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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忧心如焚，无心念书，只是勉强应付考试而已。1938年秋，高中念完半年，武汉沦陷，我随母校迁鄂西山区，在湖北省联合中学念书。“联合中学”（我们简称之曰“联中”）系武汉沦陷前夕当局为了挽救青年学子，将武汉三镇的全部公立学校联合而成，学生食宿全由政府提供，联中下设许多分校，我的母校“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当时简称“省高”）这时便改名为“湖北省联合中学建始高中分校”。我因由武汉到后方的逃亡路上遇到交通阻塞，便先在联中巴东分校借读了一年，从高中二年级下学期起才回到建始高中。
抗战期间，学子流亡，大多心情抑郁，而在行为上则放荡不羁。我离开了严父的管教，更如脱缰之马，四处奔驰，或约三朋四友到路边小店借酒消愁，或一人独游山间峡谷，引吭高歌。我觉得天地无比广阔，但又茫然无所适从。“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常常和同学们在一起，一面哽咽着高歌，一面却沉思着：天涯海角，路在何方？联中巴东分校地处巫峡岸边，悬崖绝壁，路断人稀，往往夜听猿啼，便怆然泪下。偶尔接到父亲从沦陷区的来信，心中才有些豁然。当时沦陷区与后方通信总要受到敌伪严格检查，但父亲仍在信中以各种隐喻方式告诉我他与敌伪的一些周旋，并教我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但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要想救亡，首先得突破“政治上的防线”。联中巴东分校是职业性高中，国文老师借用商业簿记上的术语出了一道作文题《借与贷》。“借”指收入方，“贷”指付出方。我根据簿记上借贷平衡的原则写下这么几句：在老板与伙计的关系中，借与贷永远不能平衡；贷出的是血与汗，借入的却是水与草，簿记却在借入方硬加上“能喝得上水与吃得上草的条件”几个字以表示双方的平衡。国文老师是个进步人士，领悟到了我的意思，把我叫到他的寝室里，打哑谜似的“责备”了我几句，我却似乎得到了他的一点安慰。统治者总是把老百姓“能喝得上水与吃得上草的条件”算到自己的恩德簿上，这大概是历史的普遍规律吧。还记得在从武汉逃难到巴东的轮船上，一位国民党的军官太太穿着高跟鞋，公然踩破我唯一装衣物的网篮，大摇大摆地扬长而过，我与她交涉，要她赔偿，她竟呼唤她的副官、卫兵来抓我，我忍气吞声，设法逃避了那场横祸。世道坎坷，人生的簿记本上，何处有平衡？但这件事毕竟让我亲身懂得了一点人生的“借贷哲学”。
联中巴东分校的具体校址在巴东县城沿江上行约60里的江边楠木园小镇，位处巫峡最深处，所谓小镇，也不过是几百步石阶两旁的二三十家小店、酒家，学校几十间断壁残垣的旧屋就位于石阶的顶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几百步石阶到江边，用湍急的江水洗脸、漱口。小镇附近的山谷，时见茅屋三两间，黄发垂髫，背篓担柴，怡然自得，问抗日烽火之事，竟无以为对。此情此景，让我仿若回到了原始社会，走进了一个现实的“桃花源”。我当时作为一个来自武汉大城市的未成年人，对比这里民情之古朴与城市中人心之硗薄，只觉茫然，未谙其中真意。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于1996年重游三峡，在江船上远眺楠木园当年待过一年之久的母校联中巴东分校旧址，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一篇随笔《重游三峡随想》（载《光明日报》，1996 07 17）。这篇短文多少能透露一点我今日之哲学所蕴含的昔日之经历。
高中的最后一年半，我就读于联中所属的建始高中，这是武汉沦陷前我念过一学期的“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我是由于不满意巴东分校的职业学校性质而回到建始高中的，目的是便于将来考大学。这一年半的时间是我高中最用功的一段时期，我当时学习的重点不再是先前的国文，而是英文和数学。英文老师是武汉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水平很不错，用英语讲课，对我们要求很严。他不太重文法，强调多读多背。我们那时的学生生活很艰苦，每顿只能吃稀饭和白薯，副食往往只是一点咸菜，有时是黄豆上面撒点盐，但我们起早贪黑，晚上学习到深夜，清晨五点钟就起床到山坡上高声朗诵英语一两个小时，还随身带着一本英文袖珍字典，有时在路上行走也默诵单词。我们的数学课本用的也是英文本，数学老师要求我们用英文做练习，这对我们学英文大有好处。武汉沦陷前我受父亲影响，只重国文，而轻英语，英语成绩平平。在建始高中时期，由于老师的严格要求，也由于同班同学学英语的气氛浓厚，我的英语成绩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都不会口语，但我在高中毕业时已能用英语写一点短文了，这为我后来以西方哲学为专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那时的高中，到二年级就分文科班和理科班，我因准备升大学学理工，就选了理科班。理科班重数学，所以除英文外，还特别重视数学的学习。数学，特别是几何学，是我从小学起就最喜爱的学科。初中时为了证一个“九点圆”，我曾一纸一笔，废寝忘食，记得那一夜，因在睡梦中找到了证明方法而惊醒。我近些年来在校内外讲哲学，极力提倡古希腊“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精神”，总爱以我小时候证“九点圆”的情景为例：“九点圆”不是数学老师布置的习题，而是我们同班同学自己从一些课外读物中找到的，老师在考试时也不可能出这样的难题，但我们只是出于“好奇心”，出于追求真理的兴趣，而忘我地一心要把它证明成功。这种毫无功利计较、纯之又纯的学术精神，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叫作“自由精神”。其实，在所有学科中，数学是最富“自由精神”的学科。我酷爱数学，也许与我“不求闻达”的清高思想有联系。我念小学时，曾参加汉口市小学数学竞赛，获全市小学的年级第一名。如果不是父亲把我的课余时间都花在古文的学习上，我后来也许会在数学方面取得一点突出的成绩。在西南联大念哲学系时，金岳霖先生就称赞过我，说我有数学头脑，逻辑性强，适于研究英美分析哲学。但我在建始高中就读时，同班同学中数学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是从联中巴东分校转过来的插班生，经常忙于补习别人已经学过的一些课程，而我又不是一个谈得上有数学天赋的学生。
我之所以在高中念理科班，准备将来上大学学理工，第一是因为觉得学理工可以少与政治和人事打交道，符合我的清高思想；第二是因为学理工需要数学好，我有这方面的条件；第三还是出于一种实际功利的考虑，即当时学理工的人比较容易就业。但我并非对社会漠不关心，我在思想深处总爱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究竟是什么，我也没有认真想过，大体说来，也许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尔虞我诈的社会吧。大约在高中快要毕业的那个学期，不知从一个什么人的手里看到一本小说，书名完全忘了，也许那本书根本就没有封面。建始高中是湖北省最好的高中，老师水平高，学生平均成绩很好，升学率居全省之首，学生中左与右的思想倾向比较分明，我是中间分子，经常会在书桌上或抽屉里收到一些完全不知来路的油印文件或破旧不堪、见不到书名和作者的书本，后来才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地下共产党为了争取中间分子塞进来的。我看到的那本书，尽管至今不知书名，但基本内容却永记在心：大概是讲一个人在沉睡了几十年之后，醒来只见世界完全变了样，货币没有了，物与物交换，人与人相亲，无贵贱高低、上下等级之分。我非常欣赏这样一个理想世界。我当时写了一篇题为《自叙》的作文，主要记述了小时和初中时候爱打抱不平的事迹，抒发了一些对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也表示了一点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文末引了贾岛的一首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尝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诗后写了一句感叹之词：“呜呼，苍天生我，殆为人间鸣不平者耶！”国文老师詹学时先生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在这句感叹词旁连加圈点，并写了这样几句评语：“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王猛扪虱而谈、旁若无人之概。”我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终生念念难忘。现在看来，他的评语本身就很有气势，尤见詹老师的古文功底。我们那时中学老师的水平，亦由此可见一斑。詹老师是我父亲念武昌高师时的同窗，擅长古文诗赋，听说他留学德国时还随身带了一部《昭明文选》。他为人忠厚正直，不满意旧社会，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他听说我父亲在沦陷区宁愿弃教务农，借债度日，也不甘为日寇的亡国教育效力，深为感动，便在课堂上念了我父亲给他的信，还借机讲了一段关于灵魂与肉体较量地位高低的寓言故事。这则寓言我早已置之脑后，碰巧在1996年见到一件常人不注意的小事，勾引起我几十年前的回忆，便写了《灵与肉的较量》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96 12 04），也算是对詹老师的一点纪念。高中毕业前夕，詹老师还通过我父亲的另外一位朋友向我表示，愿意资助我上大学。国难期间，詹先生和别的中学教员一样，生活清苦，我当然只能敬佩他爱才惜才的品格和乐于助人的气概，却不能接受他慈父般的恩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武汉，曾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住址，去看望过他。他已老态龙钟，清风两袖，然学者风度依旧。詹老师的学识、思想、风貌以及他对我的教导与鼓励，都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念初中特别是高中时期，同学中政治上靠近共产党的，往往学业成绩很好；政治上依靠国民党、三青团的，往往学业成绩不佳，遭人白眼。我的初、高中同学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密加凡（原名密家藩）同志，在初中时期就思想进步，文笔很好，写文章学鲁迅笔法，曾获汉口市中学国文年级比赛第一名。我们低年级的同学都认识他，他高中未毕业就“跑延安”，当过党的七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2005年去世。他去世前的四五年，我因每年都去武汉大学参加西方哲学博士论文答辩会，有机会与他见面，两人都怀着激情谈起中学时期对我们成长的影响，特别是谈起初中的国文老师宁先生对我们两人的关爱。高中同班同学李绍群（原名李廷玉）同志，在班上无论国文、数学、英语成绩都名列前茅，同学称他为“圣人”，后来念大学期间也去了解放区，当过解放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在军事科学院任大校、少将级文官之职。20世纪80年代我夫人患重病，他曾“诗以慰之”，后还寄给我一本他的诗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他作文写诗善用典，我自愧不如。还有同班同学仓孝和，在班上也是佼佼者，历史知识特别丰富，化学成绩为班上第一，我望尘莫及，后来念大学期间也“跑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北京一个中学的校长，后升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院长，61岁时不幸因病逝世，生前与我过往甚密。但是，同班同学中也有人是三青团团员，学业成绩大多不好。有一位三青团负责人担心几何学考不及格，要我为他捉刀，我教他几句，他仍然不会。考试结束后，我骂他：“你只会胡闹，这么简单一个几何题都不会做！”学业成绩和政治倾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联系？我当时的脑子里并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问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厌弃国民党、三青团的心理。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当时国民党已日薄西山、共产党象征朝阳的一点体现。我当时对政治不敏感，只是爱与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成绩好的与成绩好的爱在一起，这几乎是那时学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并无政治意识掺杂其间。但中学时期的朋友交往无形中也影响了我后来的思想道路。
高中同学的学业成绩中还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我的同年级文理科两个班中，不仅数学、物理等理科成绩最好的同学在我们理科班，而且文科成绩好的和最好的同学也在我们理科班而不在文科班。我们这些同班同学都从小就念了许多古文，文字功底不错。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平日也总是以国文课程为重中之重。他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讲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大道理，但不知为什么，理科班的学生很自然地把文理两科结合得那么紧密，思想上似乎觉得，一个人如果文章写得不好，国文成绩不佳，这个人在品位上也就像缺了一点什么似的。2003年，我国教育界曾因一位高考生作文言文得满分而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有人说，在知识爆炸的今天，让孩子们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学写文章，特别是写文言文，不符合时代精神，也不切实际。我曾应北京《前线》杂志之约，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从高考生文言文写作想到的》，以我高中理科班同学的文科成绩优秀为例，抒发了一点关于文化危机的感叹，也阐述了一点关于科学与人文精神关系问题的道理。
1941年春，我高中毕业，到建始县城参加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从建始高中所在地三里坝到县城有60余里的山路，要翻过一座大山，我们同学数十人，三五成群，边爬山边谈论，既有各奔东西的惜别之情，也有对未来的憧憬。考试完毕准备返校的当晚，突然有进步同学暗中通知我，说我和另外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列入黑名单。一位年长的进步同学带领我们黑夜偷偷回到学校，收拾行李，翻越川鄂边界的崇山峻岭，终于脱险，到了重庆。我们的高中毕业文凭就因为这样一直被扣发，我在全省高中会考的成绩是第一名，原定的奖金也被取消。据说，这是当时湖北省主席兼湖北省联合中学校长陈诚的命令。这件事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我是一个一向自命清高、不关心政治的人，为什么也会被列入黑名单？有人知会我，说是因为我平日骂了三青团。难道这样就构成被逮捕的罪名吗？我在写给留居鄂西一位同学的信中说：“陈诚以军人办教育，教育必败。”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许多爱国青年被捕，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我的同班同学李绍群。我那位同学后来见面时对我说，要是那封信被拆查了，他也会遭捕。想起来，我那时也未免太莽撞了。从那以后，我开始萌发了一点想研究社会、改变现状的意愿。1941年春到同年夏，我在四川白沙大学先修班念了半年书，虽然念的还是理科班，但已经很关心社会现实了。就在毕业前后那段时间里，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念先修班期间我翻阅了这本书，虽然当时并未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但耳边经常能听到什么“红色理论家”、“赤化哲学”之类的谈论。一个“另类世界”隐约闯进了我的思想领域里。我当时有浓厚的改造社会的愿望，但并未把它与共产党、解放区联系起来。
大学先修班念完之后，从白沙返回重庆，准备考大学。白沙在重庆上游，距重庆百余里，与重庆相比，也算是个“世外桃源”。重庆是当时的陪都，热闹非凡，与白沙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准备考试，我们同学都躲在重庆嘉陵江边的防空洞（其实都是由原有的山洞改建而成）里念书，敌机经常铺天而来，炸弹就落在我们头顶的山峰上，现在回想起来，琅琅书声与敌机的轰轰声似乎显得太不协调。“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新华社与中央社的摩擦声不绝于耳，我和我的那些同学究竟是靠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力量才静下心来的？彷徨与憧憬，苦闷与毅力，激情与冷静，交织在一起。我怀着改造社会的宏愿，毅然放弃了长期想上大学学理工的志愿，改选了经济系。我当时以为经济是济世救民之道，又听说学经济需要数学，而我的数学成绩一向不错。从想学理工到想学经济，这是我志愿上的第一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