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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心斗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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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戴笠素来精明强干，追随蒋介石十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生活习惯、情绪变化、性格特点等无不研究透彻，极力揣摩迎合，所以蒋介石一直很欣赏他的头脑和手腕，视其为得力心腹，军统在国民党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信任。
1942年，蒋介石应戴笠之邀参加军统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戴笠本意是想通过大会展示实力向主子邀功，但适得其反，蒋介石感到戴笠的势力发展得太快了！军统此时规模远超中统，已不单是纯粹的特工组织，而是渗透到了各个部门，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特检，在内政方面，全国警政大部分重要机构都是军统掌握，至于军事方面，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还能调动税警、缉私和交通警察等武装部队，人数超过二十万，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戴笠在国民党内部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甚至控制了蒋介石的警卫部队。这不由得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觉得戴笠有野心。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其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很重视军事和特工，但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由此，蒋戴两人之间出现了微妙的芥蒂。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抑制军统，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以牵制和监视戴笠，同时，在军统与其它派系的斗争中采取制衡术，适度打压军统，如下令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等。
戴笠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猜忌，这使他在蒋介石面前变得更加战战兢兢。他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有余暇便让秘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典籍。每当讲到历代暴君铲除功臣，戴笠便会叹息，尤其是讲到唐代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效忠武则天杀戮异己，却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段历史时，更有“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怆之感。
其实，就戴笠本人而言，他是绝对拥护和忠实于蒋介石的，因为他深知自己是靠蒋发家的，必须得到蒋的信任才有前途，否则他这个区区少将（后因飞机失事才追晋中将）没有任何出路。戴笠为了保全自己，极力拉拢与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的关系，请他们在蒋介石为自己说好话，同时讨好美国人，挟洋自重。
但这并不等于戴笠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巨大的威胁渐渐逼近了。
国民党自从成立以来就有组织涣散的痼疾，这么多年来内部一直充斥着派系斗争，戴笠又是个很强势的人，做事很少替人留余地，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陈诚、陈仪、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们一直很反感搞特务工作的戴笠；同行是冤家，军统、中统以及黄埔系、政学系的特务组织之间也无日不勾心斗角；加之军统近年来迅速膨胀，到处伸手扩张地盘，更是加剧了上述矛盾，企图挤垮军统、置戴笠于死地的大有人在。
今年2月，蒋介石一纸“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谕，把中统老大徐恩曾（和戴笠一样，徐名为“副局长”实为中统真正掌门人）的各种职务一撸到底，搞得中统上下人人自危，许多人都无心工作。
徐恩曾的罪名是参与中印缅边境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抗战物资大发国难财，而掌握徐恩曾走私实据的，正是戴笠授意的军统人员！
其实走私外国物资最猖獗的是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除了军火，诸如交通器材、五金原料、布匹、棉花、橡胶、西药……无所不包，不过又有谁敢去触“国舅”的霉头？戴笠之所以要整徐恩曾，是因为两人是斗法多年的宿敌，军统、中统一直在千方百计搜集对方的不法行为。
徐恩曾在戴笠手里栽了个大跟头，自然是愤恨交加，他也是老奸巨猾之人，立即想到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戴笠的把柄可不好抓，军统势力庞大，非中统可比，他要挣钱的话，路子多了，且不说军统的基本盘，只说他兼管的“战时货运管制局”，要想搂钱，一句话都不用说，只要一个眼色，自有人大把大把地往上送，要多少有多少，没必要搅走私这种混水。所以，戴笠本人不会经手这些脏钱。
然而，戴笠手下的那帮人可不一样。
因重庆政权仅保有西南、西北，地脊民贫，东南膏腴之地丢失殆尽，税收锐减，战费又十分浩繁，财政极度困难，只得滥发法币，搞得物价腾升，民不聊生，那些拿薪水的官吏也都苦不堪言，少尉的月薪只能买到三斤米，士兵的月薪只能买两盒火柴，身处前线的军官和特务，今天不捞些实惠，明天可能就战死了，老婆孩子难不成去喝西北风么？没有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谁还愿出生入死？所以，各战区的党政军警宪特等部门乃至战地服务团、游击队，都在利用便利走私。尤其是从事特务工作的军统更有借口，因为敌区使用不同货币，而携带黄金白银又有风险，往往购成货物来往，再把货物变卖，换回现款，就像做生意一样，说是涓滴归公，其中差额只有天知道。俗话说：“兵无粮自散，皇帝不差饿兵。”戴笠深谙此道，对于属下的走私牟利行径，他认为无伤大节，从来都是放任自流，这也是他的领导艺术，“钱要大家花，糖要分着吃”。
正因为走私司空见惯，所以，军统人员的走私扳不倒戴笠，即使人赃并获，戴笠只需祭出几个喽啰当替罪羊便可置身事外，唯有拿到戴笠与日寇勾结进行大宗鸦片走私的证据，才能坐实他的罪名。
徐恩曾手下的中统头目们，其实早就在找这样的机会。机会不是没有，因为军统面向沦陷区的好几个办事处都在从事鸦片走私。
对于这一丑恶内幕，叶葆杰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的公开身份就是烟商，军统的一些鸦片交易就是经由其手，他的上家之一，便是任援道的儿子任祖萱在上海开的“茂联”商社，专门向国统区倒卖鸦片，这家商社实际控股方是日满商事株式会社，是关东军的财源。此外，台湾星制药从鸦片中提取吗啡投入大陆走私，一年就是上百万日元的收入，这是日本海军的财源。日本邮政从来不许中国海关检查包裹，以方便走私。这些毒品走私的利润难免有一部分流入了军统口袋。
中统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鲁颢，和叶葆杰相识多年，曾经私下找叶葆杰，说是肯出大价钱收买军统走私鸦片的证据。抗战期间，蒋介石有用戴笠之处，故对军统一直没有大动作，如今抗战胜利在即，如果这样的事情被捅到蒋介石面前，戴笠的好日子恐怕就要到头了。叶葆杰那时若要“反水”，这些证据唾手可得，但他却一口回绝了鲁颢：“我叶某不是朝秦暮楚的小人！”一来，戴笠原本待他还不错，念着共事十多年的旧情，不忍就此背叛；二来他出身黄埔，有“天子门生”的自命不凡，有些看不起搞党务的中统，觉得这帮党棍的骨头不够硬，里面原有很多共产党的叛徒，抗战后又有一大批中统骨干分子做了汉奸，如原中统派驻上海的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徐恩曾的第一号助手丁默邨、平绥路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上海市党部留沪常委蔡洪田、汪曼云……他们所管辖下的职员也大都一同携卷带印集体投逆。其实，军统的变节分子也不少，不过，根据戴笠的逻辑，普天之下只有他的团体是在“干革命”，别人都是“废物点心”，只会吃干饭，尸位素餐，理都不要去理他，因此包括叶葆杰在内的很多军统分子跟他都是同一个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
鲁颢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不久之后，他和浙江省保安处谍报股的股长童襄一起，再次找到叶葆杰，旧事重提。
这次谈话，叶葆杰的处境和态度，与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童襄露骨地说：“戴笠不许工作人员结婚，有的女同志因此常醉酒哭泣。他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命，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毫不顾及人的尊严。”
鲁颢挑唆：“罗家湾已两三个月未发薪，而戴笠个人却挥霍公帑、生活腐化，为了讨好那个影星胡蝶，真是不计工本。胡蝶想吃水果，他派飞机从印度和新疆空运；胡蝶嫌杨家山公馆的窗户狭小，光线不充沛，又嫌楼前的景物不别致，他专门为她新建一幢考究的花园洋房，购买各种名贵奇花异卉装饰花园，要求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必爬坡，凡车路经过的地方，居民们都得搬走，房子一律拆迁，别墅外围修建了电网、水渠、围墙，还设置了岗亭。国难当头，他身为执掌重权的要员，这种做派简直是荒唐！”
毛人凤等人吹捧戴老板生活节俭十年如一日，鲁颢这番话与之反差实在太大。戴笠性格上的一大缺点就是好色，但鲁颢所说的与胡蝶的绯闻，其实多有夸张，叶葆杰听了却十分入耳。
鲁颢察言观色，知道这些话打动了叶葆杰，说：“你跟着戴笠真是太可惜了，戴笠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已不容于‘江山帮’，以后在军统还有出头之日吗？良禽择木而栖，像你这样的人才，去哪儿都可大有作为，为什么不给自己找一条新路呢？”
叶葆杰原先是看不起中统的，现在反而觉得中统比军统更“干净”一些。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内地位比较高，掌管中央党部，很少有欺男霸女这种事发生，口碑貌似还可以，戴老板口碑就不行，在党内地位又低，只能充当老蒋的打手。
他思量再三，答应了鲁颢、童襄的要求：“戴笠此人，一脸孔的秉公无私，其实屁股上都是屎，我再也不替他擦屁股了。”
叶葆杰这句说，标志着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叶葆杰身为军统老牌特工，资历和能力都是无可挑剔，也曾受戴笠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个女人起了关键作用。
说到这里，叶葆杰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叶葆恒接过一看，见是一张姑娘的肖像照。照片上的姑娘穿着一件淡蓝色阔袖平衿学生装，下面是一件黑色百褶学生裙，一头俗称“清汤挂面”的齐耳短发，戴着黑框眼镜，衬着稚嫩秀丽的笑脸，让人我见犹怜。
照片上的姑娘有些眼熟，似乎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叶葆恒正在脑海里搜索，只听叶葆杰说：“她名叫梁闻莺，是你没有过门的嫂子，我最爱的人。”话里透着深深的悲伤。
叶葆恒一听到“梁闻莺”这三个字，全身一震，顿时想起，在来上海之前，曾在淳安见过一大一小两座坟茔，大的墓碑上面写着“烈士梁闻莺之墓”，而之所以觉得照片上的梁闻莺似曾相识，是因为那晚带他到坟茔前的女报务员，五官和她有些相似，想起那晚女报务员的凄然笑容“我是她的鬼魂”，不禁毛骨悚然：“难道我真的撞见了鬼？”
“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叶葆恒吃惊地望着兄长，听他继续说下去。
梁闻莺，祖籍广东番禹，出生于上海，1939年从崇德女校毕业时只有十七岁，便和姐姐一起偷偷跑到当时日军尚未占领的浙江金华，找到第三战区金严师管区，要求参军入伍。第三战区见她年轻又有文化，便将她送到设在贵州息烽的中央警校特训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军统浙江站工作。
（叶葆恒知道崇德女校，那是一所地域性很强的教会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大部分是广东人。崇德女校学费不菲，学生们都出自殷富之家。他心想：“梁小姐为了民族大义甘愿舍弃荣华富贵，真是女中豪杰。”）
梁闻莺在贵州息烽学习时，生活很艰苦，经常吃不饱。上面本来是拨给了足够的伙食军粮菜金，但学校食堂管理员从中克扣贪污，所以开饭时馒头经常不够吃，十多个人只有半盆菜，一人只许拿一个馒头。学生们一天就紧守着吃饭时间，惟恐误过一餐。开饭时为了抢馒头秩序紊乱，梁闻莺是个女生，年幼体弱，被挤倒在地，眼镜也摔掉了，正好被区队长看见，便大骂：“你们这一群土匪，来这里混饭吃，他妈的！丢掉眼镜，怎么没把脑袋丢掉？下次开饭这样乱，看我拿杠子打死你们。”
梁闻莺怀着一腔抗日热情从繁华都市来到这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却受到这样的委屈，当场就大哭起来。正好叶葆杰来学校讲课，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训斥了区队长，并叫来食堂负责人，当面核实菜金账目，严禁再有贪污克扣，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拥护，梁闻莺从此便对他产生了好感。
当时决定派往沦陷区去工作的大特务，例如派往武汉的李果湛、派往上海的傅胜兰（后投敌当了伪杭州市长）等人，戴笠除叫他们去军统特训班临时讲几天课外，还允许他们在班里的女学生当中选择一位作为掩护身份的“工作太太”同去敌后。叶葆杰选择了梁闻莺，两人装扮成一对夫妻到了杭州潜伏下来，不久便弄假成真同床共枕了。
但两人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抗战前夕，戴笠对德国的法西斯制度推崇备至：“法西斯是好东西，能稳固政权。”他极力效法德国特务系统的那套办法，想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陆续派出优秀人员赴德学习特务工作的运作和技术。叶葆杰便是选派的留学高材生之一，他回国后的工作也确实卓有成效。比如，叶葆杰在沪杭沿线的铁路工人中发展情报线，监视车辆来往，浙赣会战期间，日本军列的活动均在掌握之中；又如，1944年秋，日军为应对美军可能在华东华南沿海的登陆，为方便调兵，准备修复被炸毁的钱江大桥（钱江大桥为联络浙江东南的枢纽，建成不久即因杭州失守而自行爆破，桥梁一段炸断，一头斜落水中，但桥梁没有整段掉落，桥墩也没有炸倒），几个日本桥梁专家在之江大学内设立办事处，研究修桥计划，还向之江大学图书馆借用工程书籍作参考，这一情报被叶葆杰侦知，连夜销毁了桥梁图纸，使日本人的企图落空。
这些都是那些热衷于“搞行动”的军统特务所不擅长的。毛万里、毛森等人都在浙江搞情报，这么一来，风头全被叶葆杰盖过去了。
叶葆杰是有才干的，他提供情报资料时，并不是事先写好了带来的，每次都是找一个僻静的所在，随便找一张纸，走笔如飞，一挥而就，连一个字都不用改，也绝不再看第二遍，而且从来一个字都没有错过。但他也有缺点，那就是自负。他曾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石。”
叶葆杰恃才傲物，资格又老，对毛万里、毛森等人便不怎么尊重。毛万里等人又嫉又恨，利用各种机会通过毛人凤在戴笠面前打叶葆杰的小报告。
叶葆杰与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梁闻莺结成夫妻，而且为了不让小娇妻受委屈，还要明媒正娶，大肆操办，这可捅了个大娄子，因为戴笠曾经三令五申：军统人员不许在抗战期间结婚。毛万里、毛森岂肯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报告给了重庆。
叶葆杰之所以敢这么做，是看到一些军统高级干部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旧有结婚的，没有谁受过严肃的处理，更有甚者，毛森不但堂而皇之地结了婚，而且戴笠还送了五百块钱的礼金。但他没有想到，戴笠的训令马上下来，斥责他“色令智昏，行为失检，无识大体”，而且，戴笠还让他缴还当年送他到德国留学的全部费用，更让他牢骚满腹。
这笔留学费用是法币五千元，以留学那年的比价折算成黄金有三十多两，以叶葆杰的薪水是拿不出来的，后来还是宣铁吾让童襄替他还了。
宣铁吾中将当时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兼军委会侍从室侍卫长，各省保安处谍报股大多都受军统控制，但宣铁吾当过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童襄是宣铁吾一手提拔的，而宣铁吾与戴笠不和，所以童襄不买戴笠的账。另外，童襄虽然和毛万里一同负责浙江的情报特务工作，但两人为了人事、工作、财务等问题龃龉不断，尤其人事安插，各有各的班底，加上太太们打牌口角，争吵甚烈，这样一来，童襄对军统内部的江山帮更是积怨难返。叶葆杰是戴笠的老部下，十分了解戴笠和军统，他与戴笠生隙后，宣铁吾认为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于是让童襄拉拢叶葆杰，替他还钱。
叶葆恒听到这里，想起不久前在重庆开会时，听戴笠做过一个严肃纪律的讲话：“我们这个革命团体，是绝对讲纪律的，我们一定要明是非，论功过，所谓‘综窍名实，信赏必罚’。这个纪律运动，我们要由本身做起，倡导成为一种风气，将来还要把它推广扩大，使得全国各处都能实行我们这样严格的纪律。这样，我们可以促成整个新中国政治的进步。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对纪律牢不放松，就是这个道埋。”在讲话中，戴笠回顾了十多年来“团体”执行纪律的情况，举了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抗战以来，我们的责任艰巨，生活一天天的艰苦，而在艰苦的生活情形下，还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不为外务所摇惑，不为环境所辛累，不受家室所拖累，所以我毅然决定：抗战没有结束，凡军统同志一律禁止结婚。针不能两头尖，必须一心一意服务党国事业。这种战时纪律的宣布，当然是我们最大的苦心，可是有人偏要以身试法。×××同志是××学校毕业，后由我们资送德国留学，回国后到敌后执行任务。去年，我听说他要结婚，我以此事关系团体纪律和组织威信，马上电告这位同志，说此事不可以，因为电报到得迟了，两人事实上已经结婚。不久，我到第×战区视察，就想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可是还在路上，×××就先托人向我进言，要我到后不提此事。这位同志在敌后潜伏，是党国的有功之臣，说情人的面子也不好推却，这确实使我为难，但纪律是绝对公平的，不容有特殊与例外，难道这件事我就不处置了吗？没有那回事，还是要一律执行的！我已决定，叫他把当年我送他到国外求学的全部费用，一分一毫都要缴回来。为什么要如此呢？就是要保持团体纪律的尊严，绝对不容少数人加以破坏！一个革命团体，必须有铁的纪律！如果不能处罝他，我这工作还能做下去吗？因为我如果做了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内疚神明，愧对领袖，晚上觉都睡不着。”
当时，叶葆恒懵懵懂懂，不知戴笠说的是谁。直到现在才知道，戴笠所举的这个例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大哥！
由于结婚一事，叶葆杰和戴笠离心离德了，答应了鲁颢和童襄的要求，开始着手收集军统走私大宗鸦片的证据。但叶葆杰一查账，便引起了早有戒心的毛万里和毛森的警觉，立即上报戴笠。戴笠感到事态严重，毛森、毛万里是其直系亲信，他们“走私资敌”的实据如果被蒋介石知道，戴笠难逃其咎，必须在叶葆杰采取出格的行动之前控制住他！于是，戴笠发电报给军统浙江站，下令调叶葆杰去中央军校深造，电文说得冠冕堂皇：“查浙江站叶葆杰同志，系特警优秀生，本局的先进，在敌后工作五年来，表现优异。兹特经本局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俾予深造。文到希即转饬该员务于六月底前，径赴成都军校本部报到，幸勿迟延，并将启程日期报备为要。”
照例，这类人事调动的电文应该是先经叶葆杰手签拟个人意见，再送请浙江站书记加签，然后转呈站长核示。但电文跳过了这些环节，直接由毛森找到叶葆杰，请他上路。
毛森笑逐颜开地对叶葆杰说：“恭喜啦！这次征召你到高教班受训，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关系着你未来的事业前途，这个机会不知道有多少同志寤寐以求，我十分赞同和鼓励你去。”
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其实就是个“证书班”，很多人进去只是为了镀金，懒得上课，成天游山玩水打牌搓麻，相当于白得一份军校的学历。军统的很多将军都是“高教班”出来的。对于叶葆杰来说，从此不必呆在沦陷区担惊受怕，看似是天大的好事，但他却婉言拒绝：“目前我这里的工作繁重，而且业务熟悉，办事顺手，对外勤各单位的联络与指导工作也做得相当切实。如果一旦走了，我真想不出有什么适当的干部来接手。你知道，那样势必要出现一段青黄不接的空白。敌伪临近末路做困兽之斗，气焰反而更为披猖，事实上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和脱节。因此，我想为了当前工作上的需要，还是放弃不去，继续留下来好了。”
这番话有合情合理之处，但毛森说：“你调训之事，是戴老板亲自遴选安排，而且与军校方面已办妥一切手续，不便更改。这是上峰的栽培，也是对你工作绩效的肯定，同时能激发内外勤全体同志的荣誉感，促使浙江站的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你如果不去，未免辜负众望，还是不要推辞为好。”他还暗示，成都行辕调查处有一个股长的空额，叶葆杰回去后很可能高就上校股长。
叶葆杰见毛森一再相劝，心里头更是雪亮，说：“那好，但是工作交接需要时间，一些工作关系也得酌量情形分别予以介绍见面，请容我准备一下。”
叶葆杰十分清楚戴笠的为人。戴笠对在外面出了问题的军统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可不法办之间，便凭他的喜好来处理，往往是派到重庆来考察一个时期，以示“惩戒”。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绍周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想以泄漏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葵彰相处很好，霍是陈诚的人，戴笠与陈不和，怕黄跟霍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叶葆杰知道，他去了后方就不会再回来，不但前途尽毁，人身自由也不一定保全。他想采取缓兵之计，把这事拖一拖。
因为此时，梁闻莺已有了身孕。梁闻莺想生下这个孩子，但叶葆杰决定打掉，现在这种情形下，大人尚且前途未卜，根本没有条件抚养孩子。他安慰尚无名分的妻子：“等到抗战胜利，我们就光明正大地结婚，到时候，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梁闻莺怀孕已经五个月了，平时用布条束缚腹部，暂时还看不出来，但不能再等了。这个时候打胎风险很大，乡下医疗条件很差，而她身为军统报务员，又不能离开印渚埠驻地，叶葆杰为了保险起见，就重金聘请了一个杭州的妇产科医生来到印渚埠，想给梁闻莺打胎。
桐庐印渚埠是军统重地，戒备森严，叶葆杰请外面医生前来就诊，未经通报批准，是擅自行动，已属违纪。毛万里有意刁难，就是不给医生发通行证，梁闻莺只得请当地的接生婆打胎，结果由于接生婆不懂医术出了意外，她因失血过多不幸去世。
也就在这时，毛万里通过安插在中统的内线，查知叶葆杰与鲁颢等中统人员有密切来往。戴笠接到这个报告，见叶葆杰一再违反“家规”，认为不能姑息，必须出重手收拾他了。叶葆杰在军统有自己的势力和背景，戴笠虽然是军统的“家长”，要一棍子打死他不是那么容易，得给他按上一个无可宽恕的死罪。毛万里、毛森等人果然不负主子的期望，他们抓住刚发生的军统特派员曾政在杭州被捕一案，找到了陷害叶葆杰的口实。
这位曾政，可不是普通的军统分子。说到这里，又牵连出一桩陈年旧案。
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之间的暗中和谈其实就没停止过，起初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保罗·陶德曼斡旋，只是由于双方分歧太大一直没有结果。汪精卫投日后，日本方面加紧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因为汪精卫没带过来一兵一卒，而蒋介石可是国民政府和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迫使蒋介石讲和，日本人又玩起了以战迫降的把戏。从1940年5月起，日军对重庆进行了持续四个月之久的大轰炸，并发动枣宜会战，重庆的东大门宜昌沦陷，一时间人心惶惶。更糟糕的是国际局势风云突变，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西欧，法国投降，英国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日本和德意两国正式结成了三国军事同盟，迫使英国封闭当时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缅公路，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日本人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蒋介石有可能屈服，“蒋这个人，干什么事情都是半途而废，北伐如此，剿共如此，抗日也必然如此。”
这时蒋介石的日子确实不好过。1940年起，他先后派出特使和日本代表在香港和澳门进行秘密和谈，其目的，一是摸日方的底，看看他们开出的价码，二是向日方传递和谈信息，以贬低汪精卫的地位，导致日本政府迟迟不承认汪精卫政权。
日方对于“桐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天皇、内阁、陆军参谋本部、支那派遣军司令部都在关注着工作的进展。这是因为，日本人感到以武力无法解决“支那事变”，战争持续了三年多，日益消耗着日本有限的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从战略上急于“南下”，数十万大军却陷足于中国战场的泥潭里不断失血，政治解决事变成了当时的主流声音。参加和谈的日方主要人员包括：陆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支那派遣军第二课课长今井武夫大佐，他们出示的证件分别盖有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的印章。
参加和谈的中方代表持有盖着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小印的委任状，包括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等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化名“宋士杰”的宋子文胞弟宋子良。
不过，当时日本人并不知道，这些来头不小的中方代表并非货真价实，他们全都是由军统特工假冒的，曾政所冒充的正是宋子良——这样的谈判不过是鸡同鸭讲，不会有什么结果。
军统粤桂区直接负责蒋日在港澳的秘密和谈，叶葆杰也以商人身份执行了这项任务，与弟弟在香港相聚、与“章鱼”在澳门邂逅，不过是任务前后的插曲。
话再说回来。1944年，曾政被戴笠派往杭州以商人的身份搞情报工作，军统浙江站的几个特工为了巴结这个特派员，在杭州有名的“知味观”宴请了他，因叶葆杰正在杭州出差，也被拉上作陪。也是活该曾政倒霉，他在席间上厕所时，遇见了一个在其他房间吃饭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就是几年前在香港蒋日会谈时担任过翻译的坂田诚盛，他认出此人正是当年的“宋子良”，而曾政喝得烂醉如泥，走路都要人扶，根本没注意到身穿便衣的坂田。坂田尾随“宋子良”身后，确定没有看错人，便如获至宝地打电话给杭州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就这样，曾政以及酒席上的一干人等全部被带进了宪兵队。
日本宪兵对这些人逐一进行了审讯。叶葆杰守口如瓶，只说自己是个安分的商人，与曾政不过是生意场上来往的一般朋友，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细。叶葆杰长期以经商为掩护活动于杭州上海一带，在商界积累了一些人脉，受他委托，杭州商界有地位的几位朋友发动了数十家大商社联名要求保释，只要日本宪兵查无实据，便可释放。
但曾政的嘴可没这么硬。
参与过当年蒋日和谈、此时任支那派遣军副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少将以及参谋本部第八课的臼井茂树大佐，这时都在上海，听到杭州宪兵队的报告后，特意嘱咐将曾政押往上海亲自审问。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已呈颓势，迫切希望从中国战场抽身，今井和臼井想通过“宋子良”再度向重庆传达和谈的诚意，但一审之下，日本人方知这个“宋子良”根本就是个西贝货，叶葆杰的真实身份也就跟着曝光了。
日本人得知叶葆杰是号称“南北双杰”的军统名将，要聘请他担任江浙皖赣机动卫戍司令部稽查科（汉奸傅延文在杭州另起炉灶搞的情报机关）的顾问，还说：“我们现在也讲和为贵了，对高级人员是客气的，你放心好了。”
对于日本人的怀柔政策，叶葆杰不为所动。今井武夫很有耐心，指示杭州宪兵队：“对于不转向的大人物，不是杀，就是放，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其实并非如此，即使不转向，只要他不危害我们，就可以不杀。我们抓来后长期给予优待，再让他回到敌人那边去，也会引起敌人怀疑，不会取得重要职位；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他作为宣传材料，去扰乱敌方，瓦解敌人的势力，因此，这要比去杀掉他更有意思。”
杭州的军统特工将叶葆杰被捕的情况电告重庆，戴笠此时正欲除之而后快，已有计较，口头指示叶葆杰：“顺水推舟，无亏大节，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叶葆杰接到这个指示后，便向日伪表示，愿意担任江浙皖赣机动卫戍司令部稽查科顾问，就这样得以释放。
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叶葆杰方才得到噩耗：梁闻莺堕胎身亡，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惨案。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既有自责，没有在妻儿最需要的时候照顾好他们，更有无以复加的愤恨，想到自己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为戴笠效劳十多年，居然落得这么个下场，心中怒火万丈。但是，不等他从悲痛中回过神过来，更为严重威胁降临了，戴笠竟不给他一丝喘息之机！
因为聚餐胡吃海喝而被敌人逮捕，这种本应绝对禁止的低级错误却屡次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发生，这与工作纪律不严谨有直接关系。军统、中统在平津的组织多次被日伪连锅端掉，直到最终被彻底荡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搞同志聚会，组织过于庞大，又没有采取绝对隔离的复式布置。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被一网打尽，究其原因也是犯下低级错误：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统一印制了《党员登记表》，要求每个地下成员都要详细填写个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情况，结果罗大愚被捕后，日本宪兵按照搜出的《党员登记表》逐个抓人，军统、中统、三青团的组织配置、情报网、活动地区及主要人员动向等机密全部暴露，一个都跑不了。在秘密战线上，保密的纪律和执行力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在这方面出现纰漏，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毛万里却以这一次保密上的失误为契机，诬指叶葆杰叛变：“经查实系叶逆之告密，导致曾政等人被捕，酿成杭城组织重大损伤。”曾政被捕时，叶葆恒确实在场，而且被捕后又做了自供，答应了日本人出任伪职的要求，最后毫发无损地被释放……由于戴笠让叶葆杰“奉命投降”只是口谕，叶葆杰根本拿不出实据自我辩白，如此一来，他当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兄弟俩谈到这里，叶葆恒才知道，那个带他去看梁闻莺坟茔的，是梁闻莺的姐姐梁玉燕，姐妹俩是一同离家投身抗战、一同加入军统的。一大一小两座坟茔，大的是梁闻莺的，小的就是那个可怜的未出世的胎儿。当初，正是梁玉燕向叶葆杰告知妹妹噩耗。
那时，梁玉燕作为地下报务员在上海潜伏，接到紧急通知，让她撤回到后方的东南办事处联络部。她一回去，就发现事情不对，先是被带到一个小房间写述职报告，由于她和叶葆杰不但是姻亲，地下工作中也有合作，胡培义等人便开始盘问叶葆杰的情况：他近来行动有什么反常，常去什么地方，和谁有联系，等等；然后再由电讯督察带她去电报室交接工作。这时，她才得到妹妹去世的消息，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事后查问，才知道妹妹堕胎的真相，又是悲伤又是愤懑，想到当年正是自己带着妹妹走上这条路，更是心碎。和梁玉燕一起工作的，是一个刚分配来的年轻报务员，经验不足，于是，梁玉燕便以试机为名，悄悄向叶葆杰掌握的电台发了一封密电，告知妹妹遇难，而且军统上层对他也起了疑心，让他多加小心。
叶葆杰接到这份密电，便知军统那边已成虎穴，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早有预感，已做了准备。
按一般人的猜想，叶葆杰会到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铅山寻求庇护，他认识司令部高参室主任卢旭中将。各战区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卢旭就是战区总司令顾祝同手下的特务头子。叶葆杰与梁闻莺结婚一事曾托卢旭在戴笠面前代为说情，但实际上没有效果，叶葆杰不知道是戴笠不给面子还是卢旭根本没提这事，因为顾祝同与戴笠私交不错，卢旭犯不着为他出这个头。卢旭阴险狡诈，人称“卢毒”。为保险起见，叶葆杰没有选择这条路。他可以走的第二条路，是去丽水云和找浙江省保安处的童襄和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的鲁颢，但他也没有这么做，因为军统昔日的同事肯定能想到这点，一定会布置天罗地网等着他。军统的势力渗透进入各地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保安处、警察局等），对追踪、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有很大的方便。
叶葆杰避开了国统区，出人意料地去了沦陷的上海，去找在汪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任高参的孟兴麟，请他帮忙。孟兴麟不但和叶葆杰交好，而且在第五战区长官部调查科任督察时，主抓禁毒工作，手里掌握着军统一桩大宗鸦片走私的重要物证。
事情是这样的：
武汉沦陷后，鄂东没有望风而降，仍在重庆方面的控制之下，不过，最让当地老百姓头痛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保卫他们的第五战区，也就是李宗仁、李品仙的桂系军队。安徽、湖北一带都是新桂系的地盘。桂军吹嘘打仗“猛如老虎恶如狼”，其实这句话用于敲诈地方更合适。1942-1943年间，河南湖北闹灾歉收，重庆分派给湖北的军粮任务是一百五十万石，其中一百万石给桂军。桂军说不够，又加派一百万石军粮，并且其中二十万石必须在三个月之内交出，不给就要自己动手征粮了。
一听桂军说要“自己动手征粮”，当地乡绅地主们都陷入了恐慌，害怕桂军祸害乡梓，便想到一个主意：筹钱买粮以满足桂军的胃口。但筹来的钱又不够，所以又想到一个办法：用这笔钱买鸦片，再倒腾到湖南换粮。军统东南办事处所辖的“东南贸易公司”盯上了这块大肥肉，由他们经手，一起巨额鸦片走私案就此展开。走私路线是这样的：日伪控制的热河出产大量鸦片，他们从齐燮元的华北治安军手里买鸦片，送到鄂豫边境的老河口，交给重庆中央军汤恩伯的部下押送去鄂东，而从鄂东送去湖南，则由汪精卫的和平建国军接手，进了湖南就交给张治中的重庆中央军护送给本地米商，湖南商人用米换了鸦片，再把这些鸦片运到衡阳，从那里卖到广东江西去——这一路上都是军队护送，一趟下来，利润有八、九倍。国民党军队的传统，长官都让新兵每人挑七八十斤的担子帮自己走私，棉纱布疋盐巴之类利润不高，新兵死亡、逃亡率大概是五到八成，运鸦片赚得多，所以新兵会得到较好的待遇，可以少死几个少逃几个，所以军官们都乐意。
戴笠对军统的走私装聋作哑，底下的人胆子便越来越大。慑于军统的淫威，各地县长、专员都不敢过问军统的走私，所以“东南贸易公司”吹嘘这种生意交交给他们万无一失。其实，军统并不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横行，桂系的第五战区有自己的特务系统，这条漫长的走私通道，便是在桂系控制下的鄂东这个环节出了问题。由于军统和桂系特务素有嫌隙，不想让他们分一杯羹，因此事先未予告知，而是想悄悄过境。桂系特务也不含糊，这批鸦片在途经孟兴麟的防区时被查知，连人带货统统截获。消息传到毛万里、毛森那儿，他们想到叶葆杰与孟兴麟是结拜兄弟，便请叶葆杰前往说情，由桂系特务们抽取一部分鸦片利润后予以放行。孟兴麟卖了个面子，但暗中留了一手，将这桩走私案件的证据私下做了存底，包括涉案人员画押的口供笔录、走私物资账簿和财务单据，这些单据上面的人名、公司行号等虽然是化名，但只要按图索骥追查线索，毛万里乃至戴笠都逃不了干系。
军统不但走私鸦片，而且货源还是从日伪一方进口，性质十分严重，这其中也确有隐情。重庆政府控制下的云贵川三省，虽然都以种植鸦片而著称，其中更以“云土”质量最好，但这些烟土要输出，先得集中在川东，再由长江水路而下运往全国，抗战爆发后这条路线断绝，西南地区交通不便，如果只靠人力长途运输则成本太高，鸦片只能在当地自产自销，加之国统区口粮成问题，大幅度缩减了鸦片的种植面积，所以，华东华中广大地区的鸦片货源都被日伪掌握了。
叶葆杰的计划是，与孟兴麟接上头后，拿到这些证据，再去重庆请陈诚主持说项，申诉冤屈。蒋介石一直提倡新生活运动，严禁吸食贩卖鸦片这样的恶俗，叶葆杰相信，有军统走私鸦片的铁证，那些反对戴笠的权贵们一定会乐意帮忙。
叶葆杰向弟弟说明了往事，兄弟俩悄悄分手。两天后，叶葆杰化装成一个老叟，在沪西大旅社外围进行了侦查，随后又化装成服务员进了旅社，十号房位于右边甬道最末的一个房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晚上十点，他准时赴约，与孟兴麟在此见了面。
为防万一，叶葆恒事先进入了隔壁的九号房间，虽然没有听清兄长和孟兴麟说了些什么，但显然谈话很是投机，两人足足谈了两个钟头。孟兴麟走后，叶葆杰来到九号房间，叶葆恒见兄长脸有兴奋之色，问：“谈得怎么样？”叶葆杰说：“患难见真情啊，老孟够意思，答应了我的要求，过几天，会让人送咱们去第五战区的老河口，从那里经保康、黄粮、香溪，再溯江去重庆。”
“咱们……”叶葆恒迟疑了一下。
“怎么，你不跟我一起走？”叶葆杰诧异地问。
叶葆恒想起了陆婉宜，想起了自己身上的毒剂，一时沉吟未决。
叶葆杰以为弟弟对军统仍抱有幻想，劝告：“你还不明白军统是怎样的团体吗？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委员长讲‘礼义廉耻’，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应该本着这种精神为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其如此，才能使主义与道义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但戴笠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盖世太保的法西斯方式来统治军统的！不讲原则是非，只讲个人效忠，公私不分，整个军统里藏污纳垢，腐败孳生。”
叶葆恒心中难过，说：“也不尽然，我在军统里，既遇到过像石武和大哥你这样的英雄，也见过很多混蛋……”
叶葆杰“嗯”了一声：“你对这个石武印象不错嘛？”
叶葆恒点了点头，说起石武在监狱里铁骨铮铮的表现：“上次你还说，要特别当心牛世杰和石武，但是我看这两人，都不像大奸大恶之辈。”
叶葆杰大摇其头：“这两个人我是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对他们要特别提防点，别着了道，否则麻烦就大了。”
叶葆恒问：“这话怎么说？”
“先说这个石武。此人工作认真细致，作风廉洁奉公，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近女色，空下来的时间就阅读文件、看书，生活极为严肃刻板。有人报告戴笠，说他怎么看都像共产党。结果被戴笠臭骂了一顿：‘荒唐！难道只有共产党清正廉洁？国民党有清正廉洁的同志就是共产党吗？’”
叶葆恒哑然一笑。
叶葆杰却没有笑：“石武是个狠角色。”他说，石武在一品场检查所任督察时，曾经查出过一批载有直贡呢、法兰绒等禁止进口的奢侈品的车队，得知这起走私的后台老板是中统头子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卡车上贴着“军用品”封条，沿途无人敢于过问检查。他立即拍电报向正在成都视察的戴笠汇报：“……伪称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逃避商货登记，不受管制，载运走私物资来渝，以谋厚利，如此作奸犯科，实属胆大包天。此次彼辈不幸竟被查觉，以前未能查觉者，尚不知有若干次。”要求将此案移送军法执行总监依法究办，惩治纵严，以儆效尤。戴笠立即回电，指示石武不要轻举妄动，严守消息不得外泄。石武便命令检查站放行，说：“现在后方物资缺乏，大家都很艰苦，徐局长既有意购办，我们就不必坚持了。”却将这批走私物资清单和押运人员的供词密送罗家湾军统局本部交予戴笠。戴笠扳倒徐恩曾，很可能石武查出的这起走私案也起了作用。
叶葆恒想了想，问：“大哥，你说这个石武真是共产党吗？”
叶葆杰说：“徐恩曾屡次重创共产党地下组织，摧毁过上海的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工委等等，共产党恨不得将他剥皮吃肉。石武通共不是没有可能，很有可能想借机扳一扳徐恩曾。”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从这个人的硬脾气看，还真有点儿共产党的味道……”
叶葆恒见兄长陷入冥想，说：“管他是不是共产党，跟我们可没什么关系，军统、中统里有很多人过去都是共产党，何况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你真是糊涂，国共名义上是合作，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就说抗战刚开始那会儿，两党关系还热乎着，军统在上海、武汉和西安就照样秘密抓共产党，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何况现在？日本鬼子眼看着就要滚出中国了，汪精卫的那帮虾兵蟹将跟着一起完蛋，张学良是阶下囚，冯玉祥光杆一个，阎锡山势单力薄，李宗仁是无水之龙，至于龙云、傅作义之流，中央以抗日为名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这些人都不足为虑，只有共产党实力不断壮大，难于收服和控制，已成为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将来能和政府争天下的，唯有共产党。”
叶葆恒心想：“日本人还没滚蛋呢，就开始惦记着打内战了。”
叶葆杰说：“你对那个牛世杰是什么印象？”
叶葆恒说：“这个人粗野鄙陋，喜欢大吃大喝，但阴险奸恶，倒没有听闻。”
叶葆杰皱眉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滴酒不沾的。我们是黄埔同学，当年在洪公祠特训班，一起成为军统基干……”
叶葆杰说起当年的洪公祠特训班，条件很艰苦，上课的教室就是礼堂，长条桌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学员宿舍有门没窗，一下雨就漏水，铺盖自备，什么颜色都有；伙食么，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管吃不管饱。但纪律却是异常严苛，整个学习期间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这种环境下，酒瘾大的人根本受不了。
叶葆恒说：“可能是仕途无望，心情不好借酒浇愁吧。”他听说牛世杰可能是因为人不够机灵善变，官运不佳，内勤没当过处长，外勤没当过站长、区长。因此，他言下对牛世杰也就不如对石武那么重视。
叶葆杰说：“这些传言可笑至极，老牛岂是等闲之辈？他表面上是个粗人，实际上心很细。有一次我跟他打过麻将，打完一圈，他能将别人出的每张牌按顺序复述一遍，丝毫不错……”见弟弟一副怏怏不乐的模样，“你究竟怎么了？”
“戴笠用这两个人来监视我，实在太看得起我了，就这样还不放心，给了我一剂毒针……”叶葆恒想到这里心中酸楚，要不要告知兄长，一时拿不定主意。
叶葆杰挽住弟弟的胳膊：“有什么为难的事，就说出来。你我兄弟一体，什么都不必瞒我。到了重庆，就是海阔天空，我又是一条好汉，肯定能为你分担。”
叶葆恒忍不住落下泪，哽咽着说：“我怕是大限将近，不能跟你远走高飞了。”
叶葆杰大吃一惊：“你说什么？”
于是，叶葆恒将在淳安注射毒针的事情说了出来。叶葆杰惊疑不定，将弟弟拉到灯光下细细查看，眼神、脸色都看不出身中剧毒的迹象，喃喃地说：“我在军统多年，慢性毒药也见过一些，但从未听过这种能定时发作的毒药……”
叶葆恒说：“胡培义这个混蛋，先是骗我说这是预防传染病的，打完针后，就说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新型毒药，注射之后没有任何异常，但一爆发就要人的命。”
“奸佞小人！”叶葆杰一拳砸到桌子上，“干特务工作，谋略自然是要灵活多变，但待人做事必须遵循道义的原则。胡培义在浙江站并没有什么功劳，能被毛万里赏识，靠得就是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沉吟片刻，“看来，你真的要去请范医生看看病。他是北平协和毕业的高材生，去过美国留学，你去找他，实话实话，这个时候不能讳疾忌医，他一定能帮得上你。”
翌日，叶葆恒去找了范勉初，将毒针之事如实相告：“这支毒药会以每天百分之一的速度分解，等到一百天后完全分解，毒性立即爆发，全身内脏溃烂，死得无比痛苦。”他颤抖着说，“算来我还能活五十多天……”说完，忐忑地望着范勉初，就像在法庭上等候法官裁决的死刑犯。
范勉初脸上看不出什么沉重的表情，问：“上次我开给你的安神药水还有吗？”
叶葆恒点了一下头：“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睡不好……”
“嗯，我知道。”
“那有什么药能救我的命吗？”
范勉初淡淡地说：“吃完那些药就够了。”
叶葆恒着急地说：“可是我身上的毒就要发作了……”
范勉初似笑非笑地说：“你身上根本没毒。”
叶葆恒一怔：“什么？”
范勉初重复了一句：“你没有中毒。”
叶葆恒如遇大赦，一时又不敢相信：“可是那支针是专门从美国……”
范勉初摆手打断他：“也许就是一支普通的生理盐水或者葡萄糖。你描述的这种神奇功能的毒针，美国人根本生产不了，唯一的生产商只可能是上帝，这是个违背生理和药理常识的低级骗局！放心吧，上次你来医院验过血，拍过片，我对你的健康情况很了解。”
范勉初的话把握十足，不容置疑。叶葆恒又惊又喜，精神大振，多日以来笼罩在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仿佛历经了一次重生，激动之下，又不知如何感谢为好，忽然想起一事，问：“范医生，我记得第一次见你时，问过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一开始人好好的，看上去很正常，慢慢的就开始虚弱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重，无药可救，到后来，全身衰竭而死。你说这样的病人当然有，一年多以前，一个犹太人就是这么死的。”
范勉初说：“我当时就说过，这个人的病情和你截然不同。”他合上病历，显然不愿多谈此事，“忘了那支‘毒针’吧，也忘掉那个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