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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的一个命题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时指出，“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毋庸讳言，今天的理论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存在三种倾向：一种是希望它能向着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发展，一种是指望它像苏联那样倒向资本主义模式，还有一种是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现状并期望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上。但历史是向前辩证发展的，第三种倾向是不可能维持的，甚至长期维持也是不可能的，它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而前两种都有可能。恩格斯曾经指出，“不论在德国或法国，现在我们都还不能指导历史的发展。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因此就停滞不前。只不过是，它在德意志帝国目前是在后退，而在法国则是不断地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前进还是后退到资本主义那里去，在实践中取决于我们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理论上则要分析研究各种现实性和合理性，坚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探求指引我们不断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谈到实事求是时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求是”的解释是正确的，对“实事”的解释不完全正确。“实事”与“求是”在语法结构上都是动宾结构，从而实事求是也可以看成实其事求其是。因此，在这里，“事”本身就是指的事实或客观实际，“实”就是要弄清楚。如果不弄清楚事实，我们就无法以此出发去研究规律性。同时，如果我们不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不明白一定的规律性，我们也看不清事实。例如，最早析出氧气的普利斯特列和舍勒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而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
马克思指出，“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正是这样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的。例如，号称经受了无数的统计验证的由美国经济学家柯布与道格拉斯提出的生产函数，紧紧抓住表面上的数量关系，企图证明“资本本身是能生产的，而不是剥削的”。但这个生产函数只不过表明在固定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产出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比例关系，只不过表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结论，“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
恩格斯曾经提到，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现在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
这其实告诉了我们，如何像马克思那样去做好实事求是中的“实事”二字。而马克思在谈到“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量成正比。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时，也告诉了我们如何去“求是”：“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我们决不能像“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庸俗经济学那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
在实践中，资本家们多少都存在一些贱买贵卖的相互欺骗的行为。但如果由此得出“实证”的结论，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他们之间的相互欺骗而不是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错误的。要“求是”即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
也就是说，“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这个基准是例如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
换句话说，实证研究存在科学与否的问题。如果实证研究受偶然情况的影响，那么其结论就不会是科学的；而如果实证研究在严谨的理论指导下，不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这种实证研究才谈得上实事求是。
马克思指出，“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他还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正如高等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极限开始，再到微分和积分，但是完成了微积分体系研究的高等数学，在其教科书中的叙述却一定要从极限开始，而不能先从微分或积分开始才符合严密的逻辑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商品开始的（事实上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从工资开始的），但是他的叙述却一定要从商品开始。显然，不说明清楚劳动力商品及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的情况，是说不清楚工资的。
相比之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延续和扩大了李嘉图的错误，其微观经济学的开篇是从需求和需求曲线开始，而要画出需求曲线必须事先知道什么是商品的价格以及什么是货币及其计量单位，但微观经济学直接漠视了这些问题，企图用未经说明的价格来创立效用价值论来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做法，不仅没能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而且破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少有的科学性。事实上，严谨的逻辑辩证在对真理的检验上其意义并不低于实践的作用。数学证明中使用的归谬法就是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量理论都经不起严谨的逻辑辩证的分析和批判，没有半点科学性可言。
恩格斯还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时也不能把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看作固定的东西，相应的概念也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也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排斥数学的运用，不排斥公式。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
在运用数学公式之前，必须使过程的各个要素在理论上得到正确的说明。另外，恩格斯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因此，绝不能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更不能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表现方式。在这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犯了大量的错误
，并把这些错误标榜为“科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批判，无学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批判精神是学术研究的根基，也是辩证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没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就不会有中国道路的出现，也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个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之前，他甚至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写过一本著作。但是现在很多学者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面前不仅唯唯诺诺，不敢批判，甚至反对别人进行批判，而且从那里照搬一些概念或者一些模型，套用到中国国内的情况或数据上来，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甚至全部手段。这种研究不能算借鉴，只能算是一种抄袭。相反地，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就是批判与借鉴的正确体现，也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如果不进行批判，就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不应当借鉴的，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借鉴，而辩证法中的批判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是扬弃，从而批判本身就含有借鉴的意思。
要做好批判，首先要严谨。对此，一是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如，不能一方面放纵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另一方面不允许社会主义经济遇到半点困难，否则就认为是社会主义体制不如资本主义体制，存在体制问题。二是要全面，既不能片面地看问题，又不能以把握全局为由听任局部问题的存在。局部的不严谨往往会导致整体理论体系的失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三是要彻底，不能欲批还休，企图中庸投机。既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也不能抽象否定，具体肯定。例如，既不能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能一方面否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它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是错误的理论，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和具体政策的制订上，又处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套用其模型。最后，严谨是创新的前提，有了严谨则容易创新。因为严谨往往能找到别人错误之处，从而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所突破和创新。
要做好批判，其次要掌握科学。用嘲笑和攻击来进行批判是很容易的，但要科学地批判并不容易。今天，还有一些人搞“逆批判”，即拿相对落后的东西批判相对先进的东西，拿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中的一些不能成立的理论观点和自己一知半解的东西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还有人提出，要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运用数学模型的方法，但是，如果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不正确的，其对数学的运用也不会是科学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如果要运用模型推演和数量分析，就应当好好学一下数学，从应用数学中借鉴如何构建模型和进行数量分析，而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用错误的数学模型和数量分析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