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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然而，对当下的国人来说，历史显然是令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的宗教。暂且不论它的语言文字如何佶屈聱牙、叙述方式如何枯燥乏味，单是那些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典籍，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除非历史专业的研究者，否则根本难以登堂入室。即便偶尔进去了，也不啻于进入一座年深日久、幽暗曲折的巨大迷宫。
所以，我们只能说：历史“曾经”是中国人的宗教。
那么，此种宗教在古代中国是否人人得而识之呢？
这又未必。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华丽森严的历史圣殿也仅仅是向少数人开放的。要么是权力阶层，要么就是知识阶层。
所以我们似乎又可以说：历史“只是”古代中国少数精英的宗教。
那么，古代中国的精英们又为何对此情有独钟呢？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说过一句话，似乎能帮我们窥见个中奥秘。他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也就是说，历代的统治集团和权势阶层之所以热衷于占有历史和解释历史，其目的便是钳制思想、牢笼天下，打造一套有利于其统治的价值观，让民众以其是非为是非、以其善恶为善恶。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是一个族群的共同记忆。借由真实而完整的记忆，这个族群中的每一分子才可望获得文化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钱穆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然而，当我们在某一刻忽然醒来，也许早已忘了自己是谁，而传说中的历史圣殿，也早已蛛网盘结、荒草没膝，甚至举目四望也找不到一条抵达圣殿的道路。
梁启超在八十多年前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钱穆在五十多年前也说过：“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不同，所以就该重写新历史。……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都推到古人身上去，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我们而写的？”
遗忘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而不懂得用当下的立场、视角和文本去重新诠释历史的民族，同样没有未来。所以，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平民化和人性化的视角，去重新诠释已被贵族化和“博物馆化”的历史，用常识和理性取代标签和脸谱，还原人性的真实。唯其如此，我们才可望重建一座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历史圣殿。
为此，我们需要专业和严谨的态度，需要探玄钩沉的考证功夫和披沙拣金的辛勤劳作，需要一头钻进故纸堆、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一颗心灵——一颗自由的、充满激情和诗意的心灵。
没有自由的心灵，历史终将只是一座漆黑无光的牢房，我们势必永远无法窥见被遮蔽的真相；没有激情的心灵，历史也不过是一堆冰冷僵硬的钢筋水泥，而不是一座值得我们仰望的神圣殿堂；没有诗意的心灵，历史也只能是一幕幕支离破碎的影像片段，我们又如何走近千百年前的那些生命个体？如何感受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如何体验他们的欢乐和恐惧？如何触摸他们的欲望和忧伤？
本书是一部权力的历史，一部权力在非常状态下更迭交替的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权力史？借用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那是因为“权力影响每一个人”。
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覆灭，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除了皇帝之外，大致还活跃着四种角色：宗室、大臣、宦官、外戚。他们围绕着帝国权力，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角逐和较量。当历史格局发生裂变和重构的时候，便是人性的假面与真相同时出场的时候，也是人性的隐秘和皱褶彻底打开的时候，更是人的勇气、怯懦、智慧、愚蠢、真诚、虚伪、欲望、梦想、爱与恨、快意与悲情联袂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
用当下的目光和语词，静静地考量并呈现它们，会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
在本书的写作上，我无意于烦琐细密的考证，也无意于揭示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我只想在一个个阒寂无人的夜晚，以书为舟，以笔为桨，悄然泅渡黑暗幽深的时光之河，去打捞一颗颗处在权力旋涡中的不安灵魂……
如果说本书的写作还有一点野心，那就是希望历史在它应有的文化意义、知识价值和教育功能之外，还能具有审美色彩，而我又恰好有意愿和能力把它呈现出来。
仅此而已。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如果美拒绝定义，诗意拒绝因袭，心灵拒绝章法，那么，历史是否也应该拒绝一切形式的牢笼？
所以，我有意无意地挣脱了文体的束缚。在依据史料、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糅合了多种体裁的表现元素，放纵着自己的笔墨。当我在电脑屏幕前敲下最后一个字时，我仍然不知道本书应当如何归类。我不知道读者将用什么样的眼光解读它，也不知道读者会从中看见什么——是看见历史本身的厚重和严谨，还是看见了散文般的自由和轻盈？是看见小说的生动性、细节处理和画面感，还是看见了随笔的尖锐和犀利？是看见了一个四不像的“怪胎”，还是感觉到某种新鲜有趣的东西，正从这个陌生另类的文本中生长出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溢出了规范。
也许，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只是一种不成熟的冒险。不过我希望，这样的冒险能让读者喜欢。如果读者进而能从中受益，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王觉仁
2012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