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暴戾雾霾

智者尝言，若人人天使，则无须社会；但若人人魔鬼，也结不成社会。善恶由此均归于人心。与至善对应，暴戾不是“平庸之恶”，乃是至恶之一种。

语义上，暴戾就是对生命极端的残暴、冷酷和凶恶，而不是对生命的敬畏、珍爱和悲悯；或者如日常语言中的“人面兽心”。但“人面兽心”的隐喻，和“丛林状态”类似，隐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冷漠和傲慢。所有非人动物无法在人类面前为自身辩护。以中立视角，人类乃是自然界中最凶残的物种。所有其他物种只是出于生存而“自然地”作恶，而智人种则是有意地、“审美地”作恶，或“文化地”作恶。乐观者如平克断言人类的进化史是从残忍迈向仁慈（平克，2015；Pinker,2012），但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可能被用于对生命的摧残。人类的历史，其中一条线索，乃是摧残生命的酷刑史。

尽管人格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少有对暴戾的专题探讨，但有关攻击行为的大量研究，仍然能为理解暴戾提供丰富洞识。在个体水平，暴戾可以是一种人格特征，在人人之间存在差异；或者说，某些人更可能有暴戾倾向。而其心理动力学可以溯源至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或者早期的受虐经验。在人际水平，相对于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在竞争关系中更可能表现出暴戾行为。在群际水平，暴戾行为更可能指向外群，以非人化（dehumanization）（如Hodson and Costello,2007）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如Leyens et al.,2007）作为借口。

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必须直面大转型中的“中国体验”和多重复杂的社会心态（周晓虹，2014）。在种种积极的社会心态之外，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弥散着一种暴戾雾霾。理解和解释其成因、表现方式和化解之道，需要一种替代思路，以超越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解释逻辑。舍勒怨恨社会学的思路（舍勒，1997）或凯博文的社会病理学的思路（凯博文，2008），能提供深刻启迪。

一、暴戾之社会根源

如果只有零星的暴戾行为，则可归因于特定个体的暴戾人格。但如果有弥散性的暴戾行为，如当下中国的暴戾雾霾，就必须在人格论的解释之外，探究宏观的社会语境的力量对人心的塑造。

在对社会位置和生命机会的激烈竞争中，一个等级分明相互隔绝的金字塔结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逐渐成形，并且日益固化甚至再生产（孙立平，2004）。而依据陆学艺先生的金字塔分层模型，当代中国社会可粗略分为三个等级：权贵阶层（约5%）、中间阶层（约30%）和庞大的底层（约65%）（陆学艺，2002）。权贵阶层以不到人口5%的比例，占有最大份额的权力、财富、资源和生命机会。与此对照，仍有近一半的同胞在为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而苦苦挣扎。“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横行霸道，昭示着这种等级分化已经定型；而“穷二代”的愤怒和怨恨，则在不断地消弭着底层民众改变自身处境实现向上流动的向往和信心。不劳而获之于刻苦劳作，奢靡嚣张之于卑微挣扎，一条鸿沟，隔离了少数权贵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中间站着孱弱无力的中间层。

在对自身阶层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自我界定中，不同的社会认知方式、情感体验和表达模式与行动倾向，如偏差地图模型所揭示的，在进行分化的表达（Cuddy et al.,2007）。权贵等级的骄横、中间层的冷漠和底层的无望，以分化的方式在催生累积令人窒息的暴戾雾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