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天，吕哲夫又被北野丈吉叫到办公室。
北野丈吉转动着桌子上那个地球仪，地球仪上小小的日本版图连颜色也分辨不大清楚，他问：“你去过南京吗？”
吕哲夫答：“没有。”
北野说：“南京被选定为支那首都的这几年里大搞建设，南京的城区、交通和前几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化，你不想去看一看吗？正好外务省有个邮包到了上海，现在公使馆正忙，抽不出专人，就由你带给南京的总领事馆吧。”
吕哲夫知道这等于就是命令，说：“明白了。”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馆设在上海，南京所设的是总领事馆。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少都进入了外交部门工作，因此在校生协助外务省工作是常有的事。
北野又说：“南京的中山码头正在扩建，码头至挹江门的马路也在拓宽，修建大型停车场，现在大体雏形已经确定了。你在码头上岸后，要多多留心，码头的引桥有多长、停车场的面积有多大等等，都必须越精确越好。”
吕哲夫应了一声“是”。
北野笑了一下：“你到了南京，还要在领事馆实习一段时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得到外务省的赏识，以后可以成为外交官哟，加油干！”
吕哲夫到日本公使馆领取了外务省的函件和邮包，开具了证明，从吴淞码头登上了开往南京的英国太古公司江轮“黄浦”号。“黄浦”号经过江阴江面时，与顺长江而下的日本海军“浦风”号驱逐舰相遇，“浦风”号为错车强行靠边航行，将沿江岸而行的一艘中国木船撞沉，令人惊讶的是，“浦风”号不但不停船救人，反而加大马力逃离肇事现场。江面上隐隐传来落水人的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在中国的内河，日本军舰不但能够来去自如，而且草菅人命，这令吕哲夫深感屈辱和愤懑。
翌日，“黄浦”号抵达南京下关的中山码头。
吕哲夫见江面渡轮、趸船、驳船来来往往，码头上栈房林立，人群熙熙攘攘，一片忙碌景观。他慢慢穿过码头，以目测和步测的方法计算码头等建筑物的大小和规模。
吕哲夫心里明白，码头这些公之于众的东西，从情报本身来说价值并不大，而且也早就被日本人搞清楚了，北野丈吉让他去调查这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一个“参照试验”。现在江西国共两军正在鏖战，进一步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他们正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有关的情报。日本人对江西苏区的情况所知甚少，无法判断吕哲夫提供的有关情报的准确性，而对于南京的情况日本人是十分熟悉的，因此，根据吕哲夫南京之行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和细致性，就可以从侧面大致推断他上一次苏区情报的价值，也能评判他从事情报工作的能力。
吕哲夫离开码头，叫了一辆人力车，来到了位于白下路的日本总领事馆。此时天已经黑了，位于鼓楼坡顶上的日本总领事馆是一幢米黄色的日式两层楼房，夜幕中透过庭院中稠密葱茏的树丛，老远便可看到那星星点点浮动着的灯光，像是一团团燃烧着的磷火。
接待吕哲夫的是总领事馆的副领事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出生于奈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外务省工作二十多年了，1933年5月由中国东北调来南京，专司对华工作。藏本英明外交经验丰富，对吕哲夫十分关照，让他作为见习生担任领事馆书记官友野秀一的副手。
藏本英明住在鼓楼阴阳营，家中还有夫人丽子和两个女儿。藏本喜好剑道，知道吕哲夫以前练习过剑道，闲暇时便请他到家来，两人就在后院的草坪上用竹剑切磋技艺，吕哲夫很快就和他们一家人熟悉了。
在领事馆工作之余，吕哲夫便到南京四处游玩。这里是中国的首都，使得他更有一种好奇心。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很快，他就喜欢上了这座既有江南古城的风韵、又有帝王之都气势的六朝古都。
此时南京已颇有现代都市的风范：气派的中山大道建成了，一批批风格各异的私家官邸、使馆洋楼建立起来了，中央大学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建计划，小火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每日在市区隆隆驶过，市中心新街口广场上那枚巨大的炸弹模型则在提示着人们勿忘国耻。南京城真正热闹的是夫子庙的茶社，那时南京有超过三百家茶社，“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描述了这个六朝古都的市民早上去茶馆喝茶、晚上去浴室洗澡的悠闲生活。
蒋介石想要改造国人的精神，首先从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做起，他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声称：必须从用冷水洗脸做起，来复兴民族。“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准则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在南京，街头执勤队拿着旗子在街上一边指挥人们要靠边行走，一边处罚随地吐痰的人。童子军们纠正歪戴帽子的路人。正在饭店用饭的食客也受到监视，不能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女子的烫发被禁止，要求每日每人要洗手三次，每周要洗澡一次。蒋介石曾旅日留学，对日本那种刚毅、坚韧、勤俭的社会风气感触很深，“新生活运动”即受此启发。但中国不是日本，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吕哲夫看到，受到严格限制的时髦女性不再烫发后，干脆留起瀑布一般的披肩长发，轻风一吹，依旧飘逸妩媚。当时民国的流行文化脂粉气很浓，不说女人，就是男人都喜爱带手绢、抹香粉，配西式礼服，电影、文明戏里公子哥儿打扮一概如此，民国建立不过二十多年，原本应该充满阳刚的朝气，但整个上层社会却流行着一股阴风，乾纲不振。吕哲夫感到，同样是改造人民的精神，蒋介石只抓住了表面的东西，共产党才是从根子上入手。
吕哲夫登上南京高大古城墙，遥望天际白云苍狗，俯瞰城池虎踞龙盘，秀丽的紫金山，妩媚的秦淮河，扬子江浩荡奔流，玄武湖水波滟潋……好个钟山风雨帝王城！他胸襟大开，不禁感慨中华地大物博、山川锦绣，遥想这片故土不知孕育过多少星河璀璨的人物和文明，想起王光弼老师的话：“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人数世界第一，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有着四大发明和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说明中华民族不比别人差，可到了近代，为什么老是被别人欺负？”他又想起在台湾读中学时日本老师将臭虫说成“南京虫”，胸中充溢着自豪、心酸、悲愤……诸感交集，一时心潮起伏而不能自抑。
就在吕哲夫流连忘返于南京的风土人情时，一件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而他也被卷入其中。
吕哲夫清楚地记得事情起于6月7日，一个看似平常的初夏之日。这天，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从上海来到南京视察领事馆，领事馆的官员们一起列队欢迎有吉。有吉是两年前重光葵被朝鲜人投掷的炸弹炸掉一只脚之后，接任驻华公使的。吕哲夫在有吉一行中看到了池田纯久。池田身穿黑色西服，戴着礼帽，在一行人中宛如一名普通的随员。吕哲夫去年在上海见过池田纯久一次，池田的公开身份是大理石大厦的经理，他不知道池田实际上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直属的特务机关头目，但猜到他是从事谍报工作的特务，此时池田混迹于外交人员之中来到南京，并没有向他打招呼的意思，吕哲夫只有佯装不识。
8日晚，有吉明公使一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当时，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走上七八个小时，由领事馆书记官友野秀一负责和中国方面协调火车卧铺包厢的安排，吕哲夫随其前往车站当翻译。有吉等人的车队到达车站，领事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等官员一同前来相送，吕哲夫发现有吉一行中只有池田纯久不在其中，他感到蹊跷：池田没有跟随有吉回上海吗？他去哪里了？
火车还未启动，月台上，须磨正和有吉话别，车站闹哄哄的，因为刚忙完，吕哲夫还没吃晚饭，其他人便让他先返回领事馆吃夜宵。吕哲夫独自一人回到领事馆，因领事馆大部分人都去了车站，门口静悄悄的。这时，他看见藏本英明离开了领事馆，到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拉到明孝陵。夜已经深了，车夫不肯出城，只说拉到中山门，意思可能是要求加车钱。藏本似乎无意与车夫讨价还价，说到中山门也罢，到时他下车自己走。
吕哲夫正好在门口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十分奇怪，此时已是晚上10点，南京城灯火齐黯，郊外的中山陵、明孝陵一带更是一片漆黑，藏本身为一个外交官，这么晚去那儿干吗？他向藏本挥了下手，想打个招呼，但藏本表情木然，目光呆滞，对周围的一切都不闻不见，他眼看着藏本一个人上了车，很快便被茫茫夜色吞没……
藏本英明出事了！
次日上午，日本方面突然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告之驻华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于昨晚突然失踪，怀疑遭到歹徒袭击或受有更大背景阴谋之害，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找回藏本，并对此做出解释。
中国方面不敢怠慢。这天下午，负责此事的中方联络官两人赶到领事馆，求见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他们由吕哲夫接待并通报。吕哲夫一见这两人的头衔，就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此二人，一为宪兵司令部代表韩文焕，一为外交部代表范汉生。他俩在会客室等待时不停地踱步、搓手，显然十分焦虑。原来，他们是来了解藏本的个性、嗜好、身材、服饰等特征，并索取他的照片，以便翻拍后向各处城关站埠分发。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在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汪精卫当即令所有军警宪特：“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很快，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乃至中山门城门口的大布告上，都刊登了藏本英明的照片。寻人布告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联合署名，详细说明了藏本的形象特征、寻查标准，附以照片：“藏本英明，四十二岁，身高五尺一寸，体型中等，皮肤白皙，圆脸细眼，短发，走路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并言明重赏，对提供确凿线索者悬赏银圆五千，找到藏本者悬赏银圆一万。
10日上午，友野秀一找到吕哲夫：“须磨先生有请。”
吕哲夫和友野秀一进了总领事的办公室。
须磨弥吉郎五短三粗，唇边留着一撮仁丹胡，他问吕哲夫：“藏本失踪那天晚上，你回来时遇见他了没有。”
吕哲夫说：“遇到了，看见他雇车出门。”
“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吕哲夫心中一动，摇了摇头。经过王光弼和李克农等人的教导，他渐渐养成了遇事爱思考的习惯。藏本失踪已三天，须磨直到现在才询问起藏本的去向，这不合常理。他联想到池田纯久的出现，便推测此事不是寻常的失踪案那么简单。因此，他没有提及所听到的藏本和人力车夫的对话。
须磨点了点头：“待会儿，有中国警方人员前来领事馆了解情况。你们就说，藏本英明性格活泼开朗，出事的那几天没有任何异常。其余的话一概不要说。”又说，“那些中国记者很讨厌，不要跟他们接触，对于纠缠不清者，一律回答无可奉告。”
吕哲夫和友野应了一声：“是。”
果然，不多时，首都警察厅的厅长陈焯带着调查科的简秉钺探长及翻译随员来到领事馆，询问藏本英明失踪前后的情况。陈焯向须磨说明搜寻藏本的布置和困难，态度恭敬，犹如下级向上级作汇报。须磨板着脸，靠在高背藤靠椅上，两眼上翻，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当陈焯将一些人力车夫的讯问供词拿给须磨看时，须磨鼻孔里“哼”了一声，用日语对旁边的人说：“中国人的话也靠得住？”翻译不敢直译此话，陈焯只好尴尬地赔着笑脸。
询问藏本失踪情况的工作主要由简秉钺探长来做。
简秉钺三十出头，身材高瘦，长脸细眼，满脸精悍之色。他公开身份虽然是警务人员，但实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的特工。
简秉钺向吕哲夫询问有关情况，他在领事馆问话时受到一些日本人的冷遇，吕哲夫遵照须磨的指示虽然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为人和气，加之一口流利的汉语，让简秉钺注意上了。临别时，吕哲夫负责送客，到了领事馆门外，简秉钺说：“宫下先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如果有什么线索，请尽快通知我。”语气十分沉重，将自己的名片交给吕哲夫。
这两天，中国军警对南京全城进行大规模户口总检查，同时开始了对四郊的侦查，整个城市乱成了一锅粥，警笛四起、军车呼啸，宪兵、警察、特务倾巢出动，布岗加哨，盘查行人，严加搜寻旅馆、车站、码头，梳篦似的全城搜索。吕哲夫由领事馆返回住所，一路上即被便衣警探盘问三次。
然而，忙活了两天了，他们仍是一无所获。
吕哲夫从中国方面的态度上，能直觉到此事的严重性，而事态的发展，也的确表明简秉钺所说“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并不为过。
6月11日，日本官方的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广田外相的“处置训令”：“一、在中国首都所发生之外国使馆人员失踪事件，尤未获判明事件真相与责任之所在，洵所谓为近代国家所未有之不祥事；二、南京政府若无调查事件真相之能力，则日本政府殊难置信其警察能力，而不得不为保护使馆人员生命财产之安全，加以重大考虑；三、当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该案，若有怠于其调查及搜查情形，则将重大的抗议。”
日本领事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要中国方面承担一切后果。须磨弥吉郎还到中国外交部“咆哮公堂”，一通大闹，搞得天翻地覆。
东京广播电台反复播送了日本外务省声明，就藏本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紧接着，一份份对中国进行恶意歪曲宣传的日本报道纷至沓来——
东京《朝日新闻》：“藏本副领事失踪事件，系属杉山书记官于拳匪事件中被残杀以来之一大事件。其原因似系出于有吉公使回任后，中日间协调外交有具体化之象，乃采取非常手段，以图破坏中日关系者之蠢动。要之，故无论其如何，南京政府自难免负此事之责任。”
大阪《每日新闻》：“日前南京对于日本人之压迫，非常之至。中国宪兵队对于日人，皆有便衣侦探跟随，电话亦一一窃听。……一穿中山装之巨汉（该巨汉最后一星期曾跟随藏本之后），或将藏本绑走，或予以不意之打击，而使之倒地，并巧妙地将一切行踪湮灭。该处常有中国宪兵站立，关于此事，宪兵决无不知之理……”并叫嚷：“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
东京《日日新闻》：“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属必然，毫无足异。”其中的“某社”，暗指国民党复兴社。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对马”号和“出云”号两艘巡洋舰奉命分别从武汉、上海驶抵南京，会同原泊此地的五艘日本军舰，一字排开，卸掉炮衣，气势汹汹地将黑洞洞的炮口直指南京城。一时间，下关江面战云密布，全城风声鹤唳，一些下关居民扶老携幼离家逃难。
蒋介石连忙从南昌前线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求汪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汪精卫已是焦头烂额，老蒋的电报如同火上浇油，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居然当即召集参与侦破的军警宪特，大发雷霆：“查自日本副领事失踪后，迭经严谕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无踪迹。宪兵司令部、警察厅须饬属加紧侦查，务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作为同事，吕哲夫也关心藏本英明的安危。谁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藏本不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天中午，吕哲夫前往鼓楼阴阳营六十二号藏本家，去探视藏本的家人。但他一到住所门口就被拦住，外务省已经派专人看护藏本家人，其他人不得进入。门口还围了一群记者，很快就有日本人出来，蛮横地轰赶记者，记者们均有不愉之色。
吕哲夫悻悻而归，只听几个记者在窃窃私语，一人脸有忧色：“日本军舰已经开到下关，这事真不知如何收场。”另一人愤慨地说：“藏本一事，把南京文武官吏一个个闹得手忙脚乱，鸡飞狗跳，仿佛大祸临头一般。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被日本人残杀，不过是白死罢了。自然，我们是弱国人民，活该倒霉。”
吕哲夫心情沉重地往回走，在街道拐角处，一群日本侨民围住了一辆挂着南京警察厅牌照的汽车高声辱骂，还有人用石头砸碎了车窗。这些日本侨民是因为藏本失踪而游行示威，这辆汽车在拐弯时碰到了他们，因为挂着警察厅的牌照，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警官下了车，正是简秉钺，但不容他有所分辨，一个日本侨民就揪下了他头上的警帽，将帽子踩在脚下，众人纷纷叫嚷：“不交出藏本，决不善罢甘休！”“如此侮辱日本，南京总有一天要被踏平！”简秉钺正要去藏本家探询情况，遇到这等意外事件只有无奈地苦笑。吕哲夫见他双眼布满血丝，显然几天都没睡个安稳觉。
吕哲夫再看那些围攻的日本侨民，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他的眼帘：晴气庆胤！没错，就是那个“聋哑人”“彭阿猫”！不过，他此时已经改穿和服，脚踏木屐，额头上缠着头巾，但不再装聋作哑了，而是放开喉咙鼓噪“惩膺暴支”，满脸油汗，显得异常兴奋。
联想到前几天看到的池田纯久，吕哲夫悚然而惊：藏本失踪事件，可能是一个阴谋！
以“丢人”为借口是日本发动战争的惯伎。1931年6月发生“中村震太郎丢失”事件，9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中村震太郎是因为间谍身份被中国军队处死，而藏本英明可是冠冕堂皇的外交官，如果就此“丢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其性质更加严重，接下来会有什么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吕哲夫看到晴气庆胤只是刹那间的事情，他不知道晴气是否见到了他，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晴气是不会和他打招呼的。他把头一低，快步离开现场。
异常严峻的事态让吕哲夫焦虑起来，怎么办？显然，找到藏本英明是当务之急！但这谈何容易！
他细细回想那晚的情景，藏本英明雇车前往明孝陵，是途中被害，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回来？深夜外出，不合常理，看当时藏本的神色，显然是担着极大的心事，难道他对自己的“失踪”已经有所预感？
吕哲夫和藏本共事过，清楚藏本的性格。藏本工作兢兢业业，调到南京不过一年，仕途看好，办事谨小慎微，与同事相处融洽，妻子丽子贤惠美貌，两个女儿懂事可爱，家庭幸福美满，没有经济债务问题，这样一个外交官怎么会无缘无故自行出走？难道说，池田和晴气（或者说大理石大厦）真是这一阴谋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推动者？
吕哲夫决定去明孝陵走一遭，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端倪，从而找到藏本的下落。尽管希望渺茫，但必须试一试。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就在紫金山南麓的独龙阜玩珠峰下，绵延四十五里的陵区内，林深树茂，芳草遍野，黄屋重檐，红墙蜿蜒，既气势非凡，又幽雅宁静。吕哲夫登上了陵前的“神道”，这“神道”是通向明孝陵的主干道，呈弯弓型，弓腹内环抱着梅花山，两侧自东而西排列着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和马等石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还有两对身披甲胄的武将，威武雄壮，两对头顶戴冠的文臣，神态肃穆。但吕哲夫无心驻足观看，一路走来，都没见到什么蛛丝马迹。
下午4点多，日影西斜，吕哲夫一无所获，疲惫地来到明孝陵和中山陵之间的西村，见这里有家“兴亨”茶馆，便在此歇脚喝茶，和老板娘搭讪。
老板娘问：“听先生口音不是本地人，不知仙乡何处？”
吕哲夫说：“贵店生意兴隆通四海，老板娘见多识广，不妨猜上一猜。”
老板娘笑道：“先生过誉了，小店地方偏僻，小本经营，往来客人基本上都是乡邻熟客，实在是猜不上来。”
吕哲夫问：“嗯，都是熟客吗？这几天有没有看到陌生人来喝茶，就像我这样的？”
老板娘为人质朴热心，说：“有啊，今天中午就有一位面生的先生来吃饭。”
吕哲夫问：“他长什么模样？”
老板娘说：“大概四十多岁吧，听口音不像本地人，穿西服，但胡子邋遢，一副落魄模样。在我这儿吃了一碗火腿面，吃完还买了一包大英牌香烟，本来要银圆一块，铜圆四个。但这位先生身上没带钱，便把西服的一颗金纽扣解下来作价，我坚持不肯要，说：‘先生既是忘了带钱，下次来时再给就行了。’他回答说下次未必会再来了，坚持将纽扣留下离去。”
吕哲夫问：“可以让我看看那颗纽扣吗？”
老板娘爽快地说：“行啊。”从里屋拿出了一颗纽扣来。
吕哲夫一见这纽扣，心跳顿时加速，这颗黄金纽扣上镌刻着五七桐纹，这是日本政府的纹饰，不是一般人能佩戴的。1933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批准了李顿调查团关于中国东北的报告（该报告把“满洲国”称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声明日本的行为并非是自卫），大会公开宣布“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国”，并通过了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在这次国联会议上，藏本英明参加了以松冈洋佑为首的日本代表团。犯了众怒的日本代表团在松冈率领下宣布退出国联——这是日本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日本此后在国际上日趋孤立，而侵略的步伐也更加肆无忌惮。日本代表团这种毫不示弱的强硬表现在归国后被日本舆论大肆宣扬，因此受到外务省褒奖，这金纽扣就是颁发的纪念奖品。
吕哲夫仔细询问老板娘那人的形貌，立刻便断定中午在这里吃饭的，正是失踪多日的藏本英明！真是太巧了，巧合得让他都感到意外！
老板娘将金纽扣递给吕哲夫，说：“这位先生离去时悄悄将纽扣留在桌角，我发现时他已经走远了，来不及还他。看来您是识得这位先生的，就有劳将这纽扣代为还他吧。谁出门没个难处，一碗面一包烟算得什么，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
吕哲夫不接：“我只是问问，没见面也拿不准。”再问那人去往何处，老板娘的儿子指着紫金山的方向说：“那个叔叔往山里去了。”吕哲夫问：“他有没有说去哪里？”小孩憨憨地摇了摇头，说：“我怕那个叔叔肚子晚上会饿，追上去给了他两个大馒头。”老板娘抚摸儿子的头发，说：“好孩子，你做得对。”
吕哲夫心想：“这家人真是心善。看来，藏本就在明孝陵一带！”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向老板娘告辞。他想：藏本留下有明确标识的金纽扣，很可能是希望别人以此为线索找到他，而临走时还拿了馒头，更说明他的求生欲望，他是不会自杀的，至于被中国人谋害一说，更是荒谬。
6月11日晚7点，首都警察厅值班室接到报警电话，指名要找简秉钺，简秉钺立即接过电话，电话里说，明孝陵一带发现疑似藏本英明的男子。此时南京的军警宪特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得知消息后不敢怠慢，立刻出动大批人员在紫金山一带展开拉网式的搜索。
这个极其重要的消息是吕哲夫传递的。为谨慎起见，他没有自己打电话，他回到南京城后，把简秉钺给他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抄写在一张纸条上，用一块银圆请卖报的报童到一个小旅馆打了电话。
翌日，中国警方终于在明孝陵的紫霞洞中找到了藏本英明，这时，距他“失踪”一共过去了一百零八个小时。满载党、政、军、警各界要员的三十多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齐集中山陵下紫金山麓，护送这位举国上下万众瞩目的藏本先生回到了南京城，并通知须磨弥吉郎去领人。尴尬不已的须磨向在场的记者如此解释：“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
13日下午，上海日本公使馆发布新闻公告，称：“据松井博士之诊察，藏本8日晚上出走，系一时精神衰弱，毫无其他原因，可以断言，此点实堪奉告。”
14日下午，须磨弥吉郎拜访汪精卫，根据日本外务省训令，代表有吉明公使向中国政府道谢，表示藏本事件已完全结束，“事先所传绑架一说毫无根据”，最后说，“过去疑云已一扫而空，两国邦交益见好转。”
江面上的日本军舰撤退了，笼罩南京的战争阴云消散。
这场风波看起来平息了，但吕哲夫知道，所谓诸如“两国邦交益见好转”之类的话，不过是外交辞令。切身经历这一事件后，他已经看见了地平线上的战争乌云正渐渐逼近。
很快，藏本英明就因为“精神问题”被遣送回国。走的时候，藏本叫来吕哲夫，帮他装箱行李。
他将夜光手表摘下送给吕哲夫：“宫下君，我的职业生涯到此结束了，以后也不会再见了，这个送给你留念。”
吕哲夫觉得和藏本只是平常之交，这么贵重的礼物不能接受，于是一再推辞。
藏本说：“请收下吧，你救了我的命。”
吕哲夫问：“先生为什么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藏本低声说：“是不是你通知中国警方，告诉他们我在中山陵的？……你别摇头，当时我和车夫说去明孝陵，旁边可只有你一人。你放心，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吕哲夫否认：“藏本先生，您误会了，那晚我是看到了您，但不知道您去了哪里。”
藏本幽幽地叹了口气：“那就是上苍垂怜了，天意啊。否则，等中国人找到我的那一天，我恐怕早已奉命自杀，化为白骨了……”
吕哲夫听“奉命自杀”几个字，心中“突”地一跳，果然其中大有蹊跷，问：“奉命自杀？谁的命令？”
藏本立刻意识到说漏嘴了，微一踌躇，摇了摇头，说：“都过去了，我不想再提这件事。”
吕哲夫不好再追问，便说：“先生，我看您一点也没有‘精神问题’，因为这个而丢掉外交官这份人人羡慕的职业，实在太可惜了！给您做鉴定的松井博士是内科医生，为什么不请精神病专科医生重新鉴定一下？”
藏本苦笑了一下，说：“我出生在日本，但祖上其实是朝鲜人……为了这盘大棋能走活，任何个人都是可以被随时牺牲掉的棋子，何况一个并不纯正的日本人？”这话似乎有些答非所问，但吕哲夫明白了其中的隐意。
送走藏本英明的当晚，吕哲夫从领事馆返回宿舍，他一路步行，回到宿舍已是晚上9点多。宿舍是一座有些破旧的两层小洋楼，位于金陵女子大学附近，由日本领事馆租赁下来给临时聘任的员工居住，由于这天是星期天，宿舍楼空无一人，没有灯光，周围一片漆黑。当他用钥匙开门时，后面传来脚步声，他回头看去，微弱的月光下只见几个大汉靠近他，问：“你是日本人宫下哲夫么？”说的是汉语，吕哲夫警觉起来，不置可否，用汉语反问：“你们是什么人？”
当先一个马脸大汉使了个眼色，两个人迅速绕到吕哲夫背后。吕哲夫情知不妙，大喝：“你们想干什么……”话音未落，几个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扑倒在地，按住他的手脚，使得他无法挣扎，接着一团破布塞住了他的嘴，手脚被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将他塞进一个大麻袋中。几个人扛着大麻袋下了楼，将麻袋搁进了一辆人力车内，拉上车匆匆跑路。
吕哲夫不能动弹、不能出声，但脑子是清醒的，额头上一道道咸涩的汗水涔涔流下，使得他眯起了眼：“难道就这样被绑架了吗？”整个绑架过程十分迅速，一气呵成，看来这帮人干起这个来训练有素，不是一般的绑匪，那这些是什么人？是国民党的蓝衣社还是励进社？还是青帮洪帮之类的民间帮会？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外围抗日组织？……他们绑架的目的又何在呢？
吕哲夫倒不是十分紧张，既然是绑架，那么暂时还不会有性命之忧。他一边思索，一边侧耳聆听周围的动静，起初还能听到一些车辆行人的声音，不久周围就静悄悄的，大约一个小时后车停了，几个人把他抬下车。吕哲夫闻到了晚风带来的泥土清香，听到了虫声唧唧作响，显然身在郊外，但他被套上麻袋时被拉着连转了几圈，现在眼前一片黑暗，已经失去了方向感。
只听“喀嚓”开锁声和“吱吱”的沉重开门声，吕哲夫闻到了一股腐木和霉湿气味，接着“嘭”地被扔到硬邦邦的地上，他不禁一声痛哼。有人把麻袋口解开，让他露出头来。吕哲夫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借着火把的光亮环顾四周，见这是个废弃的小仓库，角落里堆着陈旧的木箱，地上散落着木屑和破烂木板，再看那几个绑架者，一共四个，为首的一个人是马脸，其余三个人，一个络腮胡子，一个尖嘴猴腮，一个光头，穿着都是中国人常见的短褂长裤。
光头把吕哲夫嘴里的破布团抠出。马脸坐在一个木箱上，上身挺直，问：“宫下哲夫先生，你其实是台湾人，中文名字叫吕哲夫，对不对？”
吕哲夫不答，只是喘气，他见其余三人站在马脸汉子身后，背手而立，一声不吭，显然这马脸是绑架者的头目。
见吕哲夫不说话，马脸突然抢过光头手里的火把，在吕哲夫眼前一扫。吕哲夫下意识地头往后一仰，但脸上还是一片灼热，几茎头发被烧着，发出了焦糊味。
马脸嘴角泛起一丝冷笑，说：“有什么好隐瞒的？你的情况我们都弄清楚了。”
马脸的口音有些怪异，但吕哲夫听不出他是何地人士，说：“既然如此，又何必问这问那？你们是什么人？”
马脸说：“我们是为南京政府做事的，至于我们的具体身份，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深夜请吕先生到此，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吕哲夫打断了他的话：“你们这么做是在交朋友吗？想干什么，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马脸说：“好，既然大家都是直爽人，我也不绕圈子了。吕先生，你是正经的炎黄子孙，理应心向中国，这样才问心无愧啊。你现在得到日本人的赏识，日后必然发达，有很多机会可以为中国政府效劳。只要吕先生答应向我们提供情报，大家立刻化敌为友，成为抗日同志，吕先生不但能重获自由，而且我们还有丰厚酬劳。”说到这里，他满脸都是热切之色。
吕哲夫心里“咯噔”一下，马脸说出这番话来确实让他意外。他心念电转：这么说，南京方面的情报部门已经盯上了他，并有意吸收他加入……这么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相当细致了……且慢，如果这是一个圈套呢？
马脸见吕哲夫不说话，也不催促，饶有兴味地等着他的回答。
吕哲夫略加思索，摇头说：“我的国籍是日本，只忠于大日本帝国。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现在是日本外务省的雇员，按国际惯例是受贵国政府保护的，你们不能无礼。前不久藏本外交官失踪一事，两国险些因此开战，如果阁下真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应该知道绑架外交人员的严重后果，这种做法很不明智，对贵国有害无益。奉劝阁下赶紧释放我，这才是化敌为友的上策。”
这番话不亢不卑，有理有据，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马脸露出了十分失望的表情，眼中凶光大盛，喝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再好好想想，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说实话，你如果不答应我们，我们是不会放你回去的，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只有送你去阎王爷那报到了！我们杀人是家常便饭，杀你一个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吕哲夫心中一阵狂跳，对方已经摊牌了！但他仍然拒绝合作，因为此事有两大疑点，使他不能相信这马脸汉子的话。
疑点之一是感到这几人不像中国人。
虽然中日两国都是黄种人，但日本人和中国人毕竟存在很多差别，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的文化和血统之中，如相貌、习惯性动作、眉宇间的神态等等细微之处。从神态上看，日本人显得内敛、拘谨、动作刻板、较真，而中国人表情和动作都比较圆滑，这是从小就形成的，不经意之间就会显露出来，即使刻意掩饰也难免露出痕迹。
之所以吕哲夫有这种感觉，一方面是因为他长期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相处，而且在苏区接受过训练，知道怎样识记和描绘人物的特征。这三人鼻梁直挺，鼻翼窄，面孔窄，双眼距离较小，符合日本人的相貌特征，而且，他听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词语，从而使得他在观察绑架者的相貌神态时心有先机——一路之上，几个绑架者之间基本没有交谈，唯一一次交谈发生在将装着吕哲夫的麻袋塞进人力车时，因为吕哲夫奋力挣扎，在他们手忙脚乱拉人力车时，某一人的脚被夹在车轮辐条里发出了一声低呼，马脸汉子（他一开始就和吕哲夫对过话，吕哲夫能辨认出他的声音）问：“没事吧？”这句问话是汉语，但那人随口答“嘿可”，这个“嘿可”（へいき）的发音在日语里的意思是“不要紧”，是熟人之间的口语，声音很低，而且是在一片忙乱之中，他自己都没有在意，但吕哲夫听到了。
疑点之二，就是用这种“绑架”的方式来策反日方外交人员，令人难以理解。就算他们知道吕哲夫是台湾人，但吕哲夫平时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没有流露出任何反日的迹象，采用这种粗暴方式来策反他实在盲目，成功率很低，而且藏本事件在前，这么做更显得十分莽撞，这简直是土匪绑肉票，不像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带有政治性质的行为。
据此，吕哲夫判断，“绑架”是一出戏，是日本人对他的一个考验。他想起了邓发的指示“要真正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要经受住这个考验！
马脸汉子见吕哲夫决然回绝，“哼”了一声：“看你挺到什么时候？”一招手，几个人又把吕哲夫嘴堵上，把他重新塞进麻袋里，扛出了仓库。
吕哲夫感觉路上颠簸不平，显然走的是山间小路，不一会儿，他又被扔到地上，他扭动了一下身体，感到身下是一段坚硬的金属……是铁轨！他心中一惊。
几个人把吕哲夫横拖放在铁轨当中，马脸的声音响了起来：“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再问你一次，你只要一点头，我们就把你拉下来。你要是执迷不悟，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很快就会如愿以偿。”说着将一根长木棍顶在了吕哲夫的头上，“你肯效忠中国吗？”
吕哲夫咬着牙，一动不动。
“你就等着上西天吧！”
这时，远方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路基和枕木微微颤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使得吕哲夫毛骨悚然，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这是对死亡的恐惧，更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不甘和遗憾！他想：如果我的判断不对呢？难道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不但死无全尸，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铁轨颤抖起来，吕哲夫的心也在颤抖，火车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奔来，马脸汉子大声说：“点头吧！”
吕哲夫感觉自己的心脏“怦怦”狂跳要蹦出胸腔了，神经简直要崩溃了，几乎忍不住要点头，但最终还是横下心，还是一动不动，紧紧咬住牙关……
火车呼啸而来，又呼啸着远去了，吕哲夫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点儿也没事，原来这段铁路是复线，他卧躺的铁轨并不是火车行驶的铁轨！
晚风吹过，他感觉后背一片冰凉——衣服已经被冷汗浸湿。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又回来了，生与死只是一瞬间的事。
麻袋被解开了，吕哲夫嘴里的破布也被拿掉了，马脸汉子对他说：“宫下君，受惊了，实在对不起！”他说的是标准的日语，四个“绑架者”一起向吕哲夫鞠躬致歉——吕哲夫如释重负，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更是胜利的狂喜——他通过了日本人的考验！而通过这种考验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吕哲夫回到领事馆，被喊进了总领事的办公室。
他进门一看，不禁吃了一惊，里面坐着的除了须磨弥吉郎，还有两个不一般的人——池田纯久和晴气庆胤。
须磨向吕哲夫说：“你和这两位先生都不是初次见面，但你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池田纯久少佐，晴气庆胤大尉，他们二人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天皇陛下的肱股！”
吕哲夫马上垂手肃立。
晴气庆胤看着吕哲夫脸上昨晚的擦伤，嘻嘻一笑：“宫下君，辛苦了！”站起来深深鞠躬，“感谢去年你的救命之恩。”
吕哲夫鞠躬回礼：“晴气大尉，太客气了，我想每个日本人都会这么做的。”
池田纯久说：“宫下君，请坐。昨晚受惊了吧？实在对不起。”
吕哲夫诚实地点头：“是有些紧张。”
池田说：“宫下君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这种面对死亡不动如山的精神，没有对大日本帝国至死不渝的忠诚是办不到的，值得钦佩。”
说到这里，池田和晴气、须磨三人一起鼓掌。
吕哲夫谦逊地说：“哪里话，池田先生过奖了。”
须磨说：“宫下君的《赣南农业调查》我看过了，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更可贵的是，对于前途所不能避免之死，有一种安之若素、安之如归的武士道精神。”
池田说：“这样的年轻人很难得，可以成为帝国的栋梁之才。加油干，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吕哲夫点头说：“是，一定努力。”
晴气问：“听说共产党搞‘共产共妻’，在那边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样‘共产共妻’的？”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淫笑。
吕哲夫反问：“你听谁说‘共产共妻’的？”
晴气说：“当然是中国人啦，南京的报纸上不就是这么说的嘛。”
晴气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去年前往宁波、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港口活动，以勘查未来侵华战争中可选择的登陆地点，一路畅行无阻，所以对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防谍意识十分轻视，到了厦门和弘善堂联络后，一看有机会进入内陆的苏区，他便临时更改路线和计划，跃跃而试，不料伪装很快被识破，在吕哲夫的帮助下才得以逃生。
吕哲夫巧妙地回答：“须磨先生不是说过了吗，中国人的话绝不可信。”
须磨笑了一下：“你们先谈，我还有事，失陪了。”说着起身出门，将门带上。
晴气庆胤身为一个专门搞对华情报的特工，居然问起“共产共妻”，吕哲夫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慢慢地，他才发现，日本情报机构对中国现状的复杂性的认识水平，并没有他以前认为的那么高深，相反，在很多方面，由于强烈的主观偏见，日本情报机构对中国认识往往透出背离实际的浅薄和无知。
池田纯久问吕哲夫：“你愿意成为一名帝国军人吗？”
吕哲夫脸上露出了又惊又喜的表情，说：“当然愿意！能成为皇军的一员是我从小的夙愿。”
军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是非常荣耀的身份，一个成年的健康男子，如果不能戴上金星（陆军）或铁锚（海军）标志的军帽，往往就会觉得自己矮别人一等。但是，当时的台湾人是没有资格参军的，顶多作“军属”“军夫”，不能算真正的军人。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属”和“军夫”最为劣等，地位连犬马都不如。这是因为台湾民众以汉人为主体，由于担心台湾人的忠诚度，日本政府对于台湾人参军一直有所顾忌。
池田微笑着说：“很好！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你的夙愿！”
吕哲夫的满脸兴奋和欣喜之情并非全是伪装，他想起了李克农的话：“……放他（晴气庆胤）走无关大局，反而可以利用他帮助你打入敌人内部。”他不禁折服于李克农的深谋远虑。
当天晚上，晴气庆胤拉了吕哲夫去一家日本酒馆喝酒，以谢当年救命之恩。
晴气酒量不怎么样，却频频向吕哲夫举杯，酒酣耳热之际，他问吕哲夫：“藏本一事，你有何看法？”
吕哲夫酒量不错，但唯恐酒醉失言，喝酒十分节制，他答道：“藏本先生没出事最好，否则因此引起两国的战争，日本还没有集结好军队，打起来能赢吗？”
晴气“嘿嘿”一声冷笑：“支那人在南京、上海一带也没有什么军队，这里防卫空虚，蒋介石的大军正集中在江西打共产党……这就是支那人，家门口都着火了，家里面还在打架……”端起酒盅，心有不甘地一饮而尽，“这本来是个难得的战机啊。”
这时，吕哲夫才知道藏本失踪时南京城内并无中国的作战部队，只有陆军军官学校的千余学员可以临时应战，石头城俨然是座空城。
他暗暗后怕：藏本事件，不但是一个阴谋，而且是个蓄意已久的阴谋！
吕哲夫给晴气筛满一盅酒，说：“现在是和平时期，晴气兄怎么老是想着战争？战争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晴气满脸通红，已经有七八分酒意：“我是个军人，对军人而言，所做的只有两件事，那就是‘战争’和‘准备战争’……军人的脑子里就不应该有‘和平’二字，这个，你以后就会明白的……”
这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吕哲夫心情压抑，他明白，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转眼这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王光弼先生的消息。吕哲夫再也按捺不住，有一次悄悄地前往杨树浦那条杨柳成荫的小巷去探视王光弼的住所，但见房屋门窗紧闭，窗台上都是灰尘，门锁已经有些锈蚀，石阶上长满青苔，显然长时间无人居住。吕哲夫像路人一般步履匆匆经过小巷，内心却装满了沉痛，他感到，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位可敬的良师了！
不但如此，自从苏区回来后，组织上一直没有和吕哲夫进行过任何联系，得不到组织上的指示，他的内心又多了一层焦虑。
1934年，中央苏区被放弃了，白区的工作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团中央、上海工联等机关连续遭到敌人破坏后已不复存在，基层组织也损失惨重。1935年9月，根据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转达的共产国际关于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中央特科作为组织形式终止了在上海的活动。难怪吕哲夫这段时间里得不到党组织的任何指示了。
尽管内心交织着无法诉说的苦恼，吕哲夫的在校成绩一直是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