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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各方社会力量也在不断改变着它们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扮演的角色。教育资源和就业资源的力量，将移民白领从哺育其成长的地方文化共同体中争夺过来，极大地重塑了行动者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国家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刺激移民白领在劳动力市场中开放、积极地争取和改变群体资格；市场化背景下的职业环境、职业文化型塑了白领个体的行动风格、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念；社会团体的兴起，助力白领从脱嵌于社会的经济领域中走出，重新嵌入社会，开启兴趣驱动、志愿精神、和谐营造的生活逻辑与生命体验。
移民白领个体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力量场中，一方面，以行动者灵动的身心不断参与不同的共同体，通过积极的行动努力，理性地争取群体资格，权宜地建构群体认同，从不同群体中收获实现个人生涯规划的资源，并实现进一步的个人心智成长。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身陷认同困境，他们或许努力寻求并坚守价值的寄托，或许进行策略性地反抗行动以维护内心倔强的认同，或许迷茫无措而采取悬置问题的策略。
宏观力量与微观力量双方在变动不居的模式和规范下，共同绘制着行动者动态而同一的完整生命图景。
获得自我生活的确定性、获得社会他者的承认是个体安全感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生活资源的保障和风险的可预见性与可控性，意味着自我认同的连续性，是本体性安全的基础。但当今呈现出的吊诡（paradox）是，很多个体一方面在努力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另一方面却在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不断追求变化、追求不确定性——渴望体验未知的环境，灵活更换所隶属的群体，对自身能力提出挑战等等。
这两种现象看似矛盾，实则是同一过程交替出现的两个面向。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里，个体具有较少的焦虑，不足以驱动其不断做出改变；而转型的、流动的社会结构里，即使个体达到一种相对确定的状态，变动不居的社会仍会不停地抛给个体新鲜信息与大量未知，刺激个体的认知与好奇心并加强其本体性焦虑，驱使个体走出当前较为确定的状态，到新的不确定性中寻求新的确定性。因而在转型社会中的认同过程更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认同经历着频繁的解构与重构，很容易引起个体在认知、情感、价值体系的错乱。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依赖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来管理社会事务与社会成员，采取政治逻辑来整合社会，个体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将政治共同体以及在政治力量的安排下所加入的职业共同体的群体特征内化为个体认同。个体的政治认同和职业群体认同是其社会认同的重要且稳定的成分，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提供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及情感绑定。
而在市场体制全面建立、开始蓬勃发展之后，市场逻辑已成为社会的主流逻辑，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体也都日益热衷于用经济逻辑来分析、解决社会问题与个体问题。经济体系从社会体系中脱嵌并且占领了制高点，指挥着国家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并随着它从社会的脱嵌，也将个体从社会关系中撕脱，指挥着个体以经济利益为首的生活选择。市场逻辑主要通过经济利益整合个体，但不负荷情感的、依靠理性计算的、流动着的经济利益无法成为个体之间稳定、统一的认同基础。
在这样一个流动化、碎片化的转型社会中，作为社会认同支撑体系的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在发生变异。价值多元化的意义系统对社会认同的支持作用式微；市场逻辑下多维互动的社会组织方式使社会中的各组织不断走向复杂和不稳定，它们还能否恢复其对社会认同的支撑作用？职业组织——作为劳动者的个体将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除了经济利益，它们还能否作为为个体提供情感与价值归属的群体？它们作为为经济发展提供主要动力的组织，能否也为社会整合提供重要的支持力？所有这些，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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