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斯大林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但是，马克思同时还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这种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并不是生产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的。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一篇评论并称：“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而这篇评论中有这样的话：“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马克思还提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所说的话，“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这些话进一步强调了生产方式的重要性。马克思甚至以纸张的生产来说明“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揭示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说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的规律。与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生存、发展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即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以为科学只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认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现象进行解释。
但是，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而且，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12月2日指出，“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邓小平同志也在1985年3月7日指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阐释这些年来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还要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因，遇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还要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理论指导，并保证这种理论指导不会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的成就，又要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被马克思科学化了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经提到，“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这里所提到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指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我们还看到，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广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外，还有无产阶级的看得见的勇敢的“手”。
与西方学者也不承认为科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
，科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理论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正是我们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表现。
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可能。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邓小平同志的突出贡献，他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和“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开了大门，并使得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自他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理论家们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有教训，更有大量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及其理论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但是，仅有这个来源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和较完整工业体系方面的积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事实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和搞市场经济方面都比中国早，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榜样之后，除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外，也没有看到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向中国学习，并取得类似的经济发展。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与中国的国情有关，而这个国情又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因此，脱离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失去了实践的根基。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了中国自身的实践外，其他国家的实践，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也使得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实践来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理论渊源与实践来源相比，前者的地位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熟知的一个词叫“摸着石头过河”，似乎理论不重要了。邓小平同志也在分析中共十三大报告的特点时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但他同时指出，中共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可见，我们在实践中的摸索也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理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过“不争论”，也被人理解为理论探索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里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不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实践中不搞强迫，不用等思想完全统一了再干。而在这段话之前，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也就是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前提是“看准了”。而“看准了”自然是指在理论上有把握了，尽管这个把握未必是百分之百，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会由于某些条件的变化和工作失误而出现一些变数，但它绝不是盲目的，绝不是把理论置于一边，以为实践才是高于一切的。而且“摸着石头过河”，过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河，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摸着石头过河”所要求的是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当下的中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要求的是探索出把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途径和方法。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不认识世界，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就是盲目的，也就是说，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我们的实践就是瞎猫撞死耗子，也许在某个局部、某个瞬间会有好的结果，但总体上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不去改变世界，不按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去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无用的，同时也不清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到底是否正确。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检验。既然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那么实践的主要意义就应当在于成功地运用真理和实现真理的结论，这才是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的体现。正如经过一次次失败，人们制作出了电灯，而没有一遇到失败就认为电灯是不可能制造出来或者制造电灯的条件不成熟，而放弃制造电灯。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当前的实践没有直接检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真理性，但邓小平同志仍然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提出来并加以追求的原因。虽然，在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而且已经遇到不少挫折，但这些挫折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应当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缺陷，以便通过进一步的实践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曾经提到拉萨尔“他竟敢用几句如像‘抽象的统一物’等抽象的话来评论那些还需要经过更长时期的研究才有权评论的经验的事物。”
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积累。列宁指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因此，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可能的。由于缺乏实际的经验，那时只能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一些观点还有待实践检验，还只能尝试构建经济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探讨相对成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