没有灯火，心想：“胜间田先生看来睡下了。”

郑恩时走上台阶，正要摁门铃，忽然见台阶上有香烟头和火柴杆，看来，晚上有人在此守候！他立即转身跳下，到了大门口，只听楼上有笨重的皮鞋声连蹿带蹦地追了下来。

这幢洋房里，有三个人正凑在一起吸烟，三个透红的烟头在窗帘下一明一灭。郑恩时一来，三双眼睛就盯住了他，见他转身跑了，为首一人曲起食指和拇指，将手中的烟头朝街面弹了出去，那烟头在空中划过一道星火，掉落到远处的地上。另外两人连忙追去。

郑恩时来不及回头看是什么人，跑出大门往右一转，心里提防着追赶的人会开枪阻止，下意识的略作“之”字形继续前进。他正准备转入一条弄堂，后面的人已距离不远，心里一慌，上衣一角偏偏刮住了电线杆子的铁丝，使劲一扯差点掼了一跤。待稳住脚步，再往前跑的时候，追的人已经赶到。他只觉得小腿肚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立刻失去平衡，不由得身子一栽，两手着地摔了一个大马趴，后面两人乘势扑上，压在郑恩时脊梁背上。他再要挣扎，已经动弹不得。

两人分别左右，合力一架，就从地上把他提了起来。

郑恩时见一人腰间露出手枪柄，心中一凉：“糟糕，错误的判断，自作聪明的大笨蛋！”其中一人把他的膀子扭曲到背后，还不时往下用力按，另一个则用枪口抵住他的腰部，挟持着往胜间田龟藏住的那幢房子走。

郑恩时进了门，没看到胜间田龟藏，也不见他的家人，一屋子乌烟瘴气，一地的烟头。他很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不行，一开口便露出破绽，只有先冷静观察一番，再作道理。

郑恩时坐在客厅里被指定的座位上，一个人手里拿着枪坐在他面前的椅子上，两只眼睛斜看瞟过来，似乎他一动就要开枪的样子。

这个家伙一脸木气，毫无表情，隔了半晌，裂开嘴笑了笑，反而使人觉得他们可憎。那人问：“你是担任什么工作的？希望你坦白交代，如果不说实话，当心吃苦头。”

郑恩时喘息渐息，沉住气打主意，他们没有给自己戴手铐，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大意？看来还估不透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用找错了地方那一类的话去打发他们，恐怕无济于事，倒不如爽快地承认是房主胜间田的朋友，先暂时瞒哄过去再见机行事，便回答说：“我是胜间田先生的朋友，来拜访他的。”

“做客有这么晚的？他妈的，你撒谎也得有个谱。”那人不耐烦地说，“我是问你是干什么的？”

郑恩时说：“我是个商人。”

“你这么晚到这里来究竟干什么？”

“来催一笔欠款，他白天老是躲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来全。”郑恩时随口胡诌了一个姓名。

“王来全？”那人从郑恩时身上搜出了段传邦的身份证，打开一看，瞪了他一眼，“我料到你不会说实话。”和其他两人交头接耳不知说了些什么，挥手示意叫郑恩时站起来跟他们一块儿走。

门口停了一辆汽车，郑恩时被推上了后座，又挤上两个人来，像三明治一样把他紧紧夹在中间。司机早有默契，也不问开到那里，就起步急驶而去。

郑恩时看不清车外面的景色，极力镇定地坐在车里，保持住应有的人格与尊严，并注意行进中的方向。车子朝西开，走了十几分钟就停下来了，抬头一看，到了礼查饭店，原来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他们架着郑恩时走上台阶，门口有两个荷枪的警卫，步入一间宽敞的大厅，好像医院候诊室般的已经围坐着好些人了，乱哄哄的一片，这些人都是被抓来的“汉奸”。

郑恩时见一个在汪伪政权里担任过伪县长的人，因相互倾轧失去权势乃至穷困潦倒，按照国民政府贴出的“自新”布告前来自首，却被轰了出去：

“去，去，去！穷得叮当响的人，谁要捉你，把你关起来还要费牢饭。”打着重庆旗号的警察，很多原来就在日伪的宪警特务机关领薪水，旁边打杂的多是帮会流氓，对这些抓来的人都打听清楚有没有油水可捞，这样实实在在的汉奸分子，因为榨不出油水，居然可以不予追究。

郑恩时等了许久，才被一个警察喊进了审讯室。审讯室墙壁上粉刷的太阳旗标记还未铲去，那个警察只是草草地问了几句，姓名和工作、家庭住址之类。

郑恩时带着的那张段传邦的身份证已经被他们搜去，于是，他就按段传邦的情况说了一遍。那个警察记下了，语气严厉地问：“你为什么要去找胜间田龟藏这个日本特务？咹！”

郑恩时吃了一惊：“我找他有点私事，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

那个警察根本不信，但也没有兴趣追究下去：“要我说，你如果心里没鬼，为什么见人就跑？还编造假名叫什么王来全？”

原来，胜间田龟藏的住所是一幢法式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外观典雅恢宏，内部精装华美，花园里植满冬青、棕榈、梧桐及各式花木，加之地处繁华路段，楼房周围绿荫环绕，闹中取静，曾经是上海日侨的高级聚会场所，成了接收大员们争夺的肥肉，最后据说落入汤恩伯之手。胜间田见自己毕生积攒的豪宅被作为“敌产”没收，痛苦不堪，一整夜在这座洋房内徘徊，到处抚摸，难以割舍，眼见天色要亮，即将被驱逐出门，便开枪自杀。他死后还被冠以“畏罪自杀的日本特务”罪名，因他是日本富商，便有几个警察穿便衣蹲守在他家，只要他有亲朋故友上门，便要趁机讹诈勒索一番。

郑恩时哪里知道这些，说：“我一向安分守己，实在冤枉。我见里面有人，以为遇到了强盗，所以就害怕……不信，你可以让胜间田先生来对证。”

那个警察冷笑着打断了郑恩时：“想见他也好办，赏你颗子弹就成。”见121郑恩时不说话，以为把他吓住了，话锋一转，“你有保人吗？”

郑恩时这才明白，他们是想勒索敲诈，这和绑票有什么区别？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保人出钱呢？不能去找岳父和妻子，那样会把他们牵连进来，一旦身份暴露事情闹大就麻烦了；再说岳父家也没钱了，那还能去找谁呢？

生意上是有几个朋友，找他们同样会暴露身份，要知道，军统可是一直在找“郑恩时”报仇的。于是，他选择了沉默。

郑恩时随后被关进了原日军宪兵队的漕河泾看守所。房子破旧，终年不见阳光，只有高处一扇小铁窗射进一线光线。一间小小的监室中关着十几个犯人，横七竖八席地而躺，人挤人，人压人，经常是这个人的头枕在那个人的大腿上，那个人的腿又压到别人的肚子上，一个人动一下就要牵动好几个人。墙角有个马桶，狭小的室内充斥着便溺和人体的酸臭味。牢头欺负郑恩时是新来的，给他腾了一块马桶旁边屁股大小的地方，郑恩时就被安顿在这湿漉漉的地面。由于牢里人多，他不时被解手的人踢，小便还经常溅到身上，一大早就得爬起来倒马桶，那么多小监的马桶一个一个倒过去，小桶并大桶，那大桶够重的，抬着满满的马桶气喘吁吁，一路上臭气熏天，到吃饭时间，感觉全身上下连嗓子里都像是臭烘烘的，捧着稀饭难以下咽。

不光是臭，身上头上还到处痒，原来全身都长满了虱子。由于囚犯们拥挤在一起，又长期不洗澡，传染了一身虱子。郑恩时只得天天借助从走道透进的光亮，练捉虱子的基本功。

这天，郑恩时倒完马桶回来，却发现监牢里多了一个男子，这个人两撇八字须，贼眉鼠眼，边摆弄手中的袜子边瞅着他。郑恩时有些奇怪，感觉这人似乎认识自己，而自己却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这天深夜，郑恩时被人摇醒，睁眼一看，是那个八字须。那人问：“你以前替共产党做过事，对不对？”

郑恩时心中一震：这个人认识自己！他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你搞错人了。”不去理睬那人，翻身继续睡。他脑海里紧张地回忆，他记性很好，却怎么对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翌日放风的时候，郑恩时见这个八字须正和狱警耳语，心中有了提防，下午，他被带进一间办公室，大写台后面坐的是个胖子，五十岁上下，短小见方，不缓不急，挥手让他坐在那个预置的空位上。这个人并不如想象中有法官高踞在上、俯视垂问的样子，而是和颜悦色地问：“监狱里的生活很不习惯吧，想出去吗？”

郑恩时点了一下头。

“你的苦日子要到头了。”胖子笑嘻嘻地说，“只要你说实话，我们就可以释放你。”

郑恩时“嗯”了一声，等着他下面的话。

“说吧，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受谁的领导？”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我名叫段传邦，是个商人。”

“不，不。”那个胖子摇头像拨浪鼓，“你原来给共产党秘密运送过黄金，对不对？”

郑恩时心跳猛然加速：这事都过去九年了，他们怎么知道？看来，这些都是那个八字须告密的，但这个面生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情况？他希望能在对方的眼神里或者是小动作上寻出一点根由来，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一时之间又迟钝得不得了。

他说：“你们搞错了，也许我只是和那人有些相似罢了。如果我真有这么大本事，共产党怎么会不想办法救我？我现在连一个保人都找不到。”

“你家住哪里？有老婆吗？”

“我单身一人，哪来的家？”

那个胖子俯身说：“你不要害怕，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日本人投降了，毛泽东去重庆和蒋委员长会面，商讨组织联合政府，今后天下太平，国共就是一家人。监狱里关的都是刑事犯和汉奸，和这些王八蛋搅和在一起，你不觉得太委屈了吗？你只要承认你的共产党身份，我们马上就释放你。”

这番动听的言语没有打动郑恩时，监狱和其他机构一样正处于日伪向国民党交接的混乱时期，他搞不清这个胖子究竟算是哪路人。他很清楚，即使自己承认了也不会被释放，相反，他将被作为筹码，直到被榨干身上的每一滴油水。

他们不可能有九年前的实据，因此郑恩时干脆地否认：“我很想出去，一天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但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胖子脸上殷切的表情凝固了，歪着头又打量了郑恩时一番，挥了挥手，狱警重新把郑恩时押回了牢房，而那个八字须从监牢里消失了。

晚上，几个狱警把郑恩时带到地下审讯室，胖子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凶光毕露地瞪着他：“是你自己招，还是我们帮你招？”

“招什么？我真的不明白。”

胖子一挥手：“不说实话？老子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你这种不长眼的！”

无论是日伪还是国民党，对于未掌握情况或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不会轻易用刑逼供。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怀疑郑恩时有间谍背景，而郑恩时拒绝合作的态度又使得他们认定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狱警把郑恩时绑在“老虎凳”上，用竹扁担抬起他的脚踝，然后在下面垫上厚厚的砖头，砖头加到一定程度后再从老虎凳上放下来后，会疼得无法站立，全身骨头就像散架了一样，十几天都无法走路。他还被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肚子鼓起来之后，再用杠子把水压出来，就这么一次便落下了常年胃疼的毛病。几次大刑下来，人已经走了形。

郑恩时被怀疑是与胜间田龟藏有关的日本间谍，以及曾经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但无论审讯者怎么威逼利诱，他都没有留下口供笔录，许多栏目里都是“不详”或干脆空白。

不久，国民党警察部门正式接管了上海的大小监狱，郑恩时的卷宗被一同移交。郑恩时被带上法庭时，除了否认“间谍”的指控，始终一言不发，被认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怪人。当时国民党的司法还没有引入西方“疑罪从无”的理念，法庭没有实据，郑恩时自己也不提供任何证人证物，无法定罪又无法证明清白，连身份都无法确认，只得以“扰乱治安”这个含糊其辞的罪名收监，而且没有宣布刑期，就和一批犯人被转到提篮桥监狱。这里是高楼建筑，条件比看守所低矮潮湿的平房要稍好一些。

郑恩时到了提篮桥监狱后，再也无人理睬，没有人提审，更没有人探监。

对汉奸还走个审判的形式，收押、公诉、辩护程序一样都不能少，陪审团监督，新闻记者们采访，搞得热热闹闹。对他的审判则是草率的，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司法也是混乱的，没有人去费心关注这样一个卑微的嫌疑犯。

郑恩时从此留下了失眠的毛病。夜深人静时，他静静地望着窗外，听见那头开牢门锁的声音后，慢慢传近铁镣在走道水泥地上一下一下拖动的“哐当”响声，很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在陕北姚家坡农场服刑时，他干活累了就靠在粗糙的干打垒墙壁上，出神地望着黄土高坡上那几棵老槐树和树上干枯枝杈间的几个老鸦窝。那时的他，和现在的他，一直在思索同一个问题——鸿福客栈的抢劫案，究竟是谁下的手？

郑恩时一直带着那把从客房拆下的司必灵锁，这把锁的锁芯铜质弹子上留有开锁专用工具的细小划痕，他曾通过谢叔明请来一位青帮的开锁老法师作鉴定。在上海滩，被称为“老法师”的，都是某个行业的顶尖级人物，这种人物同时又极谙人情世故，特会做人。只有具备这两种条件的人，才会被公众赋予这个称号。这位开锁的老法师，其实年纪也不大，五十开外，但浸淫此行三十多年，开锁技艺出神入化，上海滩的银行或者富户人家的保险箱柜丢失了钥匙，或者发生故障无法打开的，在考虑聘请相助的名单中，有一位肯定是他。他也煞是厉害，不管是哪个国家制造的保险箱，不管是使用什么锁具的，都能打开，是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和汪伪“七十六号”都挂号的人物。

这位老法师拿了这把司必灵锁，先是拆成一个个零件，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又把这些零件组成一把完整的锁，然后，从工具箱里拿出两根细细的铜丝，像变魔术一样飞快地把锁打开，比普通人用钥匙开锁还快，末了，以很肯定的语气说：“这是‘一炷香’的开锁手法，不论什么锁，他打开都不会超过一炷香的时间。”

郑恩时问：“嗯，那也是一位开锁高手。他的水平，能和您老比吗？”

“哦，这倒难说，没比过。”老法师一捋胡须。

“那……他为什么要和我作对？”

“和你作对的不是他本人。”

“这话倒要请教。”

“真正的开锁高手，不会留下痕迹。这种简单的锁，请不动他。盗亦有道，他早就洗白不搅这浑水了。这应该是他的弟子干的，手法一脉相承。”

“他有几个弟子？”

“据我所知，他收过两个弟子，一个外号‘苍蝇头’，一个外号‘太保阿六’。”

“那您认识这两个人吗？”

“这倒不认识。听说这两个徒弟都不成器。‘苍蝇头’因为和太湖土匪有勾结被官府通缉，已经被逐出师门。在上海滩活动的只有‘太保阿六’，因为偷窃成性，也和师傅多年不来往。”

郑恩时转移到提篮桥监狱后，放风时碰见一个漕河泾看守所的狱友，他告诉郑恩时：“是‘太保阿六’诬陷你的。你到了这里，再想出去就难了。”

“太保阿六”这个名字一钻进郑恩时的耳朵，就印刻在了脑海里。原来，“太保阿六”就是在漕河泾看守所遇到的那个八字须！“太保阿六”告密说郑恩时为共产党秘密运送过黄金，联想到老法师说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当时下手抢劫黄金的就是这个人。正因为郑恩时当年一进门就被蒙药暗算，所以不认识这个人，对方却认识他。

从那个狱友嘴里得知，“太保阿六”因为偷盗几进宫，以前很快被保出去，但这次却倒了霉。原来，他在火车站瞄上了一个披裘戴金的阔太太，见她的随从带着许多大包小包，知道这是块肥肉，便跟着进了新亚饭店，见人已外出，便溜门撬锁进去大掠一番。正要撤离，却不料门突然打开，“太保阿六”

惊慌之下却不敢动弹，因为进来的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一见室内有小偷便拔出了手枪。“太保阿六”还算识相，乖乖就擒。这个阔太太是汤恩伯司令部一名上校参谋的妻子，跟着丈夫来上海“接收”，这下“太保阿六”真是撞在枪口上了。

“太保阿六”知道这次不能善罢甘休，为了将功赎罪，便搜肠刮肚地回想，他想国民党一来要抓汉奸，二来要抓共产党，因此，便把郑恩时供出来了。

郑恩时又想，“太保阿六”抢劫黄金不可能单干，一定有同谋。因为，从作案手法看，是经过事先准备的，而运送黄金这种绝密任务，连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国民党特务都不知晓，更何况这样一个小偷？上海地下组织的交通员并没有来接头，而是在事后和黄金一起消失了，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关联，这应该是一起熟悉内情的针对性劫案。

这些年来，郑恩时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地去过鸿福客栈，或乔装路人经过，或乔装旅客问价，暗地里将客栈周边访了个遍，客栈老板伙计的底细都摸了个一清二楚，每次搭乘电车黄包车，或是停驻鸿福客栈附近的茶馆酒楼，都竖起耳朵留意周围人的言谈，希望能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这是笨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天又一天过去，一次又一次落空。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这个案子终于露出了端倪。只是，身陷囹圄的郑恩时，又如何能追究到底，让真相大白呢？ HQ8LMjt5FxkUu15RALxVofnix1gQdu2Afw1Sl1FN0fceXpFqGcs5j7PR1AiuNVQ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