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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尝言：我们“活”在“动”里，动消磨了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整个消磨过程，如活——动的语境、活——动的前因、后果和机制，都是社会心理学的题中之意。怪不得莫斯科维奇断言：只有社会心理学，才配称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问。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从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已过而立而近不惑。“本土行动、全球情怀”（Act locally,think globally）可道其风骨。立足于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历经二十余载，慢慢催生了“文化自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全球情怀，由此从新世纪开始凸显。
所有国别或区域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和北美社会心理学或者欧洲社会心理学类似，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含括两类研究路径：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两者时而交织缠绕。
以中国文化特异性为中心的研究实践已经取得卓越成就。以解释水平为线索，可从个体、人际、群体和群际层面进行概要评论。在个体层面，受杨国枢中国人自我研究的激发，金盛华和张建新尝试探究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和中国人人格构型；王登峰采用中文词汇学方法，构造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模型”，以与西方的“大五模型”相区别；彭凯平的分析思维——辩证思维、侯玉波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以及杨中芳的“中庸”思维研究，期望揭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特性；刘力有关中国人的健康表征，汪新建和李强团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研究，深化了对中国人健康和疾病观念的理解。而周欣悦的思乡研究、金钱启动研究和控制感研究，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在人际层面，黄光国基于儒家关系主义探究了“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并激发了翟学伟和佐斌等有关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和里子研究；叶光辉的孝道研究，增进了对中国人家庭伦理和日常交往的理解。在群体层面，梁觉的社会通则，王磊、王辉、张志学、孙键敏和郑伯埙等有关中国组织行为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尝试探究中国人的群体过程和组织过程；而在群际层面，杨宜音的“自己人”和“关系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分类逻辑。沙莲香先生有关中国民族性的系列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有这些研究增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信，开启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但它们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共同特征。第一，这些研究都预设一种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文化被假定和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位于对应的另一极。第二，这些研究的意趣，过分执著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相对静止而凝固的面向，有的甚至隐含汉族中心主义和儒家中心主义倾向；第三，这些研究的方法程序大多依赖于访谈或问卷/量表；第四，这些研究相对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对当代中国人心的塑造作用。
稳态社会路径对理论论辩没有丝毫兴趣，但它是大量经验研究的主宰偏好。其问题意识，惯性似地源于对西方主流学界尤其是北美社会心理学界认真刻苦的追踪、模仿和复制，并常常伴随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在积极意义上，这种问题意识不断刺激国内学子认真研读和领悟主流学界的进展；但在消极意义上，它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品格，蜕变为北美研究时尚的落伍追随者，其典型例证如被各级地方政府所追捧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北美学者问题意识的生长点，只能是稳态社会的枝节问题。而偏好稳态社会路径的中国学者，置身于其中的则是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和应对策略，在稳态社会与转型社会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稳态社会路径的方法论偏好，可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体主义。活生生的行动者，在研究过程中，被人为剔除了其丰富多彩的转型社会的特征，而被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的个体。社会关怀的社会心理学，蜕变为“非社会的”（asocial）社会心理学。而其资料收集程序，乃是真空中的实验或问卷（泰弗尔语）。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或简化为人为的实验室或田野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由此被彻底放逐。
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社会实验室。一种以中国社会转型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从新世纪开始焕发生机活力。其理论抱负不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也不是为西方模型提供中国样本资料。其理论雄心是要真切地面对中国伟大的变革现实，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置身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和机制。其直面的问题是本土—本真性的，但系统地萌生国际情怀，力图超越西方的“怪异心理学”，后者因其研究样本局限于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背景的富裕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 and Democratic,WEIRD）而饱受诟病（Henrich et al.,2010）。
乐国安团队有关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周晓虹有关农民群体社会心理变迁、“城市体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杨宜音和王俊秀团队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有关群体符号边界和转型心理学的研究，高明华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赵德雷有关社会污名的研究，赵蜜有关政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赵志裕团队和彭泗清团队有关文化混搭（cultural mixing）的研究（赵志裕、吴莹，2015），尝试从不同侧面捕捉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特定群体的塑造过程。这些研究的基本品质，在于研究者对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面的高度敏感性，并以之为基础来构造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其中，赵志裕和康萤仪的文化动态建构论模型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面对空洞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符号霸权，米尔斯呼吁社会学者应以持久的人类困扰和紧迫的社会议题为枢纽，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要滋养和培育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重铸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类似地，必须检讨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直面生命持久的心智困扰和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总是附身招摇的研究时尚，以不同的面目“借尸还魂”。
第一，认知神经科学的殖民倾向。
社会心理学历经艰难的理智探索，终于从生理/本能决定论中破茧而出，化蛹为蝶。但她持续受到认知神经科学的侵扰。尽管大脑是所有心智活动的物质基础，尽管所有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都有相伴的神经相关物，尽管社会心理学者对所有的学科进展有持续的开放胸怀，但人类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无法还原为个体大脑的结构或功能。但今天的研究时尚，存在神经研究替代甚至凌驾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研究的倾向。
第二，大数据机构的营销术。
据称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而所有生命活—动的痕迹，通过计算社会科学，都能被系统挖掘、集成、归类、整合和预测。这类似于《1984》中老大哥的眼神，恐怖的数字乌托邦迷思！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不是数字，也无法还原为数字，无论是基于每个生命出生时起就被永久植入的自由意志，还是习惯活—动对控制活—动的分野。
重铸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必须直面转型中国社会一些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
方便获取的数字文本，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彻底改变了生命学习和思考的语境。人类的社会认知过程的适应和演化是基本难题之一。“谷歌效应”（the Google effect）已经初步揭示，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已经败坏了长时记忆系统（Sparrow et al.,2011）。
无论是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还是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无论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屠犹还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暴行，无论是当代非洲的种族灭绝还是不绝如缕的恐怖活动，如何滋养和培育超越从众和“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值得探究。它还涉及如何汇集民智、民情和民意的“顶层设计”。
如何系统描绘社会变革语境中中国民众的人心秩序和行动逻辑，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培育慈爱之心和公民美德，对抗非人化（dehumanization）（如Hodson and Costello,2007）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如Leyens et al.,2007）趋势，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到人心层面，系统探究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群体构成特征、群体认知方式、情感体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期盼。
本文集是《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方文，2013）的续篇。秉承转型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方文，2014），论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逻辑结构，但有研究精髓上的“家族相似性”。它期许直面尖锐的本真性社会心理难题，增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提升学科的“文化自觉”。
第一章铺陈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恶意心态即暴戾雾霾，第二章则融会偏差地图模型、恐惧管理论与合法性表征，力图为社会心态研究与群际关系研究贡献一种理论模型即心态地图。论文的样本选择基于宗教维度，以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大学生样本作为评价主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发现存在显著的评价主体的内群偏好效应，非线性的死亡启动效应和中国不同宗教群体作为评价对象上的分化效应。论文还期望为刚起步的中国实验宗教心理学提供例证，为宗教对话和宗教宽容提供启迪。
第三章聚焦具有多元群体资格的行动者的认同挣扎过程。以深圳年轻移民白领为例，研究意趣契合污名研究的前沿议题如“污名丛”（the stigma Complex）（Pescosolido,2015）,以及不平等研究的“跨域性”（Intersectionality）（Collins,2015）。
第四至七章则直面转型社会中的偏见、歧视与教育不平等议题。第四章重返1954年的经典《偏见的本质》，精准梳理接触假设的发展历程：直接接触—间接接触—想象接触。第五章聚焦于一种中文学界新颖的现场实验，即审计研究（audit study）。审计研究主要通过精心控制的现场实验来考察住房、保险、就业等市场中的歧视现象。论文首先系统评论审计研究的理论进展和方法论论争，然后实施两个审计实验，尝试探究中国当代就业市场中对已婚年轻女性的就业歧视格局。自证预言效应（self-fulfilling prophecy）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六章运用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以探究父母期望对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第七章基于调查、访谈和现场实验等多元方法，发现教育不平等的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家庭中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和学校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威胁；而教育不平等的身体机制则体现为农民工子女的不良健康状况及其被贬低的行为习惯。以教育不平等的身体—心理机制为基础，论文还尝试设计提升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两种简洁有效的干预策略：传授智识增长论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这两种干预策略被确证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改善其学业认同，并降低刻板印象威胁体验。
第八至九章则直面污名过程与地位不平等。建筑装饰业农民工是公认的污名群体。第八章发现这群同胞把污名标定内化，并在一定程度上默认非公平地位秩序的合理性。其结果是集体抗争倾向和刚刚萌芽的多元抗争行动被自我抑制，而地位等级关系愈加固化。第九章则采用现场实验，以受污者影响力与受污者和外群他者的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深入探究了污名社会心理后效。论文发现，在合作任务中，农民工启动组的被试倾向于低估启动对象的绩效，更少受其意见影响；农民工启动组的被试总倾向于跟启动对象保持较大社会距离。实验结果表明，“农民工”是一种标示底层群体资格的地位特征和污名身份，由其带来的低期望和弱影响力可以通过引入新的优势地位特征加以平衡和改变，但此策略并不能减弱身份污名。
社会心理学的洞察力不仅能揭示社会心理难题的内隐机制和动态逻辑，同时也能贡献于社会政策。第十章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例，力图构造互依三角模型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社会政策过程。论文发现政策过程实质上是以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策目标群体这一互依三角为核心的群际过程。
本文集的研究受惠于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中国社会的心态地图与合法性表征”（批准号：11JJD840003）与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背景下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批准号：14ASH014）的慷慨资助。
本文集所收录的绝大部分论文，其主体内容都曾经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期刊和报纸上，但在文集的编辑过程中，论文题目和内容都有修改。这些学刊有《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和英文版）（第八章）、《社会学研究》（第十章）、《心理学报》（第九章）、《社会》（第四章、第六章）、《世界宗教文化》（第二章）、《青年研究》（第八章）、《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一章）和《中国社会科学报》（序言）。
文集的编辑和出版，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潘宇博士的持续厚爱、策划编辑宋义平先生和责任编辑骆骁女士的关注和努力。而文集结构的拟定、不同格式的统一和文集标题的最后命名，一直受益于赵蜜博士的耐心、专注和睿智。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正在理智复兴的征途上，其不懈使命是唯愿促进中国民众的心灵福祉和“可持续自由”（森语）。
方文，转型心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方文主编，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赵志裕，吴莹特约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九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Collins,P.H.（2015）.Intersectionality’s definitional dilemma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41,1-20.
Henrich,J.,Heine,S.J.,＆Norenzayan,A.（2010）.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33,61-135.
Hodson,G.,＆Costello,K.（2007）.Interpersonal disgust,ideological orientation,and dehumanization as predicators of intergroup attitude.Psychological Science,18（8）,691-698.
Leyens,J.et al.（2007）.Infra-humanization:The wall of group differences.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1（1）,139-172.
Pescosolido,B.A.（2015）.The stigma complex.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41,87-116.
Sparrow,B.,Liu,J.＆Wegner,D.M.（2011）.Google effect on memory: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Science,333（5）,776-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