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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多”的关系本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从“西洋哲学史”课程中已经学到了一些，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和与之相联系的“万物一如”这样有诗意的命题，却是从文学家吴宓先生那里旁听得来的。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本系的一门什么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也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原来是吴宓正在上“英诗”课。一看黑板，满满地都是one（“一”）和many（“多”）两个大字，一个大one在最上端，两旁包括一个小one和一个小many，然后在小one和小many下面又分别写上更小的one和many，如此类推，层层叠叠，一直叠到黑板最下端，便是许多省略号。这有点像魔术，我顿时被吸引住了，足足站了50分钟，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联大所有讲课的老师在开课之前都要先公布参考书单，我原以为“英诗”是英语系的课程，吴先生又是研究西洋文学史的教授，参考书一定全是英文的，没想到他的参考书单很长，大部分却是中国古典文学书，什么《论语》、《孟子》、《庄子》、《史记》都有。我心想，这些中国经典的书名我也很熟，就想听听吴先生是怎么讲的。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美就是讲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之一，亦即和谐；基督教的上帝是离开了多之一；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万物一如”则是与“万物同一”，这是一种“无我之境”。记得吴先生好像还引证了《庄子·马蹄》篇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几句话。吴先生似乎把我引入了一个“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德之世”。
吴先生特别从“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道理中引申出美之为美的原理，他认为美就是从多中见一。他强调中国文学中讲的“典雅”的重要意义，“典雅”就是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发人深思，让你从特殊（“多”）中见到普遍（“一”）。我近一二十年来的许多美学观点，就有当年吴先生课堂讲演的蛛丝马迹。他在课堂上不时讲到翻译问题，主张翻译要以“信达雅”为目标，直译、死翻不足道。当时联大同学每到周六，多爱到市区的南屏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什么《长相思》、《鸳梦重温》、《翠堤春晓》、《蝴蝶梦》等影片，都是联大同学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据传，这些电影的片名大多是吴宓的译作。同学们议论起来，无不称赞这些译名之典雅，但实际上皆非从原文直译而来。例如“长相思”的英文原文是old maid，直译应是“老处女”，显然不够典雅，意译成“长相思”，而在括号内注明原文“old maid”，这就既典雅又不失原意。我从联大毕业以后，还经常在人前称道吴先生的这些影片译名，无不点头赞许。不料几年以前，一位大学宣传部部长、中文系教师却提出了异议，我不禁感慨系之，写了一篇短文以寄意，题曰《长相思与老处女》，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2000 09 07）。
吴先生为人耿直，不拘小节，爱顶撞人。我和经济系一位好友在图书馆前见到吴先生，想请他为我们私人教英文，给他报酬。在联大，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前面提到，我就是这样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然而吴先生却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劈头一句：“我是岂能靠钱买得的？我再穷也不会！……”我们原来是一番好意，觉得抗战时期，教授们也都生活艰苦，自己在外“兼差”，赚了点钱，也算给老师一点补助。当时年轻，做事太冒失，可我们对他更增加了一分敬畏之心。同学中盛传吴先生在昆明大街上看到一家饭馆，招牌名曰“潇湘馆”，吴先生勃然大怒：“潇湘馆只能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如此这般！”举起拐杖就要砸。与他这种放荡不羁相对照的是他备课之认真，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听说，他每次讲课前一夜，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哪些先讲，哪些后讲，哪些多讲，哪些少讲，他都要仔细斟酌，即使熟悉的引文也要核对再三。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他讲课效果很好。我亲身看到，他讲课不看讲稿，偶尔瞟一眼，马上又面对学生，即便是引文，他也背得很熟，极少拿起书本照念。上课之准时，可与经济系的陈岱孙教授媲美，他更多时候是提前进课堂。同学们说，守时间，严谨，这是清华的作风。吴与陈都是清华的教授。
吴先生是一个性格多方面的人：为人不拘小节，教学却严谨认真；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梦》，却崇奉孔子。据说，他是一个思想保守之人，凡胡适提倡的，他都不苟同，反对白话文是其一例。可以说，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
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我亲身经历的是，闻一多与沈有鼎一，属中文系一，属哲学系，两人同开《易经》课。这种冷门课，选课的人不多，旁听的人却不少一，我是其中之。闻一多的《易经》课上常见沈有鼎旁听，沈有鼎的《易经》课上也常见闻一多旁听。课后两人并肩而谈，有时似乎在争论。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联大几年期间，共旁听了四五门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吴先生的“英诗”课是我从中受益最大者。也许因为那完全是个人兴之所至，无任何强制之意的缘故。与此相反的是，当时由于国民党教育部的规定，西南联大和其他大学一样设有政治课性质的“公民”之类的课程，不但绝无一人旁听，而且听者也只是出于必修要求混个学分而已。被逼而修，有何学术自由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