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转入哲学系后，我在哲学的海洋里随意翻腾，碰巧抓到了一本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的英文原著，翻阅了头几页，便被吸引住了，于是经常从图书馆借阅。我当时自学这本书的地点，既不是图书馆，也不是宿舍或教室，而是茶馆，今天的青年也许觉得不可想象。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迁往后方的学校，校舍都很简陋，西南联大其尤甚者，二三十人住在一间狭长的人字形草房里，房顶是铁皮上加盖茅草，四壁是土砖，三五个熟识的同学自由组合成一个一个的小组（我们口头上爱说group），把一间本来就空间很小的房间分隔成四五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就是由两三个上下床围成的一个“小天地”。各个小组之间的人大多彼此不相往来，我与隔壁小组的一位同学只一床蚊帐之隔，相聚一年，彼此没有交谈过。每个小组有一张书桌，书桌往往成了上铺的踏脚板，我们很难坐在桌旁念书，而图书馆又小，于是同学绝大部分把茶馆当作自修室。早晨一起床，吃过早饭，就夹着书本到校旁的云林街“泡茶馆”，一杯茶从早晨八九点“泡”到十二点，然后回食堂吃午饭，午饭后又去“泡”，一天“泡”三次，也就只给三次的钱，茶馆老板并不因为你“泡”的时间长就多收费。巴克莱的那本著作，我几乎全部都是在茶馆里“泡”完的。
云林街一条街几乎全都是茶馆，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大多是联大同学，茶馆里高朋满座，也一样大多是联大同学，各种喧嚣声、议论声都有。一会儿从打桥牌的座位上冒出来什么“just make”，“他妈的”；一会儿从闲坐聊天的座位上冒出来什么“四大家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茶馆的墙壁上还挂上几个大字：“闲谈莫论国事”。可我念巴克莱的书入了迷。巴克莱的那本书，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存在就是被感知”。任何东西，你不感知它、不感觉它，它就不存在，例如桌子就不过是一堆看起来是黄色、方形，摸起来是凉凉的、硬硬的感觉，除此以外，它就什么也不是，哪还有什么独立于人的感知、感觉之外的桌子？我念到这里，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巴克莱把我引入了一个非常人所能想象到的世界。我对茶馆里的各种喧嚣声、议论声置若罔闻，也似乎是，既然我不去感知它们、感觉它们，它们也就都不存在了。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哲学，只是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些哲学原著，便以为它们是哲学之全部。原来念经济系时的一位同系同学问我：“哲学是讲什么的？”我回答说：“哲学就是把桌子化解为无。我们平常人太现实了，你还在念经济系！什么银行、货币，说穿了都是无，一堆感觉。你不感觉它，银行、货币也就没有了，只有学了哲学才能使人真正高超起来。”经济系的那位同学回答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呀？难怪哲学系尽出疯子，你可别学疯子。”不管我当时对巴克莱、对哲学了解得怎么肤浅，反正我觉得我已另有一番境界，不足为俗人道也。
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哲学原著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美学家冯文潜（字柳漪）先生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柳漪师问我：“你已经接触过一点西洋哲学原著吗？”我回答：“正在念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已经念了不少。”柳漪师约我到他家谈谈我对巴克莱的理解。他对我的回答似满意似不满意，大概意思是：很有些心得体会，但不够准确。我平日爱在课后追着柳漪师提问，隐约感到他喜爱我这个学生，便在一次谈话后明确表示，希望以后经常到他家请教。他满口答应。特别是冯师母，有一次，还热情地接着柳漪师的话头说：“你这位老师很愿意接待你。”我就这样成了他家的座上客。他特别嘱咐我，要我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说：“这才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我似乎感到我原来随手抓的那本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没有抓到点子上。我当时对西方哲学原著根本没有什么叫作重要什么叫作次要的观念。柳漪师还非常具体地教了我一套读《理想国》这样的经典著作的办法。他要我每读完一节或一章，就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大意写下来，个人的心得和评论写在另一旁。他说：“我看你的读书报告，首先是注意你自己的理解和概括是否与原文的原意相符合，但又不准你照抄原文，要你合上书本再写，尤其不要满纸都是自己的评论，实际上，却连原意都理解错了，弄得文不对题。”的确，我在写读书报告的过程中，有时自以为懂了，临到执笔，却又表达不出来，概括不起来，这时就会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对原文懂得还不透，于是打开原书再看，再合上，再写。这样写完一次读书报告之后，原著的那一部分内容就不仅懂得比较透彻，而且也记得比较牢固了。实在不懂的地方，口头请教老师。这就更加终生难忘。柳漪师评阅时，既看我个人的评论，更着重在有失原意之处。他提醒我，基础性的东西，就得这样学。我当时暗想，老师有点“述而不作”，但后来每一回想，却越来越觉得从他那里学得的知识最准确、最熟透。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后面部分，我就是用他教我的这个办法来自学的。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我与西方哲学“初会”的两本原著，也是我读得最熟的两本西哲原著。怎样打基础，怎样做学问，我在这些方面深深受益于柳漪师。我希望现在的青年对于打基础的东西也不妨试用一下这个办法，或许苦一点，甚至会有人不屑于这样做，但等到年纪大了，我猜想会感到终身受用。
这两本原著都是在茶馆里那种“我不感知那些喧嚣声和议论声，那些声音就不存在”的条件下念的。在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都很浓重的西南联大，常常会听到“走出象牙之塔”的进步呼声，我算得是身在茶馆、心还在象牙之塔的一个“落后分子”。柳漪师当年也没有“走出象牙之塔”，师生两人可谓“沆瀣一气”。他看重我，竟在我生病期间还打听我住的房号，到我床边问寒问暖。柳漪师对我那种慈父般的关爱，甚至引起了周围同学的羡慕之情。他在我病中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在外“兼差”，由于时间冲突，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美学”课，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我的“美学”课成绩居然得了92分。
我大学毕业时，他要我到南开大学当助教，当助教的第一年就独立开课，这也有点例外。过了一两年，也许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要我翻译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你把《人类知识原理》念得那么熟，就干脆把它翻译出来吧，我替你校阅。”他的校阅也很特别，一字不改，尽作旁注，“此字不妥”，“此句待斟酌”，问号、感叹号，随处可见。我问他何意，他一一作答，显然比他亲自动笔还要劳神费事。一切都出自我之己意，但多有他的印迹。这大概也算得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之风吧。在翻译过程中，柳漪师经常提醒我，翻译首先要注意准确性：“做学问重在严谨扎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有人讲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讲得天花乱坠，但对照原文一看，却错误百出，做学问不先下一番我注六经的苦功夫，就想六经注我，一步登天，那只能是空中楼阁。”他的这番告诫至今犹在我的耳边，也是我衡量学术价值的主要标准。我译的《人类知识原理》几乎全部收录在北大哲学系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中，《人类知识原理》的校阅者写的是冯文潜。每看到那“校阅者”三个字，就会引起我对他的怀念，他不是一般的“校阅者”，他是我哲学生命的养育者。1961年，他不幸病逝，我专程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他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