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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13日，东京从早晨起便异常闷热，正午的天空阴云密布，一派暴风雨即将来袭的气象。
市谷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前面的长长的“之”字形地狱坡道旁樱树和菩提树枝叶纹丝不动，一个佩戴中佐军衔的军官疾步攀行，汗流浃背，胸前的金丝饰绪表明他是一名参谋。
旧时曾为尾张公（藤原实赖）官邸的市谷台，自从明治时代以来便是陆军士官学校的所在地。在此接受地狱般严苛训练和学习的士官生们，在星期日被允许外出，去时此坡是脚步轻盈的极乐坡，黄昏返校时则是步履沉重的地狱坡，地狱坡遂成其名。
登上地狱坡顶，参谋本部的壮丽楼宇呈现在了眼前，虽然东京近来屡遭美军的轰炸，但日本陆军的大本营依然在正常运转。这名个子瘦小的中佐，揣着“军事秘密陆军异动通报”的转职电报，敲开了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的办公室大门。
门打开时，一股突如其来的大风裹着水汽窜进屋子，把办公桌上的文件吹得“哗啦啦”作响。
中佐进门后一个立正：“将军阁下，柄谷弘一前来报到！”
“看来，暴风雨就要来了。”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部长有末精三把目光从窗外移回了室内。他一手把持着庞大的日本陆军情报中央，刚晋升为陆军中将不久，但他此时的脸色却如同窗外的天空一样阴沉。
柄谷弘一喘着粗气，没有接口。
无论是地狱坡，还是暴风雨来袭，似乎都预示着日本帝国的多舛前程。
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海上运输线被切断，隔绝在各个孤岛上的日军守备队在掌握着绝对海空优势的美军面前除了“玉碎”别无他途，刚结束的冲绳战役更是一败涂地，被称为“日本国门”的冲绳岛落入敌手，意味着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登陆只有一步之遥。
有末精三旁边站着的，是第二部第七课（中国课）的课长晴气庆胤大佐，他打破了短暂的沉闷：“柄谷君，辛苦了。请你放下大和田的一切工作，立刻动身去满洲，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手续也办好了。”
“现在吗？这种天气飞行……”
“当然有危险，不过，天气好了，美国飞机就来了，更危险。”
“可是，就这样，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什么也没带……”
“带上你那双独一无二的耳朵就行了！”有末精三语气严厉。
“有关的情报和任务简报在飞机上，十万火急，你就在飞机上看吧。”晴气庆胤补充说。
“是。”柄谷弘一敬了一个军礼，转身时，又问了晴气一句，“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显然，将要接手的是一个异常紧急而重大的任务，早一分钟了解内情，就多一分钟准备时间。
“也许你以前的预感是对的，那个‘影子’又出现了。”晴气庆胤阴森森地回答。
柄谷脸上掠过了一丝惊恐的阴影。
有末精三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影子’改变了大东亚战争。”
“明白了。”柄谷弘一意识到，有末精三对“影子”的评价，并不夸张。
那个挥之不去、令人寝食难安的影子，深深地刺痛了日本陆军的神经中枢。因此，即使在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大本营情报部仍然要全力以赴将其铲除。
“这个狡猾的家伙，多年来一直在完美地伪装自己，这是第一次露出马脚——他开始自己发报了。”晴气眼中射出狼一样的寒光。
“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柄谷精神一振，在无线电侦听这块儿，他是日本陆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没有什么能躲过他的耳朵。
“从‘影子’一贯的狡黠奸猾来看，这不是失误，而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冒险。这说明了两点：第一，他发出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他会随时终止这种冒险。所以，对我们来说，抓住他刻不容缓。”晴气庆胤语气冷酷。
“柄谷，到了满洲，可得好好干呐。”有末精三苦涩地说，“揪出这个‘影子’来，也许是日本的最后一场胜仗了。”
目送柄谷弘一匆匆而去的背影，晴气庆胤转身向有末精三鞠了一躬：“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太晚了……对此，我是有责任的，请您惩罚我吧。”
有末精三叹了口气：“不是还没有最后确证嘛。果真如此，有过错的，也不单单是你一个人，而是帝国整个的情报系统。”
柄谷弘一中佐在东京福生机场登上了一架百式司令部侦察机，飞机轰鸣着向西飞去，这架飞机外表油漆剥落，弹痕累累，连挡风玻璃也有龟裂，宛如眼下日本帝国的日薄西山。
飞机在气流湍急的云层中颠簸，柄谷弘一打开卷宗袋，看了一会儿就感到头晕目眩，他把袋子推到一边，闭上了眼睛，其实，只要看一眼这些资料，他就完全清楚其中的内容。这个“影子”早已烙印在他的大脑中，是如此让人捉摸不透，无从着手，又是如此的熟悉，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身边，熟悉得让他感到害怕。忽明忽暗的光线透过机舱，照在柄谷弘一的脸上，他的脸色和心情一样晦暗不明。
“影子”是一个共产党情报员的代号，三年前日本“梅机关”在上海破获的一起间谍案中牵扯出了这个“影子”，根据有限的情报可知，此人潜伏在日本情报机构的高层，向延安提供了大批价值非凡的情报，有些战略情报甚至涉及日本的国运，并直接呈递给了中共最高首脑阅看。这是一个破坏力堪比苏联王牌间谍理查德·佐尔格的危险人物。柄谷弘一曾在破获佐尔格一案时在无线电追踪定位方面立下功绩，随后来到上海，又参与“梅机关”对“影子”的侦捕工作，虽然后来“影子”被“消灭”了，但是，经办此案的柄谷弘一和晴气庆胤却都有一种直觉：这个案子还没有终结！用晴气的话来说：“我甚至感到，这个影子还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走路，一起办公，甚至一起吃饭、喝茶，连我睡觉时，都感到暗处有“影子”在晃动。”这种源于内心深处的不安，以及无处着手的焦虑，一直困扰着这些日本特务头目。
现在，“影子”又出现了，而且一如既往地活动在日本情报机构的心脏，一个可怕的预感让柄谷弘一心惊肉跳。
三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大房身机场，脸色惨白的柄谷弘一摇摇晃晃下了舷梯，迎接他的是新京日本宪兵第四分队的队长铃木一策大尉，以及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无线电密码班的今宿辰男大尉。
“晕机的滋味不好受吧。”双方出示证件后，铃木一策寒暄了几句，“本土的情况很艰苦吧？”
“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些。”柄谷弘一冷淡地说。
“长官，您的身体……会不会影响今晚的工作？”今宿辰男神色急切，看来，对于这位大本营特派的无线电专家，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就在两天前，新京日本宪兵队的电讯侦察课在夜间监听中发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这是一个极少用到的频段。他们立即出动载有无线电测向设备的汽车驶向指定区域进行定位，几辆汽车沿着一个正方形巡逻，根据电波信号的强弱利用交汇法来判断电台的位置。但这次发报时间很短暂，测向车无功而返。
此时，如血的残阳散发出妖冶的光芒遍洒大地，映衬着一望无垠的地平线，这使柄谷弘一感到，满洲的太阳要比日本的大得多。和遍地废墟瓦砾的东京相比，这里真宁静，但宁静之下却隐藏着近在眼前的杀机。他眯眼望着落日：“今晚的天气怎么样？”
“气象部门说，深夜有雷阵雨。”
“现在就可以开始。”柄谷弘一脸色如此难看，不仅仅是因为晕机，“如果对方是老手的话，会利用这个天气的。”
“拜托了！”铃木和今宿一齐鞠躬。
这天深夜，新京北郊的马家窝堡，新京通往哈尔滨的铁路在此地有一段与之平行的马路。
大风吹得雨丝摇摆不定，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
泥泞的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一辆黄色的大篷卡车在行进，似乎是风雨太大了，卡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像在无人的餐桌上爬行的蟑螂。
附近有关东军的军营和辎重部队，这条路上每天都有军车来来往往，因此这辆军车看上去毫不起眼。
但这不是一辆普通的军车，如果有人掀开厚厚的帆布篷皮，他会大吃一惊，因为车里装的不是一袋袋的大米白面，也不是一箱箱的弹药，而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仪器设备。
负责掌管这些奇怪机器的是个瘦小的军官，正是刚到新京的柄谷弘一。
柄谷戴着耳机，将电台的调频旋钮打开，各种电波、广播铺天盖地而来，仿佛进入了浩如烟海的无线电汪洋，要在其中找到一个特定的信号——特别是这个信号很少出现，而且毫无规律可循——不啻于大海捞针。功夫不负有心人，23时43分，电台上的频率示波器闪烁起来，正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个数字：42.4千赫！
无线电短波虽然不能像长波一样绕地传播，但是电离层反射能力强，可以通过天地反射传播几千公里。而此时电波受到恶劣天气所导致的电离层反射不均匀的影响，倾听起来要靠经验判断，对方正是利用雷雨天的掩护进行风险很大的长时间发报，这对于精通无线电侦听专业的柄谷是一个考验。他头戴耳机，仔细辨听耳机里的信号，左手微微拨动调节盘，用右手的手势指挥今宿辰男在地图上不断修正位置。
“这是第二次截获这种秘密电波，和前一次侦听到的电波信号的频率、相位是一致的。”铃木一策大尉轻声说。
这部秘密电台非常小心，前一次的发报时间很短，难以通过测向进行定位，这次的时间要长一些，在柄谷弘一的指挥下，很快圈定了电波发射源的具体位置，将目标缩小到方圆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今宿辰男大尉满脸喜色，从心底里敬佩这位火速赶来的无线电专家的敏锐听力——现在所监听到的电波清晰，按键有力，说明距离电台已经不远了，而且发报人是在激动的心情下拍发的。
卡车越过一个铁路岔口，转而向北，行使了一小段路后，柄谷弘一下令停车。
“为什么不继续？对方发报停止了吗？”铃木一策焦急地问。
“对方还在发报！”今宿辰男捂着耳机叫道，转头望着柄谷弘一，他惊讶地发现，柄谷的脸色如垂死的病人一样灰暗，眼角似乎还隐约有泪光。
“就这样吧。”柄谷弘一有气无力地扔掉了耳机和红色铅笔。
铃木一策望着地图皱眉说，“这个范围还不够小，这儿有个大庄子，住着三百多户人家，挨家挨户搜查要调集很多人手，而且会给对方留下藏匿证据的时间。请再想想办法。”
“不必了，下面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柄谷弘一嘶哑着嗓子说，他望着车灯前晃动的树影，仿佛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影子已经被攥在了手心里，但充斥他内心的，却是痛苦和绝望——可怕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铃木一策和今宿辰男对视了一眼，说：“这个，需要请示一下大木司令官。”他说的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大木繁中将。
“那么，请立刻联系将军。”柄谷弘一说完，颓然地坐倒，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把藏在钢笔帽里的几只虱子倒在手掌里，表情木然地一只一只捏死。
铃木一策当即打开通讯电台，向宪兵司令部汇报情况。
铃木相信，柄谷不但圈定了发报的范围，甚至确定了发报者的身份，因为，真正高明的侦听员可以通过电波信号辨认出发报人，就像辨别字迹一样，甚至能推断出这个人的性情和发报时的情绪，看来，柄谷和这个神秘的发报者打过交道。他放下话筒，说：“司令官要求马上和你面谈。”
这位从东京飞来的无线电专家，一个晚上就抓住了那个神秘的电波，效率之高出人意料，而大本营选人之准，同样令人咋舌，但是，这位无线电专家为什么一丝兴奋和喜悦都没有呢？
柄谷弘一在确定敌方谍报员那一刻的反常表情，让铃木一策耿耿于怀。
1945年6月15日，傍晚，新京“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附属地职员住宅区，柄谷弘一熟门熟路地来到一座英式安妮女王风格的公寓前，这里专供满铁高级人员居住，红砖黑檐，错落有致，住宅入口处的檐口装饰着带有新文艺运动风格的满铁社徽，日式院落里栽种着长青灌木和修竹梅花，整个庭院朴素小巧而又不失精美。
柄谷弘一将手指放在门铃上，他犹豫了一下。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大木将军的话在他耳畔响起：“从今天开始，这个讨厌的影子将和那道恼人的电波一起消逝！”
门铃响了。
一位俏丽的少妇开了门：“啊，是柄谷君，什么时候到新京的？快请进屋坐，我给您沏茶。”
“谢谢，不麻烦了。”面对少妇脸上漾出的熟悉笑容，柄谷微一点头，语气和平常串门时一模一样，“想请哲夫兄跟我出去一趟，有点急事。”
少妇向里屋喊道：“夫君，柄谷君找您有事。”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出来了，他中等个子，脸庞轮廓分明，双目炯炯有神。他本名吕哲夫，日本姓名宫下哲夫，是满铁大调查部第一调查室主查，同时还是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驻满铁总务部特别调查课的情报官，军衔为陆军中佐。这种一人两职的现象并不奇怪。
柄谷弘一仍是往常毫无表情的模样。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车门半掩，两个人站在车旁注视着这边，他们穿着褐色风衣，右手插在口袋里。
看到眼前的一幕，吕哲夫愣了一下，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又是紧急任务吗？”妻子春枝嘟囔着嘴替他取来衣服，他下意识地穿上外衣，春枝又跪下来替他换上皮鞋，系好鞋带，一切就和平常一样，走到门口，春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把剩下的饭菜热好。”
吕哲夫说：“不用了，我可能要出去……出去好几天……”他的嗓音有些发涩，一股生离死别之情涌上了心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当他走向那辆黑色轿车时，春枝急忙赶来，把一个钱包塞到他手里：“出门好几天，不带钱怎么行呢？”
儿子跟着跑了出来，拉着他的衣角：“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不是说好吃过饭带我去大同公园抓萤火虫吗？不能说话不算数。”
儿子下巴上沾着一粒米饭，就在五分钟之前，一家人还围坐在一起吃热腾腾的晚饭。
吕哲夫的心剧烈地抽搐了一下，这几分钟时间里，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至少在表情上不能露出丝毫的异样，不能让妻儿担心——能让妻儿心情安稳地多过一天，哪怕多过一个小时，已经是他能为他们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他抱起儿子，说：“说汉语。”
儿子吕浩在家里和母亲待的时间最长，习惯说日语，但吕哲夫回家后，总要让儿子说汉语，并纠正孩子的发音。
儿子乖乖地用汉语把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
吕哲夫亲了亲儿子的脸蛋，轻轻抚摸了一下毛茸茸的小脑袋：“记住，以后要听妈妈的话。”他努力地对春枝微笑了一下，“照顾好儿子。”
柄谷弘一的鼻子有点发酸：“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家子，可惜，这个男人活不长了。”
柄谷常去吕家串门，除了和吕哲夫是挚友外，春枝的美貌也是吸引他的原因，特别是她那灿如云霞的笑容，但是，以后这个女人恐怕再也笑不起来了。
轿车排气管喷出了浓浓的黑烟，很快远去。
春枝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牵着儿子的小手，看着汽车远去的方向，微微发抖的手把手帕攥得紧紧的。
吕哲夫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
“弘一，这是怎么回事？”吕哲夫皱着眉问。
“对不起，我们要去一趟宪兵队。”
“宪兵队？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开玩笑。你是明白人，不用我多嘴，有什么话到宪兵队再说吧。”
吕哲夫沉默了。他长期在日本情报机构活动，一直安然无事，现在，以自己此时的身份，日本人既然动手，那肯定已经掌握了相当切实的证据，回旋的余地已经很小了，情况非常严峻。
坐在副驾驶座的柄谷弘一通过后视镜观察吕哲夫，但他只是望着车窗外的街景，毫无表情，没有流露出一丝紧张或是恐惧。
柄谷弘一暗自叹息：“好样的！可惜是敌人。”
一个小时后。
在宪兵队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铃木一策和吕哲夫面对而坐，门窗紧关，窗帘拉上，电风扇“嗡嗡”响，室内有些闷热。
铃木问：“宫下先生，抽烟吗？”
吕哲夫哂笑了一下：“铃木大尉，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就是请我抽支烟？”
铃木收回了香烟，开门见山：“是这样，前几天，我们在新京郊外发现了不明的无线电信号，确切地说，有两次，但发报人很狡猾，短时间就发完了电报，我们只能圈定出发报的地点，却无法找到这个人是谁。”说到这，他盯着吕哲夫，看他有什么反应。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吕哲夫和他四目相对，并无惧色。
“没关系就不会请你到这里来。”
吕哲夫淡淡地说：“看来你们怀疑上了我，有证据吗？”
铃木“嘿”地狞笑一声：“我们从发报地区的泥土取样，与你的汽车车轮上的泥土进行对比，二者的微量矿物质的含量相同，说明你开车到过这个地方，而且，有人可以证明你有两次夜间驾车外出的时间，和我们捕捉到的发报时间相吻合。这些证据还不够吗？”
吕哲夫心中一震，显然，身边就隐藏着敌人的暗探，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连深夜外出的时间、乃至车轮上沾着的泥土都无遗漏，可是，自己居然茫然无知！他行事素来谨慎小心，现在确实有莫大的挫折感。
铃木一策见吕哲夫的脸色大变，心中得意，根据吕哲夫在满铁和陆军的长期而卓越的履历，其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这个严重损害了帝国利益的大案终于在自己手中破获，铃木又是激动又是愤怒。
吕哲夫冷冷地说：“我如果告诉你，这些都是巧合，你接受吗？”
铃木一策反唇相讥：“你觉得我会接受吗？”
吕哲夫环视了一下四周，说：“在这种场合，我不想跟你解释，我要见我的上司秋草将军。”
秋草俊少将是关东军情报部长兼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铃木说：“现在不行。我知道，秋草俊少将是你的老师，池田纯久中将是你的朋友，西尾寿造大将是你的故交……我还知道，在支那派遣军、满铁乃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到处都有你的熟人。但是，”他恶狠狠地说，“对你的调查和拘捕是宪兵司令官大木繁中将亲自部署的，所有你认识的人事先都不知情，事后也都帮不了你！”
铃木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书，放到吕哲夫面前：“如果嫌证据不够充分的话，请看看这些书，你都很眼熟吧。”
吕哲夫见这些书是《聊斋志异》《红楼梦》《源氏物语》，都曾作过无线电广播密钥，心中长叹：“原来疏忽的地方，还不止一处。敌人真是有备而来。”他说：“这些书都是大众读物，读过的人很多，我当然不例外。”
铃木一策皮笑肉不笑地说：“好吧，我来给你讲讲这些书的来历。”他靠在椅子上，“这些书，全都来自香林书店，这个书店你常去，跟店老板是老熟人了，这些，店员都指认了。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个书店就是共产党的秘密情报站。在突击搜查时，狡猾的店老板匆忙把几本书投进火炉，不过没来得及烧干净，我们在灰烬中找到了焦黑的碎纸片，这个愚蠢的家伙真是欲盖弥彰。通过检查书店的库存，进货和售货账单一对照，那些对不上的书籍，便是烧掉的。”说到这里，他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把这些被烧掉的书籍列出一张书单，每本都能在你家书房的书架上找到，这些巧合是不是太多了？”
吕哲夫顿时明白了，敌人在他身边安插的暗探是谁。他的心仿佛坠入冰窖，这是一种刺骨的冷，刺骨的痛！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让店老板和我当面对质？”在咄咄紧逼下，吕哲夫没有方寸大乱，平静地说，“我很喜欢看书，香林书店就在我下班的路上，顺路在那儿看看书，聊聊天，和店主交个朋友，为什么不可以？我在那儿买的书，少说也有上百本，书店烧掉的书在我家里找到，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香林书店的老板成罡，是一位经受过长期考验的老资格地下工作者，吕哲夫认为他不会这么快变节，由于情报小组采取单线联系方式，除了成罡，其他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吕哲夫仍认为这是敌人在未掌握充分证据下的诈诱。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神秘的电波中提取到了你的‘指纹’，你又该怎么解释呢？”铃木一策桀桀怪笑着抛出了杀手锏。
吕哲夫想到了柄谷弘一，手心里冒出了冷汗，铃木的话击中了要害！他沉默了。
审讯进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铃木说：“怎么，跟我打哑谜吗？你的麻烦大了，这一次可没办法蒙混过去。接下来等待你的是什么，你很清楚。如果现在坦白的话，还不至于无可挽回。”
吕哲夫冷笑一声：“我是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的情报参谋，我掌握的机密多得很，向你坦白？对不起，大尉，无可奉告。”
“那么，我们就按程序走吧。”铃木一策站了起来，脸色阴沉得似乎要滴出水，以他的职衔现在还不敢对吕哲夫动刑，“我感到很遗憾，不过，‘影子’先生，你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无济于事，到最后，你一定会比我更遗憾！”
望着眼前这个岿然不动的“影子”，铃木的大脑被像野草般疯长的疑问塞满了，其中萦绕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这家伙要背叛日本？”
吕哲夫的档案里，他的成长经历无可挑剔，一长串的显赫功绩使得他的工作履历成为了一本功劳簿。
不光是铃木一策，从柄谷弘一、晴气庆胤到大木繁、有末精三，包括满铁、关东军、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外务省，许许多多和吕哲夫打过交道的日本情报专家们，听到这个令人瞠目的消息后，头一个反应就是：“宫下哲夫是怎么成为共产党间谍的？”
面对无可逃避的残酷命运，平静外表下的吕哲夫，内心思潮却如波涛般汹涌，时光长河里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幕幕映现。
吕哲夫于公元1913年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苗栗大锣镇。他的名字“哲夫”是他爷爷取的，出自《诗经·大雅·瞻昂》：“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哲夫”即“明达、才智者”，“哲夫成城”的意思是“智慧的男子为城”，这个名字，寄托了爷爷对他这个长孙的深厚期望。
1894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次年即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并勒索白银二亿两，中原王朝在东亚维系了数千年的天朝体制彻底崩溃，古老的中国从此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吕哲夫出生的那一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了。
吕哲夫出生于一个客家人家庭，在他的印象里，童年的家里的景象是这样的：
门口的大榕树，屋旁潺潺的溪流，到了夏日一片蛙鸣蝉噪，长满了苔藓的庭院，院中的枯井，厨房的老瓮空罐和乌黑的灶台，兼做蒙学馆的厅堂，厅堂正中供着孔夫子的画像，爷爷那张掉光了漆的书案上摆着黑亮的戒尺，后堂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楼梯，是家里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墙上挂着曾祖父母、祖母的画像，还有写着许多人名的木牌，旁边整齐地摆放着长明灯、香炉和观音像。
吕哲夫的爷爷吕兴泉，字水明，号云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日本侵占台湾后隐居乡间。吕兴泉能做诗文，擅拟对联，在地方上以文笔名享盛誉，乡里的许多寿序、联匾都出于他的手笔。他的一条腿瘸了，原来在乡间办了个启蒙儿童的私塾，教孩子们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后来身体渐差，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蒙学馆就停办了。吕兴泉闲暇时常给孙子讲中国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来自《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更大一些后，就给他讲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抗击异族入侵的故事。在吕哲夫的印象里，爷爷是个处事严格而又待人和蔼的长者，从小就告诫他，为人行事都要讲究一个“正”字，即识大体、顾大局、行得端、做得正，正是爷爷的谆谆教诲树立了他的早期人生观。
他的父亲吕正钦是个杂货商人，经常往台北跑，平时不怎么待在家里。爷爷不太喜欢这个热衷于投机经营的儿子，儒家的轻商心态是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在诸般“下品”之中，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就是“重利忘义”的商人。但吕正钦却不以为然，因为现在早已不是读书就能做官发财的前清时代，空读圣贤书，不如做生意实惠。
他的母亲吕林氏是作为一个福佬人（闽南人）嫁到客家人家庭里来的，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母亲缠过足，个子又小，而客家女性大脚，劳动有劲力，但是娇小的母亲因为勤劳，在客家大家庭里仍能应付得很好，妯娌们轮流烧饭，她一样轮班，在大灶间烧柴、举炊，她都得站在一个矮凳上才够得到，但她毫无怨言，从不叫苦喊累，是典型的三从四德的中国女性。母亲虽然不识几个字，却教会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而他也因此从小既会说客家话，也会说闽南话。
1908年纵贯台湾南北的铁路全线通车，铁路修到了大锣镇，建了一个小火车站，日本人跟着来了，不过他们的人数很少，只是一些铁路职工和警察及其家属。日本人平时很少与台湾人来往，只是日本警察会时不时地骑着自行车到处巡视，他们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金线滚边的帽子，挎着洋刀，表情威严，台湾人见了他们都得低头让路，口称“大人”，连镇上的狗见了他们也不敢吠，为什么？因为日本警察的权力很大，深入到台湾行政的方方面面，不但治安、课税、户籍、鸦片买卖这些东西要管，就是修桥铺路、开荒种地乃至婚嫁殡丧、环境卫生等事也要插手，可谓无孔不入，严密监控着台湾老百姓的一切，台湾因此被称为“警察的世界”。
日本警察之凶狠，吕哲夫是亲眼所见，曾有个农民因为自家的水牛把牛粪拉在了派出所的门口，被警察叫去连掴了七八个嘴巴，鼻血都流了出来，警察边打边骂：“台湾人就是肮脏，不讲卫生！”大锣镇民风纯朴，百姓们打架斗殴的几乎没有，吕哲夫以前从未看过打人有这么狠的。不久之后，镇上的儿童就私下传唱起一首歌谣：“乡村大王是警察，他们在台湾是高人一等的人，对人拳打脚踢，实在是残忍得很；总督故意装作不知道，拙劣的是警察，蹩脚的是警察，他们原来是在日本做马桶料的人。”但是，吕哲夫的弟弟吕毅夫却迷上了日本警察的那身威风的行头，警察巡街时，他就挂着鼻涕、穿着开裆裤跟在后面跑。镇上的人明里喊日本警察为“大人”，背后称呼他们是“狗”，因为害怕日本警察听得懂，又改称“四脚仔”。有人就对吕家长辈说：“你们家那个老二，整天跟着四脚仔屁股后面晃荡，以后准成狗腿子。”
台湾人和日本人来往虽少，但同处一地，不可能完全隔绝，小孩子们更是这样，因为小孩的好奇心比大人更盛。有一天，看见吕哲夫等十几个台湾小孩玩“官兵捉贼”游戏，几个日本小孩觉得很新鲜，跑来要和他们一起玩。起初吕哲夫他们不乐意，一个日本小孩就举起一个苹果，说：“如果你们愿意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玩，就把这个从日本带来的苹果送给你们吃。”小孩的语言天赋是很强的，来到这儿不过一两年，这些日本小孩就能讲不太流利的汉语了。吕哲夫他们从未见过产自北国的苹果，这个圆滚滚、红通通的东西，对这些打赤脚、吃番薯长大的台湾孩子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就答应和日本小孩一起玩，而且玩的时候也乖乖地听从日本小孩的指挥。他们玩打仗游戏，台湾小孩演“支那兵”，日本小孩演“日本兵”，“打仗”的结果，总是“日本兵”胜利，“支那兵”失败，日本小孩们还兴奋地大叫：“清国奴真是不堪一击！”对幼小的吕哲夫和他的伙伴们来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支那”，什么是“清国奴”，他们所在意的，只是那个许诺的苹果。
天色晚了，小孩们要各自回家了，日本小孩守信用，把苹果给了他们。十几个台湾小孩用小刀把那个苹果小心翼翼地切成十几块，每人分了一小块，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下去。日本小孩笑嘻嘻地说：“味道好吃吧？明天再来玩吧，还有苹果吃。”
回到家里，吕哲夫和弟弟意犹未尽，又打闹嬉戏起来，不由得就把白天玩耍时学会的“支那兵”“清国奴”等词语搬了出来，互相叫骂。正好被爷爷听到了，他脸上笼罩上了一层严霜，问：“这话是谁教你们的？”
兄弟俩从未见爷爷如此严厉，立刻停止了打闹，不知所措地望着爷爷。爷爷用手里的拐杖狠狠捶了一下地，又问一遍：“这些话是哪里学来的？”
吕哲夫垂首说：“是听日本仔说的。”他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但不知道错在哪里。
爷爷长叹一口气，叹息中充满了悲凉落寞。
吃过晚饭，爷爷把他们兄弟俩喊进里屋，油灯下，吕哲夫对着爷爷正襟危坐，弟弟眨巴着眼睛坐在一边。
爷爷表情肃穆，沉声问：“客系何来？”
吕哲夫轻声答道：“黄裔汉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
“大声一点！”
吕哲夫应了一声，大声说：“黄裔汉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
“背《丰湖杂记》。”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
《丰湖杂记》是清朝嘉庆年间广东惠州籍客家人士徐旭曾所著，对客家源流做了初步的论述，被后世认为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吕哲夫的祖辈也是自惠州渡海来到台湾的，《丰湖杂记》很少在民间流传，却被吕家祖辈收藏带到台湾，每个吕家子弟，在十岁前都会在大人的教导下背诵这篇文章，以示决不忘本忘根，吕哲夫也不例外，虽然其中有些字句的意思他还不明白。
当吕哲夫背诵道：“……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爷爷摆了摆手，示意他停下来，他惊讶地发现爷爷的眼里有泪光。
爷爷说：“你们要好好记住，记住文章里的每句话，记住我们客家人祖先的颠沛流离、饱经风霜，记住那些血泪和辛酸……知道阿公今天为什么这么生气吗？”
吕哲夫垂首低声说：“我们不该和日本仔一起玩。”
吕毅夫咬着手指说：“我们不该吃日本的苹果。”
爷爷缓缓摇头，说：“不是。”看着兄弟俩一脸的迷糊，便问：“知道什么是‘支那’吗？”
兄弟俩一起摇头。
爷爷抬起手，指着遥远的西边，说：“大海的那边就是‘支那’。”
吕哲夫惊讶地问：“海那边……不是唐山吗？”（海外华人常以“唐山”代指故土。）
爷爷苦涩地问：“知道什么是‘清国奴’吗？”
兄弟俩又一起摇头。
爷爷把手收回来，指着自己：“这就是‘清国奴’。”
兄弟俩一起瞪大了眼睛。
爷爷用拐杖敲了敲自己的瘸腿：“这是被日本人打的。”
吕兴泉的这条腿是被炮弹炸伤的。
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的官绅士民个个群情激愤，民众的哭号之声满街都是。5月下旬，被日本政府任命为首任台湾总督的桦山资纪大将指挥总督府直属部队一万余人，会同甲午战争中入侵过辽东半岛的近卫师团1两万余人，在台湾北部澳底一带登陆。此时，台湾各地的士绅们广募“土勇”，准备抵御日军入侵，苗栗一带人口众多，乡民们纷纷自发组织抗日义军以保卫家园，推举苗栗生员吴汤兴为首领。吕兴泉当时正值壮年，中秀才后一直在家乡做塾师，但他急公好义，胸怀报国之心，也练过一点拳脚功夫，算的上能文能武，以一腔热血投笔从戎。抗日义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汇合，于6月27日在彰化城旁的八卦山与日军展开恶战。彰化是日军南下进攻台南的必经之地，由于彰化城小，无险可守，而旁边的八卦山可以俯览全城，守卫八卦山即为守卫全城，所以两军对该山的争夺十分激烈。激战中，吴汤兴中弹牺牲，八卦山炮台失陷，队伍溃散。吕兴泉被炮弹炸昏，几个战友冒死将浑身是血的他背到乡间，隐藏起来，吃了不少草药汤剂才把命保了下来。由于受到台湾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不得不陆续增兵台湾，前后共计七万多人。面对实力强大的敌人，孤立无援的台湾义军和黑旗军的抗日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10月27日，桦山资纪得意地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台湾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游击战又持续了七年之久才被镇压下去。
吕兴泉虽然活了下来，却从此留下了满身伤痕，不但腿瘸了，身体里还残留着炮弹碎片，一到阴雨天就全身酸痛，台湾常年多雨，所以一年到头没几天安生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被痛醒，他不由感慨国难时艰，身体也就一年不如一年。
这段历史，吕兴泉一直埋藏心底，从不对外人提及，也从不和儿孙们说起，今天，他认为到了说明的时候，自己在世时日无多，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决不能带进坟墓就此湮没。
吕兴泉说完这些，缓缓解开自己的衣服。
看着爷爷瘦骨嶙峋的胸膛上都是紫黑色的道道疤痕，吕哲夫兄弟俩满脸惊骇之色，爷爷从不跟他们一起洗澡，一起游泳，天气再热也不打赤膊，原来如此！
吕兴泉合上衣服，说：“知道阿公为什么生气了吗？”
吕哲夫心里百感交集，又是难受，又是惭愧，点了点头。一旁的吕毅夫见哥哥点了头，也跟着点头。
爷爷说：“我一直跟你们说，为人行事都要讲究一个‘正’字，但我今天要说的是，你们还要记住一个‘忠’字！‘正’和‘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吕毅夫问：“阿公，什么是‘忠’？”
爷爷说：“‘忠’就是‘竭尽心力以任其事、服其职’，是臣子对君主、黎民对国家应尽的道义。一个人如果不忠，他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
吕哲夫想了一下，问：“那……那我们所尽忠的君主和国家是什么呢？”
当时的台湾人，血统上是中国人，却是置于日本殖民政府管辖之下的日本籍国民，所以吕哲夫会产生这种对自身身份认知的迷茫。
爷爷一字一字地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堂堂轩辕华胄，自然要忠于我们的列祖列宗！”
他提笔写下“华夏”二字，说：“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天地万物，吾国为中。我中华乃天朝上国，想当年万邦来朝，四夷宾服，却从来都是以礼仪教化天下。日本不过是东洋蛮夷，撮尔之邦，历来深受中华恩泽，却趁我中华羸弱之机反噬恩主，割占台湾。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自古邪不胜正，倭寇此等下作行径，来日必无好报！如果台湾人去效忠日本，那是认贼作父！”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这些话，你们要牢记在心！”
兄弟俩一起点头。
吕兴泉的脑海里，全都是孔孟的教化、汉唐的文章、宋明的理学等等中国古代的光耀历史，从来看不起西洋文明，更何况是等而下之的东洋日本。他感慨地说：“想当年，客家先辈们‘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到台湾，为的就是过上丰衣足食、不受人欺压的生活。若是祖宗们得知如今此地已非中土，子孙后代还要受番邦蛮夷的欺辱，沦为化外之民，他们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台湾不能回归中华，我等就是不肖子孙！”
吕哲夫问：“我们能看到台湾回归中华的那一天吗？”
爷爷满脸悲怆，说：“阿公是看不到了，你们还是要看到的。”他素来钟爱这个孙子，摸了摸吕哲夫的头，说：“古有苏武北海牧羊，克服百般艰难，苦守中华儿女的气节。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你们要以苏武为榜样，尤其要记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就大事，任重道远，必须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
听了爷爷的话，吕哲夫感到自己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他明白了，为什么爷爷没事时总是爱念《李后主词》，一边念一边发愁、叹气，特别是爱咕哝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这一年，吕哲夫十岁，开始懂事了，弟弟吕毅夫只有五岁，还是什么也不懂的顽童。
第二天，吕哲夫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那几个日本小孩又来了，而且又拿来了一个大苹果，但是，吕哲夫已经意识到这是“嗟来之食”，所以不想和他们一起玩。
吕哲夫是孩子头，他说不干，大家都不玩了。一个日本小孩把手里的苹果一抛一接，说：“怎么啦？昨天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吕哲夫说：“一起玩也可以，但你们不能再说我们是‘支那兵’和‘清国奴’。”那个日本小孩一愣，想了一想，点了点头。
但接下来的打仗游戏却和昨天的气氛完全不同，台湾小孩们经吕哲夫一说，都知道“清国奴”是骂人的话，感觉被欺骗了，玩的时候不再像昨天那样让着日本小孩。因为台湾小孩人多，几个对付一个，很快就把日本小孩一个个摁倒在草地上。
吕哲夫压在一个日本小孩身上，说：“怎么样，这回可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人。”
那个日本小孩一张脸胀得通红，一听这话，不知从哪里突然生出了气力，将压在身上的吕哲夫掀翻，一溜烟跑回火车站旁的日本职工宿舍。吕哲夫等人以为他是认输逃跑，己方大获全胜，便把剩下的几个日本小孩放了。谁知很快那个逃走的日本小孩便带着同伴们气势汹汹地回来了，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闪闪发亮的日本刀，这是大人留在家里的。
在台湾的日本警察、文官甚至教师都佩剑，不过这种剑和日本军队使用的军刀不一样，它是不开刃的，不是用来杀人的，只是一种威慑与尚武的标志。但就算是这种不开刃的日本刀，也是精钢铸成的，如果抡实了，别说是小孩，就是大人挨上一下也要皮开肉绽。
这下情势立刻逆转，赤手空拳的台湾小孩们被打得到处乱跑。吕哲夫匆忙捡了一根树枝当武器，但那个日本小孩挥起刀来有着与其幼稚年龄不相称的凶悍劲力，一交手树枝就被磕飞，跟着他的鼻梁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刀背，疼得他泪水在眼眶里直转，满嘴都是咸咸的鲜血。那个日本小孩把刀架在他头上，作势欲劈，喝问：“你说，你是什么人？”吕哲夫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脖子一梗：“我是中国人！”几个日本小孩叫喊着对他一阵拳打脚踢。直到大人们赶过来，这几个日本小孩才放开吕哲夫跑开。
吕哲夫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母亲见他胸前的衣襟都被鲜血染红，心疼不已，眼泪忍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吕哲夫伸手擦去母亲脸上的泪珠，说：“妈，别哭，我没有做错事。”
母亲把他搂在怀里，轻声说：“这是日本人的天下，当官的都是日本人，自古民不与官斗，你要把‘中国人’这三个字埋在心底里，不能说出来，懂吗？”
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番薯不怕落土烂，风吹日晒根愈传。”番薯即使已经发霉了、烂了，仍可以落地生根，冒芽滋长。台湾人民的生命力，就像番薯一样顽强，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无论统治者如何欺压，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不能让他们低头。
吕哲夫咬着牙，点了点头。
他鼻梁上挨这一下导致了鼻骨骨折，以后虽然痊愈了，却在鼻梁上留下了一个凹陷。
吕哲夫从小由爷爷和母亲带大，与父亲吕正钦的关系比较疏远。在他看来，父亲和爷爷是完全不同的人。吕正钦常年在外奔波，和日本人打交道很多，会说简单的日语，思想十分亲日，在外面很能混得开。他吸的是“敷岛”牌纸烟，而不是爷爷吸的那种水烟。他用散发出香水味的雪白手帕擦汗，这让镇上的人觉得很奢侈，而且走过时，旁人会闻到他衣服上一股香皂的清爽味，这是被台湾人称为“日本味”的气息，当时的台湾人洗衣服是用木浪树的果实或茶子来去污的，香皂味被看做是一种高贵和文明的气息。因此，父亲每次回家探亲，在乡亲们面前都是趾高气扬的神色。
吕哲夫十岁这一年，台湾举行了盛大的“东宫行启”即日本皇太子裕仁（后来的昭和天皇）来台的巡礼仪式。吕正钦作为“皇国新民”代表，在台北总督府这座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的门外空地上参加了迎接仪式。吕正钦回家后，对妻儿大谈日本皇家的豪华气派，对被选作台湾人代表参观仪式颇感自豪。父亲说得起劲，母亲却冷不丁地说：“这不都是台湾人的民脂民膏堆出来的？哼，穿皮鞋吃肉，脱赤脚打腊！”吕正钦颇为扫兴，悻悻地说：“妇道人家懂什么？”
吕哲夫感到有些心凉，问父亲：“那你说我们是当中国人还是当日本人？”
他认为母亲说得对，这个世界贫富悬殊，人分贵贱，太不公平了，对穷苦的台湾老百姓来说，日本人的豪华排场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只是他当时并未意识到造成这种不公平的根源是什么。
爷爷不在身边，父亲也就没有了顾忌，干脆地说：“当日本人有什么不好？我看比当中国人好！你阿公还抱着食古不化的死脑筋，现在是什么时代了？那些东西早已经不合乎时势！现在的日本，无论工业、科技、军事、文化，样样都领先于中国。日本人来到台湾后，道路宽了，水田多了，盗贼和土匪少了，流行病也少了……我去福建进货，跟台湾就一水之隔，可是天差地远！中国的官府只知道贪污，不送钱什么事都办不成，世道又乱，到处是土匪，中国人懒惰，不讲卫生，旅舍就跟猪圈一样……”他数落起“中国人”来，和那个日本警察骂台湾人“肮脏，不讲卫生”的口吻如出一辙。
吕哲夫在学校学日语时，因为一时分不清香烟（Tabako）和鸡蛋（Tamago）的发音，而被日本老师骂过“巴嘎”，这个词读音“ばか”，写作“马鹿”，意为“笨蛋”，据说日语里“马鹿”这个词是源自中国成语“指鹿为马”。他看着有些陌生的父亲，心想，父亲现在当真是分不清自己是“马”还是“鹿”了！
疾病缠身的爷爷两年后去世了。爷爷临终前，母亲把吕哲夫从学校喊回家，当他赶到爷爷床前时，爷爷已经说不出话来，只留下一纸遗言：“煌煌祖宗业，子孙愧无颜，魂系河洛间，何处是神州？”他带着无限惆怅离开了这个世界。
出殡仪式在翌日中午举行，仪式完毕后，出殡行列肃然出发，前头由写着“故秀才吕兴泉先生”的大帜作为前导，还有“大梦南柯”“驾鹤仙游”等二十多支吊旗，镇上很多人都赶来为爷爷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爷爷去世很突然，父亲吕正钦从台北赶回来时，已经是那天的下午了，几个叔叔埋怨父亲，父亲十分恼火，认为这是他们嫉妒他有钱了，几个人为此在爷爷的灵堂里大吵起来。
吕正钦和日本人合作尝到了甜头，他的店铺被殖民当局特许经营鸦片和猪肉等“管制品”，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特权。吕正钦将拿到“管制物资”再加价出售，很快发了财。生意做大了，他便在台北买了新宅，还纳了小妾，想把吕哲夫兄弟俩接到台北这个大城市去读书，尤其要他们好好学日语，他说：“以后台湾人要是不懂日语，就等于是呆子，没法和官府打交道。”吕正钦回老家时常会给儿子们带点日本产的玩意儿，比如印着樱花图案的花布、五颜六色的糖果什么的，让吕毅夫欢蹦乱跳，好拿着这些东西去向小伙伴炫耀，而对于吕哲夫来说，这些东西和日本孩子手里那个苹果一样，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吸引力。
父亲纳妾后，对母亲更加冷淡，一年之中难得回老家一趟。吕哲夫同情母亲，厌恶薄情的父亲，没有跟着父亲去台北，而是考上了台中高等普通学校，去相对落后的台中念书，只有弟弟吕毅夫去了台北。
日据初期和后期激进的皇民化运动不同，日本对台湾采取的是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经验，即“间接统治”，培养少量懂得日语的本地人作为下层官吏，而将大部分台湾人作为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使用，除了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鼓励穿洋服等以外，没有过多干涉台湾居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时不但私塾，就是公立学校中，也在教授国语（日语）的同时教授汉语。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五强指美、英、日、法、意），消化殖民地的信心大增，要将台湾建设成为帝国南进的坚固桥头堡，治理台湾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日本人开始在台湾大量建造各项基础建设，如自来水、电力、公路、铁路、医疗、教育，并大量开采台湾自然资源，如金铜煤矿、森林、樟脑、蔗糖、稻米、食盐等，用作日本重工业的原料。日本人不但要在政治和经济上，而且要在思想上加强对台湾人的控制。日本政府于1918年宣布了“同化主义”亦称“内地延长主义”的政策，声称“将教化台湾人使之成为纯粹日本人”。当吕哲夫小学毕业时，《改正台湾教育令》已经颁布实行，“本岛人”（台湾人）可以报考原本只收“内地人”（日本人）的学校，以实现“内台共学”。这是殖民当局逐步实行的同化政策之一。虽然这项法令名义上强调教育平等，一视同仁，但是由于台湾人的初级学校（称为“公学校”）的教材比日本人的初级学校（称为“小学校”）程度要低，因此入学考试是无法与日本学生竞争的。在初级学校中台籍学生占绝大多数的台湾，出现了中等及高等学校的学生却以日本人占多数的怪现象。有感于日本殖民教育对台湾人的不公，台湾的士绅林烈堂、林熊征、林献堂、辜显荣、蔡莲舫等人，遂集结众人创办台中高等普通学校（即台中一中之前身）。台中一中虽然是台湾人自己筹办的，但校长的位置很快就被日本人把持，教师中也有很多日本人，并规定学生一律住读，衣着膳食一律依从日本习惯，因此，在台中一中的一些台湾籍师生中暗存着反日情绪。
从小镇来到城市，吕哲夫的人生从此进入了视野更为开阔的世界。
第一堂国民课就要了解“祖国”的版图：日本。老师指着地图说：“我们的祖国是大日本帝国。帝国位于北半球，东临太平洋，是亚洲最强盛的国家。首都东京，天皇就住在东京的皇宫里。天皇陛下勤政爱民，是三军的统帅，是万岁天神……”当时的日本，除了本土四岛外，还据有琉球群岛、千岛群岛，并领有台湾岛、澎湖列岛、朝鲜半岛和桦太岛（库页岛）南部等殖民地，在太平洋上还占有为数众多的岛屿属地，正是国势方张之时。在吕哲夫看来，日本的版图活像一只四肢发达的螃蟹，正精力旺盛地向四周伸展肢体。
学校做早操前要遥拜日本皇宫，集会前唱《君之代》国歌，升“日之丸”国旗，吃饭之前要齐声颂念：“我们为大日本帝国之臣民，诚心感谢”，然后班长发号“开动”，要用日语说“拜领了”，这才开始吃饭，吃完了也要感谢皇恩，要说“太丰盛了”——哪怕没有吃饱。国语教材里充斥着军国主义的内容，像妻子鼓励出征士兵的《一太郎》，母亲劝儿子战死的《水兵之母》，在舰艇沉没时尽忠职守的《佐久间大佐事略》，明治维新时辅佐君王的忠臣元田的《元田永孚幼学纲要序》，具有对外扩张冒险精神的航海家《山田长政》，以及哪怕战死时军号也不撒手的《木口小平》等故事。学校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们灌输效忠天皇、效忠日本的思想。
木口小平是甲午战争中在平壤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本兵，因此成为日本的“国民英雄”。正是因为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台湾才被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才变成了“清国奴”，才要把日本军人奉为“英雄”。吕哲夫一想起和日军作战时负伤的爷爷，内心就对这个“英雄”的日本兵充满了厌恶。
上课时难得会放几张幻灯片，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引得学生们兴奋地伸长脖子观看。日本老师便趁机放一些日本和周边国家对比的图片，日本的画面总是美丽的樱花、清澈的河流、郁郁葱葱的青山，以及东京和大阪的繁华街市，精神抖擞的青年军人，而图片上出现的中国人总是面黄肌瘦，目光无神，中国的城市也是一片灰败模样。日本老师说，日本是“日出之国”，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世界优秀民族；而中国连年内战，民不聊生，是一个失去了生机、没有前途的国家。
老师的话让吕哲夫十分难过，心底里开始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到中国大陆去亲眼看一看，看看这个爷爷深深怀念的祖国，是不是真如日本人说的那样没有了生机和前途。
4月29日是日本政府为庆祝天皇裕仁诞辰而设立的“天长节”，学校不仅放假，而且每个学生发了两斤冰糖，是用很好看的花纸包起来的。吕哲夫将冰糖小心翼翼地放好，自己舍不得吃，要带给母亲。父亲对母亲十分苛刻，虽然经商发了财，却很少给老家汇钱，母亲整天愁眉不展，有时只有当掉旧衣服才能生活。
放学后，吕哲夫赶往车站，准备搭小火车回家看望母亲。他快半年没回老家了，而从台中去大锣每天只有一趟车，所以一路步履匆匆。
前面是一条弯曲的小河，周围是青绿色的甘蔗田，远处可看见制糖公司雇用的农妇戴着斗笠散布于其间劳作，几辆运肥料的牛车发出“叽叽呀呀”的悠然声调行走在田间小路上。
吕哲夫轻快地蹦上了桥头，过了河，车站就在望了，上了车就要到家了……
就在这时，桥的那一头一阵慌乱，一头疯牛撒蹄往桥上奔来。迎面遇到一个妇女推着的板车，牛头一甩就撞上了板车，将车上的两袋大米挑洒在地，这个妇女也被顶倒，满头是血，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路上的行人年轻脚快的都急忙躲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伯躲闪不及，被牛给撞上了，可恨那牛竟还不善罢甘休，又狠狠地提蹄跺在他的胸膛上，只听“咔嚓”一声肋骨断裂声，老伯痛得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张着嘴躺在地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撞倒两人后，水牛更加疯狂，“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冲上了桥。
一辆人力车正好在桥上，车夫见疯牛急奔而来，吓得扔下车撒手就跑，也不管车上还有人。车上一名妇女抱起小孩慌忙下车跑开，可能是她穿的衣服色彩艳丽，疯牛一下子就把目标对准了她，“噔噔”地追了过去，旁边的路人们纷纷尖叫起来。那个妇女惊慌失措，一下子被石头绊倒在地，小女孩脱手掉到地上，“哇哇”大哭。
眼看一场惨祸就要发生，一旁的吕哲夫赶紧一把搀起那个妇女。那个小女孩还呆呆地趴在地上，被近在咫尺的疯牛吓傻了，这时连哭也不哭了。千钧一发之际，他无暇细想，抱住那小女孩一个打滚滚落到路边的荆棘丛里，头顶四只牛蹄一闪而过。
疯牛远去了，吕哲夫抱着小女孩站了起了，把小孩交给那个妇女，小女孩被他搂在怀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回过神来后又“哇哇”大哭起来。
吕哲夫这才看清那个妇女身穿和服，脚蹬木屐，是个日本少妇。
那妇女抱起死里逃生的孩子，不住口地安慰女儿，确认孩子没受伤后喜极而泣。她转头望去，只见冰糖洒了一地，满身尘土的吕哲夫正跪在地上，低着头一颗一颗地捡拾地上的糖块。她赶紧走到吕哲夫身前，连连鞠躬，咭咭呱呱说了一大堆日语，都是千恩万谢之类的话，吕哲夫也没完全听明白，觉得很不好意思，站起来鞠躬回礼。
不一会儿，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赶来了，他一到桥头就扔下车跑了过来，看来是那日本妇女的丈夫。他见妻女安然无恙，询问了一下情况，便向吕哲夫走来。
那男子中等个子，身材结实，留着小平头，吕哲夫立刻站直了身。因为他见那男子身着黑色粗呢制服，这是教师的制服。这样的制服不怕雨淋，和日本陆海军的军官制服的质材一样，台湾的老百姓根本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学生见到老师要立正，这是一进学校就接受的教育。
那男子走到吕哲夫跟前，见这个少年脸上、手上都是荆棘划出的血痕，便紧紧握住他的手，深深鞠了一躬。吕哲夫涨红着脸用日语连连说道：“的哦以它西妈西达”（不用谢）。那男子看了一眼他胸前的校徽，微笑着用生硬的汉语说：“鄙人桥口四郎，初次来到台湾，马上就要去台中一中报到了，以后要和你一起努力，请和我交朋友。”
吕哲夫握着桥口四郎那双有力的手，感受到对方眼光里真诚的谢意，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憨憨地笑了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下星期开学后，桥口四郎成为了吕哲夫的班主任。
桥口四郎在第一堂课上就说：“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的大和人以外，还有朝鲜人、台湾人等少数民族。”并在黑板上写下了“共存共荣”四个字，“因此，诸位都是天皇陛下的赤子，应该以身为日出之国的国民为荣！”
对于这些土生土长台湾学生来说，日本显得太遥远，这些话也显得空洞。桥口便指着窗外圆圆的烈日说：“大日本帝国就像是太阳，有无比强大的力量，三千年文明的炽热光芒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衡的。”见学生们脸上仍有迷惘之色，便将他们带到操场上，让吕哲夫举起一张白纸，他拿出一个放大镜对准白纸，将阳光聚焦在白纸上，很快白纸燃烧起来。“太阳就是日本，就是天皇陛下，作为陛下赤子的我们，就要成为这个，”他说到这里晃了一下手里的放大镜，“凝聚起巨大力量，为日本贡献自己的一切。”
桥口四郎这形象的比喻，一下子抓住了少年人的心。
桥口四郎教学一丝不苟，严于律己，无论对日本学生还是台湾学生都一视同仁，因此得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同学的爱戴。吕哲夫的学习劲头更足了，上课聚精会神，作业一丝不苟。
下课后的桥口四郎平易近人，时常邀请同学们去他家玩。桥口家就在学校附近，是典型的日式居所，榻榻米、灰砂墙、杉板、糊纸格子拉门，室内一尘不染。第一次去桥口老师家做客，进门后脱鞋，吕哲夫把左脚放在右脚上，遮住右脚袜子上的一个大洞。吕哲夫知道母亲生活不易，父亲给他定期寄来的生活费都小心攒了起来，不舍得花，要留给母亲，袜子破了也不买新的。这个细小的动作被桥口夫人看到了，第二次去桥口老师家时，他便收到了桥口夫人的礼物——一打结实的手织袜子，让他心里暖暖的。
桥口四郎的女儿就是那个被吕哲夫从牛蹄下救下的小女孩，只有七八岁，非常喜欢吕哲夫，只要他一来到家里就围着他又说又笑。那明亮的眼眸、粉嫩的脸蛋和脆生生的话音，让吕哲夫心中生起涟漪：我要是有这么个可爱的小妹妹该多好！他有一次逗她：“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她说：“当然啦。”趴在榻榻米上，用毛笔在纸上工工整整写下了“桥口春枝”，这四个稚嫩的字体，仿佛在吕哲夫眼前展开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吕哲夫问：“你的老家在哪里？”
春枝指着北方说：“很远很远的大海的那边。”
“那你想老家吗？”
春枝歪着头想了想，摇头说：“不想。爸爸妈妈告诉我，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桥口一家来自日本九州岛西南部的鹿儿岛县，历史上这是萨摩藩的属地，萨摩藩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大名（诸侯）。桥口家的祖辈当中，有一人正是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
桥口四郎毕业于九州大学，秉承先辈们“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精神，辞掉日本本土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满怀壮志地带着家眷来到偏远的殖民地开拓事业，甘愿在简朴的生活和踏实的工作中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他十分清楚：台湾在地缘上是日本大东亚战略的天然支撑点，台湾的稳固与帝国的强盛息息相关。
桥口四郎一直在关注着吕哲夫，一次放学后单独把他喊到办公室，问：“你是否愿意从学校搬来与老师同住，接受更严格的培养？”吕哲夫又惊又喜，知道桥口老师是想帮助他进一步打好学业基础，但太过意外，一时间难于决定，说：“愿意是愿意，但这样未免太劳烦先生了。”桥口点了点头：“这件事我会亲自找你父亲说的，你不必马上作决定。”
不久，桥口四郎果然去大锣镇的吕家登门拜访。吕正钦喜出望外，得知消息后马上从台北赶回家，安排酒席款待这位上宾。在酒席上，桥口道出了此行的来意，吕正钦听后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也颤抖了。
日本人十分重视教育，对教师这个职业是相当尊重的，教师在社会上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教师走到哪里都是腰板挺直，精神抖擞。别看日本警察在台湾老百姓面前神气活现，但一遇到教师，立刻就变得毕恭毕敬。能得到桥口老师的垂青，无怪吕正钦感激莫名。
三天之后，吕哲夫搬进了桥口四郎老师的家，正式成为桥口的入门弟子。按照桥口的要求，他每天放学回来后，就抱着书架上的一大摞参考书拼命用功，遇到不懂的问题一一记在纸上，然后一并请教老师。
桥口夫人是位贤妻良母，她会做核桃糕、纳豆、鳕鱼干、荞麦面、蕨菜、寿司、紫菜卷、红豆饭等各种日式点心和菜肴，让吕哲夫大饱口福，吕哲夫也教他们做蚵仔面线和蚵仔煎等台湾小吃，闲暇时带着春枝做游戏玩耍，桥口家里经常传来欢声笑语。
桥口四郎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妻子身怀六甲，还不知是男是女，吕哲夫聪明、勤奋、上进、有孝心，他曾有过收吕哲夫为养子的念头，这在日本是很多见的，但吕哲夫是吕家的长房长孙，考虑到中国人的习俗，长房长孙一般情况是不会过继给他人的，所以他没有和吕家谈这个想法，但实质上已经把吕哲夫当自己的儿子一般看待。
桥口四郎是示现流剑法（萨摩藩的御用剑道流派）的高手，在他的教授下，吕哲夫开始练习日本剑道。尽管吕哲夫还是个孩子，但在剑道训练时桥口老师却丝毫不留情，吕哲夫只好拿着竹刀硬着头皮同他拼，即使被打倒了，噙着眼泪也得爬起来再扑上去厮打。不管隆冬或三伏都要练，每天放学后的一小时，都要被桥口老师敲打一阵才能走。桥口认为，练习剑道困苦艰难、寸爬力行，是很艰辛的，不单在技巧方面，精神锻炼方面也得多下工夫，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准，才能“不愧地表现出长期锻炼出来的日本人的特有气魄”。
“杉木长得很快，可是它的根不坚固，因此成了大树之后，常常不堪大风，一吹就倒。楠木成长虽较慢，但根扎得深，对于大风的吹袭根本无动于衷。练习剑道就要像楠木长根。”桥口老师用这个比喻，教训他脚踏实地打好基础的重要性。
剑道格斗时必须全神贯注，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抗衡对方的攻击，以期能在逆境中磨炼成长，并且时常有孤注一掷、舍身攻向对方的动作，因此，不仅能培养出坚强的意志力，也能培育出果敢以及积极进取的意志。这对吕哲夫的性格成长有明显影响。
不久，桥口夫人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桥口信文。1895年台湾仅有数千日本居民，而到此时，在台湾的日本移民总数已超过二十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五。
学校里光线明亮的教室，宽阔的运动场，有飞禽走兽的电影，会发出声音的留声机……这一切让吕哲夫充满了热情和憧憬。他的记性非常好，小时候爷爷教诗词两三遍就能倒背如流，这种记性成为他日后从事情报工作的突出优势，而在中学学习时，又使得他游刃有余。吕哲夫学习努力，加之桥口老师悉心栽培，成绩一直名列全校前茅，国民、国语、汉文、英文、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体操、实业等课程门门都是“优秀”，尤其是一口流利的日语已经和真正的日本人难以区别了。在桥口家受到如此厚待，吕哲夫一时之间忘记了小时候与日本孩子相处的不快，甚至连内心也似乎模糊了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差别。
上课时，桥口老师常常把吕哲夫喊起来提问：
“离内地（日本本土）最近的朝鲜城市是？”
吕哲夫响亮地回答：“釜山。”
“桦太最大的港口是？”
“大泊。”
“日本的白糖是哪里来的呢？”
“北海道和台湾。”
“嗯，不错。那北海道和台湾的白糖又是怎么来的呢？”
“台湾的糖是从甘蔗来的，北海道的糖是从甜菜来的。”
桥口老师连连颔首。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下，朝鲜、桦太和台湾，都被灌输为日本固有领土的一部分。
桥口四郎还让吕哲夫担任学校早操前的升旗手，以前，由于旗杆的滑轮生锈，担任升旗手的学生总是不能恰到好处地在《君之代》奏完的那一刻把太阳旗升到顶端，而吕哲夫仔细琢磨，很快掌握了诀窍，每次都完美地和着《君之代》的节拍升旗，获得了学校老师们的交口称赞，还拍了照片登上了报纸。
此时的吕哲夫，几乎要把自己当成日本人了。
桥口四郎对此十分满意。有一次练完剑，他挥笔写了一幅字：“花は桜、人は侍”，问吕哲夫：“这是一句日本谚语，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吕哲夫答：“花要樱花，人要武士。”
桥口点了点头，说：“樱花武士，命运酷似，花美数日，人武几时？樱花只有七日之命，在盛开之时，就有凋零的觉悟，好像武士最光彩的时候，也就是他效命疆场抛洒热血的时候。”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用深沉的话音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生命也是如此。人生如樱花般短暂，要让短暂的人生有意义，就要找到一件值得为之终身奋斗、乃至豁出命去干的目标。”
吕哲夫第一次听到有关人生意义的话题，问：“老师找到了这个目标吗？”
桥口朗声说：“找到了！就是要使台湾的子弟能够成为忠于天皇的皇民，成为可为大日本帝国作出贡献的人才。这就是老师毕生的使命啊，为此万死不辞！”
吕哲夫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听了桥口老师的话，他内心涌起一个念头：“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呢？我毕生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1.近卫师团的指挥官为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明治天皇的弟弟），是日军在台湾毙命的最高级将领。
2.桦山资纪本名桥口觉之进，被过继给桥口家后才改用此名，他曾以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身份指挥过甲午海战，后封伯爵，1903年获元帅称号，是明治时代响当当的权贵。可以说，桦山资纪的升迁之路是与侵略台湾紧密相关的，而历史上萨摩藩也一直是日本南下入侵琉球和台湾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