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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尝言，若人人天使，则无须社会；但若人人魔鬼，也结不成社会。善恶由此均归于人心。与至善对应，暴戾不是“平庸之恶”，乃是至恶之一种。
语义上，暴戾就是对生命极端的残暴、冷酷和凶恶，而不是对生命的敬畏、珍爱和悲悯；或者如日常语言中的“人面兽心”。但“人面兽心”的隐喻，和“丛林状态”类似，隐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冷漠和傲慢。所有非人动物无法在人类面前为自身辩护。以中立视角，人类乃是自然界中最凶残的物种。所有其他物种只是出于生存而“自然地”作恶，而智人种则是有意地、“审美地”作恶，或“文化地”作恶。乐观者如平克断言人类的进化史是从残忍迈向仁慈（平克，2015；Pinker,2012），但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可能被用于对生命的摧残。人类的历史，其中一条线索，乃是摧残生命的酷刑史。
尽管人格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少有对暴戾的专题探讨，但有关攻击行为的大量研究，仍然能为理解暴戾提供丰富洞识。在个体水平，暴戾可以是一种人格特征，在人人之间存在差异；或者说，某些人更可能有暴戾倾向。而其心理动力学可以溯源至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或者早期的受虐经验。在人际水平，相对于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在竞争关系中更可能表现出暴戾行为。在群际水平，暴戾行为更可能指向外群，以非人化（dehumanization）（如Hodson and Costello,2007）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如Leyens et al.,2007）作为借口。
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必须直面大转型中的“中国体验”和多重复杂的社会心态（周晓虹，2014）。在种种积极的社会心态之外，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弥散着一种暴戾雾霾。理解和解释其成因、表现方式和化解之道，需要一种替代思路，以超越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解释逻辑。舍勒怨恨社会学的思路（舍勒，1997）或凯博文的社会病理学的思路（凯博文，2008），能提供深刻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