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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早期，生存条件艰苦，生产工具简陋，分工不发达，协作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必要劳动占比很高，剩余劳动很少。无法供养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所有制为公有制，以氏族的共同生活为主，而且早先是按母系氏族生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劳动中的重要作用增加，必要劳动减少，剩余劳动增加，私人财产开始增加。氏族生活从母系氏族转向父系氏族，家庭开始形成。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越过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
随着剩余劳动成果的增多，剩余劳动产品的交换开始出现。“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
尽管如此，原始共同体的劳动主要还是为了直接的生活消费而生产，为了交换而生产的部分不多，劳动成果主要采取产品的形式而不是商品的形式。社会生产生活自给自足。
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始社会经济形态被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取代，但其残余却延续了很长时期。“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凯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
“古代土地公有制的残余，在过渡到独立的农民经济以后，还在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保留下来。这种残余在那些地方成了实现向比较低级的地租形式过渡的借口。土地一部分属于单个农民，由他们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则共同耕种，形成剩余产品，一部分用于公社的开支，一部分用作备荒的储存等。剩余产品的最后这两部分，以及最终全部剩余产品连同生长这个剩余产品的土地，都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的有义务共同耕种这种土地的自由的农民土地所有者，这样就变为有义务从事徭役或交纳产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不仅是被掠夺的公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农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
原始社会之后，一些民族利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开始进入“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不发达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作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作奴隶。”
奴隶社会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有所发展，剩余劳动增多，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劳动而通过别人的剩余劳动生活。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十分有限，“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方面可以解释被统治阶级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那种不正常的‘非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交往的发展范围的狭小以及因之造成的整个统治阶级的发展范围的狭小；由此可见，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另一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所以‘非人的东西’也同样是统治阶级命中所注定的。”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对自由民来说是有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例如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对希腊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更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罗马）最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但是，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的小地块耕作代替了大规模耕作。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也是毁于奴隶制的，关于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就谈到，同奴隶的交往使得市民道德败坏——更不用说奴隶制使市民失去劳动能力了。”
在近代的资本主义美国，也曾出现过局部的奴隶制。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有广大肥沃的土地可以大规模使用奴隶来获取剩余劳动，于是同样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们分享和纵容了这种奴隶制。然而，“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输出品的州，如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就迅速变成了繁殖奴隶向更远的南部地区输出的州。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的确，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因为它向极南部和西南部出卖奴隶每年已达400万元。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获得新的领地，以便使一部分奴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场供他们繁殖和出卖奴隶。”
正是由于南部奴隶主无法进一步向美国北部拓展领地，美国爆发了南北内战，并在战争之后结束了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奴隶制。
继奴隶社会之后，“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太发达。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等级结构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了阻碍，与这种经营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在各手工行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手工行业之间的分工也是很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日益显著。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或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需要。因此领导统治阶级组织即贵族组织的都是君主。”
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很早就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世袭的贵族不仅少，而且也缺少西方贵族那样分封制的权力。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取代贵族的是各地的大家族，他们形成地主阶级的主体，对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中国的农民虽然不是地主的农奴，但同样要以徭役等各种形式被地主和地主阶级的国家占有无偿的剩余劳动。
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与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相比，“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至于饿死的保障；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淹没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却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洪流中的一滴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短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
此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和引导下，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才通过工人的政治运动为自己谋得了一些社会保障。
“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在18世纪（更正确些说，从18世纪末起）和19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取代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后者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
为了使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能够劳动和生活，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然后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消费这种劳动力即让工人去劳动。而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生产出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由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后者生产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资本主义生产绝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口中时而这个部分时而那个部分在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在这种对立运动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了工业封建主义，进而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不能否认，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通过这一套做法，所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某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持有的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集团，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变更。工业巨头依靠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成员。在寡头董事会之下，有一个由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代理人组成的官僚集团，他们直接管理着大批数量日益增加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工人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工人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
“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的意向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值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值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
这里所提到的阶段和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分别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
这说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革是逐步地实行的，这个逐步进行的过渡阶段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本身作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无疑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彼此斗争会更加尖锐和复杂，但社会主义的变革是不可动摇的，否则就会像苏联那样解体。
“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那时，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曾经局部地出现过。恩格斯记述了当时尚存于美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情况。这些移民区在创建时大都缺乏必要的建设资金，需要负债，有的甚至走过分户单干的弯路，有的后来闹过分裂，但是这些障碍很快都排除了，这些移民区的居民生活在完全的财产公有的基础上，他们的粮仓总是堆满了谷物，库房装满了衣料，移民区不仅有农业，而且有工业，肉和其他食品，按人数分给每户，他们的一切都很富裕充足。与当时其他地区“今天挣得的工资，明天就花完，并且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没有饭吃”的一无所有的穷苦工人相比，这些居民过着“独立的、有保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且同那些现在靠自己的财富把工人变为自己的奴隶的人完全平等。”
这些共产主义移民区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形态的经济模式，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这种经济形态没有能够保存和发展下去。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从一个落后的欧洲大国变成了一个对抗整个西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没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得苏联的公有制经济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劳动者的岗位轮换不够。每个人的岗位相对固定，从而形成了等级制。各个生产部门的管理虽然是按照总的计划来进行的，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计划制订和管理的程度不高，计划经济陷入僵化。而等级制的特征必然是人身依附和官僚主义。
而在试图摆脱僵化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苏联走上了背弃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祸。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即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存在一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是未来才会出现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人类社会中还没有出现过，但它比今天关于未来社会的其他一切设想都要真实，因为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在当前的条件下由于缺乏研究材料还无法被科学提到日程上来，只有等到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较高阶段才能接触到相关现实征兆。
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个时候，由于不长的劳动时间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自然也不会计较谁生产得多，谁生产得少，谁得到的多，谁得到的少。
列宁进一步指出：“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须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看起来，共产主义社会距今天还很远。但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另外，与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共产主义本身并不遥远。“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
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