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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也能够嵌入社会文化机制当中，例如语言。群体标签，尤其是侮辱性的群体称呼，不仅是偏见的表现，同时也是偏见传播的载体，进而维持并加深群体间的敌意。甚至是一些看起来中性的群体称呼，如黑人、华裔、犹太人、南方人、农村人等等，其中也包含某种感情色彩，更不要说像是黑鬼、“Chinese pig”、南蛮子、乡巴佬等侮辱性的称呼。人们在使用这些群体标签称呼某人时，并不仅仅是在指涉其群体身份，而且是在贬低和排斥他们。奥尔波特认为，敌意性的群体标签有下述几种作用：反映社会区分、直接表达敌意性偏见、加强社会排斥、促成暴力，并直接伤害偏见对象，使其缺乏安全感，在群体相遇时，时刻提防会有人以这样的标签指称他们（p.177）。
除群体称呼外，语言、口音、方言/土语上的差别也会成为反感和敌意的诱因。人们在听到不同的语言、口音和方言/土语时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点在奥尔波特那里没有得到展开。此后的实验研究证实，当被试听到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语言和口音说话时，他们更加偏好内群的语言和口音。这种群际敌意的语言面向在双语言或多语言环境中表现尤其明显，例如外来移民如果说东道国的语言有时会被本国其他移民视为一种背叛。
对于法律，奥尔波特一方面承认，法律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化主体，会对态度产生深远影响。当现实社会充斥着各种偏见的表现时，大部分人不会主动改变自身的观念态度，但是一旦现实在法律的规制下发生了改变，人们也会受到既成事实的影响，受到新规范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奥尔波特也看到，法律对于偏见的降低只有间接影响。法律不能够强制思想或灌输包容，它只能够控制不包容心理的公开表达（言语或行为）（p.437）。
但是，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外显行为最终会作用于个体内在的思维习惯和感受。因为这一原因，法律可以被看做降低偏见的一个有效方法，不仅针对公开的歧视，也包括私下的偏见，但是后者可能要在法律实施很长一段时间后方能见到效果。
通过社会干预降低偏见具有广阔的前景。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描述了一些社会干预策略，包括正式教育项目、联谊项目、群体再教育项目等（p.445）。奥尔波特指出，只是致力于改变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够的，它必须伴随着社会中机构和制度的改变，尤其是那些导致收入、教育、权力和医疗不平等的因素。
在奥尔波特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所有讨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他提出的有效降低偏见的策略——接触假设（contact hypothesis）。当今许多改善群际关系的项目是由奥尔波特时代的项目发展而来的，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努力实践奥尔波特在接触假设中所设定的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偏见的本质》一书之所以到今天仍旧有重要意义，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接触假设中所展现出的洞见。
奥尔波特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学术领域，他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同样深远，至今有关学校和居住方面的公共政策仍旧要参照他提出的接触假设。接触假设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观点之一（Brewer and Brown,1998），是“心理学领域最有效的改善群际关系的策略之一”（Dovidio et al.,200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探讨“接触”在偏见降低过程中的作用。当时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只是接触本身就可以带来积极的效果。奥尔波特质疑了这种主张，“从理论上来讲，每一次肤浅的接触只能强化我们已有的负面联想”（p.264）。
他提出，接触要想达到降低偏见的目的，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平等地位、共享目标、群际合作和权威支持。“平等地位”通常很难定义，研究者以不同方式使用这一术语，但在关键一点上是没有争议的：即两个群体都认为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此外，双方要为了实现共享目标而积极努力，群体之间合作而不是竞争，最后，还需要有权威、法律或习俗的支持，群际接触才会产生更积极的效应。奥尔波特的条件后来被称为“最适宜的接触条件”。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学者们依据上述条件，在不同背景下（如学校、住所）、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接触的作用，结果证明，接触总是能够带来积极效应。但同时质疑的声音从未平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争论主要围绕下述几个问题展开。
首先是因果顺序问题。究竟是接触降低了偏见（接触效应），还是相反的因果顺序在起作用，即偏见低的人更愿意与外群接触，而偏见高的人则尽量避免发生这种关系（偏见效应）。最近的研究（Binder et al.,2009）表明，接触效应和偏见效应同时存在，偏见效应并没有削减接触效应的解释力。
其次，如何正确看待奥尔波特的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接触产生了更大程度的积极效应，这意味着，在接触情境中建立奥尔波特的最适宜条件的确会有良好收益。但同时，这些条件又不是绝对必要的，不满足这些条件的接触也显著降低了偏见。因此，将奥尔波特的条件看作促进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是恰当的。更深入的考察证实，在其中，制度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对于促进积极的接触效应来说尤其重要，但不能因此认为制度支持可以孤立地实施。这些条件最好被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Pettigrew et al.,2006）。此外，在实际生活中，不应该“将接触的理想条件置于优先地位”（Dixon et al.,2005），相反，应更多关注俗世中的相遇与互动，绝大部分的日常接触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这样的研究可以让学者有机会对群体之间的际遇进行“深描”。
再次，接触产生影响的背后过程是什么。这涉及接触降低偏见的中介机制，皮提格鲁（Pettigrew,1998）总结了接触促使态度改变的四个过程。第一，是了解外群。“无知促进偏见”，对外群成员独特性的了解有助于否定外群刻板印象，进而降低偏见。第二，接触外群是行为上的改变，它将促进态度上的改变，以重建认知平衡。第三，接触促进情感联结和群际友谊的产生。群际接触激发的积极情绪有利于降低群际焦虑，群际焦虑是人们在群际背景下体验到的威胁感和不确定感。第四，接触让我们重新评价内群。与外群的接触使人们有机会认识到内群规范与信念不过是管理和理解社会世界的多种可能路径中的一种。一旦内群地位从“唯一”转变成“之一”，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内群有了重新定义，随着内群偏好降低，对外群看法也更少褊狭。
最后，接触效应的群体差异问题。人们一个普遍的预设是，多数群体成员（majority group）对少数群体成员（minority group）存有偏见，因此，研究大多关注接触对于多数群体成员对少数群体成员态度的影响，而甚少考察少数群体成员的态度如何因接触而发生改变。两类群体在接触中有不同预期，因此他们以不同方式体验相同的接触情境。与多数群体成员相比，少数群体成员对双方的权力不均衡更加敏感。所以，奥尔波特所要求的最适宜接触条件在少数群体一方更难满足。纵贯研究（Binder et al.,2009）表明，接触会显著降低多数群体成员对少数群体成员的偏见；而在少数群体成员中，接触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即接触并不会实质性地降低少数群体成员对多数群体成员的偏见。
自奥尔波特提出接触假设之后，接触理论在两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第一，效应的推广，即是否接触带来的积极态度改变能够超越当下的接触情境，扩展到新的情境、整个外群体乃至没有被包含在接触中的其他外群体。第二，接触概念的拓展，即除实际接触（即面对面接触）以外，间接接触或想象的接触是否同样有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这些方面的推进与发展对于群际接触作为干预策略的广泛有效性至关重要。
从范畴化区分的角度，学者们讨论了促进接触效应概化/推广的三种方式。这三种策略可以被看作是随着接触的深入而顺序展开的，也可以认为它们是互补的。
去范畴化策略（Brewer and Miller,1984），即通过降低群体显著性来实现效应的概化。在群际互动中，引导双方群体成员将他们自身和对方看作独立的个体，或者是进行更加个人化的互动。个人化的接触瓦解了外群刻板印象的有效性。但是因为范畴化的前行情倾向（predisposition），去范畴化是不稳定的，难以长久维持。
显著范畴化策略（Hewstone and Brown，1986），群际接触伊始是去范畴化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而一旦接触建立，就要求有显著的群体范畴，只有当群体资格显著，接触的积极效应才能够推广到外群整体。所接触的外群体成员如果被感知为是其所属群体的典型代表，而不是孤立的个人，那么对外群整体的积极态度会被强化。简言之，外群体成员的典型性是接触效应概化的调节变量。此外，要强化群体间合作性互依关系，即认识到群体双方有不同但潜在互补的技能和资源。具有特异性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能够降低偏见。
再范畴化策略（Gaertner and Dovidio,2000），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建构范畴（即超然群体），弱化原初的“我们”（us）—“他们”（them）边界，构造一个更具涵括性的“我们”（we）。改变双方对各自不同群体资格的感知，认识到他们同属一个定义更广泛的超然群体，有共享的内群认同（common ingroup identity）。
从一开始，奥尔波特就偏好一种有关群体的主观定义，而不是基于某种纯粹的客观标准来划分内外群。“内群资格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因为特定目的，一个人也许会肯定某种范畴资格，而因为其他目的他可能又会采用一个更大的范畴来界定自身，这取决于个人自我提升的需求是什么。”（p.35）奥氏还给出了一个“包含圈”范式（p.43）：一个人潜在的内群在涵括性上是有层级变化的，例如从家庭到邻居到城市到国家到人类，而且不同大小的同心圈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再范畴化策略和共享内群认同模型就是对奥尔波特相关洞见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接触能够产生二次迁移效应（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STE）（Tausch et al.,2010），即与某一外群体的接触促成对没有被包含在接触中的其他外群体的广泛接纳，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概化。在不同社会场景下、在多元群体中的研究表明，这种二次迁移效应广泛存在。
曾经很长一段时期，学者们对接触效应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实际接触（actual contact）之上。但实际接触受到接触机会的限制。当群体之间是高度隔离的（在物理空间上或社会性因素上），或者当群体几乎没有进行接触的动机时，实际接触的干预形式难以建立，而这样的社会场域恰恰是最需要进行群际接触干预的。那么，如何在没有任何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创造出积极的接触效应，便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Crisp and Turner,2009）。于是，拓展的接触（extended contact）作为一种间接的接触形式被揭示出来。
拓展的接触是一种间接体验的接触，即人们知道他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人曾与外群体成员有积极的互动，即使他们自身并没有卷入这种互动。因为它不依赖于个体体验，而仅仅取决于社会网络成员中接触经验的存在，因此当实际接触机会很少时，拓展的接触对于建立良好的群际关系至关重要（Wright,Aron,McLaughlin-Volpe,and Ropp,1997）。
但是，拓展的接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缺少接触机会的问题。在因宗教和种族冲突而高度隔离的地方，即使在宽广的社会网络中也没有人拥有外群体朋友，或者只是秘密地保持跨群友谊，他人无从知晓。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拓展的接触也无从实现。于是有了更进一步拓展的接触形式——想象的接触（imagined contact）。它是对与（一个或多个）外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互动的心智模拟（mental simulation）（Turner,Crisp,and Lambert,2007）。
想象的接触有两个关键要素。其一，要依据脚本（实验中指导语会给定这一脚本），真正地去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而不是仅仅想象一个外群体成员
；其二，互动/接触要是积极的。积极的接触想象比中性的接触想象产生的效果更好。
研究证实，想象的接触能够降低群际焦虑，并能同时改善对外群的内隐和外显偏见。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实验中体现为，被试在自身与外群体成员之间设置的座位距离。相对于控制组被试来说，实验组被试在经历了积极互动的心智模拟之后，他们设置的座位距离更近（Turner and West,2012）。
想象的接触克服了机会的限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激动人心的图景。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想象的群际接触可以替代既有的干预形式，如实际接触或拓展的接触。多元接触策略各有其独特贡献，它们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在多元接触构成的连续统中、在促进包容降低偏见的征途上，想象的接触是迈出的第一步（Crisp and Turner,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