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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革新了当代群际过程（intergroup processes）的研究。泰弗尔和他的团队构造了以社会范畴化、社会比较、认同建构和认同解构/重构为核心的社会认同论，以超越前泰弗尔时代北美盛行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微观—利益解释路径（Brown,2007;Tajfel,1981;Tajfel and Turner,1986）。
泰弗尔的学生特纳等人随后发展了“自我归类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特纳等，2011；Turner,et al.，1987）。而在过去几年中，社会认同论又发展出了更为精致的修正模型。其一是在主观不确定性降低模型基础上所完善的“不确定—认同论”（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Hogg,2007）。豪格的不确定—认同论，致力于解释当代世界中种种极端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兴起。其二是莱歇尔的动态认同论。从1987年开始，莱歇尔尝试从社会认同视角来解释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提出了“去个体化的社会认同模式”（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SIDE）（特纳等，2011）。莱歇尔近年来又发展了动态认同论，它以“集体心理赋权”或“集体心理给力论”（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为核心，来解释集体行动过程中的认同动员和重构（Drury and Reicher,2009）。
但社会认同论仍存在一些基本理论困扰如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难题。不同的修正版本都没有完善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当代社会认知大家费斯克从群体认知出发，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CM）（Fiske et al.,2002）中巧妙处理了这个难题，并在偏差地图模型中把刻板印象（群际认知）、偏见（群际情感）和歧视（群际行为）融为一体。
费斯克团队发现对内群体—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并不总是呈现出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它们有时是混合的、矛盾的甚至是外群偏爱的。为了处理这个基本理论难题，费斯克团队构造了“才能”（competence）和“温暖”（warmth）的双维度模型，即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高明华，2010；Fiske et al.,2002）。
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基础上，费斯克团队又发展了“偏差地图”（Bias Map）（Cuddy et al.,2007;2008）（参见图2—1）。
图2—1 偏差地图
资料来源：Cuddy,et al.,2007:634.
偏差地图模型辨识出四类群际情感：尊敬或敬佩（admiration）、羡慕或嫉妒（envy）、同情或怜悯（pity）与鄙视或厌恶（contempt），它们分别对应于刻板印象双维度所形成的四类群体。具体说，尊敬归属于高才能高温暖的双高群体，如内群体或社会榜样群体；嫉妒归属于高才能低温暖的群体；同情针对低才能高温暖的群体；而鄙视则指向无德无能的双低群体。
偏差地图也发现两个维度足以概括大部分群际行为：主动—被动（active-passive）与促进—伤害（facilitation-harm），前者关涉行为的强度，后者关涉行为的性质（Cuddy et al.,2007;2008）。所谓主动行为是指行动者在行动中有明晰意图，直接指向目标群体；而被动行为则间接指向目标群体，其意图相对隐晦。促进行为则会增进目标群体收益（如帮助、合作）；而伤害行为则会给目标群体带来有害结果（如攻击、排斥）。
偏差地图模型为群际关系研究奠定了清晰简洁的理论框架，并被认为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Cuddy et al.,2008）。但偏差地图模型有待修正和拓展。首先，偏差地图对社会结构这个前因变量的理解及其操作化，有重要缺陷有待修正。它把社会结构不恰当地简化为社会地位与群际竞争性，并且主张它们分别可以预测才能和温暖：地位与能力呈正相关，地位高的群体倾向于被认为才能也更强；竞争性与温暖呈负相关，与本群体有竞争关系的群体，通常会被认为不够温暖。这种理解有几重缺陷。第一，社会地位的获得隐含了激烈的群际竞争。偏差地图模型把它们拆分为两个平行的独立构念，没有逻辑合理性和自洽性。第二，偏差地图模型所默认的地位与能力呈正相关的命题，也许适应于稳态社会，但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显然存在疑惑（方文，2008，2014；张宛丽，2004；Fang,2009）。本文将以地位感知与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修正为心态地图。
其次，偏差地图模型也有待拓展。已有的偏差地图研究都是在世俗情景中的群际评价，而没有关注在神圣情景中的评价。而如果启动死亡显著性（mortality salience），依照恐惧管理论，行动者就能从世俗情景迅速转化为神圣情景，其群际评价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亦即其偏差地图和本文中的心态地图也会系统性地变化。
以权势、经济和教育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基本线索的研究获得了广泛赞同（陆学艺，2002）。但客观的地位分化指标在群际评价中只能转换为对权势、经济和教育指标的地位感知（方文，2005；张宛丽，2004）。同时，以权势、经济和教育指标的分化而获得的社会地位又受制于合法性感知。对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合法性感知已有基本共识，如“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这种社会共识也可称为社会地位的合法性表征（莫斯科维奇，2011）。因此，作为偏差地图的前因变量社会结构，就可以更合理地修正为社会地位感知与合法性表征。
当某种社会地位被认为符合社会价值规范，身处特定地位的行动者遵循相应的实践程序与策略，并承认此地位获得为正当（right）且公正（just）的时候，这种地位就具有合法性。在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斯达纽斯和普拉图，2011；Sidanius and Pratto,1999）和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Jost and Banaji,1994;Jost and Major,2001）中，合法性源于支配群体所努力构造的合法化意识形态，并且动员和设计种种话语策略以使大多数从属群体成员默认和赞同。
继承韦伯合法性的遗产，车尔迪奇的合法性理论在理论论辩中占据中心。车尔迪奇指出合法性包含个体层面的行为准则（propriety）和群体层面的效力（validity）两个面向（赵德雷，2009；Zelditch,2001,2006;Zelditch and Walker,1984,2001）。
概言之，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偏差地图中的社会结构变量通过情景界定，作为共识性的社会表征，可操作化为对特定群体的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地位感知可分解为对特定群体的权势、经济和教育地位的主观感知，而合法性表征可分解为对特定群体的应得权力（entitlement）、合乎规矩和公平对待的主观感知。融会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王俊秀，2014；杨宜因，2013；周晓虹，2014），本文尝试将特定群体有关自身和他群体的社会结构感知和群际评价的社会知识，理解为社会心态的基本样态，亦即心态地图。由此，偏差地图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可修正为心态地图（见图2—2）。本文将分别探索非信徒和基督教徒作为评价主体的心态地图。
图2—2 转型中国社会中的心态地图
以往的偏差地图模型本质上都是日常或世俗语境中的群际评价模型。但如果融汇作为实验存在主义心理学（experimental existential psychology）的恐惧管理论，就有可能来探究神圣语境中的心态地图，并比较世俗—神圣语境中心态地图可能的差异（Greenberg et al.,2004;Pyszczynski et al.,2010）。
恐惧管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死亡无可逃避的本体困境（existential quandary），其核心是自尊命题和死亡显著性命题。自尊命题主张个体自尊作为焦虑缓冲器（anxiety-buffer）主要是应对存在焦虑；而死亡显著性命题则主张当死亡意识和死亡意象凸显时，群体就会更依附于内群文化世界观，以实施恐惧管理（谭黎，2011；Greenberg et al.,1990,1997;Rosenblatt et al.,1989;Schimel et al.,1999）。
恐惧管理论构造了其典范实验程序死亡显著性启动程序（Priming of mortality salience）。如果启动死亡显著性，评价语境就迅速从世俗语境转化为神圣语境，对内群—外群的群际评价就会系统变化。在死亡显著性启动实验中，标准程序是对实验组进行死亡显著性启动，亦即激活研究参与者的死亡意识或死亡意象，如想象自己生命垂危时候的情景并用文字简要描述，而对控制组则进行牙疼启动。
作为文献评论的总结，本文将采用典范的死亡显著性启动实验程序，分别选择非信徒大学生群体和基督教徒大学生群体作为两类不同的评价主体，实施两个实验，揭示他们在世俗—神圣条件下对自身群体以及四类外群体评价的心态地图，并系统检验内群偏好假设和死亡显著性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