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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哲夫终于实现了前往祖国大陆的心愿，去寻找他内心憧憬的抗日之路。当时，中日之间交通往来主要通过上海——长崎的定期航线，吕哲夫从东京乘火车经东海道——山阳线西行，再换轮渡到长崎，从那登船前往上海。
吕哲夫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穿白衬衣的青年，这个青年眉宇之间颇有英锐之气，手上戴着一串佛珠。因为旅途无聊，吕哲夫和他交谈了几句，得知这个青年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名叫林八郎，他的父亲是在“一·二八”事变中战死于上海的林大八大佐，此次也是前往上海，是去祭奠父亲亡灵的。
火车每到一站，都可见衣着破旧的稚气少女，捧着包裹站在月台上，眼神里满含酸楚。听有人说起，这些都是穷苦人家的女儿，正要被卖到妓院去糊口。
车厢里，几个日本青年正襟危坐，聆听神情严肃的林八郎侃侃而谈：“那些在满洲和上海前线为国流血牺牲的战友们，他们的妻女却因为生活被迫去卖淫，农民们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粮食，这些，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日本向外发展和扩张，并非只为了日本的私利，而是一种正义行动，是为了促进别的落后民族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美国、英国是横跨全球的大富豪，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而资源匮乏、国土狭小的日本，在国际上正处于无产者的地位。在国内可以允许无产阶级斗争，却把国际性的无产者斗争说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西方共产主义思想的自相矛盾！”
吕哲夫觉得林八郎的话有几分荒谬，但又不知从何辩驳，便当个沉默的听众。
有个青年问林八郎：“听说，日本只要出动三艘巡洋舰和一个师团，就可以征服支那。如果真的和支那全面开战，军队能一举打垮支那吗？”
林八郎断然地回答：“当然！满洲事变就是明证，事变爆发后短短一天之内，关东军就拿下了奉天、抚顺、辽阳、鞍山、铁岭、长春等十七座城市，四个月就拿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大的土地。”
旁边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附和说：“如果两国真的开战，撇开双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不说，就拿历史来说，日本也一样是赢定了的！支那自鸦片战争后，对外作战，打英国、打法国、打俄国、打日本……哪一次不是失败？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对外作战，打清国、打俄国、打德国1，哪一次不是胜利呢？”
吕哲夫读过不少史书，觉得以历史来判定未来战争的胜负实在可笑。他反而觉得，历史上四次中日交战，第一次（唐）和第三次（明）中国赢，第二次（元）和第四次（清）日本赢，双方轮着当赢家，要是眼下两国再次开战，就是第五次，按历史规律应该轮到中国赢啊！
到了港口，只见码头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到处都是醒目的太阳旗，正在举行“奉迎战殁关东军将士遗骨”的仪式，大批的陆海军军官、在乡军人（退伍军人）、国防妇人会、男女学生排成长队等候，军乐队奏起《关东军之歌》：“朝霞之下任遥望，起伏无比几山河，吾人精锐军威壮，盟邦众庶皆康宁，满载光荣啊，关东军……”
吕哲夫和林八郎要登上的“极东丸”邮轮因此延迟检票，他俩和一大堆乘客都等在码头上。
运载关东军回国官兵的军舰一进港，港口里停泊的所有日本客轮和货船均鸣笛致敬，欢迎队列前的指挥官大喊了一声：“立正！”码头立刻就肃静起来，不多时颈上挂有白布包着遗骨箱的士兵，从军舰舱门里鱼贯而出，这就是所谓的“白骨凯旋”了。人们恭敬地把头低下，挂着遗骨箱的士兵们从他们面前整肃地慢慢通过，这些士兵面目黝黑，有的人头上、手上还缠着绷带，悲惨的眼光注视着胸前的战友遗骨，脚步沉重地走过。
林八郎向一个路过身边的关东军大尉打招呼：“喂，赤松君！”
“哦，是林君，久违了。”
“张学良的部队不是都打垮了吗？”
“话是这么说，可是满洲大得很，到处都是土匪和乱党。”
“打得很辛苦吧？”
那个姓赤松的大尉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轻地哼起《雪の进军》：“雪中进军踏冰行，河川道路不复知。爱马冻毙情难易，怎奈周遭皆仇敌……”这首歌是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期间永井建子所作，描述的是日军冒雪进击的场景，歌词中反映了远离家乡作战的困顿和无望。
吕哲夫心想：看来“支那兵”并不是不堪一击的，“皇军”也不像宣传的那么厉害嘛。
“极东丸”起航了，跨过白浪滔滔的东海，向西驶去。
吕哲夫因为即将抵达祖国大陆而激动不已，没有待在闷热的船舱，而是在甲板上四处眺望，让清凉的海风抚平内心的激情。
甲板上有不少人，有的在闲聊，有的在观赏海景，吕哲夫在船尾游廊认识了一位名叫尾崎秀实的中年男子。尾崎秀实面目俊朗，打扮绅士，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现在担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尾崎长期随父亲在台湾居住，所以吕哲夫很快和他找到了共同话题。尾崎曾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对上海的情况和中国的社会现状很了解，吕哲夫向他请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两人言谈甚欢，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一聊就是一整天。
第二天，吕哲夫又去找尾崎秀实。尾崎秀实住的是头等舱，有自己的单间，两人聊天时有人来找尾崎，他说了句“失陪了，请稍等”，便出去了。吕哲夫闲坐了一会儿，见床头一角压着本书刊，他随手拿来一翻，见是几本中文书刊，最上面的是《大众文艺》。
吕哲夫不知道《大众文艺》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刊物，他好奇地翻开，在目录里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名字，翻到一篇《日本的劳动运动》的文章，署名作者欧佐起（尾崎秀实的笔名），便立刻被内容吸引住，并读了起来。
尾崎秀实回来，见吕哲夫看得认真，会心地一笑。通过一天的长谈，尾崎发觉这个台湾青年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不公和民族压迫已经有了觉悟。
吕哲夫见尾崎秀实回来了，不好意思地把书合上。尾崎秀实说：“没关系，这些书可以送给你看。如果对这类书籍有兴趣的话，到了上海，你可以去虹口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看看。”
吕哲夫问：“在上海的其他书店买不到这类书籍吗？”
尾崎秀实说：“买不到。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但压迫者总是要竭力压制被压迫者，哪怕是几声呐喊，也不许他们发出。”他从书本中抽出一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指着书上编者“柔石”的名字说，“这位先生已经不在人世，是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杀的，他的罪行，就是因为发出了几声呐喊。”
吕哲夫感到了一阵寒意，同时也意识到，面前的这位《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尾崎秀实其实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后来与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传递给莫斯科，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对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有着深刻的理解。
吕哲夫把火车上林八郎的那番“日本在国际上是无产者”的长篇大论告诉尾崎秀实，说：“这样的言论在军人中很流行。”
尾崎秀实说：“最近十年来，俄国的共产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等思想都引入了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林八郎这些话，就是法西斯思想领袖北一辉的论调，很有煽动性。作为军人，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对天皇的忠诚，那种热情是无与伦比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年军人的这种看法，是底层被压迫民众对现状极度不满的反映，也是日本众多思潮的一个侧影，但他们只把不公正的根源简单地归咎于少数贪官污吏，而即使是这种有限的抗争，他们也依然要打着天皇这个最高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旗号。”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北一辉的思想有很大的危害性。满洲事变这种抹杀一切国际条约和信义、明目张胆地断行武力侵占的横暴手段，是日本少壮军人派的典型作为，因为他们有武装的实力，有在乡军人团的后援，又有产业凋敝、生计困窘的群众的拥护，以致政府势难制止。”
吕哲夫点了点头，尾崎的话指出的问题的要害：一个是疯狂的法西斯思想，一个是狂热的少壮派军人，如果此二者结合起来，就像雷管碰上了炸药，这种破坏力可想而知。
尾崎秀实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泛滥，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右翼团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创立的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等纷纷建立，他们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纲领，主张以政变为手段，实行国家法西斯化。他们打着‘革新’旗号出现，也被称‘新右翼’。这些右翼团体与军部的法西斯势力紧密结合，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推进日本的法西斯化。少壮派军人在日本国内外策划的一系列流血政变和事件都与‘新右翼’直接相关。”
尾崎说到“日本改造”，吕哲夫突然想起了桥口太郎谈到的“国家改造”，心中一惊，桥口太郎的这种思想不正是右翼法西斯团体所推崇的吗？他想起了犬养毅被杀一事。犬养毅是日本的第二十九任首相，就是因为在“满洲国”问题上与军部少壮派分子产生分歧，今年5月15日便被一伙狂热的军人闯入首相官邸刺杀。连首相都敢明火执仗地杀害，这帮家伙简直无法无天到了极点，这种“下克上”的行径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动。
他问：“先生的意思是，日本会在战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尾崎秀实神色凝重：“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人民贫困，社会动荡，在日本的统治阶级和军人看来，对外扩张可以有效地缓解和转移国内的危机，所以他们急于建立法西斯统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党活动非常猖獗，极有可能攫取国家大权，成为第二个意大利。”说到这里，他问，“你听说过《田中奏折》吗？”
吕哲夫摇了摇头。
尾崎秀实简要说明了一下：“1929年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里明确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尾崎说：“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只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将会是无休无止的。战争是柄双刃剑，挥舞起来，两边都会沾上鲜血。不仅使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也会给日本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吕哲夫不安地问：“那有办法避免这样的灾难吗？”
尾崎秀实压低嗓音，坚决地说：“只有制止日本的侵略，才能实现东洋和平，实现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这不仅是帮助中国，也是在拯救日本。”
尾崎秀实的真知灼见让吕哲夫豁然开朗。吕哲夫后来知道，获取《田中奏折》并将其透露给中方的蔡智堪是原籍台湾的苗粟人，和他是老乡。蔡智堪是日本商界的巨富，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尽心尽力。这给吕哲夫树立了一个榜样。
从中学读书会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产生“为中国奋斗就是为台湾奋斗”的念头而决心前往中国大陆，再到“制止日本的侵略”——吕哲夫进一步认为，日本不可能停止侵略的步伐，那么，“制止日本的侵略”的最好办法是促使日本早日在侵略战争中失败——那个“为之终身奋斗”的人生目标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了！
经过两天航行，“极东丸”驶入了长江口。长江口宽五十多公里，远处的陆地隐没于水天一线，夕阳笼罩下金波万顷，气势磅礴，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江如不说是海的延伸，这是真正的大江大河，是在岛国无法见到壮观景象。
吕哲夫第一次感到了祖国大陆的雄浑气势，这片辽阔的大地，是爷爷无数次念叨过的故土，是每个台湾人的祖辈生息过的家园。他沐浴着习习海风，看着翱翔的海鸥，深深地吸了口气，激荡的心扉里响起了一句话：“我终于回到祖国了！”
然而，等轮船进入黄浦江，吕哲夫的激情一下子熄灭了。黄浦江上到处是飘扬着米字旗、星条旗和旭日旗的军舰，混浊的江水拍打着灰色的舰身，在江南蒙蒙细雨笼罩下，景色一片灰白——和爷爷说的“海晏河清，万邦来朝”完全相反，中国早已失去了封建时代的荣光，自鸦片战争后，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无穷无尽，国土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侵占，中国已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上海则成为了列强侵入中国的桥头堡。
邮船在杨树浦兰路码头靠岸，吕哲夫下了舷梯，见尾崎秀实正在码头和一个男子说话。《朝日新闻》上海支局设在北四川路上，而东亚同文书院的校舍位于徐家汇的虹桥路，两地相距较远，因此，吕哲夫想向尾崎秀实要一个联系电话。他走过去，见那个和尾崎说话的人约莫五十岁左右，头发微微有些秃，戴金丝眼镜，长衫布鞋，脸色和善，显得很有修养。
尾崎秀实告诉吕哲夫，他来上海只是交接工作，很快就要返回东京的《朝日新闻》本社了，说着向身边的这位男子一摆手：“你有空的话，可以向王光弼先生多请教，他是贵校的客座教授，博闻多学。”
还未到东亚同文书院报到就能结识学校的教授，吕哲夫很高兴，当下和王光弼交换了名片。
王光弼学过医，当过医生，后东渡日本留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能说流利的日语，和尾崎秀实是多年的知己。
吕哲夫当时还不知道，王光弼的真实身份是一位秘密的中共党员，而正是这位文质彬彬的教授，日后成为了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上海，就是这条光荣而艰险道路的起点。
当时上海的人口为三百二十万，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吕哲夫初来上海，一有闲暇，便到处转悠。
虽然全球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依然繁华而忙碌，黄浦江上轮船来往穿梭，十里洋场车水马流、肩摩辐辏，“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服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平剧……这一切都让吕哲夫感到新鲜，但小巷里到处张贴着抵制日货的宣传画和标语，又给这座大都市平添了几分不和谐的气氛。
吕哲夫很快就发现，上海是个贫富泾渭分明的城市。
外滩、霞飞路、杨树浦、南京路和虹口，有整齐的柏油马路、宏伟的建筑、最大的游乐场所和管理权在外国人手上的百货商店，那里的影院与美国同步上演着好莱坞大片，巴黎的时装一个月后就会来到上海，富有阶层享用着跑马、跑狗和舞场中的爵士乐。穿着开衩越来越高的旗袍的女人们，活跃在舞厅、酒吧、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公共休闲场所，与追逐她们的男人调情、周旋。夜幕中，闪烁的霓虹灯下百乐门、大都会、圣安娜等热门舞厅人满为患，每到夜晚灯火通明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河畔公园演奏，每分钟都有一辆最新款式的美国小汽车从眼前开过，交际舞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而在南市、闸北和西门，房子狭小污秽，许多是用“美孚石油”铁皮桶搭建的棚户屋，或是俗称的“滚地龙”窝棚，街道两旁是密如蛛网的小巷，拥挤而恶臭，拐进任何一条小巷都有迷路之虞，只有上海市府大厦寥寥几座高楼。那里的行人个个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经常可见骨瘦如柴的烟民打着哈欠摇摇晃晃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尤其是1931年长江发大洪水后，这里涌进了大批难民，路边到处猬集着衣不蔽体的乞丐，好像海底的海带沉积在那里，饥饿的眼光注视着每一个走过的人。清晨，街角巷尾不时可见拉载饿殍的板车。这里的人们像老鼠一样生活，又像老鼠一样死去。
此时此景，吕哲夫不禁想起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上的穷苦和不公平，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人人平等均富的世界呢？
课余时间，依照尾崎秀实的指点，吕哲夫常去虹口内山书店看书，父亲寄来的生活费被他省吃俭用下来买书。他读过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屠格涅夫的《前夜》、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绥拉菲米维奇的《铁流》、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等著作，同时，还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内山书店大量销售这些在中国其他书店买不到的书。当他买到了《资本论》的第一卷，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从此深入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的本质，懂得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根源——这种剥削制度是多么的复杂和黑暗啊！
王光弼是东亚同文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上课时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将枯燥的经济学课程讲得娓娓动听，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对于吕哲夫来说，厚厚的《资本论》中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是晦涩难懂的，让他理解起来很吃力，他便记下来，利用课余时间私下向王光弼请教，而王光弼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深受吕哲夫的敬重。
王光弼是中共特科成员，受命于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中秘密发展党团员。其工作方法是，第一步先从谈话中了解对方的内心思想情况，看是否有争取的可能；第二步用革命理论结合当前现状和对方的个人情况进行深入的交流，如果可靠，则开始第三步说服工作，吸纳对方加入革命阵营。
王光弼经尾崎秀实介绍，吕哲夫的个性和经历早就引起了他的关注，此时，从吕哲夫所提的问题，便知他读的是什么书，心中已经有底了。
这天，吕哲夫又向王光弼请教问题，王光弼说：“这些问题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这样吧，今天我有空，你到我的住所去，我们好好探讨一下。”
吕哲夫高兴地和王光弼一起乘上人力车。
路上，一群小乞丐拉住车子，纠缠着讨吃索钱：“老爷，给点吃的吧。”“可怜可怜我吧。”
吕哲夫见这些孩子骨瘦如柴，衣衫破烂，心中不忍，把身上带的钱和吃的都给了他们。经过交谈，得知他们都是来自安徽和湖北的饥民，家乡发了大水，房子冲垮了，亲人也没有了，没有吃穿，“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一路讨饭到了上海。吕哲夫听了喉头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觉得世上人人皆苦。
王光弼见吕哲夫神色凄然，说：“你救得了一个人，两个人，能救得了天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吗？”
吕哲夫问：“怎样才能救天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王光弼不答，携起吕哲夫的手来到杨树浦的一条小巷，巷子杨柳茵茵、芳草萋萋，西洋风格的窗檐像道道牙膏压在灰色砖牙上，墙壁上是茂密的爬山虎，各处的阳台挂满长竹竿，竿子上串着衣服，随风飘荡，一派宁静气息。
进门后，两人落座，王光弼递给吕哲夫报纸，说：“知道上海为什么有这么多难民吗？看看吧。”
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报纸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却无权审查外国人办的报纸，当时上海有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等等，从中可以得知许多被国民党政府刻意隐瞒的消息。近几年，北方接连大旱，长江又发大洪水，千里荒野，饿殍遍地……西方记者对灾区的报道触目惊心：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尸体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大城市的妓院……
王光弼又递给吕哲夫另一份报纸，这是国民党官办的“《中央日报》”，里面的新闻对这些情况只字未提，满篇都是南京和上海正筹备民国二十一周年庆典的新闻，一片对蒋介石的歌功颂德。
吕哲夫放下报纸，心情沉重。
王光弼问道：“你在读《资本论》吗？”
吕哲夫点头承认了。马列主义的书籍被当局列为禁书，他看书很小心，从不带到学校里来，但老师既然问起，他只好坦白。
王光弼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我在日本曾读过，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光辉著作，是一门科学，要完全读懂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得到王光弼的鼓励，吕哲夫放下心来，向老师诉说读《资本论》时产生的一肚子困惑：“从书里我似乎可以看出一个古怪的植物状社会体系来。占整个体系绝大部分的根盘在深深的泥土中，拼命地吸收可供系统利用的水分和养料，通过枝杆送至叶片上，于是植物便不断长大。根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不停地把各种自然资源转化成社会财富，通过市场交换——树的枝干——财富最终落到资本家——叶子——的手里，财富变成了资本，被重新投入再生产过程。为了汲取更多的水分和养料，根只有往地下越扎越深，原本小小的植物逐渐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叶子便得以向上伸展。这样一来，叶子和树根之间的距离则越来越大！由人构成的社会不可能像植物那样安静地生长，社会要发展，各个方向应该是平等，但照这种模式下去差距只能越拉越大……这是行不通的！”
王光弼问：“行不通？那怎么办？”
吕哲夫有些沮丧地说：“不知道。”他把询问的目光投向老师。
王光弼微笑不语，过了一会儿，问：“你好像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看你经常把《李后主词》带在身边。”
吕哲夫心中一酸，说：“那是在想念过世的阿公。阿公以前总是爱念《李后主词》，念了就叹气，常咕哝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他接着说起了爷爷坎坷而悲凉的一生。
王光弼说：“老人的心情可以理解，这几十年来，我中华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是啊，阿公也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吕哲夫说到动情之处，从书夹里拿出一个竹蜻蜓，竹蜻蜓泛黄，已经被摩挲得发亮，“看到它，就使我想起了阿顺哥，这是他给我做的。阿公的不幸，其实是许多台湾人的不幸。阿顺是个好人，可却那么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到死的时候可能还以为是我出卖了他。”他将黄阿顺因参加抗日斗争而被迫害致死一事说了。
王光弼说：“李后主写诗作词才华横溢，却无治国之才，君王的亡国之慨，未必就比老百姓来得更悲伤，世间的不幸和艰难，黎民百姓是最有体会的。要改变这种不幸，光像李后主那样发发牢骚可不行啊。”
吕哲夫问：“那怎么办？”这句话本来是王光弼问他的，现在却反倒过来了。
“你为什么要到上海读同文书院？”王光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
“我的祖国是中国，我想救中国！”吕哲夫一字一字地说。
“嗯？”王光弼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个年轻人。
“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台湾人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在这位可敬的长者面前，吕哲夫敞开了心扉。
王光弼赞许地点了点头，说：“祖国大陆和台湾血脉相连，同为中华民族，两岸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剥削阶级的压迫，感同身受，不分彼此。就拿上海来说，上海和台湾一样，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乐园。”他拿起纸笔，写下一首诗：“江干何处立斜晖，碧草清阴与梦违。燕子不知巡警例，随风犹得自由飞。”他说：“黄浦江上外国军舰通行无阻，江畔租界林立，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巡警制订了繁琐苛严的各种条例，剥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有的租界公园门口居然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租界，中国人不能自由出入，而那些不谙人事的燕子反倒自由得多，它们不受诸多巡警条例的约束，却可随风自在地在租界内外飞舞。上海、北平、天津、汉口……中国各大城市到处是租界，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竟然连飞禽也不如，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王光弼指着报纸上那些悲惨的饥荒报道，继续说：“无数的中国人在家乡无法生活，被逼得背井离乡四处讨生活，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许多人因病饿惨死在异乡，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艰难？列强视我为东亚病夫，连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西方小国，也能来分一杯羹。我们中国人就算走到了外面，都要被人歧视，被人欺辱。孙中山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南洋爪哇有一个财产超过千万的华侨富翁，一次晚上他外出访友，因未带夜间通行证怕被荷兰巡捕查获，只得花钱请一个日本妓女送自己回家。这个华侨虽然很富有，但在荷兰巡捕眼里的地位却还不如一个妓女，这个妓女虽然从事的职业很低贱，但她的祖国很强大。因为没有强大的祖国，香港和台湾才会被列强割占，台湾同胞才会沦为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他们和国外的侨胞一样，是不可能受到尊重的。中国的屈辱，在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心里都留下了痛苦的烙印。面对积贫积弱、岌岌可危的祖国，谁不忧心如焚？大家都在想，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人数世界第一，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有着四大发明和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说明中华民族不比别人差，可到了近代，为什么老是被别人欺负？”
吕哲夫愤懑地重复了一句：“我们为什么老是被别人欺负？”
王光弼说：“因为我们落后了！落后就要受欺负。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是各个方面的，不光是军事、科技、工业的落后，还有政治制度的落后！”
吕哲夫问：“我们难道会一直落后下去，世世代代受欺压吗？”
王光弼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不会！只要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中国人民就将洗脱一切屈辱和苦难，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不光是中国人民，世界上任何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都可以自立自强起来。”
吕哲夫急切地问：“什么方法？”
王光弼说：“中国的落后是各个方面的，但根本在于政治制度。原来的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是落后的，连刚刚崛起的日本也打不过。但苏联成立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短短十几年，就从过去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中国要摆脱受人欺负的处境，就要学习苏联的自强的制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帝国纷纷垮台，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在全世界出现了共产主义的新兴潮流。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古时的老庄或陶渊明或许可以隐居起来躲避这滔滔的历史洪流，但作为现代人却不能够。尤其是作为被压迫的台湾人民的一员，一个有志青年，更要肩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投身于这历史洪流之中。”说到这里，他的眼光中充满了热情和鼓励。
吕哲夫缓缓点头。“怎样才能救天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他开始明白了。
“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有这种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魄！”王光弼这句开诚布公的话，让吕哲夫全身血液沸腾。
吕哲夫问：“现在日本正加紧同化台湾人，老师，您觉得日本人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吗？”
王光弼一挥手，断然地说：“不能！台湾同胞都是从福建广东一带过去的移民，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中华民族自有五千年来，虽有同化其他民族，但至今尚未被其他民族所同化。”
吕哲夫攥紧了两个拳头，感慨地说：“听老师一席话，胜过读书十年。”他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语的激动，仿佛是迷航已久的船只找到了久违的灯塔，以致握紧的拳头也在微微颤抖。王光弼这番交心的谈话，等于是向他敞开了一条人生大道，这条光辉大道所通向的终点，正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那个“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
冬去春来，转眼就是1933年了。吕哲夫在校学习努力，成绩优良，为人谦和，与周围同学老师关系良好，平日里和王光弼保持着通常的师生关系，但在暗中，他已经被王光弼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王光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而情报工作的成败取决于情报员的个人素质，具体地说，这些素质包括政治信念、知识程度、勇气胆略、坚忍的意志、随机应变的机智等等。在这些诸多条件中，知识程度是前提，政治信念是根本。知识程度不够，即使打入敌方阵营，也只能做基层工作，无法进入高层，也就无法接近核心情报。政治信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倾或右倾，而必须是共产主义者，忠实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若没有这一条，其他的都谈不上。吕哲夫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机智聪明，有学历，也有前程，更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具有成为出类拔萃的情报员的潜质。
这是他一直以来关注吕哲夫得出的结论。
吕哲夫不止一次地向王光弼要求革命任务，但王光弼告诉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业。当年3月，长城上的关口树立起了一个个“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界碑，日军开始向长城的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进行长城抗战。民族危亡之时，蒋介石却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共产党是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日军的刺刀已经伸到了华北，国民党的三十多万大军却忙于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围剿”。吕哲夫心情难以平静，再次向王光弼提出要参加革命斗争，到苏区去，到前线去！
王光弼劝说：“我理解你参加革命的热切心情，但是，最能发挥你所长的革命工作，并不是到苏区工作，也不是上前线打仗。”
吕哲夫问：“那是什么工作？”
王光弼沉吟片刻，说：“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在隐蔽战线上，你可以发挥所长，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
吕哲夫一怔，当年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沉思时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忽然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
王光弼形象地比喻说：“看过《西游记》吧，你要像孙悟空那样摇身一变，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他进一步解释说，“日本在中国办过很多同文馆，日本间谍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同文馆学员。资深的日本情报人员，经过十几年甚至一代、两代人的潜伏，从外表上看完全中国化了，中文说得极好，甚至会好几种中国方言。日本这样的‘中国通’数量很大，危害也很大，以至有国人曾感慨：‘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而相对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就很稀罕了，‘日本通’很少。这和中国的国力贫弱有关，中国的统治阶级忙于争权夺利打内战，对于帝国主义从来都是软弱无能，没有足够的警觉和谋略。你精通日语，有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又有日本国籍作为掩护，这样兼备才智和先天优势的‘日本通’，对我们的情报战线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吕哲夫问：“那我现在能干什么呢？”
王光弼说：“忍耐！就像你中学棒球比赛时那样，继续忍下去，一直忍下去，把理想和愤怒统统埋藏在心底最深处。在表面上，你要努力地做一个正宗的日本人，做一个对天皇忠诚不贰的人。这对你今后革命工作的开展有重要帮助。你要隐蔽在狼穴里，做一个不拿枪的猎手，但你会发挥比那些拿枪的猎人更大的作用，做他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让更多的豺狼倒在猎枪下。”
吕哲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感到自己肩膀上突然有了压力。
王光弼最后说：“像内山书店这样的地方，你不要再去了。由于鲁迅先生经常去，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这个书店。”
学习之余，吕哲夫会到上海郊外走一走，放松一下。阳春三月走在乡村土路上，到处是春意盎然的景象，沿着高低起伏的田埂，放眼过去尽是绽放的油菜花田，大片的油菜花宛如金黄色光泽的地毯蜿蜒无尽，交织成一幅和台湾乡间不同的美丽清新的田园诗画。王光弼曾对吕哲夫说，油菜花看似是一种最平常、最不起眼的作物花，它没有樱花的芬芳、牡丹花的富贵、梅花的高傲，但它是那样的充满朝气、独成个性，粗壮的根茎和茂密的叶梢象征着不屈的生命力。他今后要从事的革命工作，就是像这些油菜花一样，看似平淡、低调，实则壮丽。
这天一到学校，吕哲夫忽然被喊到校长室，里面坐着的是东亚同文书院调查部主任北野丈吉。北野说：“晚上8点去一趟虹口海军俱乐部附近的‘菊町’酒馆，有人要见你。”
吕哲夫有些奇怪，问：“什么事？”
北野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吕哲夫按时到了“菊町”酒馆，老板娘将他带到阁楼最南边的一间包厢内，拉开门，只见里面坐着五个人，北野丈吉坐在一旁，其余四个人都从未见过面，应该不是同文书院的人。
北野丈吉说：“宫下君，请坐。”
吕哲夫盘腿坐到榻榻米上。
北野丈吉说：“这几位是同文书院的朋友，他们对你很有兴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吕哲夫满腹狐疑，应了一声“哈依”，用日语开始了自我介绍：“鄙人宫下哲夫，大正二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州苗栗郡大锣镇……”
一个人用北京话打断他：“请说北京官话。”
吕哲夫用北京话回答：“是。”继续自我介绍。他的北京话字正腔圆，和日语一样流畅标准。
接着，另外两个人又分别用客家话和闽南话轮番提问，这两种语言是吕哲夫从小就说惯了的，更没有问题。
听了吕哲夫灵活地在这几种语言进行切换，几个人连连颔首。
这时，一人“哈哈”大笑，从隔壁推门进来，吕哲夫一看，原来是曾在东京请教过的桥口太郎先生，赶紧起身鞠躬。
桥口太郎说：“我应同文会之邀来上海办事，恰好和几个朋友在隔壁小酌，听到你的声音，这才过来相会。”对北野说：“北野君，不打扰吧？”原来他们早就是认识的。
北野丈吉说：“哪里话，先生请坐。同文书院和同文会一脉相承，不分彼此，桥口先生是前辈，我们平时想请也请不来。我们正在对宫下君进行商事调查旅行之前的语言考试，机缘巧合遇见前辈，请多多指教。”
桥口太郎问：“考得怎么样？”
北野说：“可以打满分。”
两人一起大笑，房间里原本拘谨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桥口问吕哲夫：“调查旅行？唔，去哪里？什么时候？”
吕哲夫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学校选中参加调查旅行，说：“这个还要听学校安排。”他并不觉得意外，在东京读了那么多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对此，他早已有心理准备。
东亚同文书院从第一届开始便组织学生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每届学生以三个月至半年时间，单人或者数人一组，或乘车坐船，或骑马徒步，沐雨栉风，风餐露宿，足迹遍及中国城乡各地，有的调查组直接目睹中国近现代的大事变：如辛亥武昌起义、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后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1928年的“济南事变”等等，并都留下了观察记录。这些调查的内容涉及广泛，事无巨细，调查项目包括：地理（沿途形势、气候、都市、人情风俗、交通运输、税关）、经济（经济单位、资本家、劳动者、田园及住宅、农业、畜牧业、林业、矿业、工业、物价、生活水平、外人企业及势力）、商业（贸易状况、商贾、公会、度量衡、货币、金融、商品、商业惯例）、政治（现在政情及过去政情）等等各个方面。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第二期学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历时二百七十四天，跋涉天山北麓直抵中俄边境城市伊犁（今伊宁）。
北野丈吉在地板上展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描绘的调查线路如蛛网般分布于中国东南西北，他用自豪的语气说：“我们历届学生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有的还涉足外蒙古、东南亚和西伯利亚。”说到这里，他指着华南的一块空白之处，换了一种口气，“但是，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根据地还是我们调查的盲区。中共分国际和国内两派，国际派为第三国际控制，国内派则在数个省份交界的山区活动，蒋介石利用地方军阀围攻共产党，结果这些军阀和他们同流合污，致使共产党势力更为壮大。尤其是赣南和闽西的共产党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共最大的一块地盘，这里原来是不被重视的穷乡僻壤，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很有必要做一次全面的调查。”
北野丈吉解释说，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对苏区进行封锁，但尚未全面控制福建和广东，这两地的军阀和苏区的关系较好，福建厦门有半公开的苏区贸易局，通过他们的搭桥拉线，苏区的粮食、花生、茶油、竹木、纸张、钨砂、樟脑等物质和白区商人一批批成交，食盐、布匹、药品及电池、炸药原料、工业器材等源源不断供给苏区。
北野丈吉说：“日本商社有兴趣加入到这种贸易中去，所以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本来就是以商事为主，以增进日中两国的亲善友谊为目的，以前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在各地受到地方政府的接待和保护。很遗憾，满洲事变以后，中国政府翻脸，不再支持这种学术性的调查旅行。我们不想与中国政府对抗，我们只想做生意，只想和中国人民交朋友。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一次我们的商事调查旅行要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
吕哲夫心中警觉，他知道，调查旅行冠名所谓的“商事”二字，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不动声色，默默地听着。
果然北野对吕哲夫说：“我们今年就准备安排你去这个地区做一次旅行调查。你会说闽南话，为了安全起见，就以厦门本地人的身份，跟当地的盐商去一趟共产党根据地，去了解当地的情况。”说着两眼盯住了吕哲夫，屋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吕哲夫心中猛地一跳，以坚决的态度点了点头：“是，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犹豫，何况，到中央苏区去看一看，正是他一直期望的。
北野丈吉和桥口太郎不动声色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说：“准备工作我们会安排好。你到那边后，要继承同文书院一贯的严谨求实的调查态度，不畏艰辛险阻，多走、多看，把东西都记在这里。”说着指了指脑袋，“观察到的东西越全面、越详细越好，包括共产党地区的经济状况、经商习惯、地理形势、民情风俗、多样方言、农村实态、地方行政组织等等。”
桥口太郎说：“唔，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好好干！”
吕哲夫回去后，立刻将这事向王光弼做了汇报。
王光弼问：“这次调查旅行就你一个人吗？”
吕哲夫答：“是的。”
王光弼用指节敲了一下桌子：“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是你可以借此去苏区，直接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培养；二是你如果做得好，可以获得日本人的进一步信任，对你以后的潜伏工作大有帮助。有没有确定日期？”
吕哲夫说：“下个月中旬安排我去厦门，从那里前往苏区。”
王光弼站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他们让你一个人去，是一种考验，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信任，暗中可能会安排人监视，这一点要提防。”
吕哲夫问：“那我该怎么办？”
王光弼说：“见机行事。”
吕哲夫有些茫然。
王光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今后要养成遇到问题独立思考、独立解决的习惯，这是一个情报战士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吕哲夫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王光弼说：“我会通过地下交通站向苏区转达这个消息，请那边做好接应你的安排。”
一个星期后，北野丈吉单独和吕哲夫谈话，告诉他，为了安全起见，已给他取了假名“李百福”，伪造了身份证明，说是一位福建盐商的儿子，此次跟随走私商队进入苏区是为了学着做生意，并给了他一份材料，里面有伪造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私盐买卖的商业行规等资料，叫他熟记于心。北野叮嘱他，要善于抓时机，必要时可以脱离商队单独行动，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情报。
吕哲夫完全明白了这次“商事旅行调查”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日本情报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官民一体，全民情报体系”，日本人善于从国家情报的角度，实地观察、体验、接触当地的主要人物、政府官员、军人、学者乃至一般的老百姓，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国民感情、军备状况等，再加以分析其国力，然后为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服务。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的日本，在浓厚的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下，情报活动也被认为是国民的一种光荣，民间组织比如同文书院、玄洋社、黑龙会等和官方紧密合作，在官方不方便的场合往往以民间组织打先锋。官方极力鼓励民间的情报活动热情，派出留学生和驻外使节时，官方总要求他们详细记载所在国的风土人文和政经活动，这些留学生和出访人员也绝无任何怨言，并且积极配合。
临行前，吕哲夫到王光弼住所告别。阴霾的天空下起了牛毛细雨，师生俩坐在窗边，看着烟雨朦胧的寂静小巷，就着一壶清茶，畅所欲言。
吕哲夫问：“听说先生原来是医生，您为什么要改行当教师呢？”
王光弼说：“下医医病，中医医人，上医医国。当医生只能医病，当教师能救国。晚清时期，沙俄割占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这么严重伤害国家利益的条约，中国国内居然没有一点儿反应，因为清朝统治者以愚民政策统治中国，民智不开，消息闭塞，民不知有国；而巴黎和会上只是转让青岛一个城市的权益，就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是因为人民开始觉醒了，有了现代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从此，对外战争的性质也由几千年来的王朝战争转变成民族战争。所以，只有广开民智，中国才不会落后于世界的潮流，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呢？这就要靠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计，立国之本。”
吕哲夫有些惭愧：“我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太久，有些道理明白得太晚了。”
王光弼摇头说：“不晚，不晚。我幼时在家里读书，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说什么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邦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后来，我到了三十多岁，才明白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懂得人人有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你可比我的觉醒早得多了！日本为什么现在领先中国，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觉醒要早于中国，根源在于日本的现代教育要早于中国。”
听了这番话，吕哲夫不禁联想起了桥口四郎老师的一句话：“日清战争的胜负，在日本小学的课堂上就决定了。”
桥口四郎讲过一个故事：日本幕末时代，旅居长崎的一位荷兰海军中尉在其著书中说，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必须有协力保卫祖国的义务，但日本人的这种义务观念似乎很淡薄。他曾问过一位日本商人：“长崎如果遭到外国人的侵略，你能保卫自己的城市吗？”商人答：“不，那是幕府的事。”这个荷兰中尉听后，认为如果这样，那么荷兰军舰的舰长只要带领几十名陆战队员登陆，就可以轻易占领长崎的所有要害；然而时过境迁，1886年发生的“长崎事件”，不但长崎的警察围殴中国水兵，就连长崎的家庭主妇也加入进来向中国水兵投掷石块和沸水，此后一些稚童竟也玩起打沉中国铁甲舰“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短短几十年，日本人就已经形成了上下一心的现代国民观念，这正是日本能打败清王朝的关键——这都是教育的功劳！
吕哲夫感到，桥口四郎和王光弼都是教师，两人有相似的地方，有相似的观点，但更多的是不同：桥口四郎其实是穿着教师制服的武士，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性格，心血来潮时，他可以使出不惜生命的勇猛，好像骤雨大作，有时又会有一种阳春踏青似的悠闲心态，自在地吟诗煮茶；而王光弼更像是位长者，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宽厚、温良，他循循教导，潜移默化而又深远地影响着自己、指引着自己。
王光弼问：“在你的想象中，苏区是什么印象？”
吕哲夫想了想，说：“打土豪分田地。”
王光弼“呵呵”一笑，说：“你真应该去走一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广大农村燃起了燎原之火，使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穷苦大众第一次获得了做人的权利。苏区实行了彻底的妇女解放，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没有姑娘缠足，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这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是不可能见到的。再拿教育来说，苏区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仅在兴国一个县就有三百多所小学，原来国民党统治下的江西，文盲比例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现在兴国的文盲率已减低到百分之二十。你到了那边，可以亲眼去看一看翻身的农民子弟是如何通过学习觉醒的。”
吕哲夫说：“蒋介石对苏区发起过四次‘围剿’，虽然失败，但肯定还会有第五次、第六次，苏区地处内陆，得不到外援，敌强我弱十分明显，全国革命的胜利不知需要多少年。老师，您看五十年可以吗？”他想，如果那样的话，自己或许能看到那一天，能亲眼目睹红旗插遍全中国，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王光弼微微一笑：“我可没有未卦先知的本事。”他随即严肃地说，“人民一定要自由、平等，工农劳动大众一定要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横行的旧世界一定要被打倒，这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和个人的历史责任。无论这个过程多么艰辛，我们都必须为之努力！”他顿了一顿，坚定地说，“我们有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引，我们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农路线，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发动群众，有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一定会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两人谈谈说说，天色渐晚。王光弼从里屋的箱底取出一本簿子，交给吕哲夫，说：“带上这个。”
吕哲夫接过来一看，见是一本线装的《全唐诗集》，他随手一翻，内容和市面上的没什么差别，疑惑地问：“老师，带这个干什么？”
王光弼说：“这个诗集里有我向组织写的关于你的介绍信，你过去后，会有人接应你，你交给他，组织上就明白了。别看了，你是看不出来的。你是读书人，随身带个诗集途中解闷，别人不会起疑。记住，可不能弄丢了。”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表情郑重。
吕哲夫点了点头，在这本诗集当中居然隐藏着一封密信，这可是他从未想到的，感到十分新奇。
夜幕降临，吕哲夫起身告辞，王光弼送他到门口，问：“会唱《国际歌》吗？”
吕哲夫说：“会一点，不过只会日文的歌词。”
王光弼说：“会唱曲调就好，我来教你唱这首歌的中文歌词。列宁同志说过：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两人一起唱了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吕哲夫走进了湿漉漉的巷子中，当他走到巷口时，回头一望，见王光弼还站在窗口目送他，橘黄色灯光下的那个身影，让他心中暖乎乎的，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两人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