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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哲夫从上海乘船来到厦门，按照北野丈吉的安排，找到了位于盐溪街的弘善堂。弘善堂是日本人开设的一家药店，主打名牌是精崎眼药水，这种眼药水对于治疗沙眼等眼疾确有一定疗效，日积月累，渐渐有了名气，加之这天义诊，对前来看病的老百姓一概不取分文，店门口等待看病的人群排起了长龙，场面煞是热闹。
弘善堂的老板三宅幸行看了吕哲夫所持的东亚同文书院文牒，将他带进后堂，戴上老花眼镜，眯着眼仔细核对了文牒上的照片和印章，和他寒暄了几句，便让伙计带他去休息。
吕哲夫后来才知道，这家弘善堂是玄洋社在厦门的派驻机构，玄洋社在上海、汉口、长沙、九江、杭州、广州、厦门等地都有这样的机构，他们以采办原料或推销产品为名，深入中国内地调查关塞要冲、风土气候、人情乡俗、农工商物资、交通运输等情况，所到之处与乡民绅商拉关系，施些小恩小惠，套取情报。和台湾一水之隔的厦门，是日本向华南渗透势力的门户。
玄洋社和黑龙会是日本“旧右翼”的代表（“新右翼”的代表则是尾崎秀实所说的受北一辉法西斯思想影响的少壮军人团体），玄洋社主要活动于中国南方，黑龙会主要在中国北方活动。
玄洋社于1881年由箱田六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创立，这是日本民间最早成立的对外情报组织，成为近代日本右翼团体的起源。它早在1884年就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培养侵华谍报人员，1887年又在上海开办制靴厂，为在中国活动的社员提供活动经费。玄洋社之名意在只要越过日本和大陆之间的“玄洋”，就可君临亚洲大陆，它主张天皇主义、国粹主义和大亚洲主义，豢养了大批日本没落士族（武士后代）组成浪人会，被称为“大陆浪人”或“支那浪人”，以经商贸易为掩护，到中国各地进行侦察及颠覆活动，搜集各种情报。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中国和俄国都逮捕过从事间谍活动的玄洋社成员，在日本国内，玄洋社因刺杀与其政见不同的高官，如文部大臣森有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等，这使得玄洋社在国内国外都声名狼藉。为转移视线，玄洋社两大头目头山满、内田良平（平冈浩太郎的侄子）于1901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右翼组织，因其以黑龙江两岸的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为扩张活动的主要对象，故名“黑龙会”，虽然是另起炉灶，但黑龙会和玄洋社在指导思想和活动方式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黑龙会的组织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军政要员到浪人、小商贩、无业游民等三教九流大杂烩。由于有来自上层军界、政界的实力派支持，黑龙会在成立的第二年就敢直接插手政府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命。1902年，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就谁来出任日本驻俄武官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时候，内田良平要求必须任命明石元二郎大佐担任此职务，并扬言说：“如果陆军省不听从我的建议，黑龙会以后就不再与陆军省合作，也不再向陆军省提供情报了。”结果陆军省在权衡一番后，终于妥协，按照黑龙会的提议任命了该武官。明石元二郎后来在俄国兴风作浪，为日本赢得日俄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确是不负重任。
当晚，吕哲夫便在弘善堂的后院留宿。因为是第一次调查旅行，又是去完全陌生的苏区，他的心情难以宁定，枕着头望着窗外的月光，他想起王光弼老师的话，遇事要多思考，便思忖着一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应对之策。
眼看月过中天，已是夜半时间，吕哲夫正要迷迷糊糊睡去，忽然听到“吱呀”一声，后院的门开了，三宅幸行陪着一个汉子进来了，引那人到西头一家客房休息，月光下，只见来人留着寸头，身材不高但显得壮实，看三宅的举止对此人显得十分恭敬。
翌日无事，吕哲夫在厦门街头闲逛，又去鼓浪屿的日光岩游玩，但见奇峰突起，群鸥翻飞，和湛蓝的大海构成一幅美丽的景色。鼓浪屿的租界内有很多日籍台湾人，他们自恃有日本国籍保护，从事开设大烟馆和赌场等不法勾当，搞得当地乌烟瘴气，让吕哲夫心中不快，游玩片刻就回到了弘善堂，但这晚未再见到那个汉子。
就这样过了两日，启程的日子终于到了。在三宅幸行的安排下，吕哲夫到厦门以西的长泰县城，加入当地一家名叫“广裕兴”的商队，一起前往闽西苏区。因“广裕兴”老板和三宅幸行关系交好，三宅幸行便向其推荐吕哲夫，说他是厦门一位商人之子，想跟着商队学做生意，并带去金鸡纳霜、阿司匹林、碘酒等西药，这些东西和盐巴一样都是苏区紧缺的物资，苏区对此免税，大大有利可图，言明带进苏区销售后，和“广裕兴”三七分账。
在长泰集中的商队不仅“广裕兴”一家，共有六家商队的马帮驮队和肩挑脚力，共四十多人。吕哲夫头戴巴拿马帽，穿着纺绸对襟短褂，打扮宛如客商子弟。他悄悄打量了商队的各位成员，随行的挑夫中有一个名叫“彭阿猫”的人引起了他的关注，听说这个人自幼聋哑，但看他的身形模样，显然就是那晚在弘善堂后院无意之中看到的那个汉子，三宅老板怎么会对一个聋哑挑夫如此恭敬，这里面一定有名堂！他想起了王光弼的话：“他们……暗中可能会安排人监视，这一点要提防。”心中暗暗提高了警惕。
商队不走大路而抄小道，过九龙江，翻博平岭，吕哲夫学着观察所经之处的地形地貌，一路上山路崎岖，重峦叠嶂，山冈溪谷到处是大片翠绿的竹林，好在没有遇到国民党正规军，只遇到几批民团、保安队之类的武装设关堵卡，但出了“买路钱”就能继续赶路，看来这些地方势力对此早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路上零星可见一些小村落，起初土墙柴门上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赤匪”“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后来就什么标语也不见了，这里是介于苏区和白区的中间地带，红军不在这里打土豪，只是借道，仿佛有协议似的，这里的民众，从民团、地主老财到贫富农，反共都挺消极的，只管种地、收租。没多久，村落里标语又出现了，只是内容变成了“打土豪、分田地”“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打倒蒋介石”“布尔什维克万岁，苏维埃万岁”等内容，民团、保安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拿着梭镖、扎着红袖章的赤卫队员——商队进入了苏区。吕哲夫见路边山间的水田禾苗长势良好，看来苏区的夏粮可望丰收。
商队在苏区边境的报关、查验、缴款和领取通关凭单等手续都很顺利，经过龙岩到达了武夷山麓的汀州。汀州县城人口两万，物产丰富，商贾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闽西苏区在此设立有贸易局，这里紧挨中央苏区，距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瑞金只有三十公里。只是吕哲夫眼看着商队的客商们卸货交易结账，忙得不亦乐乎，却一直没有人跟他联络，不禁暗自着急：“难道王先生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苏区吗？”他把那本《全唐诗集》攥在手里在汀州街巷的石板路上转悠了半天，也没见有人来搭理他。
吕哲夫无聊之时，便暗中留意了一下那个可疑的彭阿猫，此人耳聋嘴哑，与旁人从不交流，脸色阴沉，却没看出此人吃饭、起居等举止上有什么特别的异常，只是爱坐在门槛上四处张望。
吕哲夫很失落，“广裕兴”的客商们却在乐呵呵地数银圆。苏区的粮食不缺，但缺盐，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盐只能靠走私换取。粮食换盐巴的比价，在苏区和福建白区的价差有十多倍，来回走一趟大有赚头。白区一块银圆可买七斤盐，而苏区一块钱有时只能买几两，甚至有价无市，当时苏区流传这样的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只是这种走私的好景不长，不久，博古把持了苏区的军政大权，推行错误的“左”倾政策，乱搞清查地富资反坏，把走私商人也一起清除了，结果闹到只能去厕所刮硝土熬土硝来当盐吃的窘境，这都是后话了。
傍晚，客商和脚夫们正在客栈吃饭，突然，贸易局的几个工作人员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进了客栈，问：“广裕兴的客商和伙计们，麻烦你们跟我们走一趟。”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行人到了贸易局，一个红军干部严肃地说：“今天在市面上查获了违禁的鸦片，鸦片危害人民健康，是苏维埃政府严禁进口的，据查来源是最近才由商队夹带偷运进来的，还点到了‘广裕兴’的名头。因此，我们把诸位请到这里，是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调查……”
他的话音未落，几个人就嚷了起来：
“我可是规矩生意人，不搞这歪门邪道。”
“我这条道上来回多少次了，从来都是诚信买卖，不要冤枉好人。”
“我是挑担的，啥也不知道，放我回家吧。”
这个红军干部双手虚按，说：“大家不要紧张，我们只是询问一下。我们也不相信‘广裕兴’的客商会做这种事，查清后，如果是误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就这样，二十多个客商和伙计被带到贸易局后山的一座祠堂大厅内，大厅四角有几个红军战士看管，不得随意走动，不得相互交谈。那个红军干部拿着商队的名册，一个一个轮流把人带到祠堂旁边的木板房内问话。轮到吕哲夫了，他进入西首一间厢轩，这里与大厅相隔很远。他打量了一下审问者，见这是一个中年人，穿一身洗白了的灰色军装，面庞红润，戴着黑边近视镜，胡子整齐，而且，他见对方也在打量自己。
这个中年人见吕哲夫站在门口，微笑着说：“请坐。”
吕哲夫坐定后，中年人说：“你叫李百福，厦门人？”吕哲夫点了点头。他不清楚眼前这个红军军官究竟是什么人，只能按伪装的身份应对。
中年人“嗯”了一声，问道：“你喜欢读唐诗吗？”
吕哲夫心中猛然一震，这句听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正是王光弼告诉他的接头暗语！他赶紧点头，说：“是的，我经常读《全唐诗集》。”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位诗人的哪一句诗呢？”
“王勃的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中年人微笑着说：“好个天涯若比邻！你从台湾到日本，再从上海到苏区，真是跨越了天涯的千山万水啊。吕哲夫同志，欢迎你！”说着走到他面前，伸出了双手。
暗语对上了。
吕哲夫激动地站起来，和这个中年人紧紧握手，一股暖流顿时传遍了全身。
这位中年人，正是红军的工作部长李克农，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
吕哲夫将随身携带的《全唐诗集》交给李克农，因为王光弼说书册中隐含着他给组织的介绍信。李克农把这本册子交给一个战士，低声嘱咐了几句，那战士带着书册离开了。
李克农说：“你刚到厦门，地下交通员就把情报传递过来，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和你接头，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非常时期，商队中间难保不会混有敌特分子，人多眼杂，如果贸然和你接头，不利于你以后工作的开展。”
吕哲夫问：“那我今后的工作是？”
李克农说：“孙子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可见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有所掌握，觉得你的条件很适合从事对敌情报工作。参加革命必须出于自愿，这项工作既艰难又危险，事关重大，你不必马上答复是否愿意，可以考虑清楚后，再告诉我们你的决定。”说到这里，李克农的眼光满含期待。
吕哲夫怦然心动，点了点头。他读过几本有关西方间谍故事的书，如《阿拉伯的劳伦斯上校》。劳伦斯是英军情报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入阿拉伯地区领导当地人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在语言、服装和生活习惯上却能完全地融入阿拉伯人中。劳伦斯知道所从事的间谍工作是多么危险，而且也知道他的下场不是壮烈的死，就是悲惨的死，但他为了祖国义无反顾，认为这才是一个男子汉的生平大志。
吕哲夫忽然想起一事，说：“商队中有个叫彭阿猫的聋哑挑夫，很可疑。”
李克农问：“怎么可疑？”
吕哲夫把那晚留宿弘善堂时偷看到三宅幸行对此人异常恭敬的一幕说了。
李克农微一沉吟，说：“这个彭阿猫，我们的同志在路上已经注意到了，我刚刚问讯过他，此人不是真的聋哑，是装出来的。”
吕哲夫吃了一惊：“他自己承认了吗？”
李克农说：“没有。他装得很像，手上生茧，脚上生疮，跟真的挑夫没什么两样。因为没搞清他的来历，我没有当场揭穿他。”
吕哲夫问：“那怎么知道他是假装的呢？”
李克农反问：“你有没有发现他还有其他的异常？”
吕哲夫回想片刻，摇了摇头。
李克农说：“聋哑人由于听不到别人说话，不能和别人交流，从小等于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面部表情应该是木然的、迟钝的，但这个人的眼神机警，表情灵活，不像是聋哑人。”
吕哲夫这才释然。
李克农进一步解释说：“从细微处的小环节，可以推断一个人整个的生活链条的情况。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情报侦察员，就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这种能力的培养重在平时的积累，不仅要善于观察，还要善于记忆和整理，将所看的、所听的、所学的知识整理成一条线索加以记忆，这是侦察员必不可少的技能。吕哲夫同志，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吕哲夫又是敬佩，又是惭愧，心想：“原来一路上就有我们的同志在关注着商队，显然是为了我的安全，我还懵然不知。”问道：“这个人像是国民党特务吗？”
李克农说：“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采用这样的方式和你接头。有情报说，近来有一个形迹可疑的聋哑人从福州出发，沿闽江右岸一路徒步行走，沿途拍照地形及桥梁、关隘，夜宿旅店单人房间，闭门书写至深夜……如果就是这个人，那他的身份可不简单哪。”他来回踱了几步，站住了，把眼光转向吕哲夫，“必须搞清这个人的身份……”
眼看祠堂里的人问话问得差不多了，天色漆黑，大厅里点起了松油火把，忽然，几个戴八角帽的贸易局干部进来了，和那个红军干部耳语几句，红军干部满脸严肃，大声说：“鸦片二道贩子招供了，就是从你们这批‘广裕兴’夹带的货！”
这下“广裕兴”的客商和脚夫们傻了眼，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敢说话。
红军干部又说：“‘广裕兴’一直诚信买卖，以前从未发现过这种事，老客商我们还是信得过的，但是新来的人中，我们要重点检查！”
大厅里那些老客商们松了口气，有的便把眼光转向吕哲夫等首次进来的人身上。
吕哲夫悄悄地瞟了一眼彭阿猫，见他脸色平静，似乎真的听不见。
很快，吕哲夫、彭阿猫等几名“广裕兴”的新人被重新带进几间木板房内问话。彭阿猫还在装聋作哑，审问的贸易局干部说：“你以为不开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聪明的话还是及早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否则走私鸦片是重罪，没你的好果子吃！”彭阿猫“咿咿呀呀”比划了一下，表示听不明白。
当下一个红军战士开始搜身检查，令人惊讶的是，从他衣服的后领夹层搜出了一支短短的铅笔和薄如蝉翼的纸卷，摊看一看，纸上画着的分明是山水地形和路线图。
屋内的气氛刹那间紧张起来——这是比走私鸦片更加严重的罪行！
审讯的干部拍案而起：“好个奸细！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还有谁是你的同伙？”
彭阿猫的眼神阴鸷，把头扭向一边，不论对方怎么问，就是一言不发。
几个红军战士把彭阿猫五花大绑，连夜押解到后山的一座监狱内，这座监狱是废弃的小庙改建的。吕哲夫也被同样绑着押了进来，他不停地分辨：“我是厦门的正经生意人家，你们误会了，我是好人……”
彭阿猫和吕哲夫关在同一间囚室，有两张木板拼凑的床，铺盖破破烂烂。翌日，彭阿猫被提审，他仍旧是什么也不说，审讯的红军干部无奈，只得把他押回牢房。第三天、第四天仍是如此，审讯笔录上一个字也没留下，红军干部恼火了，说：“你有本事就一直装哑巴，到死时看你开不开口！”
彭阿猫见吕哲夫也被提出去审了几次，开始吕哲夫的脸色很忧郁，后来情绪好了起来，显然被排除了走私鸦片的嫌疑。这天一个红军战士在窗口说：“李百福，出来写保释书。”吕哲夫出去后，不一会儿就回来了，神情欣喜，看来不久就可出狱。
这天半夜，一片寂静之中只虫声唧唧，彭阿猫悄悄摇醒了吕哲夫。吕哲夫睡眼朦胧地望着他，脸上表情迷茫。
彭阿猫低声说：“宫下君，拜托你一件事情。”说的居然是日语！
吕哲夫睁大眼睛，十分惊讶，没想到这个彭阿猫不但不聋不哑，还是个日本人！而且居然知道吕哲夫的日本姓氏！
吕哲夫假意不懂，用汉语问：“你在说什么？”
彭阿猫把食指放在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说：“你不必隐瞒，三宅先生已经告诉了我。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日本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不得不冒险向你求救，请务必帮忙。”
“帮什么忙？”吕哲夫这句话说的也是日语，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彭阿猫说：“你会说流利的汉语，他们对你没有什么怀疑，你一口咬定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想办法回去。你回到上海后，去静安寺大西路的大理石大厦，找一位姓池田的先生，向他转达我的死讯。”他从内衣里拔下一枚纽扣，递给吕哲夫，“这个就是信物，池田先生看到后就什么都明白了，他会给你赏金的。拜托了！”
吕哲夫接过钮扣：“那你呢？”
彭阿猫苦笑了一下，随即故作轻松地说：“看来是回不去了，要不就被他们砍头，要不就自杀，决不会向他们透露一丁点儿秘密。”
吕哲夫小心翼翼地问：“您是替国家做事的吧？该怎么称呼您呢？”
彭阿猫没有回答他，望着窗外的月光自嘲地说：“第一次进来，什么都没干就被抓住了，太倒霉了！”
“彭阿猫”的真名叫晴气庆胤，他此时就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尉军衔。晴气庆胤和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有交往，这个当时看似不起眼的大尉，日后成为了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得力干将、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太上皇，并先后担任过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情报参谋和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等要职。
日本人已经注意到，红军的根据地位于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的偏远山区，远离大城市，物质条件极端艰苦，从这一点而言，远不能和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任何一个军阀政权相比。以如此少的人口和如此贫弱的经济，却能组建起一支纪律严明的大军，说明其政权的运作管理和动员效率大大高于这些军阀，而且面对人数装备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军居然屡战屡胜，其战斗力令人刮目相看，更说明这是一支与军阀完全不同的军队。所以，日本军方的目光盯上了这里。晴气庆胤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也可以听懂中文，但说中文不够流畅，怕露馅，干脆装成聋哑人，企图混进苏区侦察地形路线、军情民情，不料刚一进来就被识破逮捕。
至于吕哲夫那晚看到三宅幸行对晴气庆胤毕恭毕敬，这也是有原因的。当时的日本右翼团体大大小小有三百多个，彼此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而是有各自的军阀、官僚、财阀等后台老板，由于在具体的侵略政策上有分歧，有些右翼团体与政界和军界存在着各种矛盾，右翼团体彼此之间也存在矛盾。随着“新右翼”（法西斯少壮军人）势力的崛起，玄洋社和黑龙会等“老右翼”就不那么吃得开了1。在军国主义制度下，只有抱紧军队的大腿才有底气，所以，对于来自陆军参谋本部的少壮军人晴气庆胤，出身于玄洋社的三宅是不敢怠慢的。
吕哲夫将晴气庆胤的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仔细查看了那颗纽扣，发现这是一枚伪装成纽扣的指北针。他说：“日本人的手伸得很长啊，已经伸到我们苏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中国，处心积虑，不是一年两年了，亡我之心可畏！”
吕哲夫问：“静安寺的大理石大厦是什么机构？”
李克农有在上海多年的地下战斗经验，说：“这应该是日本人在上海租界内设立的特务机关。”
当时，各色人等、各式各样的思想在上海混杂汇集，上海成为远东地区最复杂的情报战场，各方势力及情报组织在此犬牙交错，各显身手，确实是“冒险家的乐园”：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洪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这些，都是吕哲夫在日本时就从书刊资料上了解到的，但因为看到的是来自日本人的资料，他这时还不知道在上海也隐藏着极其庞大的日本情报系统。
旁边一位保卫干事问：“怎么处理这个人？”
李克农沉吟片刻，做出了决定：“放他走！”
吕哲夫不解：“为什么？”
李克农说：“三宅幸行在厦门住了二十多年，是个老资格的特务，从他对这个‘彭阿猫’的恭敬态度看，这个人很有来头，加之年纪不大，今后在日本情报界里往上爬升的空间很大。他刚潜入就被发现，画图也被收缴，作恶不大，放他走无关大局，反而可以利用他帮助你打入敌人内部。”
他见吕哲夫仍有迷惑之色，解释说：“这其实就是孙子所说的‘反间’。《孙子兵法》是十分推崇‘间’的作用，‘间’就是间谍，他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把间谍分为乡见、内间、死间、生间、反间五种。”
吕哲夫饶有兴味地问：“这些‘间’都有哪些区别呢？”
李克农说：“所谓乡间，就是利用敌人的老乡来做间谍，老同学、老同事的关系都是可以利用的。内间，就是利用敌方人员来做间谍，也就是策反了。死间，则是制造些假情报，通过我方的间谍将它传递或散布给敌方的间谍，从而使敌人上当受骗，一旦秘密泄露，我方的间谍有生命之忧。生间则不同，我方间谍侦察敌方情况后能活着回来报告。反间就是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比如《三国演义》里周瑜利用蒋干。这些都是大有名堂的，我国古人是十分智慧的。你可要好好领会这些东西，理解透了，用好了，对将来的工作大有裨益啊。”
吕哲夫被“释放”了，他走时低声对晴气庆胤说：“请暂且忍耐几天，我出去后会想办法救你。”晴气感动地说：“不必了，你及早脱身，把话带给池田先生，我死不足惜。”吕哲夫和他悄悄握了一下手便出去了。
吕哲夫走后，囚室里只剩下晴气庆胤一人，不再有人提审，看来已经定下了死罪只待执行。晴气待在阴暗潮湿的囚室百无聊赖，看着日出日落，一天一天过去，吃着发霉的干菜饭，看着老鼠在下水道里钻来爬去，感觉自己都要发霉了。
就在晴气庆胤绝望之时，这天半夜，忽然一颗小石子掷到他头上，接着又是一颗，他惊醒了，只见有人轻轻敲击窗口，他擦去满眼的眼屎，定睛一看：正是吕哲夫！晴气惊喜交集，赶紧爬起身来。吕哲夫趴在窗口，扔进来一个纸包，什么也没说，就消失在夜色之中。晴气打开纸包，只见里面是一根小小的锯条，还有咸菜和红薯干。晴气精神大振，虽然他已有必死之心，但毕竟不愿就此横死。他将纸包的食物暗藏在墙根的破洞内，用稻草塞住，睡觉时侧身靠墙，以防老鼠偷吃。他白天睡觉，养足精神，夜深人静之时，则偷偷地用小锯条锯窗口的木栅栏。他十分小心，由于栏柱粗大，锯子短小，不能一个晚上全部锯断，他就每晚在每根木栏上锯一小段，口子细细的，以防被发觉，然后第二晚接着干，口子大起来时就用地上的黄泥涂抹遮掩。就这样忙活了几个晚上，几根栅栏都只剩一晚之功，一直无人察觉，晴气暗喜不已，乘一个雷雨的夜晚，就着雷声和雨声的掩护，他掰断栅栏，从窗口爬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溜入深山——当他为死里逃生欣喜若狂时，却怎么也想不到这只是李克农给他导演的一出戏。
不过对晴气庆胤的考验还没结束，他不敢走大道小路，只在山野间流窜。由于指北针给了吕哲夫，他便根据掌握的野外生存技能，白天依靠太阳光线的移动、晚上依靠北极星来定位，最麻烦的是碰上雨天，不但方位不清，而且还难以保持体温。吕哲夫给他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只能靠挖红薯和草根维生，昼伏夜行，一个多月后才逃回厦门，这时的他已经犹如野人了。
就在晴气庆胤仍身处囹圄之时，吕哲夫已来到瑞金，一路所见所闻的苏区，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总面积约八万四千平方公里，下设二十多个行政县，总人口四百三十万，中央红军达到十万人。这一年全国的革命形势也是一片兴盛，苏区发展到十几块，全国的红军达到三十万人，党员也发展至三十万人。
红色的瑞金，到处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香樟树散发着清香，夺神醒脑，杜鹃声声低唤，时而又高昂地望着天。在这里，吕哲夫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的亲切接见，并和邓发、李克农等人一起吃饭，虽然是简朴的粗茶淡饭，却让吕哲夫感动：这些领导都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前辈，竟然在百忙之中款待自己这等无名小辈。
邓发说：“来，尝尝江西的辣椒，这个玩意啊，开胃得很呢。”
吕哲夫夹了一根红辣椒，咬了一半，立刻眼泪扑眶，无语凝噎，他赶紧吃上两口小米，喝了一大口水，勉强忍住了。
大家都大笑起来。
邓发说：“我看了王光弼同志写的介绍信，他对你的期望很高啊。你的日语很流利，英语也不错，这很好。共产党员最好能会几国语言，我们要搞世界革命。革命者可不能连辣椒都战胜不了。”
吃饭就在邓发的居所，里面陈设简单，只有几件桌椅，很粗糙，黝黑黝黑的，桌角摆着一个破茶缸，里面漂着些茶叶末，桌脚边还一个酱色的坛子。靠墙搁着一张木床，床下是一双草鞋，帮子已经断了。苏区保卫局担负着苏维埃共和国艰巨的肃反保安任务，其领导人居然简朴如斯，这让吕哲夫心生感慨。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成长阶段是幼小的，不成熟的，出现了很多问题，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在苏区，汲取了既往的深刻教训，党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培养高级别的情报侦察员。苏区的领导同志详细研究了吕哲夫的情况，包括王光弼的介绍信，以及商队的“聋哑人”事件，他们认为，吕哲夫虽然尚不成熟，但具有了成为优秀情报侦察员的可贵品质。
这天晚上，李克农和吕哲夫有了一次长谈。
李克农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可蒋介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大规模‘剿共’，不除掉我们，他是不会甘心的。我们眼前最直接的敌人虽然是国民党反动派，但依照局势发展看，日本帝国主义必将成为我们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和日本已经结下了解不开的死结，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不久的将来，必有一场关系两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你是我党在日方内部布下的一颗棋子，这是未雨绸缪先走的一步，一旦有事而你的地位又恰当，那作用就无可限量了！”
李克农进一步说明，作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员，冷静的思维、敏锐的观察力以及缜密的逻辑推断能力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非得是面面俱到的“完美的特工”。在人力情报工作中，情报员的个人素质当然很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这颗棋子能够安插到最为合适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个随机性非常大的条件，即使训练出了一个“完美的特工”，因为派不上关键用场，也无法使用。所以，情报工作的成功，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想靠“临时抱佛脚”，事到临头再布线、找人，肯定不是好方法。真正的情报战高手，讲究“走闲棋，布冷子”，靠的是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这些“闲棋冷子”也许长期不会启用，甚至就此一辈子默默无闻，但一旦需要时，却可以发挥巧子制胜的奇效。
吕哲夫静静地聆听。
“从现状看，日本强，中国弱，中日对抗，日本占优势，但不一定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强者也有致命的弱点。日本军队号称战无不胜，但在我看来，就像泥足巨人阿喀琉斯，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致命弱点在哪里，因为我们还不了解这个巨人。只有打入敌人内部，才能抓住敌人的弱点，我们就能四两拨千斤，出奇制胜。”
听到这里，吕哲夫满脸跃跃欲试之色。
李克农没有马上征求这个年轻人的意见，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地下战线波诡云谲，险象环生，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里不但有对垒和厮杀，而且比有硝烟的战场更复杂，更需要智慧。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大意，那可是在地雷阵里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你要忍受长期的孤独、难以形容的艰辛甚至是无法辩白的委屈。
“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没有酬劳。这是世上最残酷的职业，任何微小的失误就可能带来死亡。即使等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而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会为世人知晓。
“我上次说过，这是一项十分艰险的工作，你可以考虑后再决定。现在，你考虑清楚了吗？”
吕哲夫坚定地点了点头。他预知到了自己今后工作的艰难性和危险性，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从此，他要真正踏上“为之终身奋斗”的道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要坚持到底，战斗到底！
翌日，李克农将一本《全唐诗集》交给了吕哲夫。
吕哲夫接过一看，这本《全唐诗集》正是王光弼给他的，但里面的空白页写着一行一行的红色小楷，是关于他的情况介绍，也就是王光弼写给组织的介绍信，奇怪的是，他当初一点儿痕迹也看不出来。
李克农微笑着说：“这是我们要上的第一课。”
他解释说：“这是用白醋写的字，干燥后没有痕迹，用红萝卜皮浸出液喷涂，便可显现红色字迹。这是情报员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密写’和‘显现’。即使不采用特殊的化学药品，就地取材也可以做到。类似的还有用米汤、明矾‘密写’，可以用碘酒、清水浸分别‘显现’……”
就这样，吕哲夫开始学习有关情报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怎样警戒、怎样化装、怎样追踪、怎样摆脱盯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化装和反跟踪、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调查记录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这些知识是多年白区地下工作的经验总结，实战性很强，让吕哲夫大开眼界。不过，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学习，因为吕哲夫在苏区的时间十分有限，时间长了回去后会引起怀疑，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还要参加一些组织活动。
吕哲夫想起了王光弼先生曾说过的话：“你到了那边，可以亲眼去看一看，看看翻身的农民子弟是如何通过学习觉醒的。”因此，他有意考察了苏区人民的学习情况，看到共产党员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苏维埃合作社送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尽管这些课本插图简单、纸张粗糙，但学生们的一问一答十分响亮有力：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第一个学会五百个字的学生，就可以拿奖品，如小红旗或铅笔什么的。而学生中不但有青少年，甚至还有上了年纪的农民，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吕哲夫出生于商人之家，家境小康，长大后长期在城市读书、工作，对农民的疾苦没有切身体验，来到中国大陆后，对那些衣衫褴褛、满脸戚容的穷苦农民已经有些陌生感。当衣着体面的他走在上海滩的马路上时，面对路边的饥民投来奇怪而复杂的眼光，他内心居然有一丝异样的不安，感觉和这些人身处两个世界。但是，此时吕哲夫置身于这简陋的课堂里，却深深地意识到共产党原来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开始组织力量，改造他们精神，灌输他们信念——一个民族的脊梁，不正是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吗？他这才发现王光弼先生所说的“工农路线、发动群众”这普普通通的八个字中蕴含着多么强大的威力——在一个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一直处于麻木昏聩而又任人宰割的境地，心中积满了仇恨，忽然间觉悟过来并一起行动起来，这绝对是一件天翻地覆的事情！
吕哲夫还观看了苏区举办的军民联谊晚会，有关人员专门为他安排了背光角落的位置。晚会上的小品《秘书长万岁》对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令吕哲夫吃惊的是，这部戏的主演和编剧之一居然是李克农！他这才知道，多才多艺是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情报员的重要条件之一，无论是苏联的格鲁乌（GRU，红军总参情报部）还是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间谍来说，“技不压身”是绝对的真理。
吕哲夫还发现，很多红军的指挥员都多才多艺。晚会上，他们有用法语唱《马赛曲》的，用俄语唱《国际歌》的，有跳非洲黑人舞的，也有跳苏联水兵舞的，甚至还有用德语版《共产党宣言》宣讲革命真理的。
吕哲夫和几位红军战士攀谈过。这里很多农民都是客家人，客家子弟参加红军的为数很多，这使得同为客家人出身的吕哲夫感到很亲切。
吕哲夫问一个战士：“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
他的回答却是：“先生，听说你是从大城市过来的，你见过电灯吧？”
吕哲夫有些莫明其妙，点了点头。
他摇了摇头：“我没见过。听说那玩意儿可神奇了，只要一拉绳子，整个屋子都亮堂了，地上就是掉根针也找得到。可是，只有大城市的有钱人才用得起电灯，穷人只有点油灯和松脂。我参加红军，就是要让穷人都用得起电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在电灯下读书。”
这是一种最质朴、最直接的革命观，但却是如此强而有力，令吕哲夫深受感动。
旁边一个战士插嘴说：“这里不分官兵，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红军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
听了这些话，吕哲夫想起桥口太郎评价中国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不发生一场大变革使国家的肌体和灵魂得到彻底洗涤——也就是‘国家改造’——则崛起毫无希望。”他现在才由衷地体会到，真正的“国家改造”者是红军！他们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希望！
红军并不是国民党所污蔑的“土匪流寇”，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穷苦人的队伍，是一支有知识、有信念的队伍，这是他们和一切军阀部队最大的不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红军战士都对旧社会的压迫和剥削有着切身体会，都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自觉地把自身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国民党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而红军教育士兵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他们识字，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学起，许多青年刚参加红军时一字不识，现在他们每人已能识百十个字，能够学发给他们的简单课本，或者听人家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简单介绍。
红军中有不少留苏军事人员，采用苏式和中国红军实情相结合的步兵操典，吕哲夫注意到，这比日式步兵操典更为实用。红军还时常进行简易军事演习。在几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作战密度很大，即便这种情况下，红军还要求部队必须在战斗间隙抓紧训练，并且要求新兵至少要有半年到一年的训练时间。
吕哲夫来到祖国大陆两年，见过白军，此时和红军战士在一起，深感这是两支完全不同的军队：八角帽、打补丁的土布军装、蓑衣、油伞、草鞋、斗笠、老套筒、大刀片、红缨枪……这就是红军战士的装备，比之白军要寒酸许多，但两者的精神面貌正好反倒过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白军士兵由于长官克扣、打骂，总是萎靡不振、愁眉苦脸，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生气；而红军战士却很快活，他们经常拉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战员们就都跟着唱——这是一支对使命和前途充满自豪和自信的大军。
正是在训练和士气上有着白军无可比拟的优势，红军才能在人员和装备劣势的情况下屡战屡胜。
红军干部中，许多人分别到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留过学，有些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果为了自己的前程，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份富足而体面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在确立了信仰之后，为了真理抛弃荣华富贵、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时代精英，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肩负起“国家改造”这样的重大使命。
坚守信念、追求理想，孕育了足以融化所有困难的坚定意志与乐观情怀，承受的磨难便转化成了一种动力。
王光弼的话犹在耳边回荡：“我们有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引，我们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农路线，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发动群众，有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一定会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想到这里，吕哲夫心潮澎湃：我们是最幸福的中国人，因为我们拥有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献身于完全正义的事业。
——这是吕哲夫苏区之行的最大收获，这种醍醐灌顶的灵魂洗礼，将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的日本皇民化思想教育彻底地冲刷掉了，不留丝毫残渣，他真正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这不但洗净了他的过去，而且将决定他此后的一生。
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晚上，党组织为吕哲夫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
油灯的黄色灯光下，墙上中央挂着一面土布染制的手绣党旗，上面一针一线缝制的镰刀斧头图案栩栩如生。
仪式开始时唱《国际歌》，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致敬，向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接着是党代表致辞，入党介绍人进行基本情况介绍，因为吕哲夫情况特殊，这一环节简单略过。然后，吕哲夫作为新党员作入党宣誓，他面向党旗，庄严举起握拳的右手，由党代表逐句领读誓词：“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宣誓后，吕哲夫全身热乎乎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希望、热情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世上有什么力量可以压制住这支有文化、有组织、有坚定信念和崇高使命的队伍呢？这样的队伍没有理由会失败，而现在，他正式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党代表说：“我们党目前的任务，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决不后退一步！”
吕哲夫在心里铭刻下了这句话：“我的使命和命运都已决定：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党，属于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
邓发说：“我们这支情报战线的队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全体人员都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爱祖国、爱人民，不计个人利益、个人得失，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向吕哲夫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第一，对党绝对忠诚，回去后要隐蔽中共党员身份，不要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要急于找党，党组织自会与你联系，要作长期打算，等待时机，不管潜伏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第二，要尽快打入日本特务系统，要练就过硬的专业技术；第三，在敌人内部，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谨慎，要敢于、善于随机应变，要抓大不抓小，不能因小失大，必要时可以做一些违背意愿的事，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要真正获得日本人的信任，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那边待下去就是成绩。”
他最后说：“这些话字字千钧，你要好好记住，好好领会！这一次谈话，要管好几年。”
翌日清晨，李克农为吕哲夫送行，说：“按时回去，不要再联系任何人，包括王光弼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党安插在日本侵略者阵营内部的一名战士，成功打入日本情报部门是你任务的关键所在。你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任何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我亲自给你证明。”
吕哲夫郑重地点了点头。
李克农又说：“为了工作需要，你得给自己取一个代号。”
吕哲夫思忖片刻，说：“我的代号就叫‘使命’吧！一是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解放无产阶级；二是台湾回归祖国。这两个就是我毕生的使命！”
“说得好，不过作为代号不大合适。”李克农微笑着踱了几步，“在敌人内部，真实的你不应该是一个实在的人，而是一阵风，无孔不入，是暗处的影子，无声无息，敌人即使察觉到，也看不到、抓不着、捉摸不透。”他说到这里站住了，“这样吧，你的代号就叫‘影子’！”
分别时，吕哲夫恋恋不舍，李克农紧紧握住这个年轻人的手：“哲夫同志，此去任重而道远，多多保重啊！”
吕哲夫按原路返回厦门的弘善堂，此时晴气庆胤还在山野中跋涉。“广裕兴”商队早已返回，老板一回来就为私带鸦片一事找三宅幸行讨个说法，因为三宅的人情所推荐的两人（“李百福”和“彭阿猫”）都被牵扯在内，“广裕兴”老板想探三宅的口风，毕竟贩鸦片的勾当是颇为不齿的。三宅诅咒发誓没有夹带鸦片，再加上三宅交给的人也没能带回来，“广裕兴”老板不好再说什么，只有悻悻告辞。三宅幸行正发愁怎么搭救吕哲夫和晴气庆胤，就在这时吕哲夫平安回来，三宅真是喜出望外。
吕哲夫向三宅幸行简单谈了苏区之行的情况，李克农已经为他想好了理由：因为他有文化，摆脱走私烟土嫌疑后，苏区有意留他下来当文化教员，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便虚与委蛇，留下来暗中观察当地的民情物产、地形交通，并找机会营救晴气庆胤。估计晴气庆胤已脱险时，他便借口想家，辞了教员的工作回厦门。
三宅幸行连连点头，赞扬他随机应变，不但顺利完成了此次调查旅行，还救了同伴一命。当晚，吕哲夫将绘制的往返路线草图交给三宅。三宅看了，镜片后那双三角眼中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晴气庆胤尚未回来，生死不知，吕哲夫返校时间到了，便从三宅幸行那里取了一张船票，带着那颗特别的纽扣返回上海。一回到上海，他便按晴气庆胤的话，来到静安寺大西路的大理石大厦，找到了日本经理池田纯久，将这颗纽扣转交给他。
大理石大厦是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直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机关长池田纯久的真实身份是陆军少佐。
池田纯久有着当时日本人不多见的修长身材，鹰目钩鼻，目光冷峻，他1916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步兵科，1924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曾以大尉军衔带职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一名中国通。
池田看了吕哲夫带来的纽扣，又端详了他一会儿，问清了情况，只说了一句：“噢，明白了。”便把吕哲夫打发走了。他自始至终神色冷静，仿佛谈的不是晴气庆胤的生与死，而只是一件如同白菜市价几何这样的平常之事。
吕哲夫回到同文书院后，闭门潜心思索，花了十天时间撰写出《赣南农业调查》一文上交给校方。该文看题目似乎只是有关赣南的农业情况，实际上涉及当地的社会组织、地理民俗、工矿交通等诸多方面，全文两万多字，内容翔实，条理清晰，并附有手绘的地图、示意图和草图若干。其中指出了红军的主要财源是贸易和矿业，并非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是靠搜刮地主老财，以及红色根据地在经济上卓有成效的运作，统筹规划和执行力都比国民党统治区要强得多。
这天，北野丈吉把吕哲夫喊进了办公室，指着桌子上放着的《赣南农业调查》，说：“学校很满意你的报告，它填补了历届调查的一个空白。告诉我，你对红军有什么印象和体会吗？”
吕哲夫略一思索，如实回答：“这是一支有组织、有信仰、充满活力的队伍。红军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这种在建军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在技术上和数量上巨大优势的敌人。”
北野“嗯”了一声，沉吟片刻，说：“虽然中共的势力还很弱小，但我们不能忽视它。小猫崽子还很脆弱，但长大后，可能是豹子、老虎。现在帝国主要是和南京的蒋介石政府打交道，今后肯定要和中共打交道。你的报告很好，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资料。”
吕哲夫明白日本人为什么对远在中国内陆的红军感兴趣，他亲历过经济危机之下民生凋敝的日本，那里和中国一样聚集着大量贫苦工农，而共产主义能带给这些人改变现状最强有力的希望，如果日本和国民党开战，日本军阀们在军事上有自信取胜，但如果日本国内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则这些日本军阀赖以生存的基础将有崩溃的危险，无怪他们对共产主义视同洪水猛兽，这正是一切剥削阶级最惧怕的东西啊！
吕哲夫这份实地调查报告立刻得到了同文书院的高度评价，经过整理之后，除了书院保存之外，还被送报参谋本部、外务省、农林省等部门参考。
北野给了吕哲夫一个信封，说这是学校对他的奖励。
吕哲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正金银行的支票，数额是六百日元——这可是笔不菲的奖赏，这相当于大佐军官三个月的薪俸。当时一日元在日本可以买到一石粮食。
他退还了这张支票：“日本并不富裕，我为日本工作也不是为了钱。”
北野问：“那是为了什么？”
吕哲夫立正回答：“我幼时起便沐浴天皇陛下的恩泽，让旭日的光辉洒遍亚洲大地是我的理想。”
北野点了点头，但还是把支票给了他：“留下吧，这是你应得的。以后，你在工作中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就在吕哲夫离开苏区不久，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六十九个师又九个旅，总兵力约五十万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部队，还有上百架飞机助战，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坐镇南昌督战。
吕哲夫正在同文书院学习，他从上海的一些报纸和广播中得知，此次“围剿”规模空前，来势汹汹，他十分担忧苏区的安全。
这段时间，王光弼老师一直没来学校上课，校方只是简单地说他辞职了，但没有说明原因。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吕哲夫非常挂念王光弼的安全，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但感到在这种危局之下，王光弼凶多吉少。
1934年4月，经过十八天的激战，红军苦守的广昌陷落，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国民党军队打开了。随部队前进的国民党中央“剿匪”宣传大队，特意拍摄了一组苏区街头共产党宣传标语和墙报，将这些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吕哲夫的内心交织着深深的焦虑和担忧，但是，他在苏区接受的命令是“不要再联系任何人，包括王光弼同志”，所以，他只能将这种不安情绪深埋心底，甚至连王光弼的住所也强忍着不去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