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经媒人撮合，一个叫王云花的同村姑娘走进了王志良的家，尽管王志良这时已是笕桥村的民兵小队长和生产突击队队长，人也长得很挺括，工作更是“一等拿摩温”，在乡里和村里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也常常受表扬和奖励。但遗憾的是，王志良的口袋里，这时却依然是瘪瘪的，那从祖上传下来的一间半小平房，还是老样子。

当时滨笕农村的小伙子结婚，有两个硬“杠杠”，也是必须要具备的，一是320元“肚痛钱”，二是600斤稻谷。没有这两个硬“杠杠”，小伙子再好，也只能干瞪眼，叹闷气。王志良肯定不具备这两个硬“杠杠”，幸好云花娘慧眼识贤婿，她在收下了王志良费九牛二虎之力凑起来的8套由“人造棉”“土花哔叽”“斜纹雪里青”和“余姚大布”构成的嫁妆并给四个媒人吃了一碗年糕权作答谢后，也不择良辰吉日，也不办酒水筵席，就把一个18岁的黄花闺女送进了王志良家的门。

结了婚，有了家，一年后又有了第一个孩子，王志良的日子便过得有滋有味了起来。这时滨笕的形势，与全国一样，也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可是在这大好形势下，也有许多问题迫切要解决，对滨笕乡来说，迫切要解决的就是两个字：一是涝，二是旱。用王志良的话来说：“我们滨笕人苦苦在水里，穷穷在旱里，滨笕人要解决温饱，要走上富裕，一定要把旱涝这两个字解决好。”

滨笕地处曹娥江中游，域内有隐潭溪、下管溪、范洋江、清潭溪等水系汇入曹娥江，使这个地段成了洪水回旋泛流之地，极易受灾。光绪上虞县志称：南乡诸山之水汇焉，重逢淫雨，洪流骤涨，泛滥田畴，遂成歉岁，居民畚土伐薪筑埂坝以为捍卫，可以堵小水而不可以御狂澜，水溢即堤倾……南宝畈、龙浦畈、八社畈（滨笕畈）、大浸畈等虽有几万亩水田，但经常因水灾而颗粒无收，故滨笕乡有民谣唱：“滨笕畈，可怜畈，十年九年要讨饭。”

据有关资料载：地处曹娥江中游的章镇、滨笕等乡镇为何频发水灾，与这条江中大量淤积的泥沙有关，由于洪水季节从曹娥江上游冲下大量泥沙，在经过章镇地段时，有些泥沙便沉淀了下来，然后日积月累，越积越多，河床亦越升越高，造成一遇洪水，就冲决和漫过堤埂，泛滥成灾。

从明代起，滨笕当地的民众为阻挡洪水的侵入，就在曹娥江的边上修建了从石山庙至烂泥湾的上沙地埂、从烂泥湾至笕桥小山头的宋家浦埂以及从浦山头至覆船山的八社埂。其中以光绪16年由会稽绅士董金鉴捐资修建的八社埂为最长，达9.24公里。但由于受当时资金短缺、劳力薄弱诸因素的制约，这些全由人工一担一担挑成的高仅2米的“狗爬埂”在建成后，只能御梅汛，无法抵秋洪。就在八社埂建成的翌年秋天，曹娥江突发大水，八社埂决口数十处，虽经修复，但每遇大汛暴雨，仍难抵御。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滨笕乡的百姓在一年中也几乎有一半时间在挑埂。1951年，上虞人民政府曾发动群众挑土30万立方，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2米，但在1962年9月的大洪水中，中村、烂泥湾再次被冲决。

故此，要解决水灾最好的办法，唯有把江道中的泥沙彻底清理掉。但此事谈何容易，民国11年（1922）8月6日、12日、30日和9月2日，曹娥江连发4次大水，章镇、滨笕及嵩坝等地平均水深2丈左右，其中章镇、滨笕一带的乡村受灾更为严重，许多堤埂多处决口倒塌，田地、村庄均遭大水淹没，颗粒无收。大水退后，上虞、新昌、嵊县三县的士绅曾会集章镇，商议如何清理曹娥江中泥沙淤积的问题，但士绅们议了三天三夜，最终因工程浩大，财力不济而作罢。之后，曹娥江的河床越升越高，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泥沙淤积的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1962年9月14号台风过境，上虞全县平均降水505毫米，而章镇、滨笕公社等区域内的雨量竟高达646毫米。据有关资料称：其时东沙埠水位达到15.25米，远远超出了规定12米的最高警戒线。

章镇、滨笕等曹娥江中游各乡镇的防洪抢险全线告急，区防洪指挥部根据洪水不断上升的态势，为顾全大局利益，避免区域范围内更多的农田受到损失，在万般无奈之下，别无选择，下令猫山闸开闸泄洪。泄洪造成了滨笕八社畈中村地段决口，大浸畈南埂西方段决口，南堡埂下路廊段、西方桥头段决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区域内最严重的一次水灾，也是猫山分洪闸建闸以来第一次泄洪。

开闸那天，不少干部和农民纷纷赶到了闸口，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此时，正是晚稻的孕穗期，望着丰收在望的稻谷被浑浊的洪水吞没，一些人流下了眼泪。

这天下午，担任滨笕公社抗洪总指挥的王志良穿着蓑衣赤着脚，正迎着瓢泼般的大雨，在曹娥江边检查灾情，当走到石山庙的山脚下时，他站下了，望着越涨越高、波涛汹涌的曹娥江水，王志良忧虑地对公社生产干事朱元瑞说：“滨笕去年、前年都遭了大水灾，这雨再这样落下去，今年滨笕百姓的粮食又要颗粒无收了。”

朱元瑞说：“是啊，听广播里说，最近几天，都有大雨和暴雨，有些地势低的村庄，连房子都淹了，跨三档扶梯，就可上楼了。”

王志良边察看堤埂边说：“今天又有几个地方决堤了，滨笕要防洪，堤埂是关键，今年就是拼老命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朱元瑞叹了口气说：“滨笕的老百姓，真是吃足水的苦头了，水多了要受淹，水少了，就干旱，怎么办啊？”

“你说怎么办？”正在堤埂边察看水情的王志良接上朱元瑞的话头说：“靠神仙皇帝？靠老天开恩？都不可能，最后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滨笕的群众。”说毕，王志良爬上堤埂，撸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后，对朱元瑞说：“老朱，你马上回去，通知各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晚上到公社开会，明天直升机可能要来滨笕投放面包，各大队要提前做好准备，记住，谁也不许请假。”

朱元瑞说：“这会我来主持如何？”

王志良扭头问：“为什么？”

朱元瑞提醒王志良说：“你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从公社到笕桥，炮仗长的一点路，几脚步就到家了，再说云花身体又不好，孩子们还都这么小，回去看看吧。”

王志良一听，正色道：“不行，空投食物是件大事情，一定要组织好，否则我心里不踏实，这事就这么定了。”说毕，转过身，顶着浓密的雨帘，向堤埂的尽头大步地走去。

大约三、四天之后，满身泥水的王志良才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了家，这时大水刚退去，妻子云花正在田里忙农活，王志良推开门，右脚刚刚跨进门槛，没料一条饥饿的蝮蛇正昂着头在等着他，被狠狠地咬了一口的王志良这样才不得不在家里“休息”了几天，但这几天对王志良来说与其说是休息，还不如说是煎熬。因为他的心里这时候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想一切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把毁损的堤埂尽快修复好，不仅仅只是修复，而是要建得更好，更坚固。

脚上仍敷着草药的王志良是在一拐一拐中来到抗灾现场的，妻子云花曾想极力阻止他，她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王志良在蛇伤治愈后再离家，并在这疗伤的日子里，能多在家里待几天，多陪一陪孩子们。毕竟，3个孩子都还小，大儿子吉善才6岁，中间的女儿吉英才3岁，小儿子吉尧才1岁，他们这时候最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但是父亲对孩子们来说是陌生的，父亲很少回家，有时一个月回来一次，住一个晚上天不亮就走了，有时前脚刚跨进家门，连头上的那顶小阳帽还未摘下来，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似乎很少顾家里的事：什么油、盐、酱、醋，什么有衣无衣，有米无米，包括对孩子的教育等等，他都不管。有次夜里下大雨，家里的房子快要漏倒了，云花在万般无奈中只好给王志良打电话，王志良当时不在公社里，值班的同志告诉她：王主任半夜里就到各大队检查水情去了，到现在还没回公社。于是，家里的这副重担只好全由云花一个人挑着，可云花毕竟是个女人家，身体也不好，况且她还担任着村妇女主任的职务，每天邻里纠纷、家长里短的事就忙得她够呛，这样公事私事都要管，她这副柔弱的肩膀怎么挑得动？因为婆婆去世得早，本来母亲可以帮一帮自己，但老人家在不久前，也已过世了。有一次，王云花从田里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冷冰冰的家里蜷缩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尤其是老大，因为营养不良瘦成了皮包骨，王云花见状，心里一酸，就忍不住搂住孩子们哭了起来。

因此这一次，王云花是无论如何也要叫王志良在家里待几天，他可以不干活，就在家门口坐着，他也可以不给孩子们买零食，但他得给孩子们说说话，孩子们虽然都还小，但他们希望看到父亲那张黝黑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当然，他们最渴望得到父亲的爱抚，哪怕是在每个人的头上轻轻地摸一下也好。

然而，像以前的每次努力都化为泡影一样，尽管王云花极力地想挽留他，孩子们也在门口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王志良还是踉跄着站起来，黑着脸说了一句硬邦邦的话：“这次水灾这么严重，你叫我怎么休息得了？我连觉也睡不着啊！”说毕，拖着那条还红肿发亮的腿，向4里外滨笕公社的所在地冯村走去。

抗灾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是要抓紧时间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堤埂，以确保下次洪水来临前滨笕畈复埂工程的完成。回到公社后，王志良便白天夜里连轴转，很快就拿出了水毁堤埂修复的方案，报公社党委批准后，一场在滨笕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堤埂修复加固工程由此拉开了序幕。

目标一定下，蛇伤刚愈的王志良腰间那块搭肩布（注：上虞农村农民在生产时常用的一块助力布，农民们在抬重物和挑担时常缚在腰间，以增加腰力）除在晚上睡觉时，就再也没有解下来。无论是在挑埂工地上，还是在田间地头上，身为滨笕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主任的王志良绝对是一个顶呱呱的壮劳力、好劳力。他不仅精通农事，熟稔农活，而且喜欢到一线参加劳动，农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农民挑多少，他就挑多少，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土箕中装的土，总要比旁人多一些，他认为做干部的，就是要带这个头，就要多出点力。通过在工地参加劳动，与现场的民工打成一片，从而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工程施工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工程的质量问题、工程的进度问题、人员的合理安排问题等。

有一次，工地晚上开夜工，主要用自制的木夯夯实堤埂上刚挑来的土，王志良那天也与民工一起在夯土。没料，夯着夯着，王志良听到旁边有几个人夯土的声音不对头，他们只是用手在摇动着竹竿，却没有木夯沉重落地的声音，他悄悄过去一看，原来这几个民工趁着夜色的掩护在偷懒开小差，王志良当即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次日早上工地开干部碰头会时，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从而杜绝了工地上有些民工出工不出力的问题。

当时，滨笕公社只有一辆车号为1864的老永久牌自行车，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县委书记吉普卡，公社书记永久牌，大队干部手招招来油揩揩。可滨笕公社的这辆老永久牌自行车实在不怎么样。牌子虽然有名，但已十分破旧，加上使用者每天超时超强度的行驶频率，故此隔三岔五就要在半路上拋锚，使用者只好扛着它到公社的农机厂维修，可农机厂是专修农机的，对修自行车并不在行，加上又没有这种老式永久牌自行车的零部件，于是只好东拼西凑，能焊的焊，能接的接，实在不行就用铅丝扎，故被人戏称为是“万国牌”自行车。但别看这是辆拼凑起来的“万国牌”自行车，公社的一般干部还没有资格得到它。当时滨笕公社党委曾专门研究过，认为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兼社主任王志良天天要跑田间地头，全公社就数他每天跑的路最多，工作量也最大，这辆自行车理应归他去使用。这是王志良从政以来唯一一次同意接受的“特权”。从此以后，滨笕公社的老百姓，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个头戴小阳帽，身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旧军装，脚上穿着一双车胎鞋的人，骑着一辆嘎嘎作响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自行车，在滨笕乡间坑坑洼洼的泥路上颠簸，在种着作物的田间地头巡视。

复埂工程开始后，民工们发现这个骑破自行车的人，每天在他们到达前，就早已在工地挑土了，这人裤管卷得高高的，然后在膝盖处缚着一根细麻绳（有人曾为此问过王志良，王志良说是为了防止裤管老是掉下来去卷，才采取这办法），由于王志良的一身打扮比农民还农民，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他就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和社主任，以至于公社有事派人来工地找他时，工地上的许多民工都说没有王志良这个人，没想到，旁边那个腰缠搭肩布，扎着裤管，穿着打着补丁的旧军装在工地上与民工一起挑土的人就是王志良。

滨笕畈堤埂修复工程究竟花了多少工时，有多少民工参与了复埂工程？挑了多少方土？尽管年代已经久远，但一些当时的亲历者，至今仍能说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来。

王志良的老部下、时任滨笕公社生产干事的朱元瑞老人告诉笔者，由于滨笕公社的绝大部分土地紧挨着曹娥江，加上原先的堤埂十分单薄、脆弱，一遇曹娥江发大水，不是漫顶，就是毁堤，因此挑埂修堤对滨笕公社来说，其实就是一项常态化工作。每年秋收结束，公社就要组织全社近20个大队约四五千民工，在曹娥江边奋战一个多月，最长时达三四个月，经过全社民工的艰苦奋战，逐渐的将解放初2米多高的堤埂挑到5.5米，又将5.5米高的堤埂挑到7米、9米……但尽管如此，堤埂还时时受到洪水的威胁，他举1962年夏天倒塌的中村埂为例：由于这年夏天连续干旱了60天，造成中村埂地段埂中心开裂，还未容公社组织民工对堤埂进行抢修，9月初，14号台风过境，一场特大暴雨突然而至，原本只有手指可插的中村埂中心的裂缝迅速被滔滔的洪水残酷撕裂，3小时之后，中村埂决堤，汹涌的洪水像猛兽一样，争先恐后地从十几米高的缺口落差中冲入八社畈田野，然后一路狂奔，势如破竹。那天，王志良正在组织民工抢堵缺口，他亲眼见到矗立在田野中的一幢幢民房被洪水冲倒，一棵棵大树被洪水折断，有一只重达数百斤的石臼在洪水的冲击下竟像皮球一样不断地向前滚去。接着，丰收在望的稻谷、结满果子的果树、长势喜人的蔬菜也都被浑浊的洪水淹没了。最后，连滨笕公社的所在地冯村也被淹了，公社的一幢二楼办公房，13档楼梯被水淹住了12档，办公楼旁边的一间平房也被封了顶。在不远处，一个来不及撤离的老嬷嬷正抓着一根树枝在洪水中拼命挣扎，正在埂上组织抢险的王志良刚要组织营救，恰好朱元瑞撑着水文站的一只小船过来了，当即就把老嬷嬷救到了船上。

这场洪水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据上虞县志载：1962年9月3日至6日，全县平均降雨量505毫米，曹娥江东沙埠洪峰水位15.25米，章镇、丁宅、滨笕、联江、江山、杜浦、娥江、汤浦等社镇的堤塘38处决口，受淹面积达39.72万亩，成灾面积33.19万亩，损失粮食8375万斤，26个村庄被淹，冲毁房屋12725间，死亡44人，重伤124人，沙压土地1.42万亩，冲失15769亩，冲毁堤塘38条、100万方水库3座、涵洞71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虞遭受的一次严重的水灾，作为曹娥江上游段的滨笕，无疑是这次水灾中的重灾区。

灾害发生后，复埂工程随即开始，由王志良任总指挥，还是老办法，全社20个大队，四五千民工，无论你在这次水灾中有没有受到损失，全得扑上去，当时把这种大兵团作战叫作大协作。在滨笕，搞大协作是老传统，解放初八社畈挑埂搞过大协作，1954年花坎建水库搞过大协作，后来60年代竹洞湖清淤挑泥和滨笕畈搬沙墩也搞过大协作。大协作的优势是能集中兵力，一鼓作气，攻克难关。

1962年11月初的这天早晨，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破棉袄，腰里缚着一条黑色搭肩布的王志良站在中村埂冲毁地段上，在他前面几米远的中村埂埂脚下，是一个决堤后被洪水冲出的深达15米的巨坑，王志良在向20个大队的负责人布置完任务后，对其中一个大队的大队长说：“你带20个人，用一天时间，把这个坑填满它，能不能完成任务？”

大队长说：“保证完成任务。”

像王志良向公社党委立下军令状一样，参与中村埂冲毁地段修复工程的所有大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尽管受当时资金及施工条件的限制，这条挑土55万立方、修复后埂身增高至5.6～6.5米、堤顶高程13.12～16.02米、面宽4～14米的堤埂远称不上坚固和牢靠，但这是滨笕历史上第一条如此规模的大堤埂，与历史上那条高不足2米单薄脆弱稍遇洪水就会漫顶的“狗爬埂”相比，这样的堤埂堪称史无前例了。尤为重要的是，这条堤埂的修复、增高和加固，为以后的滨笕公社在曹娥江畔建成高吴淞水位17.03米、埂面宽6米、埂基宽70米的像“皇城”(当地老百姓语）一样坚固的堤埂打下了基础，它为阻挡以后曹娥江流域多次发生的大洪灾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它在当时也曾出现过险情，甚至有决堤的兆头，但因为基础牢靠、扎实，最终均化险为夷。

防止洪涝的堤埂建成后，王志良便腾出手来要解决自古以来影响滨笕百姓生计的另一个顽症——干旱了。

可以这么说，在滨笕公社，水涨即淹，水退即旱是常态。当地民谣这样唱：“十年九年要倒埂，三日无雨就晒煞。”故此，为了对付旱，滨笕的百姓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动足了脑筋。当然，最初的办法是原始的，一是用水桶从曹娥江中挑水，二是用脚踏水车从曹娥江中车水，当时在石山庙庙脚和广福庵旁边有几个专供人力水车过水的小涵洞，但这种靠人工取水的小打小闹只能解决紧靠江边的几块小田，最多也就三五亩面积，对于有近万亩面积的滨笕乡来说，可以说是“近水解不了远渴”。

1954年，一桩发生在滨笕的与水有关的新闻轰动全县，在曹娥江边的石山庙旁边，一座性质为地方国营的抽水机站建成了，抽水机站安装了两台60匹马力的柴油机，从曹娥江中抽上的水，可灌溉滨笕畈中的大部分土地。

成立那天，抽水机站两侧红旗迎风招展，广播歌声嘹亮，从四邻八村前来参观的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连县委副书记冯书法也专程赶到现场前来祝贺并剪彩。滨笕是上虞的粮仓，最多时每年上缴给国家的粮食达到547多万斤，其中最多一个生产队上交的爱国粮就达70多万斤。抽水机站建成后，从曹娥江中抽上来的水，可直接灌到笕桥村的村门口，也就是说，滨笕20个大队，除蒋山、花坎、范洋畈等几个大队的2000多亩田灌不到水外，其他16个村都能多多少少“吃”到曹娥江的水。滨笕乡共有土地11000亩，有85%以上的农田缓解了旱情，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但这种“不错”并没有维持得太久，新的供水矛盾便暴露出来了，因为当时抽水机站的供水原则是先远后近，先高后低，但时间一长，有些村的群众就不太遵守规则了，旱灾之年，谁不想早一分钟把水灌到自家生产队干渴龟裂的田地里。于是，便出现了谁方便谁得水、谁渠道近谁多得水的状况。最后，不仅远处的田和地势高的田灌不到水，就连原本够用的水也不够了。于是，乡里又在宋家浦安装了2台24匹马力的柴油抽水机，总算好了一阵子，谁知过了没多久，水又不够了。

原来，随着各生产队对土地的重视，原本一些弃之不用的尾巴田和零碎田也被他们开垦利用起来了，这些田也要水，在这种情况下，乡里又在笕桥村和塘家桥各安装了一台12匹马力的电动机。这样总算解决了9000亩农田的供水。

如果说，对付洪涝需要挑埂筑堤的话，那么，对付干旱，就要准备开渠挖沟了。滨笕畈约9000亩土地中，以前也挖过一些沟渠，但都是小沟小渠，且大多各自为政，没有规划，不成系统。为此，王志良专门带着各村的干部到相邻的嵊县参观他们的标准农田和水利系统，结果大受启发。原来嵊县的不少农田已经实现了园田化，即将原本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农田规划建设成长80米宽30米的每亩面积为3.6亩的园田化标准田，这样既便于统一灌溉，又有利于机械化操作，尤其可大大提升农田的综合管理效益。

从嵊县参观回来，王志良又带着10个村干部到上海郊县一个叫梅村的地方参观地下渠道，而这正是王志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滨笕不仅土地连片，而且面积大，非常适宜实行统一灌溉，但如果全部采用地上的明渠，土地浪费太大，如果能改成暗渠，渠道上覆上泥土，再种上作物，这样可大大节约土地，增加土地的利用率和效益。

但这趟上海之行，却令王志良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一是路线不熟，10个人中大多没有去过上海，梅村在哪个方位？坐什么车子才能到达那里？大家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云里雾里的，幸亏王志良的二哥在上海，总算问清了去梅村的车子。再就是没钱住宿，当时出差，公社里根本没钱报销，全公社每月72元的办公经费连一分钱都早已落实好户头，公社里为每位干部配一顶小草帽的钱还得靠卖旧报纸来解决，因此大家只好自己承担。于是，10个人到了上海，只好勒紧裤带，能省就省，王志良和其他一个人，投亲靠友，在亲戚家打地铺，余下的人没钱住旅馆，只好找到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负责人在看了他们的介绍信之后，出于同情，同意他们在店里宿夜，但须得等他们打烊后才可进入，就这样，大家只好在马路上闲逛，到过了10点后，才哈欠连天地走进理发店，在椅子和地板上打发了一夜。

从梅村参观回来，王志良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在滨笕畈干了起来，作为滨笕公社分管农业的主帅，王志良深知搞好规划的重要，于是，他便带着大家，天天在畈里量土地、测高低、算面积。真可谓“出门暗蓬蓬，回家打灯笼”。当时，为在田畈中规划两条南北向的路，需要有经纬仪，公社又没钱买，朱元瑞问王志良：“怎么办？”

王志良用肩上的搭肩布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说：“你说怎么办？没有经纬仪，我们就不搞规划了？”原来，王志良已从木匠师傅用的角尺中受到了启发，叫人用两根杉木做了一个十字架，又找来一个算命先生用的罗盘和5根大头针等材料，七吭八吭用土法做了一个经纬仪。土是土了点，但用起来还顺手。

不久，两条南北向的从东沙埠到江边埂涵洞长3000多米、宽3米和从中村大队到烂泥湾涵洞长1800米的田间大道，在滨笕畈的中间建成了。接着，凤凰山也被劈开了。之后，中村山也被打通了。与此同时，16个村的丈量、平整、划分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之中，有两项工作的量很大，一是田地的平整，二是田地的划进划出。所谓平整，即指有些高的田要降低，有些低的田要填高。这些活全要各生产队自己干。东沙埠、洪埂、金庄、中村、广福等大队的农田紧邻曹娥江边，每次洪水决堤后涌入畈中，水退去后便有大量的泥沙沉甸了下来，厚的地方超过1米，在这些泥沙上不能种庄稼，农民们只好把这些泥沙临时堆积在田的中间或一侧，叫作沙墩，多的时候有上千个这样大大小小的沙墩。全公社被沙墩占据的土地面积最多时达到了五六百亩。滨笕畈园田化项目开始后，王志良决心要彻底搬走这些沙墩，为此，公社专门在金庄大队苏炳土家里成立了“沙墩转移指挥部”，经过全乡3000多民工20多天的连续奋战，不仅把这上千个沙墩全部清理掉，还使原先高低不平的土地得到了平整，更腾清了600余亩被沙墩占据着的土地。

搬掉了沙墩，接着就按园田化的标准划分土地，根据滨笕畈土地的实际情况，王志良因地制宜，把嵊县每块田3.6亩，80m×30m的标准，改为每块田3.6亩，120m×20m的标准。由于在土地划分时牵涉到补进和划出的问题，王志良专门利用晚上时间，召开大队书记会、生产队长会和社员代表会等，提出所有涉及土地划进划出的生产队，要树立“多补少献”的观念，即，缺口多的补进，缺口少的就作贡献。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公社的许多领导不同程度受到造反派们的批斗和冲击，作为公社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王志良也一样受到了冲击，但冲击归冲击，狠抓滨笕农田基本建设的工作步伐王志良却从未停止过。他那辆修了骑，骑了几天后又修的破自行车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滨笕畈的田间地头上。

1967年大旱期间，为了土地园田化和抓紧建造抗旱设施，王志良整整40天没有回过一次家，每天天一亮，在学习完政治和接受造反派们的批斗后，他就戴上那顶小阳帽，赤着脚，然后冒着炎炎烈日奔波在滨笕畈、花坎畈和蒋家畈搞园田化和指挥抗旱救灾，他那原本就不白的脸晒成了像乌干菜一样的黑。尽管这期间他曾多次路过笕桥村自己的家门口，但他却没有跨进家门口一步，一直跟着王志良的朱元瑞几次劝他回家看一看，王志良黑着脸回答说：“不是我不想回家，可现在哪有时间？抗旱设施的建设和园田化项目，已到了关键时刻，这种时候，你叫我待在家里，我连一分钟也待不住啊！”

朱元瑞了解王志良的脾气，这人工作起来不要命，工作是他的全部和一切，谁劝也没有用。

由于思想工作做得细，做得实，在整个园田化项目实施过程中，全乡农户之间不仅没有发生一起冲突。还涌现出了许多顾大局、识大体的例子。中村大队旁有座小山，叫中村山，在实施园田化时要打通这座山，但山上有座老坟挡住了去路，工程只好停下来，王志良知道后，就来到这坟的主人王友根家里，王友根做不了主，正好他娘在旁边，说：“你们干的是大事情，这事我做主，迁掉。”

经过3年时间的奋战，由于构筑了坚固的防洪堤埂，修建了纵横交错的地下渠道，使原本“三天下雨成水灾，十天无雨地开裂”的滨笕畈成了道路纵横、笔直宽敞、田园平整、大小一致的旱涝保收的美丽园田。整个滨笕畈土地的园田化率达到90%以上。据时任滨笕公社生产干事的朱元瑞称：滨笕畈在实施了园田化项目后，发生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一是土地面积增加了，仅以中村大队为例，全大队原来只有土地600亩，园田化后竟达到了720亩，一下子多出120亩。其他各大队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再就是粮食亩产增加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滨笕畈的粮食一直徘徊在三四百斤之间，“宽休休，二石九，急抖抖，三石缺一斗”。园田化以前，滨笕畈的平均亩产水稻也只有600斤左右。实施园田化以后，产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突破800斤。滨笕畈9000多亩土地，全年可增收粮食180万斤。

1969年早稻开镰前的一个下雨天，赤着脚，头戴一顶小阳帽，身穿一件旧蓑衣，裤脚管卷在膝盖处的王志良站在丰收在望的笕桥畈前，对朱元瑞说：“这场雨已下了3天了，滨笕畈我已不担心了，我担心的是花坎畈和蒋家山畈，这两个畈的水利设施不解决，我晚上还是睡不好觉啊。” hHbnpRk8sYVF5r8QC7sqLToPK3703KbLY4aa8Er3sGXdwkx3Ni+7twr4olR1gg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