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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戾雾霾并不专属于某个等级，只是在三个等级上的表现存在模式上的差别。值得强调的，并没有可信的数据可用来分析暴戾的等级分布，也不能就此妄断暴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所有等级的主要心态和行为特征。
因为权力的来源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也因为缺乏对权力制度性的制衡，再加上权力运作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期性，某些权贵者的行事逻辑，不断地展演主人—奴隶的辩证法。面对更强权势者，他们是摇尾乞怜的奴才；而面对下属，他们又变形为颐指气使的主人。在对自身欲望的追逐中，匪夷所思的那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欺行霸市、暴戾恣睢之行，让百姓哀叹没有最恶，只有更恶。而在基本职责的履行中，他们冷漠旁观，相互推诿，毫不作为，让百姓联想到最懒惰的寄生虫。新一届政府的反腐成就，让百姓能窥见一二。
在主人—奴隶的逻辑中，所有生命包括他们自身都被蔑视，也都是其贪欲的工具，缺失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和觉悟。又因为他们往往被标榜为楷模，他们的行事逻辑对世道人心有本质性的败坏之效。
中间层靠自己的劳动和专业技能，努力营造相对体面的生活。但在表面的光鲜之下，他们深刻地体悟到权贵之狠、生存之艰。他们应该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承担者，但正在被犬儒心态所侵蚀，蜕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直面社会不公不义、对同胞苦楚扼腕悲悯的高贵品格，堕落为对一己之私利的贪婪和对民生疾苦的冷漠。其行事逻辑是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囿于无言的恐惧，他们所知悉的对生命的珍爱，只是偶尔回味的心痕，无法化为具体的公民德行和坚韧的行动，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鲁迅诗）。
“他们终其一生辛劳，但除了温饱，为什么从来没有富裕过？”（方文，2012）这个追问，直到今天，仍是底层同胞处境的真实写照。在满嘴的仁义道德的缝隙间，鲁迅先生辨认出“吃人”二字。它道破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民生之苦。就在今天，国家绝对贫困线标准调整后（人均年收入2300元），仍有1.3亿同胞还处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境况中。
在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民众中，穷凶极恶就是自然的生存之道。不断披露的灭门仇杀是其极端例证。与权贵的炫耀性挥霍相对照，面对极其匮乏的生存资源，底层民众个体性的斗凶斗狠，群体性的黑帮结盟是基本的行事策略。又因为权贵阶层生活空间的自主封闭与不可接近，底层暴戾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底层民众自身，而中间层也容易成为暴戾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