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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学期间就已知道冯友兰的大名，但没有读过他的书。在西南联大，校园的院墙上经常有名教授的讲座海报，我进联大最早听的两个讲座，一个是刘文典讲《红楼梦》，一个就是冯友兰的“论道统”。冯友兰讲座的地点是联大最大的教室，门里窗外，人山人海，我挤进去占据了一点“立锥之地”。讲桌前站着一个身穿长袍马褂、满脸大胡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道学先生，面前放着一个黄皮包。不用问，这就是冯友兰。“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论道统统统……统。”惹得全场大笑，原来冯先生严重口吃。但稍事缓解后，冯先生忽然又一阵一阵地讲得非常流利畅快，条理之清晰、气势之磅礴和他的口吃形成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越发吸引着听众。那次讲座的内容，大体上是冯先生所谓“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那套关于宋明道学的著名论点，我恍恍惚惚，似懂非懂，但觉其中有深意。他给我留下了第一印象：博学鸿儒。
转入哲学系后，当然以能听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为幸福。我当时也参看其他一些讲中国哲学史的书，都觉得理论分析少，不甚了了，常常因此而迁怒整个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笼统、混沌。唯独听冯先生的课，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觉得他对于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学说解释得那么清晰，评论得那么近情近理。他虽然强调“写的哲学史须永远重写”，这是西方新近的观点，但他又特别重视“信史”，重视忠于原文。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引证了大量原文，其用意在于要求读者“直接与原来史料相接触”。所以他的讲解之清楚明白，绝非主观附会，哗众取宠。他连中国经典原著中本来含混有歧义的地方，也要清楚明白地指出其含混之处何在，歧义的各种可能性何在，还要留下一些可以让读者自己去琢磨的空间。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受英美新实在论的思想影响较深，其对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许多思想学说的讲解中，新实在论的观点随处可见，对朱熹的理气说的讲解乃其尤著者。他所“讲的”中国哲学史或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似乎是他《新理学》所提出的“真际”说之体现和应用。“真际”实际上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新实在论的“潜存”，朱熹的“理”也被冯先生讲成了柏拉图的“理念”和新实在论的“潜存”。冯先生的“新理学”是柏拉图主义、新实在论与中国程朱理学相结合的一个统一体。他的课对我影响最大之处是把我引向一个形而上学的、超感性的“理”的世界。我也把对柏拉图主义的兴趣与对程朱理学的兴趣结合了起来。我对程朱理学的兴趣大于对陆王心学的兴趣，而且这种倾向支配了我几乎大半辈子。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我是一个自命为“有数学头脑的人”，重逻辑推理，我当时心想，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里逻辑太少。现在看来，这一看法显然有点过激之处。但无论如何，冯先生当时“讲的”中国哲学史，表现了他运用逻辑方法作细致的理论分析的风格，很合乎我个人的口味。他“写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引文篇幅超过论述，但一点也不缺乏理论，而且我以为，与当时其他许多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相比，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理论性最强的。冯先生是20世纪我国真正有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说：“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49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冯先先在这本书里和在讲堂上都没有详细说明他这一断语的具体内容。从他当时讲课的总体上窥其大意，也许是说：中国哲学史缺乏西方自文艺复兴特别是自笛卡尔到19世纪中叶的近代哲学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西方科学繁荣发达，与之相应的哲学观点也多进取精神，重研究自然，重个人思想自由。但这样的说法已掺杂了我个人的揣测和思想观点，冯先生并没有这样讲明。我以为，把中西文化之差异看作时代性差异，诚如冯先生所加的限制词所说，“在许多点上”，是符合史实的。近来学术界关于中西文化之差异问题，有“时代性差异”和“类型性差异”之争。我以为，文化包括科学、道德、审美、宗教等诸多方面，文化是这些方面的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只有科学可以用“进步”的标准来衡量，因此，我们可以说，某民族在某个时代科学上进步或落后。但道德、审美之类的文化活动，则不是简单地可以用进步或落后来评判的。各民族在道德、审美等方面有各自的民族特点，也许我们可以用“类型”一词来指称，类型性之差异不能等同于时代性之差异。然而，一个民族的道德、审美等方面又是与其科学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的，道德、审美等等必然打上科学的烙印，因此，完全撇开科学方面的时代性而单就道德、审美等方面的类型性来评判一个民族的文化整体，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我这里所要着重说的是，我至今仍然比较倾向于冯先生的观点：“在许多点上”，中西哲学之差异是时代性之差异。我把科学比喻为文化之躯体，把道德、审美等等比喻为文化之灵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一个强壮的科学躯体，这是我们民族文化不及西方的一大弱点。重视这种差异，会使国人更加奋进，而绝非自卑。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特别明显地表现了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英文方面的功底。冯先生能诗善文，这在我们联大同学中早有传闻；他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纪念碑碑文，更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他虽然重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但他的讲演语言精练、词汇丰富，对古典诗词信手拈来、挥洒自如，还不时插进一则古籍中的小故事、小笑话，让你在紧张的推理中感到一点轻松。无论是“讲的”中国哲学史还是“写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都让我深深体会到，研究中国哲学史而缺乏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功底，很难取得可观的成就。冯先生在这方面的造诣至今无人能及。
冯先生英文很好，不但讲课不时引几句哲学的英文原著原文，而且我在联大时还亲眼见到冯先生在一次讲演中与一位英国学者用英语进行流利对话和辩论的场面。我想，这是冯先生能联系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也非常值得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时予以重视。
冯先生的政治思想倾向，在当时联大同学印象中，无疑是正统的。我以为冯先生是大学问家，又有志于实现自己的理想于社会现实之中，故常怀为帝王师的宏愿，然冯先生并非谄媚上司之人。相反，他也是一个敢于抗争、维护学术自由的纯粹的学者，无愧为西南联大这座以学术自由为其重要特征的最高学府之一员。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曾几次训令西南联大按教育部规定，统一教材。冯友兰执笔为文曰：“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冯先生敢于顶国民党之重压，力争学术自由之宏伟气象，与其文章之气势，用语之精当，皆跃然纸上。今日读之，仍觉意味深长，耐人寻思。冯先生在其所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豪文：“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此固对西南联大校风之最允当的概括，亦冯先生个人风格之写照。当今之世，敢作一士之谔谔者，能有几人？
冯先生《中国哲学史》一书之抗战时期旧版，我一直保存至今，一直在翻阅它。冯先生诞辰101周年之际，我还写了《重读冯友兰解放前的〈中国哲学史〉》一文，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