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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哲夫在中学时代所受影响最大的老师有两位，桥口四郎只是其中的一位，另一位老师是美国人丹尼尔·韦伯。
韦伯是英语老师，三十多岁，体格健壮，宽额骨、深眼窝、灰蓝色的眼珠，有着典型的白种人脸庞轮廓，他的家乡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沃特敦，那一带绵延起伏的土地正位于美国大草原的中央。韦伯小时候家里很穷，送过牛奶和报纸，清扫过理发店，倒过旅店里的痰盂，还在干洗店和百货商店里打过杂。
韦伯老师对课堂纪律的要求并不严格。日本老师上课时，班长要喊起立，学生行鞠躬礼，然后才能坐下，下课也要起立，行礼并目送老师离开教室才能活动。韦伯上课时从不要求这些，他认为师生是平等的，他讲课兴起时常常抛开书本，坐到讲台上比划，诙谐幽默的语言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和一脸严肃的日本老师截然不同。但韦伯老师对教学大纲的执行是十分严格的，会一个一个地纠正同学们的发音，还制作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卡片帮助大家学习单词，有时也会为个别同学的不认真而大发雷霆，仿佛变了一个人。他认为，学校花钱雇他，他就要对得起这份薪水。
韦伯老师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喜欢户外运动和探险。假期里他组织学生一起去爬“新高峰”，还去台湾以东的火烧岛探险。去火烧岛途中，师生们乘坐的渔船遭遇狂风暴雨，巨浪一个接一个扑上船来、涌进舱里，所有的人都湿透了，有人蜷缩在船舱角落里战栗，有人在低泣，有人不停地喊：“我们回去吧！”毕竟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从未出过海的孩子。韦伯不为所动，身披星条旗，时而像一尊雕像一般矗立在船头，挥动拳头高呼：“前进！前进！”时而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大吼大叫，指挥着大家操舵划桨，排水堵漏。风浪过后，渔船终于平安抵达火烧岛。吕哲夫在搏击风浪时表现出的沉着和顽强，在惊慌失措的学生们中显得鹤立鸡群，顿时得到了韦伯的重视。
新学期开学了，学校要组织一支棒球队，棒球运动是一种集体性、对抗性很强的体育项目，在当时可是个新鲜玩意儿，谁也没有经验，学校先是让体操老师畑中担任球队教练，但畑中不懂棒球，除了严厉呵斥和体罚，没有什么好的训练手段，球队的进步很慢。
一次，吕哲夫等人正在操场上练习棒球，正好韦伯路过，见他们个个满头大汗却不得要领，连连摇头，大声说：“棒球不是这么打的！”
吕哲夫问：“韦伯老师，你们美国人也打棒球？”
韦伯做出夸张的惊讶表情，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台湾的棒球运动源于日本，而日本的棒球运动又源于美国。”他接着简单讲起了棒球在东洋发展的历史，“最早是在1873年，美国人威尔逊把棒球带到了日本，三年后，到美国留学的日本贵族牧野伸显学会了棒球回到日本，为日本棒球运动的推广打开了大门，这种运动很快受到推崇集团主义的日本人的欢迎，日本占据台湾后，棒球运动随即传入台湾。”说到这里，韦伯扭头看了一眼畑中，“棒球的来源，畑中先生没告诉你们吗？”
吕哲夫摇头说：“畑中老师说棒球是日本的第一运动，是国粹，日本的国民都有义务学习棒球。”
韦伯笑了一下，揶揄地说：“日本人就是这样，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嗯，源于中国的空手道现在也变成了日本的国粹。”畑中的脸色有些尴尬。
韦伯曾经在日本本土工作过，担任过新田小学的棒球队教练，经验丰富，他毛遂自荐担任学校棒球队的教练。他接手球队后，让吕哲夫担任队长，在艰苦的环境下，这支队伍以石为球、以棍为棒训练，并在树干上绑沙袋让球员练习挥棒。韦伯鼓励他们：“赛场就是战场！你们要像在大海中的孤舟一样同舟共济，把这种为求生的团结奋斗精神移植到球队中去，战胜你们遇到的每一个对手！”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球队的训练成绩大为改观，水平迅速提高。
台中一中棒球队成立的第二年，迎来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对手是台北棒球联队。这场比赛成为了吕哲夫心路历程的一个里程碑。
台北棒球联队是由总督府国语学校中学部和台北一中的学生联合组成的。这两所学校是台北第一流的学校，其中就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只有少数台湾权贵的家属子弟，而这支台北联队的成员，则清一色都是日本人。台北联队是台湾最早成立的棒球队，实力很强，由于对手是完全业余级别的台中队，在他们看来取胜是轻而易举的，本来是想给台中队上一次轻松的“教学比赛课”，但比赛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比赛开始不久，台中队便出其不意，以三比零领先，吕哲夫在第四局击出个人的第一支安打，此后，又在第九局击出一支三垒安打，助同伴回本垒连得两分，他也盗垒成功得一分。最终，台中队以十九比七大胜台北联队。
在比赛中，吕哲夫率领着队友们尽情地展现出如狮子般的奋勇精神和无视经验丰富对手的高昂斗志，不屈的韧性与飞快的脚程令全场的台中师生们欢声雷动，在气势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
校长在观看比赛时略显尴尬地对担任教练的韦伯说：“非要这么拼命吗？要懂得尊重对方，不能让内地人（日本人）的球队太难堪嘛。”韦伯不以为然：“全力地投入比赛，这才是真正尊重对手。”
比赛结束后，吕哲夫和队友去教室更衣，在走廊遇到了台北联队的几个队员。能战胜各方面条件都远远好于自己的对手，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路不停地谈论着赛场上的情景，但就在双方擦肩而过时，台北联队的两名大个子队员突然用肩膀将吕哲夫挤住，用日语恶狠狠地说：“竟敢如此嚣张，你这个清国奴！”“滚回你的支那老家去！”
“清国奴”这个词犹如大锤一般重重击打在吕哲夫的胸口——虽然，台湾人早就剪掉了辫子，虽然，那个腐朽的清王朝已不复存在，虽然，吕哲夫在不断地努力成为一个“日本人”，但是，“清国奴”这一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辱骂之词却从此一直回响在他的耳畔！
吕哲夫奋力推开这两个人，推搡中，他的脸颊又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几个队友赶紧冲上来，吕哲夫拦住了队友，队友们愤愤不平：“跟他们拼了！”吕哲夫眼看着台北联队的几个队员大摇大摆地走了，一字一字地说：“现在还不是拼命的时候。”
对吕哲夫来说，耳光的痛楚是轻的，“清国奴”才是他灵魂当中最痛苦的一个词，这种火辣辣的痛楚从此不断鞭策着他：“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人！”
“现在还不是拼命的时候，忍，一定要忍下去！”吕哲夫在心底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
韦伯老师没有任教多久，一件意外的事使他离开了学校。
因为总督府主管全台教育的学务部长本多秀之丞要来台中一中视察，学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其一便是组织师生代表演讲。被选中演讲的师生代表们要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并将演讲稿交给校长和督学过目，做逐字逐句的斟酌、修改，直到他们满意后，再拿着修好的稿子上台演讲。这样的演讲稿充斥着冠冕堂皇的辞藻，内容都是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歌功颂德，连格式也要统一，敬语和落款都要丝毫不差。
韦伯对日本人这种曲意迎奉上级的做法很是鄙夷，但他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位西洋教师，又理所当然地被校方定为演讲代表。
欢迎仪式的那天，轮到韦伯演讲，他走上讲台，吹了一声口哨，把事先准备的演讲稿撕了个粉碎，双手插在裤口袋里，开始用英语滔滔不绝地大谈他对教育理念、方式以及管理的认识，抨击日本人的教育方式是“不科学、不人道”的。比如他提到日本老师喜欢体罚学生，用罚跪水泥地来制裁“不听话”的学生，打耳光是家常便饭，是用很大的劲力打，有个同学被打破了耳膜，导致一只耳朵聋了，而这种行径在美国是违法的……
一旁担任翻译的日本老师见韦伯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吓了一跳，还好急中生智，按原来的演讲稿意思用日语说出来。韦伯听出了他没有按自己的原话翻译，立刻用日语喊道：“停！停！你是个骗子，下去！”那个老师涨红了脸，一时手足无措。韦伯指着吕哲夫喊：“吕，你上来翻译。”
台下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但碍于学务部长本多秀之丞的面子，谁也不好把韦伯赶下台来。韦伯足足说了二十多分钟才下台，校长的脸色自然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很快，台中一中的校长就被撤职了，同时丢掉工作的还有韦伯。
日本在教育上一贯强调“和魂洋才”，即努力汲取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要大力培养“大和魂”，用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此时的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国力远超日本，韦伯嘲笑日本人是“精神上的百万富翁”。这种美国式的傲慢激怒了某些日本老师，他们反唇相讥，说美国人自私、散漫、好逸恶劳。吕哲夫虽然还是学生，却已有独立思考的头脑，并不认为美国人有日本老师说得这么不堪，他听说韦伯老师身上还残留着牛仔决斗时的子弹头，在韦伯这里，吕哲夫除了学到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看到了美国人那种勇于冒险的坚韧意志和渴望胜利的进取精神。
韦伯在深夜时一个人静悄悄地走了，有意避开了送他的学生，他在桌上留下了一支派克钢笔，写明是给吕哲夫的留念，除此之外未留下片言只字。此后吕哲夫未再见到韦伯，直到十多年后两人在上海重逢，吕哲夫方才知道他的另一种身份，两人有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合作。
吕哲夫得知韦伯老师要走，便背了一副弓箭进山去打猎，弓箭是跟花冈一郎老师学着自制的。吕哲夫想请韦伯老师吃一顿可口的野味，作为师生送别之礼。
黄昏时分，倦鸟归林，他射中了一只肥肥的野兔，因为箭镞是削尖的竹子，威力不大，受伤的野兔带着箭一路狂奔而逃。他赶紧追过去，穿过一片树林，野兔终于趴倒在地上。他拔去了兔子身上的箭，忽然发现树丛里有双亮闪闪的眼睛在盯着自己，顿时吓了一跳，顾不得兔子，把弓箭拉圆，对着树丛，害怕这里躲着的是什么猛兽。
树丛窸窣声响，出来的却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人，这个人身材很高，却像龙虾一样佝偻着身躯，衣着破烂，脸上满是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两眼闪闪放光，却又显得年纪不大。
吕哲夫以为这是个泰雅族的猎手，连说：“啰卡苏、啰卡苏。”这是泰雅族的问候语，并放下弓箭，以示没有敌意。
那个人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说：“你是……吕家……老大？你家原来住……大锣？”说的是汉语，但吐字很慢，口齿不清，似乎很久没和人说话了。
吕哲夫吃了一惊，借着树枝间斑驳的光影，见他脸上没有刺青（泰雅族有黥面的民俗），显然是个汉人，仔细端详了一番，似乎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来，点了点头，问：“你是谁？”
那人说：“我……是黄阿顺，住镇上东街，离你阿公的蒙学馆，隔一道墙……”
吕哲夫又惊又喜，歉意地说：“阿顺哥，你的模样，我都快认不出了。”
黄阿顺苦笑了一下：“我……人不人，鬼不鬼的，难怪你……认不得……”说了一会儿话，他的口齿渐渐利落了。
黄阿顺是个篾匠，有一手好手艺，做的提篮、箩筐、簸箕、竹席精美实惠，远近有名，吕哲夫小时候常由他带着一起玩耍。
黄阿顺本来家境小康，吕哲夫记得前些年他还娶了媳妇，怎么会在台中的大山里过这野人般的生活？于是问：“阿顺哥，你为什么会躲在这里？”
黄阿顺脸色铁青，粗声粗气地说：“为什么？为了活命！”似乎不愿意谈这事，见吕哲夫穿着一身日式学生装，便问：“你阿公呢？蒙学馆还开吗？”
吕哲夫声音有些酸楚：“阿公去世了，蒙学馆早就关门了，现在乡里的孩子大多都进了日本人办的学校，读私塾的学生越来越少。”
黄阿顺重重地“哼”了一声，低声骂了一句。
吕哲夫没听清楚他骂的是什么，只见他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知道他肯定是饥肠辘辘，便从口袋里掏出饭团、番薯，递了过去：“给，你饿了吧，吃吧。”
黄阿顺微微一迟疑，便不客气地接过去，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个饭团，又捧着番薯“吭叽吭叽”大嚼起来，见吕哲夫一直看着他，有些不好意思，将番薯一掰为二，把一半递给吕哲夫：“你还没吃饭吧？”
吕哲夫不接，微笑着摇了摇头。
黄阿顺确实饿坏了，把番薯也吃了个精光，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头。
吕哲夫又从口袋里掏出几颗奶糖递过去：“日本的奶糖，可甜了。”这是桥口夫人送给他的，他一直舍不得吃。
黄阿顺不要：“呸！日本的糖都是从台湾运过去的，可台湾人只能吃黑砂糖，日本人就能吃白砂糖。”
吕哲夫问：“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黄阿顺低声说：“好几个月了……”
吕哲夫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我回大锣镇去给你家捎个话……”
黄阿顺忙说：“不，不要！我在这里的事情，你跟谁都别说！”他见吕哲夫满脸疑惑之色，便问，“你说，我阿顺是不是坏人？”
吕哲夫连连摇头。黄阿顺为人忠厚勤快，做生意童叟无欺，确实是个好人，吕哲夫幼小时一次不慎掉进河里，亏得黄阿顺救了他的命。但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独个儿躲进这深山老林呢？他知道里面肯定有重大隐情，但看黄阿顺的神色，又不好再问，于是说：“明天我再来送东西给你吃，好不好？”
黄阿顺迟疑了半晌，点了点头，郑重地说：“我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信得过你……你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里！这是个秘密，千万记住！”
吕哲夫答应了。
接下来好几个傍晚，吕哲夫都会怀揣着食物悄悄进山送给黄阿顺。这些食物都是吕哲夫从自己的三餐里省下的，他想，黄阿顺是个好人，好人落难了就该好好帮助他。黄阿顺用随身带着的小刀给他做了几件小玩意儿作为答谢，比如装蟋蟀的小竹笼、竹蜻蜓什么的。夕阳下，两人坐在参天大树的盘根上一起吃饭，谈论着大锣镇的陈年往事，吕哲夫仿佛又回到了幼年时光。他发现黄阿顺和前些年相比，不但背驼了，而且走路也一瘸一拐，到底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不幸？吕哲夫一直满腹狐疑。
经常有日本人带领的伐木队进山伐木，为了保守黄阿顺的秘密，吕哲夫进山时要小心避开他们。
高山族人有神木崇拜习俗，但许许多多下接地气、上承天籁的百年千年的古木，都被砍伐一空。日本人大肆伐木的一个原因是造舰的需要。当时各国的战列舰虽然舰身装甲是钢铁的，但从美观及实用性考虑，最上一层的露天甲板却是木质的。英国战列舰使用的木甲板材料来自缅甸的柚木，日本战列舰使用的木甲板材料则来自台湾特产的红桧，树龄都在百年以上。红桧的主要优点是特别能够防虫蛀和腐蚀，而且不容易开裂。台湾红桧自1912年开始采伐，到了1925年日本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甲板都使用了这种树材。
吕哲夫把看到的伐木一事说给黄阿顺听，黄阿顺叹了口气，说：“何止是木材？嘉南平原的大米、白糖、香蕉，阿里山的樟脑，北部的煤，苗栗的火油，日本人是见什么好东西都拿。”
吕哲夫说：“有什么办法，台湾是日本的嘛。”
黄阿顺怒道：“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台湾人自己不争气，才处处受日本人欺负！”
吕哲夫沉默了。
这时，日本统治台湾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当初台湾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早就被残酷镇压下去。像吕哲夫这样的台湾年轻人，整整一代都出生于日据时代，对“中国”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切身的体验，似乎台湾人天生就是受日本人管束的。
就这样大概过了十来天，吕哲夫带了一包食物兴冲冲地踏上了进山之路，今天的包裹里有生鱼片、海苔还有面包干，是桥口老师对他练习用功的奖励，但他舍不得自己一个人吃，想拿去和黄阿顺一起分享。
但刚进山，就看见从山路下来几个日本警察，他们押着一个人，那个人佝偻着身躯，吕哲夫愣住了，那不是黄阿顺吗？
走到了近前，黄阿顺见到了吕哲夫，瞪了他一眼，满脸怒色，嘴唇一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却硬生生地忍住了，慢慢地把脸别到一边，不再看他。一个警察恶狠狠地推了黄阿顺一把，几个人加快步伐，渐行渐远。
吕哲夫真想追上去对黄阿顺说“不是我告密的”，但却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怔怔地站在当地。黄阿顺眼光中那又悲伤、又酸痛、又失望的神色，深深地印刻在吕哲夫的脑海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吕哲夫放假回到大锣镇后才知道，几年前黄阿顺参加了乡间秘密组织的“父母会”。“父母会”表面上是乡民之间的互助农会，若是会员的父母去世了，大家便集合起来帮助救济，但实际上是台湾草根阶层的地下抗日组织，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和各种“同化”政策。
日本在台湾建立起了严密而高效的警察系统，秘密坚持抗日的台湾人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对于任何抗日的组织乃至可疑的言行，警察与地方保正搜查都是相当严格的，若抓到散布抗日思想的嫌疑犯，往往一关好几年。关在矮牢里，人无法站直，几年下来原本长得很高的汉子，出来也就驼了。黄阿顺就是这样变成一个驼背的，腿也被打瘸了，后来乘机逃出牢房，躲进深山，但最终还是没逃脱警察的追捕。
吕哲夫在大锣的镇口，看到一个衣不遮体的女子疯疯癫癫，坐在路边傻笑，当日本巡警骑车路过时，她则像见了鬼魅似的发出一声声毛骨悚然的尖叫。日警则已见怪不怪了，神态如常地谈笑而过。她就是黄阿顺的媳妇。黄阿顺死后，他的家人得到通知去领尸，看到原本身材高大的阿顺只剩下一副皮包骨架子，不过六十多斤，几乎就是一具骷髅，他媳妇当场就疯掉了。
阿顺嫂原本是很俊俏的一个姑娘，和黄阿顺是青梅竹马的表亲，成亲后两口子生活甜甜蜜蜜，但是，她这一辈子就这么毁了，一个家庭也毁了。
吕哲夫望着阿顺嫂疯疯癫癫的背影心酸不已。虽然黄阿顺之死不是他告密的，但他一直心存内疚，黄阿顺小时候救过自己的命，可是自己却没能救得了他，而这世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苦命人等着去救呢？
他一直在思索黄阿顺的那句话：“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台湾人自己不争气，才处处受日本人欺负！”
20世纪2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思潮在全球蓬勃发展，受此影响，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成立，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名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但其创始人如谢雪红等当时实际上已是中共党员，成立当天便有中共代表到场。台湾共产党全面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台湾岛内展开各式各样的组织活动。
在此期间，吕哲夫参加了由同乡好友林仲明组织的读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和思想潮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自决”思想广泛传播。吕哲夫正是在读书会时接触到了“民族自决”思想，即殖民地的民族有权决定自身的前途和命运，知道了印度的甘地，也听闻了朝鲜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
吕哲夫在读书会读到的第一本小说是高尔基的《母亲》汉译本，他只翻开几页，立刻被故事吸引住了，工人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使他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专门奴役别人的，而更多的人则是被奴役的，要消灭奴役者，先要打碎人民身上的枷锁。他读的最多的还是日文小说，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启蒙。
有一次下了晚自习，吕哲夫去帮助林仲明整理读书会的书籍，林仲明见没有旁人，悄悄把一本册子递给吕哲夫：“看看这个吧。”吕哲夫接过来一看，见是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林仲明低声说：“可别让别人看见。”吕哲夫会意地点了点头——他的人生观由此发生了彻底改变！
日本人欺压台湾人，富人欺压穷人，官员欺压老百姓……为什么世上会有这么多的不平等？这曾经一直是吕哲夫冥思苦想的问题，他曾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答案，却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迷茫之中。终于，在这晦暗不明的黑夜里，他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了造成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他初读此书，很多理论还不能理解，但是，共产主义提出要消灭压迫和剥削，建立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民族、任何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这对于年轻的吕哲夫而言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在兴奋和激动中，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接着，又阅读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和《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在眼前顿时敞开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崭新世界，令他心醉神驰。
吕哲夫不由得想起了桥口老师的话：“人生如樱花般短暂，要让短暂的人生有意义，就要找到一件值得为之终身奋斗、乃至豁出命去干的事情。”尽管这个崭新的世界还显得很模糊、很遥远，但绝对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使命！而相形之下，桥口四郎那个训导殖民地子弟成为天皇忠实臣民的目标，就显得渺小了。正是从此开始，吕哲夫在心灵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步，跨出了皇民化教育笼罩在他头顶的阴影。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台湾人具有中国人血统，台湾总督府在事变后，开始严禁台湾人建党结社，台湾共产党遭到了严厉镇压，大批骨干分子被捕，此后台共的活动趋于停止。林仲明被人揭发检举，说他是台共分子，因而被捕入狱，读书会的活动就此中断了。
虽然参加读书会的时间很短，但对思想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吕哲夫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日本殖民当局如何宣扬“内台如一”，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是不把台湾人平等看待的，对台湾人怀有挥之不去的戒心。
“九·一八”事变前，学校每个星期都有汉文课，内容是学习中国古文《昔时贤文》，事变之后所有汉文课都被取消。在校内，老师学生都禁止讲中国话，一切均以日语为主，违者将受到处罚。为了监督师生的言行，校方还挑选了部分学生组成纠察队，进行巡查。纠察队出巡时，均戴臂章，携带笔记本，如发现有用中国话交谈者一律登记，并给予口头警告或罚款。
翌年1月28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一·二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日趋紧张。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博物（动植物）课上，日本老师指着挂图上的臭虫说：“这是‘南京虫’，在南京最多，是令人厌恶的坏东西，必须消灭。”还说，“台湾与日本一同奉侍天皇陛下，中国前途如何尚无定局。日本已列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以前世界各国视中国为睡狮，现在各国视中国为肥猪！”这令吕哲夫心里充满了愤怒。
吕哲夫回到桥口老师家里，无意中看见春枝在作文里有这样的字句：“……每当想起在国外奋战的士兵叔叔，我面对热乎乎的饭菜，多想给他们献上一碗，不由得心潮澎湃，难以下咽……”这让他心里极其不舒服，这个曾给他带来温暖和欢乐的家庭，似乎一瞬间变了味道。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将中日两国推上了势不两立的敌对战场，这对吕哲夫的心理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潜在民族意识里的“中国人”和身份上的“日本国民”已经是水火般难以相容了。
寒假到了，中学就要毕业的吕哲夫前往台北，去看望父亲和弟弟，想听听父亲对他毕业后的人生有什么意见。
弟弟吕毅夫到车站迎接哥哥回家，只见吕家的门口装饰着写着“御神灯”字样的长灯笼以及用新鲜松枝和竹子做的门松，中国人传统的春联则不见踪影，完全是日本人家的新年气象。兄弟俩一进家门，就见父亲正和姨太太一起磕磕巴巴地读日语课本，他们穿着和服，趿着日式两齿木屐，刻意养成跪坐、席居、推拉门、喝清酒之类的生活习惯。
吕哲夫喊了声“阿爸”，父亲不满地说：“上了这么多国语课，怎么这个都没学会？要用日语叫。”吕哲夫含糊地喊了一声“喔多桑”，只感到胃部一阵痉挛。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不会说国语（日语）是没有国民精神的表现，而父亲所期望的则是一块刻有“国语の家”字样的门牌。
吕哲夫听着年过四旬的父亲读日语的怪腔怪调，真是又可笑又可悲，更有强烈的愤慨——日本人处心积虑让台湾人按他们的设想慢慢培养出日本人的想法，让具有中国人血统和文化传统的台湾人放弃固有的民族性，在语言、习俗、信仰、观念上无一不认同于大和民族，这等于是对台湾人进行种族抹杀，而这也是日本人所独有的险恶用心，因为如英国等西方老牌殖民国家所关注的重点是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而不是要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同化殖民地人民。
吕哲夫向父亲说明来意。在吕正钦看来，儿子要出人头地，就要到日本去。由于日本在台湾实行了防范民智开化的带有歧视性质的“差别教育”体制，台湾学生在台湾反而比在日本本土更难考取大学。台北帝国大学是全台湾最好的大学，但里面就读的学生以日本人为主，台湾学生人数极少，且基本集中于医学部和农学部。此外，只有“总督府医学校”及农业、师范类学校才有较多的台籍学生。在日本殖民当局看来，让台湾人学习医学、师范、农学这些专业不会触动殖民统治的根基，但理工科专业则有意避免台湾人涉足，尤其是军工专业和军事院校的大门在当时对台湾人是关闭的。
闲暇时，弟弟拉着他去逛台北大正町的大正公园，还有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菊元百货”，父亲还带他去参观台北神社。远远望着神社正门前被日本人称为“鸟居”的“开”字型牌坊，父亲说，神社散发着与中国寺庙道观不同的苍劲朴实之美和典雅祥和之感，每年10月27日全台湾民众都要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因为这一天是北白川能久亲王在台南战死的日子。
吕哲夫默不作声，心想：“北白川能久不正是阿公以前抵抗的敌酋吗？台湾人祭拜他不是认贼作父么？”
吕哲夫想起，去年发生的“雾社事件”，就是在纪念北白川能久亲王举行的神社祭时爆发的，不堪忍受日本人欺压的高山族头领莫那鲁道率部族抗日，遭到数千日本军警残酷镇压而最终失败，部族死伤殆尽，这是日据时代高山族人最大规模的一次抗日事件，震惊了整个台湾。
吕哲夫和“雾社事件”中的花冈一郎相识，当年他制作打猎的弓箭就是花冈教会的。花冈一郎原是高山族泰雅族人，本名达基思诺平，自小学时便接受日式教育，改用日本姓名，1928年毕业于台中师范学校讲习班，当时被殖民当局吹嘘为“蕃人沐浴在皇国德泽里出任教职的第一人”，并被作为“理蕃教化”的成功样板到台中一中实习，和吕哲夫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吕哲夫觉得他身上有着高山族人特有的纯朴和忠实。随后，花冈一郎被任命为雾社分室（警察分局）乙种巡查（低级警官）。“雾社事件”发生时，花冈一郎虽身为巡查，却不愿再作日人鹰犬而背叛自己民族，乃留下遗书，继将家人带往斯库列丹山，先枪杀妻儿，再剖腹自杀。其遗书说明此事件是因为劳役过重而引起，然他夹在两民族之间而无所适从，最后以一死解脱。但日本殖民当局却隐瞒了他的遗书内容，反而积极塑造其亲日派形象，并将斯库列丹山改名为花冈山，建碑纪念。
吕哲夫通过比嘉纳治老师得知了花冈一郎自杀的详情，知道日本军警在镇压雾社起义时毫无人性地使用了国际法禁止的路易斯毒气。比嘉纳治是冲绳人，他的弟弟是台中州的理蕃顾问，目睹了“雾社事件”爆发的整个过程。
花冈一郎的悲剧给吕哲夫很大震撼——日本人就是如此颠倒黑白，愚弄原住民，甚至连死人也要拉出来为殖民统治涂脂抹粉。花冈一郎由于自幼接受日本人的同化教育而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扰，最后不得不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摆脱这种困扰，这对吕哲夫是一个警醒：做人不可忘本啊！爷爷的话再次在他耳畔响起：“我们是炎黄子孙，堂堂轩辕华胄，自然要忠于我们的列祖列宗！”
要当“国语の家”，改日本姓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吕哲夫是家里受教育最多的人，这天，吕正钦问他改什么日本姓氏最合适。
日本殖民当局强迫台湾人改日本姓氏是以后加速“皇民化”时期的事，当时还未强令台湾人改姓，但已有一些台湾人为了曲意迎奉，公开变更自己的姓氏。
吕哲夫反对：“改了姓，我们还有脸回老家吗？”中国人对姓名是十分看重的，俗话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改变自己的姓氏就等于数典忘祖。
父亲却说：“傻小子，我们在台北用日本姓，回老家当然还用吕家的姓，这是应付日本人的权宜之计。”
吕哲夫没有忘记爷爷的一身伤痕是怎么来的，可是父亲却忘记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心想，如果爷爷还在，父亲一定不敢改姓，但现在爷爷去世了，父亲作为一家之长这么坚持，他也无可奈何。
吕哲夫思索了半晌，觉得还是采用“宫下”这个日本姓氏比较好，“宫”字的“宀”下就是“吕”字，意在不忘汉姓的根本。他这么一说，父亲表示同意，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保甲事务所找警察申报改姓手续了。
从此，吕哲夫的户籍姓名就改为了“宫下哲夫”。
1932年春，十八岁的吕哲夫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在父亲的坚持要求下，前往日本东京报考大学。
吕哲夫临走时前往桥口四郎家，向老师一家辞行，感谢老师和师母的诸多赐教和关照。
桥口四郎将“海外雄飞”四字的手书赠予吕哲夫，以示勉励。师生俩来到学校的剑道房再次比试，吕哲夫又一次败在了老师的木剑下。桥口伸手将倒地的吕哲夫扶起来——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扶起他——将手中的木剑送给他：“带着这个吧，记得时常练习。剑是心，心正、剑亦正，学剑道即是心的修炼，正人正剑两立其时才能产生纯正的剑道。世间事务都有相通性，此时的努力和心意不仅适用于剑道，也适用于社会各种活动项目。”
吕哲夫细细体味老师的教诲，恭敬地鞠躬致谢。告辞时，他问：“老师到过中国吗？了解中国吗？”
这句突然的话让桥口一时愣住了，他思忖片刻，说：“我没有去过中国，谈不上了解。中国是个古老的大国，历史上曾是日本的老师，我没有资格妄加评价。”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我的兄长太郎对中国比较了解，他现居东京，在东亚同文会支那研究部工作。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去了东京后可持我的介绍信去拜访他，请他给予关照，你要是对中国有兴趣，可以聆听他的见解。”
吕哲夫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说：“不必麻烦老师了吧。”
桥口四郎说：“没有关系。你去了日本，最好不要说自己是台湾人，台湾人说日本话很像九州的口音，你就说自己是熊本或鹿儿岛地方的人好了。”说到这里又顿了一顿，“……假如有一天，你去了中国，最好也不要说自己是台湾人，因为最近一连串的事变，中国人普遍仇视日本人，连带台湾人也常常被他们认为是日本派去的间谍，你会说闽南话和客家语，就说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好了。”
这是桥口老师的肺腑忠告。吕哲夫感激地再次鞠躬，直起身来时，心中却是深深的悲凉，作为一个台湾人，夹在中日两个敌视的国家之间，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心酸和无奈！他似乎觉得自己是只蝙蝠，既不被飞禽接纳，也为走兽所不齿。
临别时，桥口春枝一个人悄悄赶到车站为吕哲夫送行。十三岁的春枝身穿洁白的海军衫，就像一枝含苞欲放的杏花，脸蛋蕴藏着羞涩的微笑：“哲夫哥哥，要加油喔！”
吕哲夫用力点头：“是，一定努力！”
“秋天枫叶变红的时候，希望哲夫哥哥能回来看一看。”春枝清澈的眼睛露出期盼的目光。她送给吕哲夫三个小小的布玩偶，这是三只憨态可掬的猴子，一只猴子捂着眼睛，一只捂着耳朵，一只捂着嘴巴，象征着佛家三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玩偶是春枝亲手缝的，做工精细，惟妙惟肖，很是花了番功夫。
吕哲夫深为感动，心想：“虽然春枝不是我的亲妹妹，但待我就像亲哥哥一般。”他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重复了一句：“一定努力！”
吕哲夫临走前回到大锣镇看望了母亲，给爷爷扫墓。母亲凭直接感到儿子这次出远门要很久很久，虽然内心伤感，却强打起精神，杀鸡买鱼，尽其所有准备丰盛的饭菜。吕哲夫见爷爷的坟茔上野草茵茵，景象凄凉，想起爷爷一生坎坷，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心中怅然。
吕哲夫离开家是在凌晨时分，天还没亮他就蹑手蹑脚地起床出了门，没有惊醒睡着的母亲，他怕分别时母亲会伤心。
吕哲夫最后去台北辞别父亲。父亲以家长的口吻，要求他去东京后，以第一志愿报考一高（第一高等学校）。
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一高就是东京帝国大学预科，它的招生名额和东京帝国大学招生人数基本一样，只要不对专业挑挑拣拣，凭一高的毕业证书就能免试上帝国大学，考上了一高就等于考上了帝国大学。而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最知名的大学，培养的主要是文官，也就是高级公务员，或者说是将来的政治家，换句话说，毕业后就是当官的料，到时候，不但前程似锦，而且有钱有势的日本家庭会一起拥上来招女婿。父亲认为，以他的成绩考取一高不能说十拿九稳，起码也有七八成把握，第一年不行就来第二年，“考上了就等于中了状元，可以光宗耀祖！”
但是，吕哲夫并不想进入这个人人羡慕的一高，不觉得能“光宗耀祖”。他内心早有了自己的想法。
一高是当时日本最难考也是最有前途的三所高等学校之一，其他两所是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这两所军校是日本帝国陆海军培养军事主官的学校，是那个时代无数日本青年的夙愿，但台湾人却不能报考。
除了以上三所学校外，东亚同文书院也是日本中学毕业生的一个好去处。吕哲夫所心仪的，正是这所学校。
吕哲夫为什么要报考东亚同文书院呢？因为，那个长期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念头已经变成了不可阻挠的信念——去大陆看一看那个内心深处的遥远的祖国！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00年在中国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主要培养外交官和商社人才，而且偏重于对华业务。吕哲夫认为，要了解祖国大陆，报考东亚同文书院是最好的途径。
东亚同文书院既招收日本学生和派遣日本教师，培养他们到中国工作的能力，又吸引中国留学生去日本，以“日中亲善”和“文化交流”的面目出现，故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书院与中国政府、学界及社会人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文书院的教授兼干事山田良政是孙中山的挚友，1900年参加惠州起义牺牲，孙中山为其题写过墓碑，其弟山田纯三郎则是东亚同文书院第一期学生，也是孙中山的好友，孙中山病逝时，山田纯三郎是守侍的唯一外国人；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素有交谊；胡适于1927年、鲁迅于1931年曾应邀到东亚同文书院讲课……所以，在吕哲夫的心目中，这所大学的形象是相当不错的——他那时自然不知道，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产物，自成立之始即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双重管理，并在暗中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有情报联系，在日本推行侵华政策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强盗嘴脸，事变后，面对国际舆论的指责和压力，日本政府的表现十分蛮横，从此在国际上日趋孤立。日本这种蛮不讲理的强权作风，却赢得某些台湾人的认同甚至“自豪”。吕正钦就参加了位于台北太平町的“大同促进会”，鼓吹“台湾人皇民化”以及“亚细亚民族大团结”，集会庆祝关东军的“满洲大捷”，胡说什么：“日本领有台湾，并非日本的侵略主义而是国防需要，为了未来黄白两大人种的大战，日、中两国应互相提携，以台湾人为先驱，促进日、中两国的关系，毕竟，日本人和台湾人本是同文同种，德育上也是相一致的。”父亲等一小撮台湾人的言行，让吕哲夫深感耻辱，因为就是日本人也不乏良心未泯者，绝不会如此寡廉鲜耻。
吕哲夫想起了比嘉纳治老师。“九·一八”事变后，比嘉在课堂上公然说：“关东军这是胡来！我反对日本军队侵略满洲！”不久，他就被学校撤职，遣返内地，后来听人说，比嘉老师回日本后连教师的饭碗也丢了，只能靠推销电灯泡谋生。
弟弟吕毅夫的相册中有一张非常自得的照片，是他在一艘大型战舰前的留影。那是日本海军的“山城”号战列舰停靠台湾基隆港，以向殖民地人民显示宗主国的“威仪”，一些学校组织师生去参观，只见三万吨的巨舰在阳光下闪烁着凝重的金属光芒，巍巍高耸如宝塔般的舰桥、十二门三百六十毫米口径的主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许多去观看的台湾青少年都受此蒙蔽，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大日本帝国之臣民”而感到“自豪”。
但在吕哲夫看来，这些日本战舰却是敲骨吸髓的怪兽，正无情地汲取着台湾人民的血汗。
吕哲夫这时已经读过《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东京帝国大学矢内原忠雄教授著）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书籍，对台湾遭受日本侵略剥削的现状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日本地狭人稠，历史上就经常闹粮荒，自明治维新以来实行殖产兴业的工业化政策之后，农业人口大量移入都市充当劳工，造成粮食更加短缺，如果进口粮食，日本又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因此，从台湾和朝鲜廉价征收的农产品就成了解救日本工业化阶段粮食短缺危机的手段，使得日本可以集中资金加速工业资本的积累，并节省大量外汇。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分工下，台湾产的蔗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输往日本，台湾产的大米一半以上输往日本，仅台湾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的消费税，每年就要向日本国库上缴六千多万日元，这几乎相当于三艘“最上”级重型巡洋舰的造价，有力地缓解了穷兵黩武的日本政府的财政压力。这种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如黄阿顺所说：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只能吃黑砂糖。
吕哲夫想，矢内原忠雄先生和比嘉纳治先生身为日本人，都敢于顶着日本当局的压力站出来为中国、为台湾仗义执言，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勇于说真话的行为，使他自我反省：“我是一个炎黄子孙，难道就不能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吗？”
通过耳闻目睹和阅读书籍，吕哲夫的思想逐渐成熟。日本入侵台湾后，台湾人进行过武力抵抗，远的如爷爷参加的抗日义军，近的有雾社起义，都遭到失败；林献堂、蔡惠如等台湾士绅发起的要求台湾自治的和平请愿运动，也被殖民当局蛮横压制。他意识到，由于实力对比悬殊，台湾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无法独自对抗日本的压迫，只有等到中国国力复兴，再度雄立于东亚，台湾必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人才能结束“二等国民”的屈辱身份。台湾的新生和中国的自强，二者是紧密联系于一体的，为中国奋斗就是为台湾奋斗！要为中国奋斗，就必须前往中国大陆！
吕哲夫辞别父亲，乘车前往基隆港，离开台北这天正值日本的陆军节，弟弟送他去车站，路上见总督府正组织中学生在郊外操演重机枪射击课目，用的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使用过的法制哈奇开斯机枪，远处的田野挖了战壕，摆放着木头和帆布搭成的大炮和坦克模型。
吕毅夫说：“操练的都是日本学生，台湾人是不用服兵役的。有日本军队保卫台湾，台湾人只管安心读书赚钱，不必去打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阿爸说当台湾人真好。”
吕哲夫苦笑，心想：“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当兵，其实是在提防台湾人，不敢让台湾人掌握武装。等到哪天日本打大仗兵不够用了，恐怕就顾不得这许多，要把台湾人拉去当炮灰了。”
他问弟弟：“你觉得当台湾人真的好吗？”
弟弟回答：“不，当日本人才好呢！有时想想，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是台湾人而不是内地人？”
兄弟分别不过几年，弟弟的话已经让吕哲夫感到陌生了。他听父亲说，弟弟上学时带的便当开始是中式菜肴，比如猪头肉、猪蹄膀之类的，经常引来日本同学的嘲笑：“台湾人连脏猪肉也吃啊。”弟弟回家后大吵大闹，说太丢人了，吃饭都要偷偷摸摸的，后来换成日式便当如煎蛋卷和腌鱼子什么的，弟弟才可以在日本同学面前大大方方地打开便当盒子了。日本殖民同化政策的威力，让他暗暗心惊。他不敢想象，再过一两代人，台湾的年轻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又如何去改变这一切呢？他的心里像塞满了沉甸甸的石头。
吕哲夫在基隆港乘坐邮轮“千穗丸”前往日本首都东京，怀着对未知命运的忐忑心情，离开了生养他的故土，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轮船驶入东京湾，远处的天际可见圆锥形富士山，初次到东京的旅客都涌到甲板上看风景。东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古代的武藏国，公元15世纪已初具规模，德川幕府时代作为幕府的所在地，德川家族模仿中国帝王的气派，逐渐把它改造成为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定名为“江户”。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城”的江户城中，旌幡招展，武士云集，八百另八町中，繁华的酒楼饭馆很像中国宋代的汴京。明治天皇由京都迁都江户后，又将它改名为“东京”。历经六十多年西洋式的发展，东京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气勃勃、拥挤不堪的东西合璧的大杂烩：官府的鞠町、书生的神田、华族的赤坂、小职员的四谷、学者的小石川、大学生的本乡……帝国剧场和第一生命大厦等一长排西方式的高楼建筑犹如美国芝加哥的翻版，而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就是狭窄的卵石小街，一排排艺妓馆、寿司铺、和服店，鳞次栉比——这一切都让初到繁华大都市的吕哲夫眼花缭乱。
吕哲夫到了东京后，由父亲的朋友安排，先在大手町一家名叫“东渡”的旅社落脚，旅社附近有一所中学，他办理了一张图书馆阅览证，白天去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备考，天黑后回旅社休息。东亚同文书院平均在日本每一个县只招收一名学生，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不用功可不行。
学校并非世外桃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气氛骤然变浓，街头传唱着军歌《肉弹三勇士》，校园里树立的木头柱子上挂着庆祝满洲和上海大捷的白布标语，学校礼堂里挂起了银幕，放映着反映满洲战况的新闻片，除了新闻片以外，还经常上演一些故事片，像《战友》、《乃木大将与卖纳豆的少年》、《“爱藤”号巡洋舰》等电影，极力营造“忠君报国”的氛围。
吕哲夫安顿停当后，便持桥口四郎老师的名片和亲笔信去找东亚同文会支那研究部的桥口太郎先生。
桥口太郎此前已收到了弟弟从台湾拍来的电报，热情地招呼吕哲夫入屋，吩咐仆人送茶。房间刀架上搁着一柄武士刀，吕哲夫瞄了一眼，刀鞘上写有“日向住兼重”字样，他练习剑道多年，便知这是铸刀名家“美浓传”的“兼”门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宝刀。
桥口太郎低头看信时，吕哲夫悄悄打量了一下他的相貌，因为血缘关系，他和桥口四郎有些相像，只是年纪大得多，看来有五十多岁，两鬓已见斑白，镜片后的目光和蔼，但两只耳朵颜色稍稍有些不大一样，左边的耳朵颜色浅一些，真奇怪……
吕哲夫好奇的目光没有瞒过桥口太郎，他说：“怎么了？你好像看到了奇怪的事物。”
吕哲夫慌忙道歉：“晚辈失礼。”
桥口太郎放下书信，说：“没有关系。看来，你注意到了我的两只耳朵不一样。我告诉你，其中有一只是假的，你看哪一只是假的？”
吕哲夫低下头来，不知该怎么回答。
桥口太郎说：“我说了没有关系，你告诉我哪只耳朵是假的。”
吕哲夫说：“晚辈无礼……您的左耳是假的。”
桥口太郎抚掌：“对！这只假耳朵是请人定做的，做工非常好，足可以假乱真，平时根本没人注意到，想不到被你发现了。”
吕哲夫说：“晚辈只是一时好奇，冒昧之处，还请恕罪。可能是因为今天室内的火炉比较旺，真的耳朵充血了，所以两只耳朵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桥口太郎点了点头。吕哲夫给他留下了第一印象：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
桥口四郎在信中对吕哲夫的评价很高，说他学习成绩优良，操行分数高，体格良好，尤其是记忆力和语言能力十分优秀。桥口太郎读完信后，若有所思地抚摸着烟斗，问：“你为什么要报考东亚同文书院？”
吕哲夫说：“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做一些有益于两国交往的事情。”
桥口太郎问：“你对中国了解多少？”
吕哲夫摇了摇头：“我从未到过中国，只是……”说到这里，他想起了中学时课堂上日本老师的话：“中国连年内战，民不聊生，是一个失去了生机、没有前途的国家。”望着眼前这位专注于“支那研究”的长辈，他那压抑心底已久的疑问不禁脱口而出：“先生，中国真的不可救药了吗？”
“官吏鬻职，治道衰颓，纲纪不振……上下交征利，则国危。”桥口太郎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中国官场上下集体的腐败导致民心丧失和民怨积压，以至没有公忠体国之人，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这种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深入到了这个国家的骨髓之中，中国就是个病入膏肓的垂危老人。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如果不发生一场大变革使国家的肌体和灵魂得到彻底洗涤——也就是‘国家改造’——则崛起毫无希望。”
说到这里，他换了一种口气：“对于日本来说，帮助中国实现‘国家改造’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而要实现这一改造，必须培养大批‘中国通’，这就是东亚同文会的使命，也是同文会在中国开办同文书院的目的。你考同文书院，是选对了地方。”
吕哲夫有些惘然，说：“日本和中国，现在不是处于敌对状态吗？日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实现‘国家改造’？”
桥口太郎说：“东亚同文会的创始者、会长近卫笃公爵曾说过：‘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日本的优势是国民教育、行政制度和工业，中国的优势是国土、资源和劳工，日本的优势恰恰是中国的劣势，反过来也一样。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文同种，汉字文化、儒家伦理是东亚各国亲和的基础，日中两国理当在此基础上协力分劳，优势互补，相互提携，构建大亚细亚的基石，共同对抗西方列强。”
这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吕哲夫“嗯”了一声。
“这样的认识，在日本政治家乃至军人中都很普遍。”桥口接着举例说，“现在的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中佐，明治四十四年在朝鲜春川担任军官时，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喊出‘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时，他就带着士兵上山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因为他觉得，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命运一体，如果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么肯定会被西方列强消灭掉，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了一个依靠。”
吕哲夫心下犯起了嘀咕：石原莞尔正是炮制“满洲国”的“功臣”，这样一个处心积虑分裂中国的家伙，高喊“中华民国万岁”岂不是咄咄怪事？
桥口太郎见吕哲夫一边倾听一边思索，便说：“日本有一批人，抱着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入欧’思想，歧视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是十分有害的；而中国有一批人，总是把日本视同仇敌，加以无端排斥，也是十分有害的。大正八年，因为青岛权益问题，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这是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深深刺伤了主张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的心。昭和三年，因为济南事件，日中关系再度恶化。现在又发生了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这对日本、对中国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日中两国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可能，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这样获利的只有西方列强。”
吕哲夫点了点头。
随后，桥口太郎简要介绍了东亚同文会的一些情况：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创始者近卫笃公爵，以及东亚同文书院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荒尾精、根津一等人，都是日本的“兴亚论”者。“兴亚论”又称“大亚洲主义”，“兴亚论”以“国权主义”为核心思想，强调日、中两国“同种同文”，主张日本与中国“合纵”，使得东亚成为一种“足恃”的力量，以阻遏欧美势力的东进，与西方相抗衡。东亚同文书院的兴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都贯穿着“兴亚论”的这些基本精神。
桥口将东亚同文会刊行的《支那》杂志等研究中国的图书资料借给吕哲夫参考，这些书刊装了一大书箱。告辞时，桥口一直送出门外，吕哲夫感到过意不去，桥口执意相送，拍着他的肩膀说：“将来‘国家改造’的大任，也许会降临到你们这一辈青年身上。”说到这，他的目光变得热切起来。吕哲夫这才发现桥口走路也有点跛，看上去两腿完好，为什么走路会跛呢？他的左耳又是怎么失去的呢？这些都让吕哲夫心存疑问。
桥口太郎住在上野的一条长巷里，这里树荫萧森，环境幽静，一路上不时遇见行人，看衣着打扮有家庭主妇，有小职员，有学生，也有巡警，有人认识桥口的，便向他点头鞠躬，看来桥口在这一带是位有名望的老人。
走了一段路，桥口太郎忽然问道：“我们一路上看到几个人？”
吕哲夫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略一回想，答：“十二个。”
“几个男人？几个女人？”
“七个男人，五个女人。”
“能不能描述一下刚才打招呼的那位小姐的相貌特征？”
“这个……她短发，圆脸，眼睛比较小……”
“请再细致一点儿。”
“嗯，她的嘴边有一颗黑痣。”
吕哲夫觉得这一问一答有些莫明其妙，他不知道，这是桥口在考察他对数字的敏感、潜意识的观察和反应能力是否机警。通过几句简短的问话，桥口已经在心中给他打了高分。
桥口太郎将吕哲夫一直送上了电车，吕哲夫感激地鞠躬告辞。
吕哲夫一回到住所，便立刻打开这满满一箱书刊，怀着了解中国这个心目中祖国的渴望和激动，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桥口太郎所赠送的这些东亚同文会对中国的研究资料，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让他大开眼界。
吕哲夫废寝忘食，花了整整四天时间读完了这些书刊资料，又几次向桥口太郎借阅类似的资料，桥口每次都满足了他的要求。就这样，一个月下来，尽管吕哲夫尚未踏足中国大陆，但对于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面貌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是亲历过一次全中国的旅行。
日本近代兴起的“支那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深受欧洲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为德国兰克史学所熏染，认定科学研究不应以抽象推理为依据，而应以“确实的事实”为基础，一批学者竞相到中国作实地考查。这种注重现场社会调查，以占有第一手材料、获得直接观察与体验的传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特点之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学生对中国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调查旅行，吕哲夫所看到的资料，绝大部分出自这些调查者之手，调查的记述方式除文字外，还有图表、素描速写、照片等等。
这些材料读到后来，吕哲夫的新奇感逐渐被隐隐的不安感所取代，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细节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这种不安感也越来越清晰——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资料，是那么的完整、那么的精细，在日本人的视野里，中国的每扇大门几乎都是敞开的、畅通无阻的，用桥口太郎曾说过的一句话来说“中国的很多东西，我们比中国人还了解”，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虽然他看到的资料中并没有军事方面的，但这些资料涉及的地理、交通、资源、物产、商业等等方面的情报都可能派上军事用途。他不由地对这个同文书院有了警觉——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就是这样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把情报工作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个毛孔，中国怎么才能打败这个可怕的对手呢？从这些资料中，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战乱、贫困的中国，到处是瘟疫、饥馑、流民和暴乱，愚昧甚至麻木不仁的人民，走马灯般变换的督军和大帅，肆虐乡村无法无天的土匪，整个国家都处于混乱之中……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感觉，惊讶、惶恐、悲痛、心酸、愤懑，甚至还有对日本的一丝由衷的敬畏。
吕哲夫居住的东渡旅社及周围的社区有很多朝鲜人和台湾人居住，被称为“归化人部落”。所谓“归化人”，是日本人称呼从朝鲜、台湾等殖民地来到日本本土生活的人。台湾留学生大都努力学习日本的风俗习惯，乐于同化，对于社会问题、政治运动无动于衷，所以被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的留学生讥讽为“唯唯诺诺屈从日本统治的愚民”。
吕哲夫在旅社发现过朝鲜人散发的秘密传单，上面写道：“朝鲜人和台湾人都是受日本人欺压的，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强盗！”但他很快发现，有台湾人将这些传单收集起来悄悄交给了日本警察。
4月29日天长节这天，“一·二八”事变的硝烟刚刚散去，上海的日本侨民及军政官员在虹口公园举行了盛大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当日军阅兵式开始后，各国领事因本国政府早有指令要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所以只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故而纷纷退场。很快，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官员了。11时30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台上台下全体日本人高唱国歌《君之代》，十八架日本飞机在歌声中呼啸掠过上空，随即开始鸣放二十一响礼炮。随着第三声礼炮声响，朝鲜志士尹奉吉冲出人群，将一颗炸弹扔上了主席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主席台顿时笼罩在一片火光和浓烟之中。在炸得鸡零狗碎的主席台上，河端贞次（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腹裂即死，白川义则大将（上海派遣军总司令）身中二十多块弹片至5月26日毙命，野村吉三郎中将（第三舰队司令）、植田谦吉中将（第九师团之师团长）、重光葵（日本驻华公使）都被炸伤。
尹奉吉行刺一事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天晚上，吕哲夫看完书回旅社，路上忽然窜出几条黑影，那是手持武器的日本浪人，他们拦住吕哲夫的去路，为首一人在路灯下举起一张写着字的纸，恶狠狠地说：“念一遍！”
吕哲夫照着纸上写着的“十元五十钱”念了一遍，他的日语发音很标准，没有任何破绽，几个浪人以为他是正宗的日本人，点头致歉，把路让开。这些浪人是在找朝鲜人的茬儿，他们根据“十元五十钱”这几个日语词汇的发音辨别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朝鲜语中没有浊音，讲这几个词有困难。如果朝鲜人被辨认出来，则会被施以殴击，甚至有因此丧命的。
吕哲夫刚回到旅社，就见几个便衣警察推搡着一个青年出来，那个青年是个朝鲜学生，出门时啐了旁边一个台湾同学一脸：“台湾人是不是当顺民当上瘾了？”——正是这个台湾学生向警察告密谁是散发传单的人。
吕哲夫默默地看着那个朝鲜青年被押走，他听说，日本高官们一得知要被调派到朝鲜去任职都愁眉苦脸，而被调派到台湾去的则心情畅快，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的“治台政策”里，对台湾人评价甚低：台湾人没什么原则，自私，没什么民族意识，很好对付，台湾人怕死就用高压，台湾人贪财就用利诱，台湾人爱面子就用虚名笼络……
朝鲜人是有血性的。就在这年的1月8日，天皇的仪仗队路过东京樱田警视厅门前时，朝鲜人李奉昌扔了一枚炸弹，但因掷偏而天皇没有受伤，只炸坏了后面的马车。刺杀割占台湾的罪魁、曾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也是朝鲜人安重根。
此前还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吕哲夫——1928年5月14日，日本皇族久迩宫邦彦亲王以陆军检阅使身份来台湾视察，在巡视台中时，被朝鲜人赵明河以短刀行刺，事败，赵明河旋即被捕，后以“对皇族不敬”的罪名被处死。这被称为“台中不敬事件”，时任台湾总督的上山满之进被迫引咎辞职。许多台湾人对赵明河的行径大为不解，只是把这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认为赵明河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某些台湾人在皇民奴化教育下所造成的扭曲心灵，让吕哲夫十分寒心：“台湾人的血性到哪里去了？”
白天的东京热闹而喧嚣，入夜的东京静谧而庄重。吕哲夫却心情烦闷，无心睡眠，信步来到皇居南面的日比谷公园，这是日本第一座具有西洋风格的花园，内有西式花圃、开放的空地、喷泉。他却无心观赏，坐在公园的长凳上，静静地望着夜雾中一盏盏朦胧的街灯。
“台湾人是不是当顺民当上瘾了？”
这个朝鲜青年的话一直回响在吕哲夫耳边，不，台湾人决不能甘当日本殖民者的顺民！但是，和强大的敌人抗争是要讲策略的。他小时候与日本小孩打架时就得出教训，台湾人与日本人正面冲突是要吃亏的，黄阿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与日本人斗争呢？他想起了东亚同文书院收集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吗？”在当时，这个念头多少有些异想天开的味道，在他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正如眼前橘黄色的电车光亮划过路面而流逝在夜幕之中。
在桥口太郎的帮助下，吕哲夫进入了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同文书院入学考试。他起初以为自己学习算用功的了，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同班同学竟然个个通宵达旦，争分夺秒地念书，为的就是出人头地。
吕哲夫是中途插班的，班长说：“真是对不起，只有一个空座位了，不介意的话，就和‘虱子’同桌吧。”
吕哲夫奇怪地问：“虱子？”
班长说：“哦，你很快就知道了，请务必忍耐一下。”
周围几个同学听了“嗤嗤”地坏笑起来。
吕哲夫的同桌是一个叫柄谷弘一的大阪人，此人厚厚的嘴唇，又矮又瘦。吕哲夫向柄谷打招呼；“我叫宫下哲夫，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柄谷点头说：“哲夫兄，你好。”他看上去没什么异常，但吕哲夫很快就发现这个同桌的与众不同：他衣服邋遢，身上还散发着浓浓的臭味，看来很多天没有洗澡，这在喜欢洗澡的日本人中非常罕见，加上那浓重的大阪关西口音，说起话来让人极不舒服，因此，没有同学愿意搭理柄谷弘一，也不愿意和他同桌，全班只有他是一个人坐一张桌子，吕哲夫来了，他才算有了同桌。
柄谷弘一因为长期不洗澡，身上长了很多虱子，他抓到虱子后不是弄死，而是养在钢笔帽里，一有空就打开笔帽把虱子放出来比赛竞走，比赛完了再放回笔帽里去。他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自得其乐，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虱子才是他的朋友。“虱子”这一绰号由此而来。
吕哲夫后来才知道柄谷弘一的身世：柄谷的父亲和他人合伙经营地下钱庄，钱庄因经营不善倒闭了，父亲欠下一大笔债，被债主逼得自杀，母亲抛下了他改嫁，三岁的柄谷弘一就成了孤儿，是他的叔叔收养了他。在读完义务教育以后，小弘一在叔叔的小面馆里帮着打下手以换一口饭吃。改嫁的母亲有时会跑来看看小弘一，给他带一个饭团子什么的来，但他从不开口和母亲说话，总是默默地大口吃完那个饭团子，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的脚尖，直到母亲离去。没有人知道柄谷弘一在想什么，或者说，没有人会去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像一条小野狗、一只小野猫似的在自生自灭。但其实柄谷弘一在思考，在很认真严肃地思考着。在他眼里看来，他被这个社会完全抛弃了，不会有任何人来救他，因此，他决定自己救自己。怎么救自己呢？柄谷弘一如果那时说出他的拯救方案是会被人笑掉大牙的——他要去考陆军士官学校！竞争率几十取一的陆军士官学校岂是一个只有初中毕业的苦孩子能考上的？但柄谷弘一下定了决心，非常有毅力，晚上走十几公里去上夜校补习高中功课，每天如此，终于进入了早稻田预科学习，距离考取陆士这一理想只有咫尺之遥了。
吕哲夫知道柄谷弘一的身世后，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也佩服柄谷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不像别的日本同学那样对“虱子”冷眼相加，而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好朋友看待，在经济上接济他。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贫困不仅仅是柄谷弘一的个人情况，而是当时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
1929年，由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严重依赖外贸的日本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大批中小企业和银行倒闭，光1931年全国的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七十万。据农林省发表的经济调查报告，日本农民的家庭年平均所得从1928年到1931年减少了三分之二，许多破产的农民和工人把女儿卖到妓院，全家因为穷困而集体自杀的报道时有耳闻，城市里到处充斥着苦力和盲流。
吕哲夫因为家境尚可，温饱还不是问题，但柄谷弘一就不同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每个月家里给吕哲夫寄二十五日元生活费，除了十五元作为房租，吕哲夫只有十元零花钱，他把这十元分成两半，一半给柄谷，一半留给自己，看到柄谷的便当盒子空了，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柄谷就像吃小时候母亲带给他的饭团子那样，默默地吃完这一半饭菜，什么话也不说。
凄惨的幼年经历使柄谷弘一异常孤僻，从来不知人间亲情，不寻求同情和友情，对吕哲夫的关心冷漠相对，但是吕哲夫从不介意。
复习备考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吕哲夫惊讶地发现柄谷弘一不来上课了，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在加紧学习，没有人去关心“虱子”的死活，日本社会就是这么冷漠，日本人只崇敬强者，弱者只会被冷落、被欺凌。吕哲夫却很不安，考取陆军士官学校是柄谷的夙愿，在这节骨眼上缺课，他一定是出事了。
吕哲夫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柄谷弘一栖身的一个又小又破的旅馆，一进屋，一股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地板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书籍和发臭的衣袜，柄谷躺在榻榻米上，只盖一条薄被，发着高烧，双颊凹陷，有气无力地哼着。吕哲夫大吃一惊，问柄谷究竟怎么了，柄谷只睁眼看了他一眼，便又闭上眼不理不答。
吕哲夫找到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厌恶地说：“医生说是肋膜炎，治好要一大笔钱。你看他那穷鬼样，欠了我两个月房租，哪有钱治？你是他的亲戚吧，赶快把他弄走，房钱我也不要了，他赖在这里，我连别人的生意也没法做，死在这里更麻烦……”
吕哲夫不去理会老板娘的唠叨，说了句：“对不起，请等一下。”匆匆赶回住所，把自己的积蓄取出来，再赶回去交给老板娘，“拿这些钱去给柄谷先生请个好大夫吧，再给他弄点有营养的吃的。”
老板娘见钱眼开，马上换了脸色，说：“你这位贵人早来，他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不过，要看病，还要伺候他吃好的，这些钱恐怕还不够……”
吕哲夫说：“不够的话，请尽管向我开口，我再想办法，救人要紧，拜托了！”
三天后，柄谷弘一高烧退了，一个星期后，他重新回来上课。
一个月后，吕哲夫和柄谷弘一双双实现了梦想，吕哲夫考取了以培养在中国工作的人才为任务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而柄谷则考取了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
告别时，柄谷弘一才知道，为了给他凑钱治病，吕哲夫把自己的棉衣和毛衣典当了，他问吕哲夫：“你到了冬天怎么办？”吕哲夫满不在乎地说：“听说上海的冬天暖和着呢。”
从来都是面无表情、好像没有面神经的柄谷弘一，在接到陆士的录取通知书时都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此时听了吕哲夫这话，他却涌出两颗大大的眼泪。
“马上就要成为神气的帝国军人了，哭鼻子可不行啊。”吕哲夫拍着柄谷的肩膀说。
两人紧紧拥抱，从此成为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