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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作数学中的公理和定理，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数学中的（中国）推论和（中国）习题。有人说，要用今天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但是，新的实践并不一定需要新的原理。这就好比在数学的考试卷上出现书本上所没有的新的习题，并不需要学生们研究出新的原理来进行解答，而只需要运用书本上原有的定理进行新的运算来解答。
列宁去世后，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问斯大林，“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斯大林的回答是：“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类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国情，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宝库加进某些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这种新贡献绝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时代体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确，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谈不上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完全画等号，也就是说，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剽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它并不包括什么是商品、什么是货币和什么是资本等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也不包括《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的扩展，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如果把它作为当代中国一个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它将是不完整的。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外，我们还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因。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在于，它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其基础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并由马克思使其科学化了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同时它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为指南，深化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也意味着要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先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分在于，它旨在阐述如何在中国的国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它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论述，而是重点论述那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更为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政治经济政策，它也不包括当前中国进行的一些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例如，对《资本论》中价值转型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即新帝国主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属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即世界资本主义部分的新特点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参考价值，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从事的研究，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是中国智慧和中国对人类文明贡献的一种体现，但它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马克思曾经提到，“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
。这不仅说明实事求是中的“实事”需要通过从矛盾的陈述中把历史事实清理出来进行，“求是”需要通过论战来确立真理，也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要有论战。如果说，在实践中，为了抢时间，看准了就要闯，不争论；那么，在理论研究上就必须有争论、有论战、有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是在温室里进行的，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各种各样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学说，包括那些会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之路的错误学说企图引导或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妄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例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的解读上就存在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因此，只有对那些错误解释中国道路的理论进行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够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被采纳或作为原理，其内容才能丰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才有生命力。一个理论体系只有在论战中而不是自说自话中才能成长和成熟起来，也才能在比较和鉴别中被人民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也应当是这样。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
这说明，以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还不够全面，从而给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散布错误学说的可乘之机。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涵盖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和层次，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以消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干扰，同时，这些错误的理论虽然大部分脱离世界各国的实践，但它们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也多多少少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可以反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得更好，中国道路走得更稳。
另一方面，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
事实上，前者中的精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者中的糟粕与后者发展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如今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所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也是“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借鉴其他经济学说时，必须注意这方面的差别，要注重“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反对“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否则就不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别的什么经济学了。
恩格斯提到，由于马克思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曾经在英国处于可怜的状况。当时连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由贸易的最庸俗的传播者，也受到占据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台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视。这是因为，马克思使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们看到了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危险的结论，迫使他们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并迫使他们宣称一般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是毫无价值的，专门经济学或实践经济学是最有力量的，迫使他们把研究范围只限于所谓描述事实。
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应当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性，揭露它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辩护和应对市场经济问题时的软弱无力，使它失去存在的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