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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是“有”，那么，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就可以说是“无”。冯先生讲课给人以现实感，汤先生讲课则把我带入了一个“玄远之境”。
汤先生融合古今，博贯中西，连通梵华，其开设的课程几乎遍及哲学和哲学史各部门。我念联大哲学系期间，就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与大陆理性主义。汤先生矮胖，发全白，笑颜常开，穿灰色长服，活像一个罗汉。每次上课，一看到他漫步走来，我们几个同学就要小声窃语：“汤菩萨来了。”汤先生走到讲桌前，打开一个旧布书包，边讲边引经典，但他又非照念讲稿和古籍。汤先生之重史料，是我所听各门课中之最突出者。他的论断似乎都有史料上的依据。他反对曲解历史，曲解原文，作哗众取宠之新论。他甚至以一种讽刺而又豪迈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我天资次等，老老实实地做点史料考证，虽不曰新流派，但也会产生头等的研究成果。”（大意）人们评价汤先生一生的学问，即使是说他缺乏新体系者，对汤先生学识之渊博、治学之谨严、考证之周密、见解之精深，亦无不称赞备至。汤先生不作雄健挥洒之龙文，但其讲课和著述皆于平实中见真知，有苍劲古朴之气韵。我个人一生为文，往往如履薄冰，特别害怕出现资料上的“硬伤”，如今年纪大了，似乎在写作上胆子愈来愈小，汤先生的身影一直是我做学问的一面镜子。
汤先生为人，亦蔼然仁者。据传，当他的两位同事发生争论时，问他的意见，他默然而笑，惹起两人都对他不满。当时有一位哲学系老师曾明确评价汤先生，“如龙之卷曲，不见首尾”。我不知其意是褒是贬，但据我之所知，汤先生性本不好与人争，不臧否人物，然亦耿介之士，他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怒斥以做学问为进身阶梯者为“无耻之徒”。
我所听汤先生三门课中，印象最深的是魏晋玄学。他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汤先生说：“笛卡尔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他所强调的“大家气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十多年来，我经常强调既要重主客，又要超主客，强调科学与哲学相结合，与汤先生当年的教诲有一定的联系。汤先生讲课着力于王弼，也引起了我对王弼的兴趣。王弼主张“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故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达到“无”的境界，此即王弼所提出的“圣人体无”的观点。如何“体无”？王弼认为圣人非无喜怒哀乐之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圣人虽“应物”、有情，“而无累于物”。王弼的这个观点至今还影响着我。人之有情，有功利心，此乃人性之自然，不可违也，然理想的人格应能超越功利之心，超越喜怒哀乐之情。超越者，非抛弃人情、功利，而是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战而胜之。这也就是王弼所谓圣人之“神明”。汤先生强调王弼之所以能“应物而无累于物”，关键在于王弼之“无”并非虚无，并非违反自然，而在于顺乎自然，对一切事物泰然处之。“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汤先生的解释似乎把我引入了一个既要面对现实又能超脱现实的境界。然而这样说，已掺杂了我今天的观点，我当时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但无论如何，我当时对汤先生既能游刃于章句考证之中，又能寄心于“玄远之境”，感到无比崇敬。
魏晋时期，玄学既盛，故时人亦多以放荡不羁为尚，阮籍、嵇康、刘伶等竹林七贤乃一时风尚之代表人物。我一向羡慕竹林七贤的生活。汤先生推崇阮籍、嵇康，谈阮籍、嵇康之所以任性不羁、纵情山水，乃愤世嫉俗、鄙视权贵之举，非为放达而放达也。汤先生平日不好谈当世之务，然常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令我们同学联想到时政之腐败、民心之愤懑。汤先生讲课虽常把我们引入“得意忘言”之境，但此境远非佛教之厌世、弃世，汤先生在佛学方面的造诣最深，然不信佛教。我听汤先生讲魏晋玄学，不时把他讲解的竹林七贤与我小时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联系起来。汤先生曾引阮籍鄙弃封建社会“君子之礼法”之词：“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自以为吉宅”，“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阮籍攻击“君子之礼法”之尖刻，有魏晋玄学“尚无”之哲学根基。汤先生在课堂上对此种人格之称颂，令我对阮籍、嵇康等人更增敬重之心，也流露了汤先生本人傲然挺立的风格。
汤先生要求学生不死记硬背，而要理解、领会他讲课内容的深意。考试时，他从不出简单的打正负号之类的试题，他像国文老师一样在黑板上书写几个大字——“论崇无”、“论尚有”之类，说一声“你们可以翻书”，然后就离开教室，两节课以后，他来收考卷。汤先生这种听任学生自由发挥的作风是北京大学提倡学术自由的一个标志，对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有几年时间没有机会与汤先生见面。1953年，汤先生任北大副校长，我妻彭兰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常侍左右，对汤先生之为人有较多了解，我亦从彭兰口中得知一二。这时，汤先生已和众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通过思想改造运动，面目远非昔日可比。据说，汤先生是分管总务的副校长，却放下大学问家的架子，经常与工人亲切交谈，有时在地里劳动到深夜。另一位副校长江隆基，是党员、老干部、北京大学实际的最高领导人，称赞汤先生是“忠厚长者”，是“最听党的话的人”。我闻听之余，既有敬羡之情，又不免为他惋惜。汤先生的学问成就，均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忙于行政事务，1954年汤先生患脑溢血，故而新中国成立后鲜少著述。此情令人着实惋惜，也是中国哲学界无可弥补的损失。然而我这种惋惜之情在当时也只是转瞬即逝，因为在那个时代，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主要在政治而不在学术。我之惋惜，恐当时之汤先生所不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