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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裁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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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谈了一阵子，隐隐听见外面有人走路说话的声音，叶葆杰低声对叶葆恒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你先回去。接下来，你要帮我去找一个人。他叫孟兴麟，在伪政府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任上校高参。”
叶葆恒“嗯”了一声，思忖怎么去找这个孟兴麟才不会被发觉，只听兄长说：“你周围都是盯梢，就这么去找他肯定不行。周佛海不是救过你吗？你先去找周佛海，说愿意为南京政府做事，要求到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谋一份差事。周佛海和舅舅是老朋友，他会答应你的。你一去参赞武官公署，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见到主管人事的孟兴麟。你找一个只有两人相处的机会，告诉他，我就在上海，要尽快见到他！”
叶葆恒心想：“难道让我去做汉奸？”
叶葆杰见弟弟脸上有为难之色，说：“我只是让你假意投靠，不是真当汉奸，我绝不会让你做违背良心的事。孟兴麟是我在中央军校的同学，结拜多年的好兄弟，他以前在北平出过事，是我救了他，我了解他。现在，只有他能救我们的命！”
叶葆恒有些激动：“大哥，人都有一死，我们为什么不能英雄一点、壮烈一点？为什么要乞求这样一个汉奸来救命？”
“杀身成仁、名垂史册，得到烈士的尊崇和英雄的供奉，交出这条命也算是有所回报；可是像我这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九泉之下也难瞑目。”叶葆杰满心不甘，“何况，我刚才说过了，我不是去乞求活命，而是要拼命，记住，我们这是为国家去拼命！拼命才能活命！如果苍天有眼，会给我们一条生路。”
叶葆恒问：“那你说说，这个汉奸有什么能耐，能救我们的命？”
叶葆杰面露难色：“孟兴麟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才委身汪伪曲线救国，其他的，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又补充说，“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为了你我的安全。”
叶葆恒内心一团乱麻，各种念头纷涌而出，却没有一个清晰的主意。他知道，大哥没有骗他，他的处境、他的未来，都充满了凶险，和爱人厮守的那些美好憧憬，终归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自己今年才二十七岁，眼看就要到生命的尽头……一想到这里，鼻子酸溜溜的，想放声痛哭，又想仰天大吼，可是在这种鬼地方，连这样发泄的权利都没有。
太平间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片刻，叶葆恒终于吐出两个字：“我去！”
“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叶葆杰搂住弟弟的肩膀，交给他一个小小的葫芦，“这是我当年和孟兴麟义结金兰时交换的信物，他看到这个，就会信任你。千万记住，这一切都必须绝对保密！否则，杀我们的人，会随时出现！”
叶葆恒见这葫芦是牛角做的，小巧厚实，温润如玉，上面刻着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四个字。
叶葆杰说：“还有，你以后出门，要想办法甩掉所有的‘尾巴’，特别是牛世杰和石武！军统比日伪更急于要我的命，与我有过关系的组织、线人，现已统统不可信，我既要躲着过去的敌人，还要躲着过去的朋友，这段时间就像地道里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他说，他每晚入睡都很浅，睡着了也能察觉到蟑螂在碗橱内的爬行，月光在地板上的移动，只有看到翌日的阳光，他才能确定自己又多活了一天。这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旁人难以想象。
叶葆恒见兄长眼睛布满血丝，明显消瘦了，一阵心酸：“大哥在军统十多年，长期敌后潜伏，就算不说那些功劳，也有大大的苦劳，没想到戴笠如此不讲情面。”问：“你现在住的地方安全吗？要不要……”他想，大哥离开上海会不会更安全。
叶葆杰回答：“我住在一个别人不会去的地方，暂时是安全的。”
叶葆恒想起一事，问：“那个秀珠……可靠吗？”
叶葆杰说：“不可靠。她是我早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碰到日伪宪警搜查时就在她那儿躲一躲，她是做皮肉生意的，给钱就能留宿，不知道我的底细，我一直说自己是走私烟土的。”他说，上海的鸦片生意好得出奇。汪伪政府的关税大权把持在日本人手里，工商业已是百业凋敝，地方农业税收由于游击队捣乱又经常收不上来，他们要维持政府和军队开支，唯一靠得住的财源就是黄赌毒，尤其是鸦片。
“烟土？爸妈就是吸大烟才弄得家破人亡，鸦片是第一害人的东西，你怎么能经营这个？”
“我何尝不知？但这都是工作的需要。”叶葆杰解释说，江南不产鸦片，每年都有人从各地运货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而所经过的地区，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各大商埠都很熟悉，各转运行、旅社也都有熟人，沿途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有钱能使鬼推磨，各地汉奸特务因为时常用金钱铺路对烟商都另眼相看，不会严加盘查——这是一个掩护身份的好方法。
“那……这位范医生呢？”
“他是有爱国心的，肯为抗日做些事，不过是个书呆子，文弱书生一个。对了，你以后有事要联系我，就来医院挂他的号，你受过刑，多来医院几次别人不会起疑。”叶葆杰顿了一下，“秀珠和范医生，都是我单线掌握的外围人员，因为这两个人没有接受专业训练，不能托付大事，没有大用，所以在军统那边没有案底，因此，现在还能指望他们办点事，但我真正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
两人离别时，叶葆杰紧紧地握着弟弟的手，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可又默然无语。叶葆恒了解兄长的心情，不忍立即离去，还是叶葆杰推了他一把：“快去吧，多加小心。”
在回去的路上，叶葆恒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出往事的一幕幕：
他是广东台山人。当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候，他的祖父被招工到了旧金山当资本家的奴隶修筑铁路。父亲十五岁时被祖父带到唐人街一家餐馆里当杂役，做牛做马十几年，积蓄了几个血汗钱，便乘轮艘经由香港返回家乡。回到家乡后，父亲和邻村的母亲结了婚，用带回来的积蓄买了几十亩水田，一家人日子还过得去。但好景不长，见父亲有了些家底，又是个粗笨的人，一些专门诱骗赌博的赌棍便引诱他去赌博，渐渐把田产都输光了。父亲气恼之下，就开始酗酒，打妻子、打孩子。父亲不光赌，还染上了毒瘾，更糟糕的是，母亲受他影响也吸起了鸦片。父母整天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生下小孩，既不喂，也不管，所以生一个就死一个，死后裹张草席，往乱葬岗上一丢。总共生了六个孩子，就活下来叶葆杰和叶葆恒兄弟俩。
有一天晚上，父亲喝得大醉回家，失足掉河里淹死了。一群赌棍拿着欠条上门讨债，说父亲总共欠下了四百大洋。父亲赌博抽烟，早已家徒四壁，母亲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来，他们便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砸烂了，扬言不拿钱就要抓叶葆杰兄弟卖到南洋来抵债。当天深夜，母亲哭干了眼泪，悄悄把埋在后院的十块大洋交给叶葆杰，给他俩换了套新衣服，让他俩赶紧坐轮船去上海找舅舅麦砚田。那时叶葆杰十六岁，叶葆恒才六岁。叶葆杰把幼小的弟弟送到舅舅那儿后，就赶紧返回家乡去。麦砚田当时生意还没做大，叶葆杰好说歹说，这才拿两百大洋让他带回去救急。但等到叶葆杰赶到时，母亲已经被逼得悬梁自尽了。叶葆杰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就报考了黄埔军校，因为当了军人就不会受别人欺负。
叶葆恒从小等于没有了父亲，长兄为父，叶葆杰就像父亲一样把他带大。
叶葆杰读书成绩很好，保送县中，但家里没钱，没读完就去挣钱了，白天去甘蔗田干活，晚上去店铺抄写账目，一天的伙食就是两块烤地瓜干，实在饿了就拼命喝凉水，这样一个月能挣五块钱，四块钱给父母买鸦片吃，一块钱留给弟弟买衣裳和吃的，自己一分钱也不花。
父母死后，叶葆杰带着弟弟到上海，先去纱厂做工，后来又去读军校，工钱和津贴舍得不用，一双袜子缝缝补补要穿三年，省下钱供弟弟读书。叶葆恒见兄长太辛苦，想辍学去打零工，叶葆杰说，再难也要上学，父母吃亏就在于没有文化。等到叶葆杰军校毕业成了军官，舅舅刮目相看了，舍得慷慨解囊，他们兄弟俩才不用为生计发愁。叶葆恒小时候，叶葆杰就给他讲民族英雄抗击外寇的故事：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戚继光抗倭……叶葆恒中学毕业，叶葆杰让他报考了中央军校，说：“日本的侵略迫在眉睫，要报国只有从军。”叶葆恒自然言听计从。
叶葆恒回想到这里百感交集：“说大哥会背叛国家，打死我也不信！”现在兄长陷于危难之中，以一己之力对抗执掌军统大权的戴笠，未来的生机已经很渺茫了，他却仍决意与兄长同生共死，这是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没有兄长，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叶葆恒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干部训练班第六期，只学习了不到一年，因淞沪会战爆发，被授予中尉军衔紧急随独立炮兵第十团参战，此后又参加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41年调职军委会后方勤务部军械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检修150毫米口径的榴弹。当时，独立炮兵第十团装备着全中国最先进的德制150毫米榴弹炮，是中国军队的看家宝贝，但这批大炮历经多年鏖战，按照发射计数已经超过设计寿命好几倍，膛线磨损严重，其他各部件也都到了寿命，因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太落后，军队极端缺乏重炮，一直舍不得退役，仍在作为主力火炮服役。超期服役最大的难题是炮弹匮乏，中国不能生产这种重型炮弹，只能翻新检修一些过期的炮弹以应急。结果，在一次翻新炮弹进行射击试验时，发生了炸膛事故。当时叶葆恒正在现场，只听“轰”的一声，他浑身一震，紧接着右下肢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顿时晕迷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略有神志，感觉似乎在担架上被抬着走，又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已躺在床上。
他被送进了野战医院，因受伤流血过多，口干想喝水，病房里半夜醒来，见病床边有个小茶几，上面有茶壶茶盏，右半身不能动弹，左手颤抖不已，挣扎时壶盏落地，人晕倒在地上。护士看到了，把他的右手用纱布缚在床铺栏杆上，他自己还不知道此刻的严重性，因为受伤的第二天是最危险的一天，他脸白得像张纸，脉搏微弱。叶葆杰正在重庆述职，得到消息连忙赶来，以为弟弟不行了，悲痛不已，还买好了棺材白绢。
当时所谓的野战医院，徒有“医院”的名头，其实不过是在废弃的民房里铺上木板和稻草，到处挤满了痛苦呻吟的伤兵，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伤兵皮肤毫无血色，瘦得皮包骨，凹陷的眼睛空洞洞的，敞开的伤口像石榴一样，紫黑色的绷带和伤口上面落满了苍蝇，即使用无力的手挥赶也赶不走，很快就滋生了白色的蛆虫，整个房间弥漫着刺鼻的腐臭，医院旁边的坟头越来越多……叶葆杰待弟弟伤情稍微平稳，便将他转运到重庆歌乐山的中山医院。半个月后，叶葆恒从卧床不起、屎尿都要别人端，到渐渐能自己大小便、能坐、能站，但还是不能走。叶葆杰重新燃起了希望，又走郑介民的路子，花了五根金条，用飞机将弟弟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香港玛丽医院进一步治疗，争取最大程度的康复。
玛丽医院建成于1937年4月，号称远东最大的医院。在那里，叶葆恒先后接受了三次手术，在精心治疗护理下，身体逐渐恢复，最后，不用拐杖也能行走自如了，只是行走快时右腿略微有些一瘸一拐。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香港骤然成为各地情报工作的联络中心。近自东南的广大沦陷区、西北西南的抗战根据地，远至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情报的传递、工作人员的来来往往，莫不以弹丸之地香港为中间站。叶葆杰也以工作之便，到香港探视弟弟，见伤势几乎痊愈，兄弟俩都十分开心。
但香港并非世外桃源。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二十三军越过深圳河向香港发起猛攻，香港瞬间沦陷，玛丽医院也被日军强行征用。
叶葆恒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被赶出了医院。他租了个小房子，尽可能不出去，因为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堆起沙袋，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放哨，中国人通过岗哨都必须作九十度鞠躬，如果步哨看着不顺眼，还要搜身检查，甚至可能遭到毒打。叶葆恒参加抗战四年多，都是在军旅中度过，还是首次亲历这种亡国的屈辱，实有切肤之痛。即使不出门，也躲避不了日本人的骚扰，连军阶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成了太上皇，他们可以随便进入民居，征用一切他们认为可以征用的东西。
此时，叶葆杰正协助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少将，将滞港的中国知名人士由澳门撤回后方，叶葆恒也在兄长的保护下逃离了虎口，来到了澳门。就是在澳门，叶葆杰和叶葆恒见到了“章鱼”，这位刚从德国回国的物理学家，含蓄而坚定地向他们表示：“想为祖国做点儿事。”
澳门虽然是华南地区一直未沦陷的“孤岛”，但却并非是久留之地。叶葆杰想在此和“章鱼”进一步接触，却很快接到了撤离的命令。原因是发生了军统在澳门新马路刺杀伪广州警务处处长李式增的血案。澳门是弹丸之地，日军虎视眈眈，只要派出几个中队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完全占领澳门，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澳葡政府出动军警大肆搜捕刺杀李式增的凶手。军统在澳门难以立足，便急忙通知各人转移。叶葆杰带着叶葆恒坐了一艘轮船撤往上海，为了躲避台风，船在广东惠阳停靠了两天，叶葆恒由此下船，然后再到广东省国民政府战时所在地曲江，最后去了重庆。
叶葆恒和兄长在澳门有一番长谈。他因为腿落下残疾，不能再回归部队上前线杀敌，有些失落。
叶葆杰又一次为弟弟的人生指路：“戴雨农领导的军统深入敌后惩恶除奸，为领袖为民族立下了许多功绩，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战建国工作，他求贤若渴，四处罗致人才。他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那怕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但对于你我这样的黄埔同学，是一贯重视的，视为股肱。像你这样懂洋文、有技术，又受过完备军事训练的人才，如果去投靠他，一定会得到重用。”他还说，军统是在蒋介石的亲自领导下，是最革命的，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社会地位上至高无上，只要参加了这个组织，就成终身职业。
“可是，我没有搞过特工工作，恐怕不能胜任。”叶葆恒是军校科班出身，又常在野战部队，内心深处对特务这个职业是有些抵触的。
叶葆杰劝导他：“戴先生的一大特长是知人善用，文化水平高的去学情报，学历低的才去搞行动。而且，加入军统的人不一定都参加本位的特工工作，在戴先生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所以，很多人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
叶葆恒“嗯”了一声，还是没表态。
“最妙的是，你去了军统，照样可以在军委会后方勤务部军械处兼职。”叶葆杰解释说，军统特务的待遇比同级别的普通军官要高一些，并有奖金和特别费，即使如此，在法币天天贬值的抗战年代，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想办法搞钱，最好就是兼公职，比如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单位，这样一来，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警察局侦缉大队这样大有油水的单位，人人羡慕，而呆在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不用上前线，修身养性也是很不错的。
见弟弟仍有犹豫之色，叶葆杰又说：“何况，军统的二号人物郑介民先生，是我们的广东老乡，军统有很多广东的同僚，包括我在内，都得到过他的提携和关照。”
在兄长的劝说下，叶葆恒决心加入军统。
叶葆杰送给叶葆恒一本白俄布尔林编写的《谍报勤务》，让他好好学习并提炼出摘要。叶葆恒按照兄长的指示阅读圈点，摘了要点交卷。叶葆杰看了很高兴：“我没有看走眼，你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悟性很高，是可造之材。”
叶葆恒到了重庆后，手持兄长的介绍信，去找郑介民，要求加入军统，经郑介民引见，受到戴笠的接见。叶葆恒很快便办理了以下四项手续，成为了军统的正式一员：一是写自传一篇；二是填写两份《内外勤工作人员调查表》；三是上交最近免冠半身照片六张、底片一张；四是进行宣誓仪式：站在一张书桌前，墨绿色的绉文桌布上放着一本精装的三十二开《三民主义》和一支金丝盘花绒的勃朗宁手枪，在蒋介石赠给戴笠的那幅“艰苦卓绝”的题字照片下举手宣誓，誓词由宣誓人、监誓人签名盖章后存档，从此揭开了另一种生涯。
戴笠亲下手谕，任命叶葆恒担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鹅公岩工厂的副组长，同时定期到军统局总部汇报工作。戴笠说，他文化程度较高，而且腿脚不太方便，不必参加外勤行动工作。
当时许多军统特务都希望调到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工作，因为生活待遇好，工作也不紧张，加上许多兵工厂厂长都懂得特务们的心理，每月以种种名称，如特别费、额外办公费等，给这些特务一点津贴，因此彼此相安无事，一些军统特务都揩油住在兵工厂的招待所里，这比军统宿舍条件好得多。不够叶葆恒还是很自律的，不多拿一块钱，吃穿用住都按照规定执行。
在此期间，叶葆恒曾接到命令，去上海与“章鱼”联系，这根线后来断了，他又返回重庆继续任原职，并与陆婉宜相恋，直到今年3月，又再度奉命去上海找寻“章鱼”。
叶葆恒回到住所，只见陆婉宜、牛世杰和石武三人正等候在饭桌旁，橘黄色的灯光下，饭菜正冒着腾腾热气，这温馨的场景像是一家人聚餐。
但一种厌憎的心态却攫住了叶葆恒，让他感到反胃。从今天起，他眼里的世界全变了，军统不再是军统，眼前这些人也变得陌生起来了，心里默默地想：“他们明明知道我大哥的事，却一直瞒着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抓大哥。”
叶葆恒胡乱扒了几口饭就把自己关进了里屋。陆婉宜推门进去，只见里面没开灯，烟雾缭绕，烟头的红光一闪一闪，她走上前去，拧掉了叶葆恒嘴里的香烟：“你以前不是不抽烟吗？”
叶葆恒鼻孔喷出了一股浓烟，咳嗽了几声：“人是会变的，一切都会变的。”他转过身，“你呢？你会变吗？”
陆婉宜问：“什么变不变的？你说话好奇怪。上次你从医院回来也有点儿不对劲，你怎么了？”
叶葆恒望着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会变吗？变得不爱我了？”
陆婉宜生气地说：“除非是你变心！”见叶葆恒怔怔出神，投入他的怀里，柔声说，“你怎么了？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究竟怎么回事？医生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也没说什么，就是一些旧伤。”叶葆恒故作平静。
“不，你的心跳得好快，一定有事情瞒着我。”陆婉宜靠在他胸前呢喃，“我不要你一个人闷着难受，你我已经是一体了，有什么为难的事说出来，我们一起分担，这样你的痛苦就会少一半。”
那双美丽的大眼里倾泻出来的全是温情和关怀，叶葆恒心想：“就算不过百日之命，这段时间有婉宜陪伴身边，我也死而无憾。”他不想连累爱人，缓缓摇头，说：“你不要多想，我就是身体有些不适，加上操心任务不能完成，心烦意乱，所以……”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陆婉宜起身开门，见是石武。
石武说：“葆恒，你出来一下，我们三个开个短会。”
叶葆恒、石武、牛世杰在小书房坐定，牛世杰首先询问叶葆恒的任务完成情况。叶葆恒冷淡地回答，现在还没有头绪。牛世杰要求他进一步说明情况，汇报这些天的动向，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叶葆恒硬邦邦地说：“这项任务属于高度机密，我的一切行动只对重庆负责，我没有接到可以向你解密的命令。”
牛世杰有些不耐烦：“你还打算继续等下去吗？”
叶葆恒说：“等下去有什么不好？你不是说，我在这里好吃好喝，又有佳人相伴，何乐不为？”
牛世杰“嘿”了一声，以命令的口吻说：“从现在起，你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受我们监督！这是戴老板的指示。”
叶葆恒板着脸不说话，心想：“这条狗看来已经嗅到了什么，藏着的獠牙终于要露出来了。”
气氛僵住了。
像往常一样，石武的发言总是姗姗来迟：“葆恒，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当然，这个任务我没有做好——如果你什么行动都瞒着我们，我们如何保护你？我们三人是一个小组，行动之前要做好协调，你两次去医院都属于擅自行动，实属不该，我们事先都不知情，很为你的安全担忧。”
石武言辞恳切，和牛世杰盛气凌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叶葆恒和石武有过监狱里共患难的经历，更感亲厚，心想：“我身中毒针，反正是死路一条，但死之前，也要为大哥搏出一条生路！石武和牛世杰是不同的，或许从他这里能找到空子。”他想到了一个点子，对石武说：“其实我并不是闲着无聊，任务不完成，我比谁的压力都大，这些天，我一直在努力找寻任务的突破口，现在已经有端倪了。”
石武问：“什么突破口？”
叶葆恒说：“我要做一次假投降，请你们作证。我感到只有打入汪伪内部，才能搞清具体情况，完成这个任务。这样一来，你们也就不必一直跟随我了。你们保护我，无非是担心日伪特务加害于我，我‘投降’过去，这个威胁也就不存在了。”
石武“唔”了一声，没有说话，而是在思索什么。
三人当中，牛世杰的职衔最高，是这个小组实际上的指挥者，他说：“要请示上峰。”
“好，我等候指示。”叶葆恒说完起身出去，回卧室休息了。
牛世杰写了一张电文交给陆婉宜：“你去发吧。”
陆婉宜回到自己的房间，轻轻地安装好无线电台，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上5瓦的灯泡，在灯泡外面蒙上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贴在电键触点上，以避免光线的变化透出窗外和声音外扬，然后开始安静地拍发电报。
书房里只留下牛世杰和石武两人。
牛世杰从烟夹里掏出香烟递给石武一支，石武摇了摇手，牛世杰叼在自己嘴里，一边摸火柴，一边含含糊糊地说：“奶奶的，我原以为这任务狗屁倒灶，现在看来，越搞越有戏。”
石武说：“自己人搞自己人，搞了这么多年，搞不出什么新把戏。”
牛世杰“嗤”地划着火柴点烟：“你也是多年的老江湖了，把戏看得不比我少。”
石武说：“是么？我一到上海就触霉头，还没看过戏。”
“海派大戏，怎可不看？”牛世杰忽然来了兴致，说起前些天去大世界看的一场《白蛇传》，大发议论，“啧啧，他们居然把一条海碗粗、一丈长的活蛇弄到舞台上，真是哗众取宠。中国戏剧的长处是避开繁缛的现实，代以象征性的事物，比如，手执马鞭，代表骑马；手持船桨，代表乘船；人穿上带驴头的黑衣，代替毛驴；人披上带虎头的黄色斑纹衣服，代替老虎。戏本来是假的，何必一定要真事物？假如照海派的作风搞下去，演金钱豹，要把活的豹子弄上舞台；演武松打虎，要请活老虎出场，真不知要变化成什么样子。”口沫横飞说了一大通，末了，连连摇头，“所以说，戏不要演过头。”
石武“嗯”了一声：“老牛，你好像话里有话。”
“你我都是明白人。”
“不太明白。”
牛世杰盯着石武，四目相对，一个目光锋利如刀，一个目光坚硬如石，片刻，牛世杰主动收回了目光，石武一笑了之，气氛随即缓和。
其实，关于叶葆杰“叛逆”之事，牛世杰和石武在淳安便已知晓。在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毛森就此秘密与两人会谈。
牛世杰和石武属于军统局总部特派的“直属员”，即一些身份比较特殊或在某个阶段能发挥特殊作用的人士，因不便于让他们接受军统各区、站的领导，遂规定直接由戴笠或其他的指定人员与之联系，并分派任务。对于这两人，毛森等的态度是尊敬的，但一番客套之后，却说出了一番令人大感震惊的话：“据悉，活动于敌后的我方干部叶葆杰，受敌引诱腐蚀，出卖情报，导致我方要员被捕，并于近日叛逃伪方，潜伏于上海。你们此次赴沪，要严密监视叶逆的兄弟叶葆恒的动向，一旦发现兄弟两人有勾结来往，要立即具报，紧急及必要情况下，可采取断然行动。”
牛世杰和石武听了都是目瞪口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牛世杰说：“叶葆杰受党国培植、受戴局长熏陶多年，难道一点是非之心都没有吗？民国廿九年、卅年那么艰难的敌后岁月都挺过来了，现在日本都快完蛋了，这个时候叛逃，那不是脑子有毛病吗？我和他相识多年，叛逃一事不合常情，也不合他的性格，实在可疑，在情况未明了之前，不宜轻率地将其定性为汉奸。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找到叶葆杰，我愿意和他见面，进行直接的观察与了解，以查明真相。此举固然有些冒险，但只要提高警觉，在约晤时间与地点等各方面做得技巧而紧凑，便可防止他耍花样。”
素来铁面无情、沉默寡言的石武，这时也一反常态：“叶葆杰当过我的教官，往事历历在目，实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背叛国家和领袖的事情。我个人是反对杀自己人的，此事非比等闲，必须掌握可靠有力的证据才行，万一枉杀，必然追悔无穷。何况法律不外乎人情，‘家规’固然严厉，可是别忘了‘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的话，我们培养一个同志很不容易！人都难免犯错，这要看他的动机何在，有心还是无心，所犯错误严重到什么程度，以此来量情处理。特别是在沦陷区与敌人短兵相接的特工同志，一切都和后方不一样。叶葆杰为国家立过大功，即使有过，也要酌情给予自新的机会。”
毛森想藉此试探牛世杰和石武的反应如何，两人的话是正面而得体的，看不出有什么设奸弄巧之处，于是说：“两位的回答，看得出都是重情义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戴老板亲自下的密裁令。”取出一纸电文交给两人阅看：
“叶逆葆杰，平日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昧于大义，不知幡然，不意近日突然擅离职守，潜沪投敌。据查，叶逆早年即为日寇收买，以情报资敌，出卖同志，酿成我方重大损害，因阴谋败露，为躲避制裁而仓皇逃匿。叶逆此等行径于团体的声誉和纪律，影响至大，殊深痛恨。案奉钧座谕，应以汉奸论罪，着即革职，杀无赦！浙江站及沪特区诸同志，遵照指示会同特派员牛世杰、石武二同志，研究商讨行动技术问题，合力锄奸，以翕服人心。希即妥为部署，严密行动。电到立即执行。”
电文落款是“余龙手上”，表明这是戴笠的亲签电文。戴笠字“雨农”，批阅公文和下手令用过二十多个化名，比较常用的是“雨农”的谐音“余龙”，也有说法是他和女秘书余淑衡打得火热，用“余龙”暗喻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而电文中提到的“钧座”，则明显是指蒋介石。
毛森扬了扬手里的密裁令：“戴老板的电文说得很明白，叶葆杰的罪状铁板钉钉，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连蒋委员长都惊动了，兹事体大，团体的纪律，你们是非常清楚的。事先不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与叶逆的弟弟同行，怕露了痕迹，误了锄奸大计。”
叶葆杰由“军统基干”“党国干城”变成汉奸卖国贼，实在太过突兀。戴笠对于犯错的站、处级高级干部的处分是严厉的，别说撤职，关起来都不新鲜，但他还讲点儿情义，只要不是被毙掉，以后还会给你东山再起的机会——但这个“情报资敌、出卖同志”的汉奸帽子一旦戴上了，特别是蒋介石批复的“杀无赦”，那可是万劫不复！牛世杰和石武被毛森来了这么一手，都不好再说什么了。
当下，毛森一面向重庆回电：“渝电奉悉，遵即积极进行。”一面开始“会商大计”：“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叶葆杰予以严厉制裁。”说是“会商”，实际上是由毛森一人宣布决定。
这就是牛世杰和石武所知的“渔夫”计划，目的是惩处叶葆杰，和叶葆恒所知的“渔夫”计划，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无论是牛世杰还是石武，心里都明白，这出戏才开幕，戏里有戏，戏外也有戏，真正的大戏还在后头。
叶葆恒来到了汪伪上海市政府，去找周佛海。周佛海非常忙碌，虽然事先已经预约过，但等到临近中午才抽出时间接见了他。
叶葆恒刚一进门，周佛海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只精致的路易斯威登的支票夹，在一张支票上写下一串数字，头也没抬就递给他，因为上次曾对他说过：“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我可以帮助你。”
叶葆恒不接，说：“周委员长，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这个。”
周佛海抬起头来，问：“那是为了什么？”
叶葆恒说：“我想出来为和平运动做点儿事。”
周佛海有些意外，觉得他的态度变化太快：“噢，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叶葆恒说：“按军统的家规，被捕人员脱离组织视线，归队后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我是舅舅救的，回到那边，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恐怕没有出头之日。您说过，我们的立场本来相同，都是爱国救国的，只是走的路线不同而已。上次回去后，我想了很多，想通了，我觉得您这话是对的。因此，我决定留在这边。”
周佛海若有所思：“你今天这个表态很好……至于怎么安排你，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叶葆恒说：“我厌倦了军统那套东西，不想再干特务工作；我军校学的是炮兵，在重庆那边当过好几年炮兵军官，但现在腿脚不大方便，去不了野战部队……我想到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工作，不知您能否答应我这个请求？”
周佛海问了叶葆恒一些个人情况，起身踱了几步，叫秘书进来，耳语了几句，挥手让秘书退出，然后坐下，取出一支湖笔和一张毛边纸，笔走龙蛇，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叶葆恒：“明天你带着信去参赞武官公署报到吧。你要记住自己的性命是怎么捡回来的，不要再犯错误，否则，我在日本人面前再也不好为你说话了。”
叶葆恒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连声答应，退了出来。
翌日，叶葆恒便到了汪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报到。这个公署原本设在“首都”南京，去年搬到了上海。他一进大厅，便看到和孙中山大幅画像一起挂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不过上面附着“和平反共建国”黄色三角旗，一时之间，双脚像钉在了地板上，心想：“我这一步迈进去，就成汉奸了。”随即想起了兄长的话“我运即国运”“我们这是为国家去拼命”，咬咬牙，硬着头皮进去了。
有了周佛海的介绍信，人事处很快就办理了手续。叶葆恒填写个人情况登记表，领取军装、通行证。这时，一个矮胖的中年汉子背着手踱了进来，有人喊了一声：“孟主任。”叶葆恒心中一跳，知道这矮胖子就是孟兴麟了。孟兴麟看到叶葆恒：“哟，又来了位新朋友。”那人说：“这位可是有来头的，有周市长的荐书。”
孟兴麟漫不经心地说：“噢，我看看。”
叶葆恒立正，将填好的登记表双手递给孟兴麟。
孟兴麟看到“叶葆恒”这个姓名，眉毛一挑，绿豆小眼中惊讶之色一闪即逝，仔细端详了一下叶葆恒的相貌。叶葆恒知道他联想到了兄长，叶氏兄弟俩差了十岁，但五官还是有些相像的。孟兴麟看了登记表，还给叶葆恒，什么也没说。
从此，叶葆恒就在这个参赞武官公署上班。他现在才发现，兄长这个主意确实高明，牛世杰、石武这些军统分子不可能跟踪到这里来，连一直跟着的“尾巴”也不见了。
汪伪政府这个所谓的“参赞武官公署”，是为收揽安置失意军官设立的一个闲职机构，里面的人大多是被俘变节的重庆方面的将领，人是不少，但大都终日无所事事，上班时抽烟喝茶吹牛打屁，开个会议，也都是些浮皮潦草的套话空话，从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到了这个时候，稍有眼力见的人都明白汪政府这台傀儡戏唱不了多久，有人私下对叶葆恒：“老弟，你现在跑过来，真是烧香进食堂，打醋进当铺——走错门了。”
叶葆恒不去理会这些人。这天下午例行会议，只有孟兴麟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叶葆恒见此良机，悄悄来到办公室，进门后便反锁上门。
孟兴麟正在看报，见叶葆恒进来，放下报纸：“你有什么事？”
叶葆恒低声说：“有人让我来找你。”
孟兴麟“嗯”了一声，问：“谁？”
叶葆恒取出那颗牛角葫芦：“我大哥。”
孟兴麟接过葫芦看了看，压低了嗓音：“叶葆杰是你哥哥？他现在哪里？”
叶葆恒点了点头：“他就在上海，让我转告你，想和你见一面。”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见面要绝对保密，决不能有第三方人知晓。”
孟兴麟把玩着小葫芦：“噢，看来，他有麻烦了。”
“是的，很麻烦……我大哥说，只有你能帮得了他。”
“什么麻烦？”
“我大哥说，见面时他会和你细谈。”
孟兴麟以手扶额，思索片刻，说：“我所料不错，你果然不是真的背叛重庆，你这么做到底受谁的指使？”
“是我大哥让我这么做的。”
“重庆那边难道不知晓？”
“知道。”叶葆恒曾就假投降一事向牛世杰和石武做了说明。
“那怎么说是你大哥让你这么做的？这样的决策，超出了他的权限。”
“这个……”叶葆恒底气不足，不知该怎么回答，不确定这个其貌不扬的胖子是否靠得住，也不清楚他究竟有什么能耐。
孟兴麟见状，没有继续追问，沉吟片刻，说：“这样吧，你转告你大哥，后天晚上十点，我会在沪西大旅社十号房间等他。”
叶葆恒见孟兴麟答应得干脆，一阵激动，说了声“好”，正要转身离开，只听他说：“小兄弟，别急着走，坐下喝杯茶，咱们聊聊。我和葆杰是多年的过命交情，说来你也不是外人，很是难得，他妈的，在这个鬼地方，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叶葆恒见他态度热情，欣然坐下。
孟兴麟很是健谈，拉着叶葆恒问了一通话。叶葆恒说了自己的大致经历，没有隐瞒加入军统的历史，因为这些情况反正都已暴露，但“渔夫”计划等机密事件自然略过不提。叶葆恒心想：“不能光他问我答。”便问：“孟大哥，你是怎么落到这里来的？”兄长说过，他和孟兴麟是当年中央军校的同学，孟兴麟投敌“有不得已的苦衷”。
孟兴麟长叹一声：“这说来就话长了。”端起盖碗茶“嘘溜溜”喝了几口，这才娓娓道来：
“抗战军兴，我起初在华北忠义救国军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因为出于义愤在北平打死了汉奸，暴露了行踪，违反了纪律，幸亏你哥哥从中说情，我才免于坐牢，被调到第五战区的几个团管区办理征兵。可这征兵真不是人干的！大后方抓来十个壮丁，解押途中要死掉三个，跑掉一个，只有六个能送到目的地，这六个人上了前线，要死四个才能换一个日本兵，剩下两个，一个开了小差，一个被俘当了和平军。也就是说，消灭一个日本人，我们要损失十个壮丁。我那时就动摇了：这样的打法能打赢日本吗？《兵役法》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实际上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壮丁们送到我这里时经常是一副悲惨景象：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拴在仓库里，没有丝毫行动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一座密封的仓库因为不透风，闷死过七八十个壮丁。壮丁吃的东西少而粗劣，因为喝脏水许多人患痢疾，拉肚子，又没有药，人死了就地一埋，喂了野狗。所以有些父母为了躲抓丁把儿子的手指剁掉、腿脚打瘸弄成残废。但没办法，因为长官们喜欢虚报编制吃空额喝兵血，一个号称万人的满编师，实际不到五千人，所以一到开战就四处抓壮丁凑数，从来不管老百姓死活……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当了和平军的弟兄，他说被俘居然是种解脱，因为上头有日本顾问管着，长官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克扣，吃穿都比在重庆军好……造孽啊！”
叶葆恒闻言恻然，有些话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上上下下都丧失了开战初期那种共赴国难的气势，各种腐化堕落一一显现，且愈演愈烈。叶葆恒在炮兵部队服役，对此多有感触。他经常看见一些部队驮炮的骡马瘦骨嶙峋，在鞭子的呵斥下艰难迈步，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带兵的人会把这些有生命的装备弄得这么惨，这得费国家多少钱才能买来，而原因仅仅是因为长官克扣马粮赚几个钱。他曾到军政部的某兵站办理补充枪支，虽然手续齐备，但经管仓库的军官却以库存已尽来搪塞，磨了半天嘴皮子，才领到几十支报废的“窳败步枪”，而换一人去却能顺利领到新枪，后来才明白其中的玄机——那人奉批得新枪五百支，便决定卖掉一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仓库人员行贿，如此尚可领得四百支，比他一支新枪也得不到强多了。军队保家卫国，武器损失、弹药消耗在所难免，却须行贿才可得到补充，真是咄咄怪事。
只听孟兴麟继续往下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实在受不了，几次打调职报告，终于去了老河口的第五战区长官部调查科任职督察，不用再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战区调查科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锄奸，二是缉私。我原以为不干征兵工作就是解脱了，谁知下场更悲催。”
他解释说，国统区与沦陷区进行商贸活动是经得到重庆许可的，其目的是通过伪造“中储券”去套购沦陷区的物资，一来补充自身实力，二来扰乱敌方金融。
对此，叶葆恒也有耳闻。军统驻淳安的东南办事处所辖的“东南贸易公司”，就是一个与日伪的物资交换地。由于地处阴阳界（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过渡地带），一时商贾云集，贸易兴旺，走私特别猖獗。从上海、杭州或是内地来的人，要去沦陷区做生意，抢购物资，大都要经过淳安。国民政府财政部“贸运管理处”、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淳安都设有分支机构，专门设法从敌占区筹集物资，甚至中日两军私下也进行物资交易。他曾问过大哥，叶葆杰的回答是：“战争就是这样，所有表面的东西都不能简单的解读。”
孟兴麟说，实际上这种商贸活动很快就失控了，完全背离了重庆的初衷。日伪方面走私物资拿的是烟土、化妆品、人造绢丝、棉纱这样不能增加战斗力的商品，换回的却是重庆方面的特种矿产，比如钨砂、锡和铜等矿产，还有桐油、粮食，只要日本人肯出黄金之类的硬通货，连美援的武器和药品都能买到。
见走私可以牟取暴利，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也纷纷插手其中。有一次，孟兴麟得到线报，有人往敌区偷运钨砂，钨是中央严禁走私的一等战略物资，他立即率人查办收缴。这事得罪了幕后的汤恩伯，汤恩伯的防区就在邻近的河南，他设下圈套，结果，孟兴麟在一次缉私行动时越过了中日两军默认的边界线，被早已埋伏的日伪特务队捕获。随即，战区方面宣布孟兴麟卷款越界投敌。孟兴麟方才如梦初醒，但世上无后悔药可吃，用他自己的话说“只得捏着鼻子把这坨屎吃下去”，就这么当了汉奸。
孟兴麟最后说：“有人骂我是汉奸，但我没向中国人开过一枪，也没有给日本人提供过任何情报，我这个参赞武官就是个摆设。不是我对不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我。那些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的蛀虫，才是真正的民族败类。”
若是以前，叶葆恒听到这番自我辩白的言论肯定嗤之以鼻，但近来经历风雨，心中不禁对孟兴麟产生了同情，觉得他和大哥有些同病相怜。
当天晚上，叶葆恒来到圣慈医院急诊室，范勉初悄悄将他带到医院的锅炉房，锅炉工装扮的叶葆杰已经等在那里。
叶葆杰兄弟见面后，范勉初很知趣地离开了。
叶葆恒向兄长汇报了与孟兴麟见面的情况。听到孟兴麟答应在沪西大旅社见面，叶葆杰兴奋地一拍大腿，说：“这就对喽，这个地方是中统在上海的活动据点，那里是军统的活动盲区，老孟考虑得很周全。”
“中统？”叶葆恒有些奇怪，中统和军统，早在励进社和复兴社时代就水火不容，兄长干军统十多年了，为什么现在和中统混在了一起？他问：“这位孟兴麟是中统的人吗？”
叶葆杰摇了摇头，说了一下孟兴麟被俘后的情况：
孟兴麟过去给现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当过卫队长，他降日后，陈诚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劝他“幡然反正，既往不咎”，这封信是由叶葆杰转交的。看到信后，孟兴麟暗中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建立了联络线，帮助第五战区运送过物资，以表明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陈诚人称“小委员长”，权势熏天，而且素与戴笠不和。叶葆杰说：“借用孟兴麟这条线联系上第五战区，让我返回重庆去找陈诚，我豁出命去，宁愿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也要和那些党国败类拼个鱼死网破。”
叶葆恒明白了，为什么兄长要找孟兴麟。孟兴麟得罪汤恩伯这样的封疆大吏都还有转圜之地，叶葆杰当然也有机会翻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全局的秘密”，这就是他证实自己忠诚的王牌，但是这张底牌究竟是什么，叶葆杰却三缄其口。叶葆恒见兄长自信满满地说“我运即国运”，猜到这是一件影响力巨大的情报，而衡量一个间谍的忠诚度，看的就是他提供情报的价值。
叶葆恒问：“大哥，你还没说，你怎么和中统搭上线了？你为什么得罪戴笠如此之深，他非要除掉你不可？”
叶葆杰两眼凝望前方，沉吟不语，终于下了决心，说：“我们兄弟俩的未来吉凶难测，站在虎口悬崖，终归是九死一生，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要向世人昭告真相。所以，我决定把这桩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你说个明白。说来话长，事情很重要，很复杂，你给我仔细听好。”
叶葆恒竖起了耳朵，听兄长往下分说。
一场惊心动魄的军统内斗揭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