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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的这句话是金岳霖先生课后的谈话，它不仅道出了金先生爱好本专业的志趣，也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表白。我一转入哲学系，就听系里的高年级同学说：金先生是分析哲学的大师，喜欢搞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爱看侦探小说，是打桥牌的高手，但对自己的生活琐事从不在意，于人情世故也不很在行，一辈子打光棍。据传，金先生从美国回国时，别人都是大一包小一包的行李，满身累赘，唯独他毫无牵挂，双手捧着一个大红苹果，在轮船码头上东张西望。朋友问他：“你的行李呢？”他却支支吾吾：“啊！啊！我的苹果呢？”我们同系不少同学都认为金先生是一个“真正不为外物所累的高士”。他一心扑在概念分析和逻辑问题的游戏上，忘怀一切，成了“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院系调整，金先生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我任教学秘书，因为同他朝夕相处，便笑着问他回国时手捧大苹果之事，他回答说：“往事如烟啊，我也记不清了。”我心想，当年的传闻看样子是事实。他在课堂上和课堂下都曾流露过，他很喜欢老庄哲学。我觉得金先生从专业上说，爱好的是分析哲学，但从人生观上说，信奉的是老庄哲学，所以我评价金先生是借游刃于概念分析而逍遥于方外之学者。金先生还有一件小小趣事：在出席一次记者会时，招待的小姐让他签名，他竟执笔而不能挥毫：“啊！啊！我叫什么名字？”我想，他绝非记忆力减退，也许是因为思考概念分析和逻辑问题而成了庄子所谓的“忘己”之“至人”吧。
我选修金先生的课有“知识论”与“形而上学”两门。金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对古希腊科学“自由精神”的赞赏。他认为古希腊哲学家一方面讲哲学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例如柏拉图的“哲学王”就和中国人讲的“内圣外王”有点相似，但另一方面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重科学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就是不计较金钱、名誉，专心致志于纯粹的理性思维、科学探索，即“为求知识而求知识”。受金先生的启发，我当时模糊地感觉到，哲学家似乎有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哲学家，一类是“学而优则仕”的哲学家，金先生属于前者。我从小受我父亲“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的教导，更多地崇敬金先生这样“纯粹”的哲学家。我前不久写《希腊精神与科学》一文，曾联系到阿基米德的一个故事：阿基米德“沉思”几何学问题，正当他在地上画一个圆时，全然不顾面前罗马士兵的刀剑，高声喊道：“别踩了我的圆！”古希腊人为科学而科学的“自由精神”，何等崇高！何等伟大！金先生那种不为外物所累的情趣虽然不能与阿基米德面临的悲壮场面相比，但他为了思考逻辑问题而忘怀一切的境界，亦可与古希腊科学的“自由精神”相媲美。我们今天讲发展科学，需要提倡像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家的“纯粹性”。
金先生讲课，有他独特的风格。他身材比较高大，穿西服，披一件长、大的风雨衣，可能是因为有什么眼疾，经常戴一顶太阳帽，遮住了头的上半部分，慢慢吞吞地走来，一进教室，便把自己高大的身躯塞进讲桌旁一把木头扶手椅里。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我就被金先生叫起过好多次，有时，他干脆让我在课堂上讲上10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不以为忤，不断地说：“唔！唔！”对金先生之大度，全班同学无不敬重。
金先生是罗素哲学专家，在课堂上爱讲罗素，我念罗素的《哲学问题》时，常当面请教他。金先生的英文非常好，据他自己说，他经常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这比用中文思考还要准确一些。我念《哲学问题》英文原著，碰到一些英文术语上的解释问题，他耐心地、原原本本地为我作详细的讲解。他在课堂上和课后不时主动地提到《哲学问题》中所讲的一个主要观点：哲学不会对哲学问题作出一种确定无疑的答案并为所有人接受，哲学之所以值得学，也不在于它的答案，而是在于问题本身，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能丰富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能展望事情的各种可能性，而不受各种习俗偏见的束缚，从而扩展我们的思想境界。大概也就是出于这种考虑，金先生在我们同学向他提出不同意见时，他反而夸奖“你有哲学头脑”。罗素和金先生关于哲学的价值在于扩展思想境界的论点，在我近一二十年来所形成的哲学思想中，还保留着一些印迹。
我刚入西南联大不久，就知道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种看法，说北大是“学而不思”派，清华是“思而不学”派。转入哲学系后，这种看法似乎更为明显。但我觉得这样说未免太片面、太简单化了。金岳霖是清华学风的旗帜，他重逻辑分析，重理论体系。他创建清华哲学系时，据说只有一个学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逻辑学家沈有鼎，沈先生是一个搞数理逻辑、重理论体系的人。但他师生二人，皆非思而不学者：金先生于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都很熟悉，“史”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沈先生精通《易经》，开设了《易经》的专门课程，对西方哲学史也有研究。汤用彤是北大学风的旗帜，他重史料，重考据，但他分析问题之细致，思考问题之深入，少有人及。尽管如此，重“史”与重“论”（重“思”）两种倾向，在北大与清华之间，确实各有所长。我们作为联大的学生，能受惠于两方面的优点，真可谓得天独厚。我当时已初步认识到，学哲学离开了哲学史，易陷入空疏。可是我从小喜爱数学，高中时期读的又是理科班，大学四年级还选修了微积分，我对“论”的兴趣更多于对“史”的兴趣，再加上听金先生的课，我爱上了分析哲学，所以我在毕业时被保送入研究院的志愿单上，填了清华，打算做金先生的研究生，走分析哲学的路。分析哲学和我当时的毕业论文所研究的“新黑格尔主义”是两个相反的派别，教我分析哲学的金岳霖与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贺麟，一个属清华，一个属北大，两人做学问的风格也很不一样，最终还是我从小养成的性格决定了我当时的选择。我在填完入研究院的志愿单后，登门拜访了金先生，金先生表示热烈欢迎：“我早知道你有数学头脑，宜于研究分析哲学。什么时候去北平？欢迎你去找我。”很遗憾，我后来因家庭经济困难，连续休学两年，按规定不能再复学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我才和金生先在燕园见面，此时距分别已有六年之久，而且其间还隔了一场解放战争。
按我的本性来说，像金先生那样重“论”，爱推理，超脱世事，寄高远之意于概念分析的“游戏”之中，那是我的理想。我从大学毕业，告别金先生、告别分析哲学以后，转而从事“史”（哲学史）的研究，那种兴趣是后天习得的，非出自我之本性，至于搞马列主义哲学，那更非始料所及，乃时势和生活上各种因缘时会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