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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学者还是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奥尔波特的观点受到当时有限的经验基础和那时盛行的社会观点和价值的制约，这使他忽略了偏见本质的某些重要方面。因为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深远影响，他的盲点在一段时期内也是这个领域的盲点（Dovidio et al.,2005）。
奥尔波特最基本的不足与他对偏见的定义有关。奥氏将偏见定义为：“因为错误和僵化的推论，而对某一群体的成员产生反感或厌恶的情绪。”（p.9）奥尔波特对反感和厌恶的强调，将学者的目光引向那些产生排斥与暴力的偏见，而忽略了其他新型的和内隐的偏见，以及不同于反感和厌恶的偏见。
在奥尔波特写作《偏见的本质》的时候，合法的歧视和隔离仍旧广泛存在，因此奥氏认为偏见是一种表现为厌恶的负性情感，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但是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因为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学校中的隔离不再合法。此后民权运动和选举权运动蓬勃展开，最终使歧视和隔离失去了政治和法律的支持。这促使偏见以一种非直接的、微妙的、隐蔽的方式显现，但是偏见的根本特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形式有了不同，由原来的旧式种族主义转变成为新式种族主义（Pager and Schepherd,2008）。
新式种族主义虽然被学者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它们有一些相同的主张：人们公开接受种族平等，但对黑人的负性情感依旧存在（Sears,2005）。多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显示，1960年代以后美国白人的种族偏见出现了急速而持续的下降，绝大多数白人都宣称自己没有种族偏见。但与此同时，学者也发现，那些在传统的偏见量表上得分低的白人仍旧抱有对黑人的负性情感，这些负性情感是通过使用一些微妙的指标和测量手段揭示出来的，例如，说话时的声调、目光的接触、眨眼的频率、落座时与黑人的距离、是否愿意为求助于他的人（黑人或白人）提供帮助，以及应用假渠道技术之后的自我报告等等。最明显的是，对于那些有利于改善黑人或其他不利群体状况的政策干预，如就业和教育领域的肯定行动、中小学的义务校车计划，大多数白人持反对态度，而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支持保守派白人候选人，而不是自由派黑人候选人。
对于他们表现出的负性情感和对政策的反对意见，白人会以非种族的价值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例如传统道德、个体主义、新教工作伦理。白人以这些理由表明，他们的反对与种族偏见无关。新式偏见使那些旨在降低种族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受到阻碍，它也是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
一旦对黑人的歧视行为能够以其他非偏见的托辞而得以解释，即使公开宣称自己是非种族主义者的人也会表现出歧视行为。这些发现促使研究者在内隐偏见（implicit prejudice）和外显偏见（explicit prejudice）之间做出区分。对外显偏见的测量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它直接要求被试给出他们的态度（通常采用问卷或访谈的方法），因为社会赞许性的原因，被试经常控制他们的真实想法，给出符合社会规范的答案；而内隐偏见的测量被认为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被试通常在不知道自己被测量的时候已经给出了答案，这种回答不受被试的控制，是自动产生的。人们面对外群成员时的自动反应是由内隐态度决定的，它通常与人们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外显行为不一致。
因为内隐偏见不能通过问卷或定性访谈而直接测量，所以心理学家发展出一系列间接测量技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启动（priming）和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Quillian，2006;Fazio and Olson，2003）。这些新方法对社会学家有重大启发。社会学研究偏好于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这些“直白”的方法只能测量到外显的、可以被人们控制和管理的态度，它无法探测到真实的内隐偏见，而心理学测量技术恰巧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如前文所述，奥尔波特反对用无意识过程解释人的行为，作为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反抗，这种转向具有历史意义，但是它也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效果，使得奥氏忽视了无意识偏见的作用。
奥尔波特将偏见视为对某一群体的反感和厌恶（antipathy），受此影响，社会心理学领域长期关注的偏见类型都是鄙视/厌恶型偏见。近年来，偏见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超越“简单反感”，也就是超越对鄙视型偏见的关注，考虑偏见的多态变化，从单数偏见（prejudice）转向复数偏见（prejudices）。
“认知—情感—行为”的系统关联在群体关系中对应着“刻板印象—偏见—歧视”。偏见作为情感，源于对于群体的刻板化认知，并最终表现为行为上的歧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CM;Fiske et al.,2002；高明华，2010）认为，人们在双维度（能力与德行）上对群体进行评价和分类，并且对于大多数群体的认知是混合刻板印象
，此外，能力与德行双维度可以分别由社会地位和竞争性这两个社会结构变量预测。卡迪等学者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偏差地图（BIAS map）
（Cuddy,Fiske,and Glick,2007;高明华，2013b），其中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偏见情感，它们建基在上述双维度形成的四类刻板印象之上：鄙视型偏见（奥尔波特讨论的）、家长式偏见、嫉妒型偏见和敬佩。
家长式偏见，即对有德无才群体的同情和怜悯，看起来像是一种正面情感，但这只是表象，事实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支配群体认为自身有权像家长一样对待不利群体。在性别歧视的研究中，男性对于那些符合传统性别期待的女性（如家庭主妇、护士、秘书）是友善的，这是一种男权意识形态的体现，是男性的家长式偏见；一旦女性不符合他们的预期（如“女博士”、“女强人”），那么男性的友善就会转化为敌意和排斥，因为他们的“家长”地位受到了挑战。
针对亚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偏见是嫉妒型偏见，它是因为自身没有取得像他们那样的成就而引发的嫉妒与愤恨。嫉妒型偏见发展到极端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它会导致对某类社会群体全体成员的攻击和仇视，例如屠杀犹太人；并且这种攻击和仇视通常会冠以“正义”的名分：待宰的羔羊总是被披上狼的外衣。
敬佩，人们通常不将其视为偏见，但它也是一种基于对外群的预前判断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属于四种组合中的一种。敬佩的对象通常是那些拥有地位、权力、优势，同时具有较高品行的外群体，它也被称为“外群偏好”（outgroup favoritism）（Duckiit,2003）。
通过进行类型区分，人们对偏见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细致。此外，因为对大部分群体的认知是一高一低的混合刻板印象，所以，对于这些群体，人们持有的也是矛盾型情感：同情（带有优越感的怜悯）、嫉妒（夹杂着怨恨的敬佩）。关注复数偏见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揭示出矛盾型情感的大量存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矛盾型情感既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矛盾情感，也与认知失调有本质区别。弗洛伊德的矛盾情感源于乱伦本能，而这里的矛盾情感基于群体之间的刻板印象认知并最终由社会结构变量预测；认知失调只是一种随着失调的解决最终会消失的短期心理状态，而偏见中的矛盾情感建立在群体的认知评价之上，因此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群际关系的常态，而不是等待转变（或需要转变）为一致情感的过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