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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同时强调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前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认知路径那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动机和情感因素却受到严重忽视，无论是社会认知论还是社会认同论都没有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这种理论焦点的转变和遗失，既有学者研究旨趣的原因，也是社会历史背景使然。
198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重新认识到，必须将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整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对偏见有相对全面的理解。认知过程指涉外在世界，动机和情感是对内心的观照，涉及自利性的考虑。在偏见的形成中，认知是冷因素，它指导行动的方向；动机和情感是热因素，它赋予行动以能量，正是动机和情感将认知转换成了实际的行为（Fiske,2005）。对于情感，本文将在后文详细阐述，这里讨论偏见的动机因素。
奥尔波特承认偏见的功能性本质（functional nature），即偏见之所以生成，是因为它满足了一定的功能需求；并且指出，物质收益和自我提升两者都是偏见背后的动机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望，还是为了满足自尊需求（获得/维持更高社会地位），都可能创造或强化偏见。
本文对动机过程的讨论分为三个主题：心理动力机制、人格和宗教。物质欲望和自尊需求可以通过投射和寻找替罪羊这样的心理动力机制来满足。而由这种需求所引发的焦虑感或威胁感会促使人们寻求“精神支柱/依靠”（crutch），它向内作用于个体人格，导致人类群体分化出不同的人格类型：偏见型人格和包容型人格；它向外使得个体向社会制度（例如宗教）寻求庇护，而宗教内在化后，将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讨论的心理动力机制包括投射与寻找替罪羊。投射（project），是指“一个人认为某一外群体具有某些特质，并因这些特质而憎恶该群体，事实上是该个体因为自己身上的同样特质而深受困扰”（p.200）。人们将一些不良特征投射到外群身上，仿佛这些特征与自己无关，同时对外群的偏见和歧视也因此而顺理成章。与投射相似，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也是一种偏见的极端体现：即某一外群因为被看作内群不幸的源头，而受到不公正的责难。
在奥氏看来，投射和寻找替罪羊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防御机制，是个体层面的事情。但是1950年代的理论发展表明，它们是集体过程而非个体过程。仅仅将它们看作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个人会责难他人，并对其发起攻击，但是它不能解释，为何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将某一群体认定为投射的对象，都将其看作替罪羊，进而群起而攻之。也就是说它无法回答社会共享信念和社会共识是如何达成的。社会认同论指出，集体性的挫折和遭遇（例如经济危机）会导致社会中有组织的寻找替罪羊运动。
“被选为替罪羊的并不总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少数族群”（p.243），确实如此，那些成功的少数族群，也就是那些被嫉妒的群体（例如犹太人、亚裔美国人），最可能在危机时代被主流群体认为是替罪羊，因为这些群体有能力也有意图对主流群体构成威胁（高明华，2010）。
投射和寻找替罪羊满足了人们基本的心理需求。在艰难时世，人们的安全感、自我和群体的价值、生活的可控性和可预测性、未来的希望等，统统遭受挫败，而通过投射和寻找替罪羊，辨识出一个敌人，并共同与之战斗，这些集体行动让内群有机会重树优越性，从而实现了人们对价值、归属和超越性的需求。
“我们最确信的事实之一是，那些拒斥一个外群的人，也倾向于拒斥其他外群。如果一个人是反犹太人的，那么他很可能也反天主教，反黑人，反对任何其他群体。”（p.68）奥尔波特认为正是这种“概化的偏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偏见根本上是一种人格特征”（p.73）。奥氏将“人格”视为偏见的基本决定因素，他区分出两种人格类型：偏见型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y）和包容型人格（tolerant personality），前者也被称为权威主义人格，因为它与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主义人格”的确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和诸多相似之处。
偏见对那些偏见型人格的人具有心理上的功能，满足了存在于他们人格深处的某种需求。依据奥尔波特的观点，偏见型个体具有一种“本我的柔弱性”（ego weakness）。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完全、焦虑和恐惧使他们偏好确定性、两极化、制度化和外在归因，愿意服从权威。这些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导向偏见。奥尔波特认为，偏见型人格和包容型人格的形成与早期的人生经历有关，主要包括家庭的氛围和父母的养育方式。
奥尔波特将一幅复杂的图景简化为本我的柔弱或个人的不良调试、焦虑和无力，将偏见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体人格，因此这一路径必然要遭遇一系列困境和无法解释的问题（Brown,1995:31-37）。它低估了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规范、群际关系等对人们态度的型塑作用
。人格无力解释偏见的群体一致性，即为什么某个群体全体成员的偏见态度通常具有一致性。也无法对“偏见怎样在社会中达成共识”这个问题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在纳粹德国、在南非，人们表现出一致的种族态度与行为，尽管他们的心理特质是各异的。偏见的历史特异性是其另一盲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反犹主义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极端；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快速的转变。偏见在历史上的跌宕不可能归于人格。
尽管人格解释备受诟病，但是它强大的影响力使它得以在当代宏观社会心理学中借尸还魂，其表现是恐惧管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和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SDT）（方文，2011）。在方法进路上，两者均有浓厚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色彩。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社会支配论曾在马克思思想中汲取营养，而恐惧管理论的主导思想来自存在主义，最近更与进化心理学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抗衡北美社会心理学方法论个人主义霸权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但力量仍然薄弱。
奥尔波特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因而他切身体会到了人生的悖谬：尽管几乎所有宗教教义都宣扬普世的包容与同情，但在现实中，许多仇恨、冲突都因宗教而起。此外，在奥尔波特的时代，多项调查得出了一致的发现：在平均水平上，有宗教归属的人（或者说那些去教堂的人）比没有宗教归属的人（那些不去教堂的人）偏见程度更高。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宗教性（宗教性在这里是指宗教融入个体人格或性格的不同方式）：制度化的宗教（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和内化的宗教（interiorized religion）。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Allport,1963；1967），奥尔波特将这两种类型的宗教分别称为“外在型宗教”（extrinsic religion）和“内在型宗教”（intrinsic religion）。制度化宗教的个体关注的是宗教的政治和社会面向，宗教对于他们来说是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安全的工具，是寻求庇护和支持的港湾。之所以一些迫害活动看起来是因宗教而起，只是因为他们将宗教当成了挡箭牌，用宗教信仰来合理化他们对权力、名望、财富和本族自身利益的追求。这种宗教性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偏见。而内化宗教的个体已经将宗教信仰内在化，他们信仰虔诚，愿意为之奉献个人，对他们来说，宗教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这种宗教性会降低偏见。
在1967年的文章中（Allport,1967），奥尔波特将个体的“心理需求”纳入进来，完善了人格解释。之所以有时宗教与偏见相关，并不是因为宗教灌输或教唆偏见，而是因为两者（宗教和偏见）满足了同样的心理需求，服务于相同的功能。对于那些缺乏安全感、怀疑自我的人，他们以偏见的形式贬低他人而提升自我价值，而宗教则给他们提供了安全感；对于那些有负罪感的人，偏见让他们找到替罪羊，而宗教则给他们救赎和解脱。也就是说，偏见和宗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那些有某种心理需求的人（尤其是当社会处于失范或危机状态时）会同时向两者寻求帮助。
作为一位宗教徒，奥尔波特从不认为是宗教信仰导致偏见。他坚信，偏见与信徒群体无关，它只体现在一部分宗教徒身上（即制度化宗教的人）。宗教“是高度个人的事情，在不同人的生命中，宗教有不同的意涵”（p.421）。但是奥尔波特立足于个体差异的论断并没有得到经验发现的一致支持。虽然有研究证明，内化的宗教的确不会带来种族偏见，但它与对同性恋的偏见和对外宗教群体的偏见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奥尔波特的观点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既然偏见同时存在于制度化宗教和内化宗教的成员当中，那么如何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杰克森和汉斯伯格（Jackson and Hunsberger,1999）认为，不是个体的宗教取向，而是群际过程（如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和价值而展开竞争）促成了对宗教外群成员的偏见。从群际视角来看，人们基于自身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偏好内群、排斥外群，对外群宗教成员的偏见存在于所有对所属宗教有认同感的人当中，而不论个体的宗教取向是制度的还是内化的。偏见的群际视角并不是说全部群体成员有一致的偏见形式，而是强调，外群偏见源于群际关系而非人格结构。
对群体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导致偏见甚至暴力，对此阿玛蒂亚·森有精彩论述。“身份认同可以杀人。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可以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森，2009:2）以单一维度（诸如宗教）划分世界的方式割裂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了人们还拥有其他身份、属于其他群体。这种简化主义助长了实际政治中的暴力。只有以多元身份对抗、挑战、制衡单一身份才可能回复理性与和平。
在对宗教与偏见关系的分析中，人格路径与群体路径具有整合的可能。依据奥尔波特的观点，之所以内化的宗教降低偏见，是因为宗教内化为个体人格，意味着个体对于宣扬普世包容和同情仁爱的宗教教义的虔信和忠诚，它能够消解范畴边界带来的障碍，超越内群偏爱和我群中心主义。
而用社会认同论和自我归类论的术语来解释，内化的宗教降低偏见，是因为对普世包容教义的忠诚既满足了个体自尊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再范畴化，即对涵括范围更广的群体的认同：从认为自己是某一宗教群体的成员，到认为自己是人类群体中一员，范畴从群体层次上升到人类层次，这样原来的外群体成员（异教徒成员）就成了兄弟姐妹。
但是仅仅寄希望于教徒虔信并内化普世仁爱的教义来降低偏见，显然是不够的。奥尔波特认为，重要的是要行动起来：积极与其他群体进行互动（无论自身是优势群体成员还是偏见的受害者），言行一致（talk and walk），将实际行为与信念皈依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