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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高等院校哲学系的师生齐集北京大学。据说，仅院长、系主任就有26位之多，教授百余人，名家荟萃之盛况远远超过昔日西南联大三校之联合。然而时过境迁，这么多名家聚集一堂，不是为了切磋学问，而是为了便于批判和自我批判，改造思想。老教授绝大多数不能登上讲台讲课，只能做点翻译，主要是做思想检查或接受批判。“进步教授”如金岳霖是系主任，郑昕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但也只是挂名，实权都在其下属的党员秘书手中。大多数年轻人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被团结在系的党支部周围，“听党的话”，做一些“团结”老教授的工作，其中包括帮助老教授写批判文章，督促其思想进步之类。我是这样的“积极分子”之一。批判胡适期间，作为哲学系党政负责人的汪子嵩同志，把我和黄枬森同志找到一起，说：“为了帮助金岳霖先生批判胡适，需要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由你们三人执笔，金先生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们三人分头分段写完之后，将初稿交给汪子嵩，由他作为党政负责人统稿。他笔头快，又能开夜车，一夜之间，就把文章斧凿完成了。次日交金先生审阅，金先生按照惯例，和颜悦色地说：“好，很好。”这就是1955年《北京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署名“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的批判胡适的文章。郑昕先生古文功底好，有文采，他的《康德学术》便是一例，但新中国成立后写批判文章不行。哲学系的一位党政负责同志为了帮助郑先生，要我和黄枬森替他写一篇批判文章，让他在系里的“学术讨论会”上念稿子。我和黄把稿子交给郑先生，他第二天竟拿着稿子颠来倒去，闹出一点笑话。会后我问他何故，他说：“一夜没有合眼。”是否由于写批判文章引起他的思想斗争，不得而知。在那个年代里，老教授作批判和自我批判，由年轻人帮助，其中包括年轻人对老教授本人的批判，几乎成了常规。一般地说，在当时，老教授是批判对象，年轻人是批判动力。这样的判断，大概不会太过吧。
院系调整后第一年，我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给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实际上就是讲联共（布）党史。在那个年代里，能上台讲这种“党性强”的课程，是一大光荣。我过去在这方面毫无根基，只能是讲课头一天还在匆匆忙忙地看原著，查材料，写提要，经常开夜车到凌晨一两点。由于经济条件差，书房里的摆设只是一个单屉桌，两张单人床，一张床睡人，一张床摆书，稿纸和书乱成一团。讲课念讲稿从来为我所不取，只能靠强记，还要讲出一套治乱的道理，讲坛上似乎有点“博闻强记，明于治乱”的架势，但除了妻子以外，有谁知道我那种临时抱佛脚、捉襟见肘的窘态呢？
1953年秋，党组织把我从马列主义教研室调到外国哲学教研室，从此，我开始以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专业方向。这次转变使我在人生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追求。几十年来，讲授的课程有“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黑格尔哲学”、“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与黑格尔逻辑学有密切关系）、“康德黑格尔哲学”、“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等。科研方面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主要问题的综合论述和黑格尔哲学两个方面。但由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实在太少。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10余年的时间里，就有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等几次大的运动，完全不上课，不做科研。现在统计一下，这10多年，如果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前后在学术上更是完全空白的10多年，总共约27年的时间（1953—1980年）里，我所写的论文和著作，从字数来看，还不及1980年到20世纪末20年内所写论著的五六分之一，而1980年以前是我的盛年时代。
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仍然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夹缝中，挤出时间，做了一点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我学习李贺锦囊觅句的精神，凡遇到自己专业方面有所不知的地方或偶有所得之处，便毫不拖延地及时查阅资料，随时记入笔记本，或录入卡片，分类装入纸袋。在打算写文章之前，更是有计划地做一些摘材料、记录点滴感想、书内夹纸条和糊纸袋的工作。我的大部分论文和著作，都有这样一些卡片、笔记本、纸条、纸袋做“后盾”。至今，我的一个旧书箱里还存放着不少50年代到60年代的破旧卡片和纸袋。
为了弄懂黑格尔《大逻辑》中的量论部分，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一位对黑格尔有兴趣的研究员一起讨论了几个月。我把黑格尔的意思讲给他听，他则从现代数学的眼光讲他对黑格尔数学观点的看法。我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第2版中量论部分就是经过这样的讨论学习之后增补的。
我的第一本著作是《论黑格尔的哲学》，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后发行过3版，重印11次，共销售20余万册。这是1955年6月《光明日报》两天连载了我的论文《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几个问题》以后，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在此文基础上扩大改写而成的一本小书，没想到此书出版后不断重印，后来不少人来信说，这本书是他们学习黑格尔或学哲学的“启蒙读物”。现在看来，思想观点大多过时，对人们的赞誉，我感到惭愧。2012年7月中旬，我连续收到我的博士生、英国兰开夏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胡自信教授的两三份电子邮件，主要内容是：“我们孔子学院正在主持召开全英汉语教师大会，一位来自法国的嘉宾、世界著名汉学家白乐桑（Joёl Bellassen）在与我交谈时，说他与您‘有缘’——1974年到1975年，他曾在北大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1975年回到法国后，他与另一位法国学者、当代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巴蒂欧（Alain Badiou）合写了一本研究您的《论黑格尔的哲学》的著作，书名《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根据张世英的一本书》（内容包括翻译、介绍、评注您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一书，1978年在巴黎出版，2011年重印）。白先生现为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常访问中国，汉语说得非常地道。他对您充满敬意。您若同意，我可以把您的E-mail地址告诉他，以便他和您直接联系。”经过我和白乐桑先生、胡自信先生的多次联系，白乐桑乘2012年9月访华之便，于9月2日与胡自信同来我家做客，《光明日报》著名记者计亚男女士亦应约来访。四个人在一起畅谈了五六个小时。白乐桑汉语之流畅、地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中国人无异；其对中国思想文化了解之深透，可与中国研究国学的学者相媲美。据悉，我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一书影响了巴蒂欧的哲学方向：他以前一味批判黑格尔，是我的这本小书让他注意到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巴蒂欧对这本小书有较高的评价。一本外国学者评述我的思想的著作，对我来说竟沉睡了近40年，当白乐桑先生把这本法文书面送给我时，我的惊喜之情实难言表。
从这本小书出版以后到1962年，还出版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两本主要著作，与同行们合编了《欧洲哲学史》。《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出过3版，日本学者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译者序言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专著。”
截至1964年，我共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杂志、《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40余篇。主题和内容同我当时的科研方向相对应，大多是对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主要问题的综合论述（如《从西方哲学史看马克思主义的主客统一观》、《从西方哲学史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等）和黑格尔哲学两个方面。
回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不胜愧汗。那是一个以政治压倒学术的时代。我的上述那些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论文和评述黑格尔的著作，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写作的，因而也都打上了当时的政治烙印。大批判是当时政治对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然后才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已经成了当时研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定公式。我对于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我在论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和内在逻辑以及介绍、讲解黑格尔哲学的内涵方面，诚然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但我的主要“研究”是着力于划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出批判。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这些批判现在看来大多过头，少有对哲学史的原作原意作出切实的、深刻的分析。
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主要来源——巴克莱的哲学》，发表于1955年5月4日的《光明日报》，其中虽然对巴克莱哲学作了一些介绍，也讲了一些道理，但从政治的角度对巴克莱进行大批判则是文章的主旨，什么“英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不顾一切地向唯物论与无神论进攻”，“反动神学家攻击物质的谬论”，“列宁……给了它以致命的打击”，如此等等，政治性的词汇比比皆是，今天读来，颇有点像一篇声讨巴克莱的檄文。
继上面这篇文章之后，我又发表了一篇讲黑格尔的论文《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载于同年6月1日和15日的《光明日报》，那是我第一篇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引斯大林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经典”论断：马克思与恩格斯仅仅从黑格尔辩证法中采取其“合理内核”，而摒弃其唯心主义外壳，并向前发展了辩证法。我的文章以此为纲，更着力于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及其对客观世界真实辩证法的歪曲。结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依其唯心论地歪曲了的那种形式而言，是反科学的、反革命的”，仍然是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研究！
此后，我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论文著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都是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为主旋律，还夹杂一些对我国著名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先生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贺先生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老师，起初，我在接受“批判贺麟的唯心主义”的任务时，有些为难，后来系里一位党政负责人对我妻子说：“张世英有旧思想，对老师不敢批判。”妻子转告了我。在当时，“旧思想”的帽子戴到头上，我就有点受到轻视之感，不免引起思想斗争。但在大的形势要求下，我也渐渐地“转过弯”来了，甚至习惯成自然地自觉地多处联系贺先生的思想，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前不久偶尔翻阅到那些文章的相关段落，其中一些借当时之政治气势压制学术思想的语言，令我深感愧疚。特别是贺先生关于“逻辑在先”的理论观点，其实是很深刻的，我近些年来倒是往往从正面肯定这种观点，而我当时却站在极左的立场上，做了一些“大批判”。
1957年初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是一次唯心论与唯物论直接交锋的盛会。在此以前，只有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权利，没有唯心论说话的自由。1956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宣布：“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宣传唯心主义，都是自由的。”“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一时间，主张唯心主义或类似的呼声都敢于公开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至张岱年先生站在唯物论立场上，强调“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唯物主义者批评唯心主义思想的自由，是首先应该尊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同流派之间”“结成一种联盟”，这个“联盟”，当然是对唯心主义进行战斗的联盟。（《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243～24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可见当时唯心主义之自由宣传到了何种程度！如果我们能把那段时间内学术自由的空气一直维持至今，我们的学术繁荣的景象该是何等美妙啊！可惜那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刻，而且只是表面的，隐藏在深处的、真正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那次讨论会的总指导是学术权威胡绳和潘梓年两位同志，北大哲学系的党政负责人是具体指挥者。我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居，作了题为《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的发言文章，强调“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里面的确包含有不少合理的东西，但唯心主义的原则本身是不正确的、不好的”，还从政治上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同反动阶级联系在一起。那篇文章在当时曾受到胡绳、潘梓年两位同志的赞赏，但显然是极左的教条主义的产物，思之赧然。此文发表在1957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
1962年到1963年，《红旗》杂志出于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约我写了两篇文章，一为《真理是具体的》（发表于《红旗》1963年第2期），一为《诡辩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对立》（发表于《红旗》1963年第5期）。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也多过时之论，但当时却得到不少人的称道，特别是第一篇发表在《红旗》杂志的首篇位置，更引人注目。
我在那段时期内发表的文章，常常得到社会上的好评和领导的赏识，以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约见我，希望我到中宣部工作，后因了解到我不是共产党员，未果。1961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让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批判新黑格尔主义”的报告。我当时不免自得，但现在看来，对我的那些赞誉适足以说明，我的那部分“大批判”文字不过是在政治形势指导下的“一唱亿和”之作。在那个时代从事哲学专业的人，只能叫作“哲学工作者”，不能心存“哲学家”之想，意思就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能做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注译者。
我虽然也算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但年轻，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之类的任何反动组织，出身于中小学教员家庭，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没有这些方面的历史包袱需要做自我检查。但我的思想检查也连连不断，那就是检查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那一段时期的“学术研究”，既是与各种政治运动同行的过程，也是与批判自己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检查同行的过程。两者同行的结果是什么呢？无非是以政治代替学术、压制学术。我今天仍然认为学术应“走出象牙之塔”，但我从象牙之塔走出以后，却长期误入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既自以心为形役”，夫复何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的一项主要业余工作是担任《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哲学》专刊于1954年创刊，刊头由艾思奇题写，发刊词由潘梓年撰稿，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与郑昕先生先后任编委会主任，编委中北大哲学系占四五名，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三个单位各一名。1954年到1958年，由黄枬森同志负责全面的实际编辑工作，我只负责西方哲学方面的审稿，1958年到1966年改由我负责全面的实际编辑工作。在这八年的时间里，经报社与北大哲学系商定，我每周以两天的固定时间用于专刊的工作，报社有专人与我联系，编辑《哲学》专刊几乎成了我的“第二职业”，我几乎成了《光明日报》报社的一名兼职人员。从这里，我不但学得了一些编辑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作者、读者和编辑多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同职业的人相互了解的问题，而且，按照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读者和编辑也都是作品的参与人。我在哲学专业写作方面的某些进步，未尝不可以归功于那段时期的编辑工作。《哲学》专刊对于发展我国哲学事业，培养一代哲学专家，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今天看来，缺点仍然很多，从我个人方面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用当时觉得很新颖而并不熟悉的一点马列主义知识去抹杀其他各种发展思想和学说，特别是西方现当代哲学，当然更谈不上鼓励各个学者的个性发展。以偏概全，以政治压制学术，必然使哲学走上一条自我封闭的道路。我作为《哲学》专刊的实际负责人，在这方面难辞其咎。最令我难忘的是，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是在我实际负责时期的《哲学》专刊上开始的，或者说得具体一点，第一篇公开的文章是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的，是我签了“可用”字样之后由报社签发的（我似乎还注明了“可放在头条”的意见，但已记不清了）。从一开始，中宣部（前些年从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中方知道不是中宣部而是康生）发现“有问题”后，就指令，凡打算刊登的有关合二而一的文章都要送审，接着更把这场讨论直接包揽下来，要光明日报社将这方面的全部来稿不再按惯例送到我的手中，而直接交中宣部，中宣部一时成了《哲学》专刊关于合二而一问题论战的编辑部。处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并不觉得这种政治的直接干预不合理，当然也不敢说不合理。时代曾经把枷锁套到了哲学的脖子上，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在为《光明日报四十年》一书所写的《两个时代两代人——回忆“文化大革命”前的〈哲学〉专刊》一文和为《光明日报》50周年纪念集《名人与光明日报》一书所写的《耕耘在〈光明日报〉的园内与园外》一文中，都表达了这么几句感言：今天时代变了，枷锁正在打开，“光明在望”，我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美好前景仍然抱有信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实际上它的序幕已于1964年到1965年在北大揭开。由于我从1964年起就患肝炎，多年不愈，没有被下放劳动，没有参加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学习会，即使是批判会和“早请示晚汇报”，也比一般教师参加得少。但我也受到一些伤害：一是一位同系同事王君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胡乱揭发我曾想去香港，我因此而长期遭到党组织的怀疑，“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受到工宣队的审查，结果是“无疾而终”；二是工宣队从一份书写不清的外调材料中把一个比我年长十岁的人误认为是我，怀疑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念书期间到武汉沦陷区当汉奸，据工宣队说为此审查了我近三年，总算真相大白，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感谢党”，然而在此期间我的小儿子却因此不能升高中。“文化大革命”后期，“两校大批判组”（“梁效”）通过哲学系总支书记责令我去，说是林彪家里有黑格尔的书，还有我的论黑格尔哲学的书，要我去“查”，我推辞再三，没有获准，便在它的“资料组”里工作。为了照顾我的病，组织让我住在家里，没有写过批判文章。“梁效”垮台后，我的检讨算是最轻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不能不使我长期告别了专业。我的书斋里，西方哲学、德国哲学方面的书都被推到了书柜的里层，外层摆放的尽是语录、摘编之类。我借养病期间熟读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书斋成了我怡然自得的“桃花源”。我曾为我的书斋写了一首七绝：
凌乱诗书一榻斜，犹悬白石荔枝花。
闲吟李杜豁胸臆，窗外任他噪暮鸦。
当时正是齐白石的画横遭批判之际，我不忍卷起白石老人亲笔为我题字的这幅珍品。1975年闻“白卷先生”被吹捧，我又填了一首《采桑子》：
长空雁叫关河暗，荆棘纵横，翠叶凋零，洙泗之间走狸鼪。
居然腐鼠成滋味，鸾凤惊鸣，竖子成名，义愤填膺泪欲倾。
这首词大概也算是我十年动乱期间的代表作吧。
这段时期里，我个人的哲学追求似乎主要都寄托在诗兴之中。妻子是中文系教唐诗的教授，长于古典诗词，她的文学气质对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结合诗与思于一体的治学思路，起了积极的影响。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约30年的岁月，感慨万端，赋七绝一首以自况：
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
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